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别裁》第02章 为政(03)


车上的一课

接下来,根据我们全篇连贯起来的观念,似乎有了问题了,因为下面接着是说: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如此一节,我们不要看宋儒这样的一圈,就把它圈断了;这是后人圈的,是不对的,上加一圈,下加一圈,结果就变成了教条。其实它是连贯的,也就是前面“为政以德”的引伸发挥,把中国文化里面的孝道精神,扩充到待人处世上面,中国自古以来、大政治家的出入不苟的胸襟,就是根据这一点培养出来的。

现在我们先对文字作一了解,孟懿子不一定是孔子的学生,而是介于学生与朋友之间的关系,他是鲁国的大夫。当时的“大夫”,当然不是现代的医生,而是一个相当高的官位。勉强比,有如现在的内阁官员之流,通称作“大夫”。“大夫”是官阶,不是官职。中国这些官阶职务,历代都有变动的。我们要了解中国历代政治形态的变迁,必须读“十通”或“三通”——通志、通献、通考。里面不仅包括了中国政治制度的演变、官职的演变、一切的演变,乃至现代研究三民主义思想,国父为什么采用了五权分立制度,都与“三通”、“十通”的文化有绝对的关系。这是讲到孟懿子的职位,顺便提到的。

既然孟懿子是这样一位人物,以当时孔子的立场来讲,这一段问答,到底是孔子做鲁国司寇以前,或以后说的,就很难考证了。孔子当时在国际——诸侯间——的地位也很特殊,是一位突出人物。所以孟懿子来问他什么是孝,孔子只告诉他“不要违背”。如果根据这句话来看,孔子讲话非常滑头。不要违背什么呢?没有下文。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答话,接下来,又是一幕短剧式的谈话。我们看《论语》,深入了,很有趣味,像看小说一样,不必用那么严肃的态度去看。

“樊迟御”——樊迟是孔子的学生,名叫樊须,字子迟,小于孔子三十六岁,是年轻的一辈。“御”是驾车。孟懿子刚刚来拜访孔子,并请教什么是孝道这个问题,孔子说“不要违背”,就只有这么一句话。等一会儿孔子出门了,因为请不起司机,都是学生来服务。现在由年轻的樊迟来驾车子,不像现在的汽车,孔子那时坐的是马车,驾马车有一套专门技术,很不容易的。那么孔子坐进车厢了,樊迟坐在前面的驾驶台上,开动了车子,在途中,孔子坐在车厢中和学生谈起话来了。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到孔子的教育,是随时随地都在对学生施教的。

“子告之曰”是描写孔子在车上特别告诉樊迟一件事:“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孟孙是孟懿子的号,因为他是当朝有相当地位的人,而且在当时政界来讲,还算好的一个人,所以孔子对他相当尊敬,便只称他的号。孔子说,他问我什么叫作孝,我答复他“无违”,不要违背。“樊迟曰:何谓也。”从这一句话,我们看到那个画面上,学生正在前面驾车,静静的,没有开腔,而老师好像在自言自语的告诉他,刚才答复孟懿子问孝的经过,樊迟一听,回过头来说,老师,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跟我们现在的疑问一样。“无违”,不要违背,这是什么意思?

于是孔子说,没有什么,很简单。“生,事之以礼。”这个“事”字是古人以下对上而说的。孔子说,当父母活着的时候,我们要孝敬他——“事之以礼”。怎么叫以“礼”事之呢?很难说了,这个礼不是说见到父母行个礼就叫孝。礼是包括生活上的照应、爱护。(这一切道理,将来我们还有专门讲“礼”的机会,在这里暂不详述。)又说:“死,葬之以礼。”所以礼是中国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基本概念,看到这个礼字,绝不能作狭义的礼貌解释。去世以后则“祭之以礼”。我们研究这一段,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又把这一段问答记到《论语》里,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对为政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把这些问题先放在一边,再看下一段,然后综合起来作研究。

