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别裁》第01章 学而(01)


三言四语

现在各大专学校的学生,有一个新称号——“三四教授”。假如我们看见一位不认识的教授,想知道这位老师是教什么的,往往被询问的同学会说:“哦,三四教授。”这句话含有非常轻视的意思。所谓“三四教授”就是教三民主义、四书五经的教授。他们在学校里是没有人看得起的,同军训教官一样,被学生另眼相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八九年前,和一位国立大学教书的朋友谈起,问他怎么搞的,教得学生对三民主义如此反感?他说这件事没有办法。我认为不是没有办法,表示愿意代他教几个小时。后来有个机会,一位某大学的学生要我去参加他们开会,他说他们要开会讨论“中国文学的再革命”,听到这个题目,我说:“你们要搞这个东西?!我晚上来看看!”

我约了那位三民主义教授一起去参加。参加开会的都是调皮学生,他们激昂慷慨,说了一大篇话,最后要我讲话。我就告诉这些同学们,首先应该了解“革命”是什么意思。这所大学是国立的最高学府,在这里的青年知识分子,对它的意义不能不懂,要知道“革命”一辞,出于我国最古老著作之一的《易经》,然后讲了许多理由。

我说,譬如中国文学自“五四运动”以来,由旧的文学作品改成白话文后,有什么功用呢?几十年来亲眼所见,中国的教育普及了,知识普遍了,对世界知识的吸收力增加了,无可否认,这些对于国家的进步有贡献。但是对于中国文化,却从此一刀斩断了。什么原因呢?中国文化库存里堆积的东西太多了,几千年来的文化都藉着古文保留着。至于接受白话文学教育的人们看不懂古文,当然就打不开这个仓库,因此从中国文化的立场看,就此一刀拦腰斩断了。

你们现在讲文学再革命,讲白话文学,我们先要知道为什么要推行白话。在“五四运动”前后,一般人认为救这个国家,必须吸收新的知识,尤其要融会古今中外的学术文化,于是老牌留学生到外面一看,任何国家的语言和文字都是一致的,因此认为中国所以不进步,是文字工具害了我们,尤其四书五经“子曰、孔子曰”一塌糊涂,非把这个打倒不可,所以提倡了白话文。

语文的变与不变

但是有一点要注意,我们看世界的文字,不管英文、德文、法文,虽然现在的文字和语言是合一的,但是语言大约三十年一变,所以一百年以前的英文、法文书籍,除非专家,否则是莫辨雌雄。

我们中国的老祖宗晓得语言和时代是要变的,所以把文字脱开了语言,只是用很短的时间,经过两三年的训练就会写出来,这个文字就单独成为一个体系,表达了思想。因此这种文字所保留下来几千年以上的思想,在几千年以后的人看来,如面对现在,没有阻碍,它对于国家有什么错误呢?没有错。只是因为教育不普及,大家对于这个国文的修养没有学好。当时提倡“五四运动”的部分人士,求进之心是对的,在学问修养上,老实讲,还有商量的必要,于是这一文学革命就出了问题。

举例来讲,生活上每天必有的一件事——上厕所,我们小时候叫“出恭”,后来叫“解手”,现在叫“上一号”了,看看几十年来,变了好多。因此,我们翻开资料,对“五四运动”前后的白话文,现在看来,简直不通;到了现在的文章,说它不好吗?真好。好吗?文章看完了,价值也完了,多半没有保留的价值。将来怎样演变还不知道,所以你们为什么要文学再革命,我就不懂。

因此,文学革命,我没有资格讲,你们也没有资格讲。为什么呢?如果古文、四六体、作诗、填词,都能露一手,然后发现这种文学有毛病,这才有资格谈革命。现在你们连“命”都还没有,还“革”个什么呢?你们还有文学革命的资格吗?

我这番话一讲,他们听傻了。这个会后来也就搞不成了。无形中也把大专院校中这个小风波平息了。因此,我告诉那位教三民主义的朋友,一定替他教几个钟点课,因为大学生中,信仰坚强的固然很多,而对三民主义头痛的也大有人在。后来我去替这位朋友讲课,起初不讲三民主义,而讲中国文化与中国思想演变的原因道理。分析自上古到现在为什么变得这样,演变到后来,所以才有我们国父的三民主义出来,问同学对不对?对!有没有价值?有价值!所以要读三民主义,读了以后再加批评都可以,不能盲目的不去看它,就说这个三民主义是党八股。党八股你懂不懂?不懂就不能随便批评。这一来,引起他们读三民主义的兴趣了,这是我所经历的故事。

四书五经的假面目

讲到四书也是一样,我们在这里讲推行复兴文化运动,而在外面,尤其是新的教育——国民义务教育施行以后,讨厌四书五经的情形,是无以复加了,而问题出在四书五经的孔孟思想被讲解错了。这不是现在才开始,从唐宋以后,乃至远从汉唐以来,许多要点,就一直讲解错了。

