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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教发展史略》第四章 道教的扩张(1)


第一节 唐初开国与道教

一、唐高祖的尊奉道教

自古中外的宗教,其根本虽然都建立在群众的信仰上,但它的发展,大都仰仗帝王政权的崇奉而取得优势。如果宗教也可以范围于命运之说,则道教的命运,一至于唐初开国,实为鼎盛时期,此时不但在政治地位上,有所保障,且在民间信仰上,也足与当时的佛教分庭抗礼。道教从此稳定基础与展开后来的局面,全仗大唐天子与老子是同宗的关系,诚为不可思议的史实。

史称:当唐高祖(李渊)武德三年五月,据太原起家而称帝的时候,因晋州人吉善行,自言在平阳府浮山县东南羊角山(一名龙角山),见白衣老父日:“为吾语唐天子,吾为老君,吾尔祖也。”因此便下诏在其地立老子庙。及唐太宗当政以后,便正式册封老子为道教教主“太上老君”,从此唐代宗室宫廷,虽都信仰佛教,亦同时信奉道教不辍。到玄宗时代,老、列、庄三子之书,便正式改名为道教的真经:《老子》称为《道德经》,《列子》称为《清虚经》,《庄子》称为《南华经》。道教之隆,前无其盛。然其宗教仪式与内容,自南北朝以来,已受佛教影响,大多皆援用佛教制度而设置,至唐代更为明显,此亦古今中外,所有宗教,大都潜相仿效的常例。

玄宗虽随祖宗遗制,同时崇奉道、佛两教,且亲受道教法箓,具有道士的身份,从此开后来唐代帝王常有受箓的规矩,同时也使宠擅专房的杨玉环(贵妃)皈依道教,号为“太真”,开后来唐室内廷宫嫔出为女道士的风气。故中唐之世,宫廷内外,朝野名流,与女道士之间的风流绯闻,随处弥漫着文学境界的浪漫气息,例如女道士鱼玄机的公案,与诗人们赞咏怀思女道士的作品,俯拾皆是。

但道教在唐代虽然成为正式的宗教,并与佛教具有同时的政治地位,然自南北朝以来,道、佛两教的争竞,其势仍未稍戢。当初唐之际,互争尤烈,如史称唐初三教之争云:

武德七年二月丁巳,高祖(李渊)释奠于国学,召名儒僧道论义,道士刘进喜问沙门惠乘曰:悉达(释迦)太子六年苦行,求证道果,是则道能生佛,佛由道成,故经(佛经)曰:求无上道。又曰:体解大道,发无上心。以此验之,道宜先佛。乘曰:震旦之于天竺,犹环海之比鳞洲,老君与佛先后三百余年,岂昭王时佛而求敬王时之道哉?进喜曰:太上大道,先天地生,郁勃洞灵之中,炜烨玉清之上,是佛之师也。乘曰:按七籍九流,经国之典,宗本周易,五运相生,二仪斯辟,妙万物之谓神,一阴一阳之谓道,宁云别有大道先天地生乎?道既无名,曷由生佛?《中庸》曰:率性之谓道。车胤曰:在己为德,及物为道,岂有顶戴金冠,身披黄褐,鬓垂素发,手执玉璋,居大罗之上,独称大道,何其谬哉!进喜无对。已而太学博士陆德明随方立义,偏析其要。帝悦曰:三人皆勍敌也。然德明一举辄蔽之,可谓贤矣。遂各赐之帛。

这是初唐开国时期,宗教在御前辩论的第一回合,参加主要的对象,是道、佛两教的重要人物,但其结论,却以儒家为主的陆德明作了公允的评判,而且最后折衷,归之儒理。后来开始道、佛两教剧烈争竞的人物,虽然阴由宫廷的推波助澜,而主使其事,当推太史令(类似现代的天文台长等职)傅奕为主:

武德八年(乙酉)太史令庾俭,耻以术官,荐傅奕自代。奕在隋为黄冠(道士),甚不得志。既承革政,得志朝廷。及为令,有道士傅仁均者,颇闲历学,奕举为太史丞,遂与之附合,上疏请除释教事,十有一条。疏奏,不报。九年,太史令傅奕,前后七上疏请除罢释氏之教,词皆激切。后付廷议,宰相萧瑀斥奕为妄,且云:地狱正为此人设也。高祖复以奕疏,颁示诸儒,问出家于国何益?时有佛教法师法琳,作《破邪论》二卷以陈。
是岁夏四月,太子建成、秦王世民,怨隙已成,将兴内难,傅奕毁佛益力,乞行废教之请,高祖因春秋高而迟迟未决。及法琳等诸僧著论辩之,合李黄门《内德论》,同进之于朝。帝由是悟奕等誉道毁佛为协私,大臣不获已,遂兼汰二教,付之施行。五月辛巳,诏书有云:正本澄源,宜从沙汰,诸僧、尼、道士、女冠,有精勤练行,守戒律者,并令就大寺观居止,供给衣食,不令乏短。其不能精进无行业,弗堪供养者,并令罢道,各还桑梓。所司明为条式,务依教法,违制之坐,悉宜停断。京城留寺(佛寺)三所,观(道观)三所,其余天下各州,各留一所,余悉毁之。六月四日,秦王以府兵平内难,高祖以秦王为太子,付以军国政事。是月癸亥,大赦天下,停前沙汰二教诏。