下面跟着记载的,是孟武伯问孝。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孟武伯是何许人也?就是刚才所讲的孟懿子的儿子,他是“世家公子”。这又牵涉到什么是“世家”,古代的制度,和现代两样,尤其在春秋时代,与印度、欧洲古代又不相同。所谓“世家”就是作官的,子子孙孙都有这个官作,不过是长子继承这个官位,即所谓的封建时代。但是与欧洲的封建不同,不是永久的,谁家不好,就被除掉。在中国这样传下来的家庭叫“世家”,长子有继承权,第二以及第三、四、五个孩子都是另外在一边了。孟武伯是孟懿子的儿子,是正统的世家公子。父亲刚刚问了孝道,(当然不是同一天的事,不过编书的人——孔子的学生们,硬要把它编在一起。)儿子孟武伯也来问孝,孔子的答复,和答复他父亲的是两样的。

孔子说:“父母唯其疾之忧。”这句话就是说父母看到孩子生病了,那种忧愁、担心,多么深刻,你要去体会这种心境。

孔子这个答复有多妙!这句话,我们要这样说,这个问题只有自己做了父母的人才真能体会出来。这种情形是,自己要上班,家里钱又不够,小孩病了,坐在办公室里,又着急,又出汗,又不敢走开,可是心里记挂着。这种心境就是“父母唯其疾之忧”。孔子对孟武伯就是说,对父母能付出当自己孩子生病的时候,那种程度的关心,才是孝道。

以孝治天下

这两段话都是大问题,现在我们转回来谈第一点。我们知道中国文化经常讲孝道,尤其儒家更讲孝道。把四书五经编辑起来,加上《孝经》、《尔雅》等,汇成一系列的总书叫十三经。《孝经》是孔子学生曾子著的,我们要研究孝道,就必须看孔子思想系统下的这部《孝经》,《孝经》中说什么样子才是孝呢?不单是对父母要孝,还要扩而充之大孝于天下,爱天下人,谓之大孝。为政的人以孝子之心来为政,也就是我们所讲公务员是人民公仆的道理一样的,所以后来发展下来,唐宋以后的论调:“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一个人真能爱父母、爱家庭、爱社会,也一定是忠臣。因为忠臣是一种情爱的发挥。假使没有基本的爱心,你说他还会对国家民族尽忠吗?这大有问题。关于忠字有一点,是古人讲的:“慷慨捐身易,从容就义难。”慷慨赴死是比较容易的,等于西门町太保打架,打起来,不是你死就是我死,脾气来了,真是勇敢,视死如归;假如给他五分钟时间去想想看该不该死,这就要考虑了,“从容”——慢慢的来,看他愿不愿意死,这就很难说了。所以说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要有真感情,真认识的人,才能够尽忠。

因此,孔子答复孟懿子的话不同,孟懿子是从政的人,孔子相当尊敬他,答话就比较含蓄,只说:“不要违背”,不要违背什么呢?不违背天下人的意思,必须大孝于天下,就是这个道理。他知道这样的答复孟懿子也不一定懂,这种说法,土话名之为“歇后语”、“隐语”,像“外甥打灯笼——照旧(舅)”,“瞎子吃汤团——肚里有数。”都是“歇后语”。讲了半天,后面的意思要人猜的。他为什么这样答复?意思是说,你孟懿子的身份不同,既然是从政的人,对天下人要负公道的责任,视天下人如父母,那才是真孝,这是大臣的风度。所以“无违”,就是不可违反人心。

他也知道孟懿子未必懂,所以与樊迟的一段师生对白是“打丫头骂小姐”的用意,知道樊迟也一定不懂,不懂让他不懂,慢慢去传话,作间接的教育,所以等学生驾车时有这段对白。这种间接的教育,比直接的教育更有效。个人的孝道,能做到对樊迟所讲的,是了不起的孝子;对国家大事,能够做到“无违”就是了不起的大臣。

但是他对孟武伯这位世家公子的问孝,答复就大不同了,他说孝道很简单,你只要想到当你病的时候,你的父母那种着急的程度,你就懂得孝了。以个人而言——所谓孝是对父母爱心的回报,你只要记得自己出了事情,父母那么着急,而以同样的心情对父母,就是孝;换句话说,你孟武伯是世家公子,将来一定会当政的。我们读历史晓得一句话,就是最怕世家公子当政“不知民间之疾苦”。所以为政的道理,要知道民间疾苦,晓得中、下层社会老百姓的苦痛在那里。所以爱天下人,就要知道天下人的疾苦,如父母了解子女一样,你将来从政,必须记住这个道理。这两段穿插在《为政》篇中,用得很妙。