要说明这个道理,我们也要讲一个实际的故事。

我们这一代,就时代背景而言,是生活在夹缝中,是新、旧、中、外,交接巨变中的人生,我的幼年在私塾中度过,当时读四书五经也非常反感,因为以前老师对学生的质疑,只说“将来你会懂”,这个“将来”不知要“将”到几时。所以后来“五四运动”,闹新学派风潮的时候,我们虽然没有参加作打手,但是多少也有点愤慨。步入中年以后,对中外思想,尤其在这个时代的演变,看到了这么许多,自己要找症结了。所谓找症结,那也是十七八年以前,好几位先生在一起谈起,大家认为要救中国就要复兴文化。于是有些教授学者们,主张把四书重新编辑。他们认为四书杂乱无章,要分门别类编在一起,讲孝的归到孝,讲仁的归到仁,把《论语》的篇章整理一遍,希望我也负责一个部门。当时我答应考虑考虑,回家拿出四书重读一遍后,发现这个改编方法有问题。第二天开会,我就反对,不赞成改编,因为,以全部《论语》来讲,他本身就有一贯的系统,完全是对的。我们不需要以新的观念来割裂它。问题出在过去被一般人解释错误了。我们要把握真正的孔孟思想,只要将唐宋以后的注解推开,就自然会找出孔孟原来的思想。这叫做“以经解经”,就是仅读原文,把原文读熟了,它本身的语句思想,在后面的语句中就有清晰的解释。以这个态度研究《论语》,它可以说前后篇章贯而通之,因此我不主张改编。

被忽视的道家

后来,在一些地方讲解《论语》,我就提起一个问题了。就是我们自“五四运动”以来,有个口号,叫“打倒孔家店”的问题。

中国文化的演变发展,大致分两大段。譬如一提起秦汉以前的中国文化,人们就拿孔孟思想代表了一切。其实所谓孔孟思想,只是中国文化中间主要的一环。另外还有道家、墨家、诸子百家……很多很多,都是中国文化一个系统下来的。如果把它缩小范围,则有儒、墨、道主要的三家。尤其中国文化在政治上历代引用的是道家思想,这一点我们要注意。中国历史上,每逢变乱的时候,拨乱反正,都属道家思想之功;天下太平了,则用孔孟儒家的思想。这是我们中国历史非常重要的关键,身为中国人,这个历史关键是应该知道的。

孔孟思想,本来与道家是不分家的,这种分家是秦汉以后的事,到了唐代,讲中国文化,已不是儒、墨、道三家,而是儒、释、道三家了。

“释”就是印度来的佛学,代表整个印度文化的精华,它从东汉末年开始传入中国,一直到宋代。宋朝以后,印度本身已没有真正的佛学,而被阿拉伯民族的伊斯兰教思想及婆罗门教等所占据,佛学思想在印度式微了。现在要研究真正的佛学,只有到中国来。欧洲人乃至日本人讲的那一套是不正确的。

三家店卖的是什么

唐宋以后的中国文化,要讲儒、释、道三家,也就变成三个大店。

佛学像百货店,里面百货杂陈,样样俱全,有钱有时间,就可去逛逛。逛了买东西也可,不买东西也可,根本不去逛也可以,但是社会需要它。

道家则像药店,不生病可以不去,生了病则非去不可。生病就好比变乱时期,要想拨乱反正,就非研究道家不可。道家思想,包括了兵家、纵横家的思想,乃至天文、地理、医药等等无所不包,所以一个国家民族生病,非去这个药店不可。

儒家的孔孟思想则是粮食店,是天天要吃的,“五四运动”的时候,药店不打,百货店也不打,偏要把粮食店打倒。打倒了粮食店,我们中国人不吃饭,只吃洋面包,这是我们不习惯的,吃久了胃会出毛病的。要深切了解中国文化历史的演变,不但要了解何以今天会如此,还要知道将来怎么办,这都是当前很重要的问题,因此我们要研究四书。

研究中国固有文化并不是开倒车,而是要以最新的观念去理解它。并且,我们要了解中国上下这两千多年的文化、思想、历史,不管它是什么政体,大致都以司法为中心,司法与行政是分不开的。谈到司法就讲到法律,现在我们只讲两大法系,所谓海洋法系与大陆法系。司法方面的立法,也根据这两个法系的精神而来。我们却忘记了中国自秦代以来,汉、唐、宋、元、明、清,有我们“中国系统”的一个法律系统。这个中国法律系统的哲学背景,就是以四书五经作基础,例如过去中国许多判例的根据,就是根据四书五经中的道德观念而来。所以这部四书五经,在过去无宪法观念时代,严格说来就是一种宪法思想,也就是政治哲学思想的中心,法律思想的中心。其他各种哲学思想也都归之于它,这是讲好的一方面。

