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与滕文公、告子》高宗的烦恼


再回溯到前面徽、钦二宗被俘的时候,金人要秦桧做地下工作,高宗在临安做了皇帝,最初也曾想设法把父亲和哥哥接回来。要知道,世界上权力是比金钱更迷人的,有金钱不一定会有权力;有了权力,似乎不怕没有金钱。所以高宗一当上皇帝,就被权力迷住了。但他在临安,还是怀念在北方的父兄,常常拿了一把徽宗所画的扇子,在手上把玩,平常这把扇子,由一名亲信的太监保管,不许别人碰。有一次秋天到了,太监偷偷把这把扇子带回家里去玩,他有一个好朋友康伯可,是一名才子,这天到太监家喝酒,看见了这把扇子,问清楚就是高宗经常把玩,徽宗所画的那一把,于是设法把这太监支开,在扇子上写了一大堆字。等太监回来看见,吓得变了脸色,但也只好偷偷送回宫里去。第二天宋高宗要来这把扇子一看,问是谁在上面写了字,太监只有跪下来,照实招供是康伯可写的。高宗仔细看去,是一首诗,上面写道:

玉辇宸游事已空 尚余奎藻绘春风
年年花鸟无穷恨 尽在苍梧夕照中

这是康伯可有意写来谏劝高宗,不可以这样不顾父兄危难地继续下去。高宗读了以后,不觉眼泪掉下来了,也没有杀康伯可或那个太监。

对于宋高宗的罪状,还有一项证据。明朝张和仲所著的《千百年眼》这部书中记载:

宋高宗恢复不坚者,忌徽、钦北归,势力轧己也。按《朝野遗记》云:“宋和议成,显仁后(徽宗妃韦氏)将还,钦宗挽其裾曰:‘汝归与九弟言之,吾南归,但为太乙宫主足矣,他无望于九哥也(高宗第九)。’后不能却,为之誓曰:‘吾先归,苟不来迎,瞽吾目。’乃升车。既归朝,所见大异,不敢复言。不久,后失明,募医疗者莫效。有道士应募入宫,金针一拨,左翳脱然,复明。后喜,求终治其右。道士笑曰:‘一目视物足矣,彼一目存誓言可也。’后惕然起,拜曰:‘师,圣人也,知吾之隐。’设几而留谢之,皆不答,才啜茶,遽索去。后询其报德,谩曰:‘太后不相忘,略修灵泉县朱仙观足矣。’拂衣出。时上方视朝,仗下,急迹访之,不得。”观此,可知高宗之猜忌矣。又考钦宗在虏,宋止遣巫阪一迎,而不终请。中间,帝与契丹耶律延禧,同拘管鸠翼府者三年,囚于左院者两年,卒为虏奴箭死马足之下。哀哉!高宗忍于其亲,何太甚也!

这是高宗在临安——杭州建都,当了皇帝以后,民心志气为之大振,金人看了,当然恐惧顾忌,于是为了缓和紧张的局势,向南宋求和,先把徽宗的一个太太,也是高宗的养母,送回到南方来。钦宗告诉这位太后,带一个口信给九弟——高宗,想办法把我们父子两人接回去,而且告诉他,我们回去,不会对他有什么要求,退休下来,守一个庙宇——道教为宋朝的国教——到太乙宫这类道观中去当一个主持好了,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的要求。换句话说,九弟还是做他的皇帝,只是要接我回去。这些话,就说得这样可怜。

这位皇后答应了钦宗的要求,对他说,我回去一定想办法要他接你们回去,你的话我一定带到,不然我的眼睛就会瞎掉。

可是这位皇后回到临安,看到当时的情形,完全出乎想象之外,大不相同,知道钦宗托她带的口信,说了也没有用,而且可能有害,不敢说出来。后来她的眼睛真的瞎了,皇后的御医治不好,于是公开向民间悬赏求医,也医不好。后来有个道士去应征,大概他和佛法的密宗一样,学了道家的法术,用根金针一挑,就在她左眼中挑出一层薄膜来,她的左眼马上复明,清楚地看得见一切东西。

这位皇太后要他再医右眼,道士说:太后,你曾经赌过的咒,不能不应的,这只右眼就让它看不见,来应你的咒言吧!

皇太后听了他的话,大吃一惊,这件事是一件大秘密,除了她自己和钦宗以外,没有人知道,可以想见这位道士的道行之高。太后心想,这个秘密将来传了出去,历史上写下来多难听!马上派人去追这个道士,已经找不到了。

这些数据,都说明了“逢君之恶”之所以罪更大的道理。

孟子在这里所提出来的,是中华文化历史哲学上,一个非常严正的问题。他指出五霸是三王的罪人,而当时战国时代的七雄等诸侯,又是五霸的罪人。再下来,当时诸侯各国中,在位做官的士大夫们,都在那里“逢君之恶”,为当代诸侯的罪人。所以孟子这些话,等于指摘当时社会上、中、下各阶层,都是历史的罪人。

在战国时代的社会,已经变成这种情况了,等而下之,在后世每一个动乱的时代,都和孟子这里所指摘的差不多。以孟子这一个观念,来看整个人类历史,以及任何国家的动乱,不应该只责备上面少数的领导人物;动乱之所以发生,多半是整个的社会风气发生了问题,也就是整个人类社会的道德崩溃所致。一个时代历史的演变,固然少数有力量的人,可以使它转移,但有时候亦非少数人转移得了。在转移不了时,后世以一个名词“劫数”来形容它,也就等于说,这种动乱的苦难,是由于全人类,或某一区域的全体成员的共同气运所致。这类大的气运所趋,并不是少数人可以挽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