当然,世家公子不知民间之疾苦,往往是失败的,我们看到晋惠帝当天下大荒年的时候,太监对他讲大家没有饭吃,他说:“何不食肉糜?”他就不知道连饭都吃不上,哪里吃得到比饭更不容易的肉糜。这就是不知道民间之疾苦。我们也可以从历史上得到一个结论,凡是创业的帝王,都了不起,两三代以后的皇帝“长于深宫寺人女子之手”,连米从哪棵“树”上长出来都不知道的这一类皇帝,我代他创造了一个名称,叫他们为“职业皇帝”,他天生的一定当皇帝。这些“职业皇帝”往往犯一个心理毛病——自卑感,他们非常自卑。所以历史上“职业皇帝”非常糟糕,对于文臣,反感他学问比自己好,对于武将,他也要反感,觉得武功不如人,所以“职业皇帝”往往是做出杀戮重臣、罢黜能臣等等莫名其妙的事,注定了他的失败。

同样的,除了帝王政治以外,我们做任何一个主管,对于大小事情都应该知道,尤其对于下层的事务,更是不能马虎。

然后,我们要讨论到一个孝道的大问题。中国文化,对于家庭教育来讲,素来就有以“忠孝传家”相标榜的,可见中国文化把孝道看得严重,这个我们就要先懂得中国整个的历史文化了。中国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与欧美各国都不同。所以这几天,几个在外国留学返国的学生来看我,大谈欧美情形,一位在德国念了博士以后,现在又学精神分析的学生说,在外国看了这么多年,结果证明我几年前告诉他们的话没有错。我告诉他们,研究西方文化,不要只以美国为对象,美国立国还不到两百年,谈不上什么,要从整个欧洲去看;而研究欧洲文化,必须研究希腊文化,从雅典、斯巴达两千多年以前开始。同时要知道西方文化与我们有基本的不同,中国这个国家,因为地理环境影响,能够“以农立国”,欧洲做不到,尤其希腊做不到,他们要生存,必须发展商业。过去欧洲的历史,在海上的所谓商业,看得见就是做生意,看不见时就做海盗,所以十六世纪以前,西方缺乏财富,穷得一塌糊涂。十六世纪以后,抢印度、骗中国,黄金才流到西方去,所谓西方文化、经济发展等等,原先都是这样来的。

我们了解西方文化以后,再回头来看中国,中国以农立国,有一个文化精神与西方根本不同,那就是中国的宗法社会。三代以后,由宗法社会,才产生了周代的封建。一般讲的封建,是西方型的封建,不是中国的封建,把中国封建的形态,与西方文化封建的奴隶制度摆在一起,对比一下,就看出来完全是两回事,完全搞错了。中国的封建,是由宗法形成的。因为宗法的社会,孝道的精神,在周以前就建立了,秦汉以后,又由宗法的社会变成家族的社会,也是宗法社会的一个形态,那么家族的孝道,把范围缩小了,但精神是一贯的。这个孝字,也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是人情世故的扩充,把中国这个孝字,在政治上提倡实行而蔚为风气,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在西汉以后,魏晋时代正式提倡以孝道治天下。我们看到二十四孝中有名的王祥卧冰,他就是晋朝的大臣。晋朝以后,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一直下来,都是“以孝治天下”。我们看历朝大臣,凡是为国家大问题,或是为爱护老百姓的问题,所提供的奏议,很多都有“圣朝以孝治天下”的话,先拿这个大帽子给皇帝头上一戴,然后该“如何如何”提出建议,这是我们看到中国文化提倡孝的好处、优点。