冤枉的一打

讲坏的一方面,孔家店为什么会被人打倒?“五四运动”当年,人们要打倒它,这是必然的。但为什么道理呢?后来才发现,实在打得很冤枉。因为这个店,本来是孔孟两个老板开的股份有限公司,下面还加上一些伙计曾子、子思、荀子等等,老板卖的东西货真价实。可是几千年来,被后人加了水卖,变质了。还有些是后人的解释错了,尤其是宋儒的理学家为然。这一解释错,整个光辉的孔孟思想被蒙上一层非常厚重的阴影,因此后人要推倒孔孟思想。

现在我们有个更重要的课题,那就是如何了解文化的宝库。因为现在中年以下的人,对此几乎一无所知。尤其现在中学以上到大学的青年,根本不知道中国文化的宝藏。由于这个原因,所以今天开始讲四书,并从《论语》讲起。

再论《论语》

《论语》,凡是中国人,从小都念过,现在大家手里拿的这一本书,是有问题的一本版本,它是宋朝大儒朱熹先生所注解的。朱熹先生的学问人品,大致没有话可讲,但是他对四书五经的注解绝对是对的吗?在我个人非常不恭敬,但却负责任地说,问题太大,不完全是对的。

在南宋以前,四书并不用他的注解,自有了他的注解,而完全被他的思想所笼罩,那是明朝以后,朱家皇帝下令以四书考选功名,而且必须采用朱熹的注解。因此六七百年来,所有四书五经,孔孟思想,大概都被限制在“朱熹的孔子思想”中。换句话说,明代以后的人为了考功名,都在他的思想中打圈子。其中有许许多多问题,我们研究下去,就会知道。所以各位手上这本朱熹先生注解的书,值得参考,但不能完全相信。

我们既然研究孔子,而孔子在《易经·系传》上就有两句话说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以现代观念来讲,意思是人类的语言不能表达全部想要表达的思想。现在有一门新兴的课程——语意学,专门研究这个问题。声音完全相同的一句话,在录音机中播出,和面对面加上表情动作的说出,即使同一个听的人,也会有两种不同体会与感觉。所以世界上没有一种语言能完全表达意志与思想。而把语言变成文字,文字变成书,对思想而言,是更隔一层了。

我们研究孔孟思想,必须要从《论语》着手。并不是《论语》足以代表全部孔孟思想,但是必须从它着手。现在我的观念,有许多地方很大胆的推翻了古人。在我认为《论语》是不可分开的,《论语》二十篇,每篇都是一篇文章。我们手里的书中,现在看到文句中的一圈一圈,是宋儒开始把它圈断了,后来成为一条一条的教条,这是不可以圈断的。再说整个二十篇《论语》连起来,是一整篇文章。至少今天我个人认为是如此,也许明天我又有新认识,我自己又推翻了自己,也未可知,但到今天为止,我认为是如此。

学而有何乐

现在这篇《学而》,包括了孔门当年教学的目的、态度、宗旨、方法等等。过去我们把它圈开来,分作一条一条读,这是错误的。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这三名话连起来看,照字面讲,凡是中国人,无论老少,一定都知道。照古人的注解,学问是要大家随时练习它。“不亦说乎”,“说”是古人借用字,就是高兴的那个“悦”字,是很高兴的。假如这是很正确的注解,孔子因此便可以作圣人了,那我是不佩服的,连大龙峒孔子庙我也不会去了。讲良心话,当年老师、家长逼我们读书时,那情形真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苦’乎”。孔子如果照这样讲,我才佩服他是圣人,因为他太通达人情世故了。

至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是似通非通的,什么道理呢?从一般人到公务员,凡靠薪水吃饭的,是“富不过三天,穷不过一月”,遇上了穷的那几天,朋友要来家里吃饭,当裤子都来不及,那是痛苦万分的事。所以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惨’乎。”绝不是不亦乐乎。

第三句话“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所谓“愠”,就文字解释,是放在心中的怨恨,没有发出来,在内心中有烦厌、厌恶、讨厌、怨恨之感。那么,别人不了解我,而我并不在心中怨恨,这样才算是君子。那我宁可不当君子,你对我不起,我不打你,不骗你,心里难过一下总可以吧!这也不可以,才是君子,实在是做不到。

根据书上的字面,顺着注释来看,就是这样讲的。所以几百年甚至千多年以来,不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对四书反感,过去的读书人也对四书反感。因为它变成了宗教的教条,硬性的法律,非遵守不可。

