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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发展史略》第四章 二十世纪的中国佛教(3)


第二节 清末民初佛教的复兴运动(2)

二、中国佛教的演变

由上节所述中国佛教的复兴,就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初期,清末民初佛教的机运。这时出家僧众的佛徒们,虽然也已受到时代的压力,但他们始终还过着山边林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的寺院生活。其中既乏唐宋时代足以领导学术思想的禅师与法师们,对于时代的趋势,与世界情况的转变,不但茫然,而且根本不闻不问。到了民国元年(公元一九一二年),清帝逊位,民国肇造,袁世凯包藏祸心,阴图帝制,佛教本身,又鉴于外来宗教等有组织、有计划的传教行动,同时受政治思想的影响,才由当时享有盛名的诗僧八指头陀发起,召集全国僧界代表,在上海留云寺,创立中华佛教总会,议定章程。正当这个佛教会的组织呈请政府,尚未蒙批准立案的时期,袁世凯政府的内政部礼俗司方面,为了妥筹帝制经费,一眼便看中了全国佛教的寺产,所以在民国二年,便有提拔公私寺产的案件发生,八指头陀为此进京力争,始终不得要领,便愤激而死。因为盛名诗僧的以死力争,才由他生前的诗友们,如熊希龄、杨度等八人,对袁世凯加以辟说,因此中华佛教总会的章程,才经过国务院审定公布,佛教寺产,赖以少安。

八指头陀,湖南湘潭黄氏子,法名敬安,字寄禅。少时孤贫,为了牧牛,未读书,不识字。常与王湘绮先生等当代名士为方外友,因苦行修持,忽然有悟,最初作出了“洞庭波送一僧来”的名句,如同宿构,湘绮先生等极为欣赏,从此便以诗名,以后历任国内名刹方丈,望重诸方。此后,国民革命尚未完全成功,自推翻袁世凯以来,又进入军阀割据的局面,兵燹余生,国内名山古刹,日渐侵陵,以为军阀兵马驻屯之地,大有“天下名山兵占多”的情况。这段时期,八指头陀的弟子中,能够续承遗志,而且比较具有现代知识的和尚,便是太虚法师了。他在后来的几十年中,不惜被人骂为“政治和尚”,决心为护教而努力,屡次整顿中国佛教会,创办僧众教育的学校,出版《海潮音》等刊物,实在为近代中国的佛教,作了许多值得敬重的事情。

太虚法师,浙江海宁张氏子,幼孤,十五岁即出家。潜心修持,善为诗文,故得结交当时诸名士,三十岁时,受革命和尚华山、栖云两人的影响,即参加广州方面国民革命工作。武昌起义,全国光复,法师觐见国父孙中山先生,并在金山寺组织佛教协进会,志欲整顿近代中国的新佛教。因此在当时佛教界中,便有革命新僧太虚大闹金山寺事件,名震一时。民国初年,又潜心修持,闭关于普陀锡麟禅院。此后三十年来,悉心致力于佛教的革新运动,到处讲学弘法,并主办僧众教育等事业。世界佛教联合的运动,也由他所首倡,民国十二、三年间,他在庐山即独标世界佛教联合的宗旨,有日本名僧,及日本佛学名家木村泰贤等与会,同时也有英、德、法、芬兰等国佛教徒参加。后来他又到日本各地讲演过佛学。此后,拟办中华佛教大学、世界佛学院等壮举,都因限于经费,未遂所志,而不果所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先后期间,他办过厦门闽南佛学院、武昌佛学院、汉藏教理院,培育新佛教的僧才,确也培植了许多出类拔萃的学僧,例如弘法与留学斯里兰卡的名僧法舫,就是他的得意弟子之一。战后,曾组团率众访问过东南亚各佛教国家。他的一生,对于整顿和振必佛教的愿望,虽然尚未普遍见诸事实,但其愿力志事,的确值得钦佩。平生著作等身,纯疵互见,而其思想却极为新颖。他主张“人间净土”,常有“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的口号,这是很具气魄也很有见解的中国新佛教的维新精神,应该算是他一生的名言,可供今后佛教徒的启发。此外,他主张发起世界宗教联谊会的运动,而且亲自参加其事,的确颇具远见,现代佛教界和许多教外人士,对他颇有微辞,甚至以为他是热心政治,或过于好名,其实都非定评。他实在可以说是一个苦行僧。我所谓的“”,是指他的心志很苦,他想振兴佛教,热爱国家,那都是出于一片真诚。而他正生当新旧思想的交替和民主政治的新阶段,他过于热情,尚不能完全了解于世界大势,又缺乏真正的政治见解,对于积习深重的中国佛教,不循渐变的途径,想用革命的方式,促使骤变,所以弄得有愿未偿。例如,他所创办的新僧教育,影响也很远大,北伐成功以后,各省县市不但都有佛教会的成立,而且大多数县市也都有佛学院等的成立,间接直接都曾受他新佛教运动中僧众教育的影响。但新僧教育的结果,佛教师僧们,对于新时代的普通常识,比较增加认识,而对教义和修证佛法的工夫,反而愈来愈差,不如当初了,这实在也是新僧教育制度上一种最大的遗憾。