但是天下事谈到政治就可怕了,我们关起门来研究,也有人利用孝道作为统治的手段。谁做了呢?就是清朝的康熙皇帝。

康麻子的教孝教忠

我们看历史,经常可以看到有个因果律,如清朝,孤儿寡妇率领三百万人,入了中原,统治了四万万人,最后清朝完了,又仍然是孤儿寡妇,夹了一个皮包,回到关外去了。一部历史,怎么样开始,就是怎么样结束,好像呆板的。古今中外的历史,也几乎完全是跟着循环往复的因果律在演变。清朝孤儿寡妇入关以后,顺治很年轻就死掉了,不过这是清朝一个大疑案,有一说顺治没有死,出家去了,这是清人历史上不能解决的几大疑案之一。接着康熙以八岁的小孩当皇帝。到十四岁,正式亲政。老实讲,那时候如果是平庸之辈,要统治这样庞大的四万万人的中国,是没有办法的,但这个十四岁的小孩很厉害,康麻子——康熙脸上有几颗麻子的——十四岁开始统治了中国几十年,(康熙八岁当皇帝,十四岁亲政,六十九岁去世,在位六十一年。)清朝天下在他手里安定下来。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中,反清复明的人太多了,如顾亭林、李二曲、王船山、傅青主这一班人都是不投降的,尤其是思想上、学说上所作反清复明的工作,实在太可怕了。结果呢?康麻子利用中国的“孝”字,虚晃一招,便使反清的种子一直过了两百年才发芽。清兵入关,有三部必读的书籍,哪三部书呢?满人的兵法权谋,学的是《三国演义》,还不是《三国志》,在当时几乎王公大臣都读《三国演义》。第二部不是公开读的,是在背地里读的——是《老子》,当时康熙有一本特别版本的《老子》,现在已经问世,注解上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但当时每一个清朝官员,都要熟读《老子》,揣摩政治哲学。另一部书是《孝经》。但表面上仍然是尊孔。说到这里,诸位读历史,可以和汉朝“文景之治”作一比较,“文景之治”的政治蓝本,历史上只用八个字说明——“内用黄老,外示儒术。”这么一来,康熙就提倡孝道,编了一本语录——《圣谕》,后来叫《圣谕宝训》或《圣谕广训》,拿到地方政治基层组织中去宣传。以前地方政治有什么组织呢?就是宗法社会中的祠堂,祠堂中有族长、乡长,都是年高德劭,学问好,在地方上有声望的人。每月的初一、十五,一定要把族人集中在祠堂中,宣讲圣谕,圣谕中所讲都是一条条作人、做事的道理,把儒家的思想用进了,尤其提倡孝道。进一步分析,康熙深懂得孝这个精神而加以反面的运用。要知道康熙把每一个青年训练得都听父母的话,那么又有哪一个老头子、老太太肯要儿子去做杀头造反的事呢?所以康熙用了反面,用得非常高明。此其一。

其二:当时在陕西的李二曲,和顾亭林一样,是不投降的知识分子,他讲学于关中,所以后来顾亭林这班人,经常往陕西跑,组织反清复明的地下工作。康熙明明知道,他反而征召李二曲作官,当然李二曲是不会去作的。后来康熙到五台山并巡察陕西的时候,又特别命令陕西的督抚,表示尊崇李二曲先生为当代大儒,是当代圣人,一定要亲自去拜访李二曲。当然,李二曲也知道这是康熙下的最后一着棋,所以李二曲称病,表示无法接驾。哪里知道康熙说没有关系,还是到了李二曲讲学的那个邻境,甚至说要到李家去探病。这一下可逼住了李二曲了,如果康熙到了家中来,李二曲只要向他磕一个头,就算投降了,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民族气节问题;所以李二曲只好表示有病,于是躺到床上,“病”得爬不起来。但是康熙到了李二曲的近境,陕西督抚以下的一大堆官员,都跟在皇帝的后面,准备去看李二曲的病。康熙先打听一下,说李二曲实在有病,同时,李二曲也只好打发自己的儿子去看一下康熙,敷衍一下。而康熙很高明,也不勉强去李家了。否则,他一定到李家,李二曲骂他一顿的话,则非杀李二曲不可。杀了,引起民族的反感;不杀,又有失皇帝的尊严,下不了台,所以也就不去了。安慰李二曲的儿子一番,要他善为转达他的意思,又交待地方官,要妥为照顾李二曲。还对他们说,自己因为作了皇帝,不能不回京去处理朝政,地方官朝夕可向李二曲学习,实在很有福气。康熙的这一番运用,就是把中国文化好的一面,用到他的权术上去了。可是实在令人感慨的事,是后世的人,不把这些罪过归到他的权术上,反而都推到孔孟身上去,所以孔家店被打倒,孔子的挨骂,都太冤枉了。

