绕这一圈，讲回来，讲到我当年在边地，挂印封金走了，到了四川宜宾。随行的一个参谋一个侍卫，从边区出来，天又热，半路生病了，一个是伤寒，很严重，我身上又没有钱了，这怎么办呢？我就跑到一家报馆里去求职。
我把胡子也刮掉，到《金岷日报》报馆，在柜台前一站，问里面一个老先生，“你们报馆要不要佣人？”他说，“什么佣人？”“扫地端茶的佣人要不要？”然后他看了看我，“哎，你这个年轻人？”我当时穿一个中山装。
他说：“你是下江人吧？”四川人叫我们外地人是下江人，已经很客气了，按照土话，就叫“脚底人”。
我说：“对的，因为抗战逃难到这里，没有饭吃，想找报馆里扫地的工作。”这个老先生就看了我半天，“正好缺一个扫地的工人，不过我不能做主，你等一等，我进去问社长。”他就进去了。
这个社长出来了，社长也穿一个中山装，很魁梧。他姓许，我对这个人特别感谢，后来变成好朋友。他出来看了我半天，“你下江来的？”
我说：“对呀！”
“你愿意做工友？扫地端茶的？”
我说：“对呀，马上要个工作，为了生活。”
“你现在就上班，我正需要一个人。”
我说：“好。”
我就进去柜台，把扫把拿来，整个的报馆有这样大，我大概一个钟头，把它搞得干干净净的。这个社长坐在那里始终看着我，我把地也扫完了，桌子也抹好了。社长说：“请你过来，你不是做这个工作的。”
我说：“为什么？哪里做得不对？”
“做得太对了，你是读过书的。”
我说：“小的时候马马虎虎读过。”
“会写信吗？”
我说：“普通的信会写。”
“你会写文章吗？”
我说：“文章的话，就不知道了。”
“你不要客气了。你不是做扫地这类事的。”他一边说，一边拿一张纸，“你随便给我写一篇散文什么的。”我拿起笔来一写，他说：“你不要写了，我知道了，我这里缺一个副刊的总编辑，立刻上任。”两个钟头，从工友升到副刊总编辑。
这一下，我就扳竿子上了。我说，“报告社长”，我就站得很端正，给他行礼，“多少钱一月？”他就告诉我多少多少。我记不得当年的待遇了，拿现在比方，差不多三千块钱一个月。哟，我说：“那么高啊！现在我有两个朋友生病，等着要请医生，没有钱，能不能先借一个月薪水？”他说：“可以啊，借两个月给你。”这个社长，有气派！
哦，我好高兴哦，回来请医生治疗这两个人，我就上班了。
后来我还做到了代总编辑，非到午夜看完大样不可，看到天亮再回去睡觉。现在我习惯夜里工作，就是从那时候锻炼起来的。
那个时候抗战，弄个收音机听国外的消息，德国打得怎么样？我们国内兵到哪里？好难收听到啊。我坐在前面写文章，排版的点个蜡烛灯、煤油灯，坐在后面一个一个字拿来排版，马上印出来给你看。那时三四个人就管一个报纸，抗战时候，好可怜啊，不过比邓小平同志当年用油印的已经好多了，已经算很进步了。
有一天晚上我很轻松了，凌晨三点半，我说“都好了吧？”那个排版的领导是我的好朋友，姓萧，他说，差不多了，哎呀，还缺这么一块，那么大一块。我说赶快，把那个投稿的拿来看看，选一篇。结果一篇都不行。
我临时想了一个办法，我登了一个征婚启示，我就是那个小姐，什么日本人打来了，我是杭州人，杭州、苏州出美女的，我逃难到这里，家破人亡，谁要娶我，什么条件……哎呀，自己很高兴。打一个广告出来，结果不得了，一千多封信，那些男的照片、生辰八字都有。这件事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我们以前受的教育是“文人下笔很严重”，我的老师告诉我，写文章下笔千万不能写错一个字，“一字之差，下十八层地狱”。
我是受这种教育出身的，这一下玩这个花样不得了，这一千多封信，你要回复人家，那些男的照片从哪里寄来还要退回给哪里。社长回来对我笑，说“你犯了一个错误——恃才傲物，新闻办报不容易的啊，不能恃才傲物，我看你怎么下台啊。”其实社长承担的责任更大。我后来想办法，又登了一条广告，说这个小姐到重庆，不慎坠到江里，死掉了。
所以，后来自己一辈子忏悔。做新闻事业、做出版业，不能马虎，不能忘记自己是个文化人，文化人对社会的道德，对自己要负责，不能玩花样。
我刚才提到上海的真正发展，应该从上海的人文发展史到社会发展史，从李鸿章时代开始到哈同，然后是虞洽卿、杜月笙，到史量才。那个时候上海最好的出版社是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号称“商务的书出来，有人找出来一个错字，任罚五元银大洋。”他们为什么没有错字？商务印书馆请了很多前清遗老学问好的来校对。我的经验，最好做校对的人比写文章的人水平高一点才行。自己校对不容易发现错误，因为自己一看都对嘛，其实有时候还用错了字。商务印书馆不大请青年校对的。最后一遍校对，倒转过来对，从后面一个字倒回来对，所以没有错字。这是老出版界的风范，后来才有中华书局、世界书局。
现在，我们出版业的同仁出版的书很多、很乱。但是我深深感到，出版业、新闻业，这个道德责任没有建立。
对做新闻的朋友来讲，现在社会上出了很多的案子，新闻记者在里头的作用很大。新闻记者本来是“言官”，好像“监察御史”的作用，现在实际什么都不是了。你看社会上有杀人的案子，现在新闻记者一写，把做案的过程描写得非常清楚。我说完了！这个报纸一登，不到三个月，同样的案子会出来了，教坏了。新闻有教育的效用。
当然，做新闻的道理是“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是新闻。所以现在碰到一个“人咬狗”，还把这个人的牙齿多长、有多厚、咬狗的哪一点，好吃不好吃，都写出来，当然有人跟着“炖狗肉”吃喽。现在新闻挖空心思找噱头，制造新闻，还为了广告收入，等等，已经舍本求末了，与社会道德责任、教育离得越来越远了。越热闹越花俏越好，变成“哗众取宠”，这四个字还是好听的，换一句话说，是有害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