自八指头陀到太虚法师,都是适应时代需要,延续佛教慧命的先哲,这在现代佛教史上,应该可算为可敬的佛弟子,毕竟功多于过,是值得大书而特书的人物。此外墨守成规,依照佛法而以修持行为作一代规模的,在净土宗,有印光法师;天台宗,有谛闲法师;律宗,有弘一大师;禅宗,有望重山斗的虚云老和尚、号称当代禅门龙象峨嵋金顶的传钵和尚、万县钟鼓楼的能缘和尚、苏州穹窿山的道坚和尚、扬州高旻寺的来果和尚,这几位还都能保持宗风,卓然独立,而为佛法中的中流砥柱。这许多佛教耆宿,也都是当代的佛教大师中,品德庄严,或学问渊博的代表人物。由清末到民国三十七、八年间,他们后先辉映,将近半个世纪,对于佛教风气,与知汉分子及学佛人士等的影响很大。乃至男女老幼,名公巨卿,贩夫走卒,或多或少,直接的或间接的,都受过他们的感召,他们维系世道人心,默然辅助国家政治教育的不足,可谓功不唐捐,实在未可泯灭。

除了上述的高僧名宿以外,各省各地也都有若干德行可风的和尚们,一时难以尽述。在以上所说的这许多高僧当中,尤其以印光、虚云、弘一三位大师声望之隆,名高一时。

印光大师原是清末宿儒,在他未出家以前,本来也是崇尚理学,排斥佛教,出家以后,以平实教人,常以儒家孔孟做人的道理,作为学佛的津梁,以老实念佛为究竟的法门。他的文章言行,充满仁慈的气韵,有《印光法师文钞》等著述行世。

虚云老和尚,更为万方景仰的大德,他的言行,白有专集流通于海内外,不必另作介绍。

弘一法师,在未出家以前,以名士、才子,而兼艺术家,举如书法、绘面、音乐、诗词歌赋等,无一不精,而且飘逸出群。他出家以前的风流韵事,流传沪杭和东瀛日本的也小少。出家后,言行勤修,一衣一钵,严持戒律,使人望而起敬,曾在福州、泉州、厦门、温州等地,住过相当长久的时间。他的俗家弟子,有名画家丰子恺等,都受了他的感召,毕生作画,为弘扬佛法的慈悲戒杀而努力。

此外,在南方江浙一带讲经说法的法师们,著名的有圆瑛、慈舟、应慈等法师;在北方,有倓虚老法师;在川滇,有昌圆、戒尘老和尚,同时都是倡导净土宗念佛的高僧。较为后起,弘扬东密的,有持松、超一等法师。弘扬藏密的,有能海、法尊等法师。此外,在民国初年以迄现在,由章太炎先生与“南社”诗人们烘托,擅长鸳鸯蝴蝶派的文字,以写作言情小说如《断鸿零雁记》等而出名,行迹放浪于形骸之外,意志沉缅于情欲之间的苏曼殊,实际并非真正的出家人。他以不拘形迹的个性,在广州一个僧寺里,偶然拿到一张死去的和尚的度牒,便变名为僧。从此出入于文人名士之林,名噪一时,诚为异数。好事者又冠以大师之名,使人淄素不辨,世人就误以为僧,群举与太虚、弘一等法师相提并论,实为民国以来僧史上的畸人。虽然,曼殊亦性情中人也。民国以来,佛教的活动,大概便是如此。但从显密两个角度来说,这些都是现代佛教显教的事迹,在密教方面,也另有一番风貌。

当民国缔造的初期,全国人士,遵从国父孙中山先生民族主义的号召,大家都了解汉、满、蒙、回、藏五族一家,都是炎黄子孙,因此沟通汉藏文化的风气,便应运而起。在政府方面,对于无明清三代以来就被崇敬的蒙藏地方的佛教或盛典,如达赖、班禅、章嘉大师等的名号,也循例尊封他们为呼图克图。举如班禅第十世、现在印度的达赖第十四世,两位活佛的转身坐床大典,在国民革命北伐成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抗日战争以后,政府都曾特派大员参加主持盛典,赐封如故,荣宠有加。而章嘉十九世,先后于抗战期间及以后入川与来台,历任国府资政的高位。民国初年在北平,抗战时期在四川,都有西陲文化院的组织,因此从民国初年以来的三、四十年期间,西藏密教各派的高僧们,亲来内地弘传密宗教法,和内地的法师居士们,趋赴西藏求法的,互相往返于康藏之间,彼此行旅之众络绎于途了。其初西藏的喇嘛来内地弘法的,有白普仁尊者、红教的诺那活佛等;后来有白教的贡噶活佛、花教的根桑活佛、黄教的东本格西、阿旺堪布等,他们过去都是寸步不离康藏,自民国以来,便都亲来内地传法了。中国佛教,对于西藏密宗的佛法,自宋元以后,一直保持神秘的观念,即使学习密宗教法的,也大都限于历代帝王的宫廷大内,民间却极少流传。到了民国以后,神秘的封锁界线一旦开放,一般学佛的人们,忽然接触到这些向来被视为神奇的修持方法,便有晕头转向的趋势,许多崇拜神秘的人们,认为除了藏密才有真正的即身成佛之路以外,其他的佛法,虽然不敢一律鄙视,至少也有不堪一尝的意思。其实真正研究佛学的人士,稍一留心印度后期的佛教思想,以及对印度宗教哲学,如婆罗门、瑜伽术等一有接触,就可了解所谓密宗神秘的根源,和它哲学理论的基础了。可是学密的风气,在民国初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在中国佛教界,大有日趋兴盛之势。今后佛教的复兴与生机,便有待于时贤及后继者的无畏精神和不断努力了。


分类:南怀瑾 书名:中国佛教发展史略 作者:南怀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