实在讲,孝道的精神绝对是对的,要说它对的理由,很多很多,现在是讲《论语》,不在本题外说得太多,只在这里提一下,就可以了解“孝”可以治天下。由各人的孝父母,扩而充之爱天下人,就是孝的精神。这个精神的更深处,我们再看一下《孝经》,就了解了。

晚娘面孔难为人

再下来是: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子游是孔子的弟子,姓言,名偃,子游是字,少孔子四十五岁。他问孝,孔子讲解很明白,他说现在的人不懂孝,以为只要能够养活爸爸妈妈,有饭给他们吃,像现在一样,每个月寄五十或一百元美金给父母享受享受,就是孝了。还有许多年轻人连五十元也不寄来的,寄来了的,老太太老先生虽然在家里孤孤独独,“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对断肠人。”但看到五十元还是欢欢喜喜。所以现在的人,以为养了父母就算孝,但是“犬马皆能有养”,饲养一只狗、一匹马也都要给它吃饱,有的人养狗还要买猪肝给它吃,所以光是养而没有爱的心情,就不是真孝。孝不是形式,不等于养狗养马一样。

这里我们看出来了,孔子对学生讲孝道与答复从政的人讲孝道完全两样,所以我们证明孔子前两段话是歇后语,用隐语的。

至于接着下面讲孝道: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子夏来问孝,孔子说色难。什么叫色难呢?态度问题,上面讲不敬何以为孝,就是态度很难,他说:“有事,弟子服其劳。”有事的时候,像我们做后辈儿女的,看见父母扫地,接过扫把来自己做。“有酒食,先生馔。”(先生是现代的一般称呼,古代对前一辈的人都尊称为先生。)有好吃的,就拿给父母长辈吃。“曾是以为孝乎?”(“曾是”是假定的意思)你以为这样就是孝吗?替长辈做了事,请长辈吃了好的,不一定就是孝了,为什么呢?“色难”。态度很重要,好像我们下班回家,感到累得要命,而爸爸躺在床上,吩咐倒杯茶给他喝。做儿女的茶是倒了,但端过去时,沉着脸,把茶杯在床前几上重重的一搁,用冷硬的语调说:“喝嘛!”在儿女这样态度下,为父母的心理,比死都难过,这是绝不可以的。所以孝道第一个要敬,这是属于内心的;第二个则是外形的色难,态度的。

为什么这两节放在这里呢?这就包括了君道、臣道。一种是做人长官,领导人的;一种是做人部下,配合别人的。所以我们谈为政之道,也是“色难”,也是“不敬,何以别乎?”我们爱护部下,态度很难。历史上的名帝王唐太宗,天生就很威严,有一天他问魏征,为什么这些大臣们,当着他的面都不讲话。魏征就告诉他——也只有魏征敢和他这样讲——陛下自己不知道,因为陛下很威严,大臣们看见你后,心理上先就怕了,所以讲不出话来。唐太宗听了这话以后,就去对着镜子学笑,见了人就笑,慢慢使自己的态度变得和蔼起来。所以为政之道,也是色难。有时到机关中去,尤其邮政局或银行,许多人怕那里的面孔,譬如到邮局买一块钱邮票,邮局的柜台小姐,忙累得那个样子,给你邮票时,那种好像欠他多还他少的态度,实在叫人受不了。但替他想想也够可怜,坐了一整天,有些人对他还够噜苏。所以领导别人的,或者做部下的,都“色难”——态度不容易作好。内心上更难。

“敬”——真爱人,不容易作好。所以把这两句孝道的话摆在“为政”篇中,也就是从政的修养与态度,这是真学问。你说你对部下是最爱护的,可是你对他开口就骂,把脾气都发在他的身上,发了脾气以后,对他再好也没有用了。