由此可见道、佛两教的争竞,在初唐高祖时代,已经牵涉到宫廷内幕的大案,凡古今中外,宗教与政治,始终结为不解之缘,殊足发人深省。

二、唐太宗与道佛两教

贞观十一年,唐太宗到了洛阳,忽然对道、佛两教的地位,下了一道制立宪法式的诏书,又引起佛教徒的一次抗议,结果无济于事。他的诏书内容与事实经过,如史称:

帝幸洛京,下诏曰:老君垂范,义在清虚,释迦贻则,理存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论其宗也,弘益之风各致。然大道之兴,肇于邃古,源出无名之始,事高有形之外,况国家先宗,宜居释氏之右。自今已后,斋供行位,至于称谓,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返本之俗,畅于九有,贻于万叶。诏书颁发,京邑沙门,各陈极谏,有司不纳。

唐太宗既以老子为祖宗,下了一道无须争辩的诏书,而佛教徒中,偏有一个不通时务的老实人,硬要与之力争教徒的政治地位,结果被流放于岭南而卒,由此而见宗教心理的强顽,可笑亦甚可敬。如云:

时有沙门智实者,洛下贤僧也。丰度雋颖,内外兼明。携诸宿德,随驾表奏于关口,其略曰:僧某等言:年迫桑榆,始逢太平之世。貌同蒲柳,方值圣明之君。窃闻父有诤子,君有诤臣,实等虽在出家,仍在臣子之列,有犯无隐,敢不陈云。伏见诏书,国家本系出自柱下,宗祖之风形于前典,颁告天下,无德而称。今道士在僧尼之上,奉以周旋,岂敢拒诏。寻其老君垂范,治国治家,所佩服章,初无改易,不立观宇,不领门人,处柱下以全真,隐龙德而养性,今道士等不遵其法,所著冠服并是黄巾之徒,实非老子之裔。行三张之鬼术,弃五千之玄言,反同张陵,谩行章醮,从汉以来,常以鬼道化于浮俗,托老君之后,即是左道之苗,若在僧尼之上,诚恐国家同流,有损国化。遂以道经及汉、魏诸史,佛先道后之事,具陈如左。太宗览表,壮其志为教,遣宰相岑文本论旨遣之。实固执不奉诏。帝震怒,杖实于朝堂,民其服,流之岭表而卒。初,实得罪,有讥其不量进退者。实曰:吾固知已行之诏不可易,所以争者,欲后世知大唐有僧耳!闻者莫不叹惜。

唐初开国,崇奉道教的动机与宗旨,纯出政治因素,是为攀宗引祖,以光耀帝王先世的门楣,初非如秦皇、汉武,或梁武帝等人,为求道成仙,以期长生不死为目的,亦非深究其教义学术,而有所轩轾于其间。然道教地位的确定,恰因此而深植根柢。后来唐太宗在贞观二十年间,佛教的名僧玄奘法师,自印度取经回国,从事佛经翻译的事业,大开译场,所有精神力量的支持,与经费的供给,亦全赖太宗的扶植。太宗与玄奘之间,虽是君臣,而情犹师友,甚之他想要说服玄奘还俗来作宰相,并且亲自为之制作著名的佛教文章——《圣教序》。虽在帝王专制的政治时代,但唐太宗对于宗教信仰自由的作风,非常通达而合理,也并不因为与老君同宗的关系就钦定道教而为国教。

自初唐两教互争地位之后,历世道、佛教徒,虽仍有小争执,但皆无关宏旨,且因高宗以后,禅宗的兴盛,道、佛合流的风气,已渐趋明朗,中国文化的会通,也因之奠定基础。肃宗以后,学术思想新兴的浪潮,由韩愈一篇《谏迎佛骨表》开始,遂转入唐以后的儒家与道、佛二氏的争论,促成南北宋间理学的崛起,已非南北朝时代两教争衡的局面了。佛教有会昌之难,因武宗年少不更事,对于宗教独有偏好之所致,但为时亦仅四、五年,即告平息。诚如《新唐书》所云:

武宗毅然除去浮屠之法,甚锐,而躬受道家法箓,服药以求长年,以此知非明智之不惑者,特好恶不同耳。

分类:南怀瑾 书名:中国道教发展史略 作者:南怀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