事实上不是这么一回事,等到真正了解了以后,就知道孔子真是圣人,一点也没错。

“学而时习之”,重点在时间的“时”,见习的“习”。首先要注意,孔子的全部著述讲过了,孔子的全部思想了解了,就知道什么叫作“学问”。普通一般的说法,“读书就是学问”,错了。学问在儒家的思想上,不是文学。这个解说在本篇里就有。学问不是文学,文章好是这个人的文学好;知识渊博,是这个人的知识渊博;至于学问,哪怕不认识一个字,也可能有学问——作人好,做事对,绝对的好,绝对的对,这就是学问。这不是我个人别出心裁的解释,我们把整部《论语》研究完了,就知道孔子讲究作人做事,如何完成作一个人。

真人和假人

讲到作人,我们就想到庄子也提到过这件事,《庄子》这本书把有道的人叫“真人”。唐宋以后,对神仙、得了道的人叫“真人”。譬如现在指南宫供奉的吕纯阳叫“吕真人”。如今的人听到“真人”这个名称,就好像带有宗教色彩,相当于西方的上帝,中国的仙、佛一样。实际上过去道家所谓的“真人”,是指学问道德到了家的人。与这名词对称的叫假人,假人还是人,不过没有达到作人道德的最高标准。发挥了“人”的最高成就,在道家就称之为“真人”,孔子认为这就是学,就是学而之人。于是一个“学”字,这么多观念都被他包括了。

那么学问从哪里来呢?学问不是文字,也不是知识,学问是从人生经验上来,作人做事上去体会的。这个修养不只是在书本上念,随时随地的生活都是我们的书本,都是我们的教育。所以孔子在下面说“观过而知仁”,我们看见人家犯了这个错误,自己便反省,我不要犯这个错误,这就是“学问”,“学问”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他这个研究方法,随时随地要有思想,随时随地要见习,随时随地要有体验,随时随地要能够反省,就是学问。开始做反省时也不容易,但慢慢有了进步,自有会心的兴趣,就会“不亦说乎”而高兴了。我们平日也有这个经验,比如看到朋友做一件事,我们劝他:“不可以做呀!老兄!一定出毛病。”他不听,你心里当然很难过,最后证明下来,果然你说得对,你固然替他惋惜,对于自己认识的道理,也会更进一层得到会心的微笑——“说”,不是哈哈大笑。悦者,会心的微笑,有得于心。

上面第一点所讲的是学问的宗旨,随时注重“时”和“习”,要随时随地学习,不是我们今天来读四书就叫做学问,不念四书就不叫做学问,这不是它的本意。

寂寞的享受

第二点接着下来,是说做学问的人要准备一件事,就我个人研究,有个体会——真正为学问而学问,“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该做的就做,不该做的杀头也不干,所谓“仁之所至,义所当然”的事,牺牲自己也做,为世为人就做了,为别的不来。因此为学问而学问,就准备着一生寂寞。我们看历史——即看孔子就知道。孔子一生是很寂寞的,现在到处给他吃冷猪头,当年连一个“便当”也吃不到。但是他没有积极去求富贵。怎么知道这一套他不来呢?因为他明知当时有拿到权位的可能,乃至他的弟子们也要他去拿权位。因为孔子时代中国人口只有几百万人,在这几百万人中,他有三千弟子,而且都是每一个国家的精英,那是一股不得了的力量。所以有些弟子,尤其是子路——这个军事学的专家,几乎就要举起膀子来:“老师,我们干了!”那种神气,但是孔子不来。为什么呢?他看到,即使一个安定的社会,文化教育没有完成,是不能解决其他问题的。基本上解决问题是要靠思想的纯正,亦即过去所谓之“德性”。因此他一生宁可穷苦,从事教育。所以做学问要不怕寂寞、不怕凄凉。要有这个精神,这个态度,才可以谈做学问。

虽然做学问可能一辈子都没有人了解,但是孔子说只要有学问,自然有知己。因此他接着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一个人在为天下国家,千秋后代思想着眼的时候,正是他寂寞凄凉的时候,有一个知己来了,那是非常高兴的事情。而这个“有朋自远方来”的“远”字,不一定是远方外国来的,说外国来几个人学中国文化,我们就乐了吗?那是为了外汇,多赚几个钱罢了。《论语》不是这个意思,他这个“远”字是形容知己之难得。我们有句老话:“人生得一知己,死而无憾。”任何一个人作了一辈子人,包括你的太太、儿女、父母在内,可不一定是你的知己,所以人能得一知己,可以死而无憾。一个人哪怕轰轰烈烈做一辈子,不见得能得一知己,完全了解你,尤其做学问的人更是如此,所以第二句话跟着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你不要怕没有人知道,慢慢就有人知道,这人在远方,这个远不一定是空间地区的远。孔子的学问,是五百年以后,到汉武帝的时候才兴起来,才大大的抬头。董仲舒弘扬孔学,司马迁撰《史记》,非常赞扬孔子,这个时间隔得有多远!这五百年来是非常寂寞的,这样就懂得“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了。


分类:南怀瑾 书名:论语别裁 作者:南怀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