现在接下来讲孔子与颜回的谈话,包括了上面子游与子夏问孝道的,连起来放在《为政》篇里,是臣道与君道的理。

这一段是没有问题,单独记述出来的。

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我们知道,孔子最得意的学生就是颜回,又叫颜渊,无论在道德或学问上,是孔门中首屈一指的人物,所以孔子经常提到颜回。

讲到这里,我们说个笑话,我常常说年轻学生们没有办法自己写东西,但是世界上最高明的人,从不写作东西,一个字也不写,他们的思想、学说,都是学生写。像释迦牟尼、耶稣都是自己不写东西,而由学生写。可是中国的两个圣人就惨了,最糟糕的是孔子,学生不大写,都是老师写东西捧学生的。老子也很可怜,只一个学生,也没写,自己写了五千字,这是中外圣人不同之处。今日我们所以知道颜回,也是孔子经常在他的著作里,提到他这位得意弟子。这一段话,提到颜回。他说,我和颜回谈话,有时谈了一整天,他从来没有反对过我的意思,看起来笨笨的,但当他离开我而单独生活,不在我面前时,作人做事都会自己检讨自己,结果不但是懂了我的意思,还能更进一步发挥我的意思,由此看来颜回并不笨。

现在问题在于为什么又把这样一段话,编在这里呢?就是谈到《为政》这一篇书,上面两段的问孝,第一个是“敬”,第二个是“色难”,和臣道、君道都有关。现在以颜回的态度来讲臣道,上面对你讲话都答“是”,都是只有接受、服从。可是,光接受、服从,有时候反而有问题,不一定是对的,所以有了接受、服从的修养,还要“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再加以发挥,能够扩而充之,这才是事业的好干部,为政的人才。所以把颜回的个人修养,放在《为政》篇的这一段。

孔子也会看相

到了下面,文章就转了,正式谈为政的道理。关于孔子对人的观察。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叟哉?人焉叟哉?

这是孔子观察人的道理。

讲到观察人的道理,我们都知道看相算命,尤其现在很流行。这两种事,在中国有几千年历史,就是世界各国,有所谓意大利相法,日本相法等等。由此可见任何国家民族,都很流行。讲中国人看相的历史,那很早了。在春秋战国时就多得很,一般而言,中国人的看相,自有一套,包括现在市面上流行的,麻衣、柳庄、铁关刀,乃至现代意大利、日本人研究出来的手相学、掌纹学,许多新的东西都加上,也逃不出中国相法的范围。但中国人还有另外一套看相的方法,叫“神相”或“心相”,这就深奥难懂了。“神相”,不是根据“形态”看,而是看“神态”的;还有一种“心相”,是以中国文化的基本立场,绝对唯心(非西洋唯心的哲学),所以有几句名言:“有心无相,相由心变。有相无心,相随心转。”一个人思想转变了,形态就转变,譬如我们说一个人快发脾气了,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从他相上看出来了,他心里发脾气,神经就紧张,样子就变了。所以,看相是科学。有人说,印堂很窄的人度量一定小,印堂——两个眉尖中间的距离——很宽就是度量大,这是什么道理?有人天生的性格,稍遇不如意事,就皱眉头,慢慢的印堂的肌肉就紧缩了,这是当然的道理。还有人说露门牙的人往往短命,因为他露牙齿,睡觉的时候嘴巴闭不拢来,呼吸时脏的东西进到体内,当然健康要出问题。还有很多这一类的道理,都是这样的,但是古人看相,很多人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问他什么原因,他说:“是书上说的。”实际上,这些东西是从经验中来的。有人说,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有十三套学问,流传下来的只有一套——曾国藩家书,其他的没有了,其实传下来的有两套,另一套是曾国藩看相的学问——《冰鉴》这一部书。它所包涵看相的理论,不同其他的相书。他说:“功名看气宇”,讲气宇,又麻烦了。这又讲到中国哲学了,这是与文学连起来的,这“气”怎么解释呢?就是东西。“宇”是代表天体。什么叫“气宇”?就是天体构造的形态。勉强可以如此解释。中国的事物,就是这样讨厌,像中国人说:“这个人风度不坏”。吹过来的是“风”,衡量多宽多长就是“度”。至于一个人的“风度”是讲不出来的,这是一个抽象的形容词,但是也很科学,譬如大庭广众之中,而其中有一人,很吸引大家的注意,这个人并不一定长得漂亮,表面上也无特别之处,但他使人心里的感觉与其他人就不同,这就叫“风度”。

功名看气宇”,就是这个人有没有功名,要看他的风度。“事业看精神”,这个当然,一个人精神不好,做一点事就累了,还会有什么事业前途呢?“穷通看指甲”,一个人有没有前途看指甲,指甲又与人的前途有什么关系呢?绝对有关系。根据生理学,指甲是以钙质为主要成分,钙质不够,就是体力差,体力差就没有精神竞争。有些人指甲不像瓦型的而是扁扁的,就知道这种人体质非常弱,多病。“寿夭看脚踵”,命长不长,看他走路时的脚踵。我曾经有一个学生,走路时脚根不点地,他果然短命。这种人第一是短命,第二是聪明浮燥,所以交待他的事,他做得很快,但不踏实。“如要看条理,只在言语中”,一个人思想如何,就看他说话是否有条理,这种看法是很科学的。中国这套学问也叫“形名之学”,在魏晋时就流行了。有一部书——《人物志》,大家不妨多读读它,会有用处的,是魏代刘劭著的,北魏刘昺所注,是专门谈论人的,换句话说就是“人”的科学。最近流行的人事管理,职业分类的科学,这些是从外国来的。而我们的《人物志》,却更好,是真正的“人事管理”、“职业分类”,指出哪些人归哪一类。有些人是事业型的,有些人绝对不是事业型的,不要安排错了,有的人有学问,不一定有才能,有些人有才能不一定有品德,有学问又有才能又有品德的人,是第一流的人,这种人才不多。

以前有一位老朋友,读书不多,但他从人生经验中,得来几句话,蛮有意思,他说:“上等人,有本事没有脾气;中等人,有本事也有脾气;末等人,没有本事而脾气却大。”这可以说是名言,也是他的学问。所以各位立身处世,就要知道,有的人有学问,往往会有脾气,就要对他容忍,用他的长处——学问,不计较他的短处——脾气。他发脾气不是对你有恶意,而是他自己的毛病,本来也就是他的短处,与你何关?你要讲孝道,在君道上你要爱护他,尊重他。我有些学生,有时也大光其火,我不理他,后来他和我谈话,道歉一番,我便问他要谈的正题是什么?先不要发脾气,只谈正题,谈完了再让你发脾气。他就笑了。

第二部应该研究的书是什么呢?就是黄石公传给张良的《素书》,这一部书很难说确是伪书,但它也的确是中国文化的结晶。对于为人处世及认识人物的道理,有很深的哲学见解,也可以说是看相的书,他并不是说眉毛长的如何,鼻子长的怎样,它没有这一套,是真正相法。眉毛、鼻子、眼睛都不看的,大概都看这个人处世的态度和条理。孟子也喜欢看相,不过他没有挂牌,他是注意人家的眼神,光明正大的人眼神一定很端正;喜欢向上看的人一定很傲慢;喜欢下看的人会动心思;喜欢斜视的人,至少他的心理上有问题。这是看相当中的眼神,是孟子看相的一科,也可说是看相当中的“眼科”吧!

孔子观察人谈原则。“视其所以”——看他的目的是什么?“观其所由”——知道他的来源、动机,以法理的观点来说,就是看他的犯意,刑法上某些案子是要有了犯意才算犯罪,过去中国人不大打官司,喜欢打官司的叫作讼棍。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人被控用刀杀人,这是有罪的,要偿命的。有讼棍要被告一千两银子,包可无罪。被告为了保命,就是上当受骗,也只好出这一千两银子了。而那个讼棍得了银子,将送出去的公文抽回来,将“用刀杀人”的“用”字,轻轻加了一笔,变成“甩”字,于是“甩”刀杀人,没有犯意,是无罪的。

还有满清时候,祭孔大典,凡是参加的人,是不得在祭典中东张西望,或转头回身说话的,否则就犯了“大不敬”,重则杀头,轻则坐牢,至少是免职永不录用。有一次,一位督抚率领部属祭孔,在部属中同僚有隙,某甲到皇帝面前,告某乙在祭典中回头说话,于是皇帝下命令督抚查明这件事。督抚一接到圣旨,惶恐得不得了,最后从部属中,找来了平日最讨厌的讼棍,被敲了八千两银子,一千两银子买一个字,讼棍还说白送了一个字,共有九个字:“臣位列前茅,不敢反顾。”这样答复上去,不但没有事,那个原告,也不敢顶上去了。因为追究下去,你自己如果规规矩矩不转头,又怎么知道被告转了头呢?有罪大家有罪嘛!一件要杀大官们脑袋的大案,就这样由讼棍用九个字,轻轻地平息下去了。

李陵答苏武书中所谓“刀笔之吏,弄其文墨。”从政的人,都要了解这一点,公事办久了,从政久了,法律熟了,专门在笔杆上做工夫,害死人杀死人,比刀都厉害。所以讲到这里,要“视其所以”,看他的动机、目的。“观其所由”,看他的来源,整个行动的经过。“察其所安”,再看看他平常作人是安于什么?能不能安于现实。譬如有些人就很难安,有一位七十多岁的朋友,已满头白发了,读书人,学问蛮好。刚刚退休,太太过世了,在生活上打牌没有兴趣,书法好但没兴趣写字,读书人本可看书,但是拿到书,就想睡觉,躺下来又睡不着——讲到这里,请青年朋友们注意,老年人很可怜,有几件事是相反的:坐着想睡,躺下来却睡不着。哭起来没有眼泪,笑起来把眼泪笑出来了。讲现在的事,当面讲当面忘,对过去的事,连小时候的都记得起来。讲他好话听不见,骂他的话马上听到了。这是老年人的惨状——因为他太无聊、寂寞,事事无兴趣,只好交了个女朋友,我劝他不必结婚了。他这种现象,就是老年人的无所安,心不能安,这是老年人,但是年轻人也一样。这是心理上的问题,一个人作学问修养,如果平常无所安顿之处,就大有问题。有些人有工作时,精神很好;没有工作时,就心不能安,可见安其心之难。

孔子以这三点观察人,所以他说“人焉叟哉!人焉叟哉!”这个叟是有所逃避的意思。以“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这三个要点来观察人,就没什么可逃避的了。看任何一个人作人处世,他的目的何在?他的做法怎样?(前者属思想方面,后面属行为方面。)另外,再看他平常的涵养,他安于什么?有的安于逸乐,有的安于贫困,有的安于平淡。学问最难是平淡,安于平淡的人,什么事业都可以做。因为他不会被事业所困扰,这个话怎么说呢?安于平淡的人,今天发了财,他不会觉得自己钱多了而弄得睡不着觉;如果穷了,也不会觉得穷,不会感到钱对他的威胁。所以安心是最难。以这三点观人,放在《为政》篇中,就是知人励品的重点所在。

接下来的一句话,是我们都很熟悉的。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从文字上去解释,大家都知道,意思就是温习过去,知道现在的,便可以做人家的老师了。照表面文字上的解释,只此而已,实际上我们要更深一步体会。“温故”——说过去的我们要知道,譬如讲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二十五部大史,真不容易,倘使读历史的,目的并不在拿学位,那么为了什么呢?为了“温故知新”,认识了过去,就知道未来,这样,“可以为师矣”,过去就是你的老师,“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温故而知新就是这个意思,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前面的成功与失败,个人也好,国家也好,是如何成功的,又是如何失败的,历史上就很明显地告诉了我们很多。刚才和人闲谈,就谈到过,现在这一代青年作学问很难,不但要知道自己中国文化传统的根——过去,也要知道现在社会的新学问,不但是国内的事,国外的事也要清楚,古今中外都要了解,所以为政的人,更要注意这事,为政到底是要有学问的,所以“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这样才真能师法过去的历史,判断未来新的事物的发展。


分类:南怀瑾 书名:论语别裁 作者:南怀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