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别裁》第02章 为政(04)


君子是什么东西

下面接着是:

子曰:君子不器。

如照字面翻成白话就很好笑了——孔子说:“君子不是东西。”提到这个思想,我常说我们中国人实在了不起,各个懂得哲学,尤其骂人的时候更是如此。譬如说:“你是什么东西?”拿哲学来讲,我真不知道我是什么东西,因为人的生命究竟怎么回事,还搞不清楚嘛!所以真不知道我是什么东西。

但孔子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为政”要通才,通才就要样样懂。“不器”就是并不成为某一个定型的人,一个为政的人,就要上下古今中外无所不通。从表面上看,一个很好的大政治家,好像一个很好的演员,演什么角色,就是什么角色。当演工友的时候,就是规规矩矩扫地倒茶,当演大官的时候,温温和和就是作官,干哪一行就是哪一行。“君子不器”这个学问,就是成功了真正的通才,否则只有变成专才、专家。所以君子不器放在《为政》篇,就是说明为政在这方面的道理,换句话说:“允文允武”,也便是“君子不器”的说明。

《论语》在这里讲到了君子,什么是君子呢?下面提到: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儒家孔孟思想,经常提到君子,什么是君子?将来我们还要讨论到的,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在这里不发挥。我们这里只讲子贡问“君子”,孔子是怎么答复他的?孔子说,把实际的行动摆在言论的前面,不要光吹牛而不做。先做,用不着你说,做完了,大家都会跟从你,顺从你。古今中外,人类的心理都是一样的,多半爱吹牛,很少见诸于事实;理想非常的高,要在行动上做出来就很难。所以,孔子说,真正的君子,是要少说空话,多做实在的事情。

接着下来,对于君子的涵义,又有一说: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君子与小人的分别是什么呢?周是包罗万象,就是一个圆满的圆圈,各处都到的。他说一个君子的作人处世,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不是说对张三好,对李四则不好,这就不对了,这就叫比而不周了。你拿张三跟自己比较,合适一点,就对他好,不大同意李四这个人,就对他不好,就是“比”。一个大政治家是和宗教家一样,爱人是不能分彼此的,我们对于人,好的固然好,爱他;但对不好的更要爱他,因为他不好,所以必须去爱他,使他好。这样一个真正的大政治家,也就是宗教家,也就是教育家的态度,这就是“周而不比“,要周全,不能比附一方。“比”是什么呢?我们知道中国字,古写的篆文比字,是这样写的——,象形两个人相同,同向一个方向;而古文北字——就是相背,各走极端的象形字,所以“比”就是说要人完全跟自己一样,那就容易流于偏私了。因此君子周而不比,小人呢?相反,是比而不周,只做到跟自己要好的人做朋友,什么事都以“我”为中心、为标准,这样就不能够普遍。

讲到这里,君子的道理还没有讲完: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这是我们前面讲到的,过去的历史,对于人才,有三个基本的原则,便是才、德、学。有些人的品德是天生的——品德往往大半出于天性——但没有才能。我们知道有品德的人,可以守成,教这种人到大后方坐镇,好得很;教他设法打开一个局面,冲出去,那他办不到,他没有这个才,他只有守成之才,没有开创之才。所以守成之才,偏重品德。而才德两个字很难兼全的,但有一个东西可以补救,那就是学,用学问来培养那所缺的一面。有些人虽然天生有才有德,但还是须要学问来培养的。

讲到学问,就须两件事,一是要学,一是要问。多向人家请教,多向人家学习,接受前人的经验,加以自己从经验中得来的,便是学问。但“学而不思则罔”,有些人有学问,可是没有智慧的思想,那么就是迂阔疏远,变成了不切实际的“罔”了,没有用处。如此可以作学者,像我们一样——教书,吹吹牛,不但学术界如此,别的圈子也是一样,有学识,但没有真思想,这就是不切实际的“罔”了。

相反的,有些人“思而不学则殆”。他们有思想,有天才,但没有经过学问的踏实锻炼,那也是非常危险的。许多人往往倚仗天才而胡作非为,自己误以为那便是创作,结果陷于自害害人。

尤其是目前的中国青年,身受古今中外思潮的交流、撞击,思想的彷徨与矛盾,情绪的郁闷与烦躁,充分显示出时代性的紊乱和不安,因此形成了青少年们的病态心理。而代表上一代的老辈子人物,悲叹穷庐,伤感“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大有日暮途穷,不可一日的忧虑;其实童稚无知,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来到人间,宛如一张白纸,染之朱则赤,染之墨则黑,结果因为父母的主观观念——“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涂涂抹抹,使他们成了五光十色,烂污一片,不是把他们逼成了书呆子,就是把他们逼成太保,还不是真的太保。我经常说,真太保是创造历史的人才。所以老一辈人的思想,无论是做父母的,当教师的,或者领导人的,都应该先要有一番自我教育才行。尤其是搞教育、领导文化思想的,更不能不清楚这个问题。

所以青少年教育的问题,首先要注意他们的幻想,因为幻想就是学问的基础。据我的研究,无论古今中外,每一个人学问、事业的基础,都是建立在少年时期的这一段,从少年时期的这一段,从少年的个性就可以看到中年老年的成果。一个人的一生,也只是把少年时期的理想加上学问的培养而已,到了中年的事业就是少年理想的发挥,晚年就回忆自己中少年那一段的成果。所以我说历史文化,无论中外,永远年轻,永远只有三十岁,没有五千年,为什么呢?人的聪明智慧都在四十岁以前发挥,就是从科学方面也可以看到,四十岁以后,就难得有新的发明,每个人的成就都在十几岁到二三十岁这个阶段,人类在这一段时间的成果,累积起来,就变成文化历史。人类的脑子长到完全成熟的时候,正在五六十岁,可是他大半像苹果一样,就此落地了。所以人类智慧永远在这三四十的阶段作接力赛,永远以二三十年的经验接下去,结果上下五千年历史,只有二三十年的经验而已。所以人类基本问题没有解决。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宇宙从哪里来的?人生究竟如何?还是没有绝对的答案。因此,有了思想,还要力学。上面所说,有了学问而没有思想则“罔”,没有用处;相反的,有了思想就要学问来培养,如青少年们,天才奔放,但不力学,就像美国有些青少年一样,由吸毒而裸奔,以后还不知道玩出什么花样。所以思想没有学问去培养,则“殆”,危险。

异端与偏激

接着下来是: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这是一个问题了。我们知道,“异”就是特别的,“端”也就是另外一头。但在宋儒以后,“异端”两字,就用来专指佛、道两家,宋以前则没有这种肯定的说法。

讲到这里,顺便提到一个问题:现在世界上流行一个名词——汉学。欧美各国讲中国学问,都称之为“汉学”,这是世界通称,成了习惯,已经没办法更正了。事实上这个观念是错误的。在我们中国文化中所称的汉学,是指汉儒的作学问,注重于训诂。所谓“训诂”,就是对于文字的考据,研究一个字作什么解说,为什么这样写?不过汉学很讨厌,他们有时候为了一个字,可以写十多万字的文章,所以我们研究这一方面的书,也是令人头大的。但是古人所谓博士学位——我们现在的博士也是这样——往往凭藉这些专深的研究,可以作一百多万字的文章,这就是训诂之学。后来发展为考据,就是对于书本上的某一句话,研究他是真的或是假的。这些学问,为了一个题目,或某一观念也可写百多万字。总之,汉儒就是训诂考据之学;在中国文化上叫“汉学”,意思是汉儒作的学问。汉学自汉武帝开始,就有“五经博士”,就是四书五经等书中,通了一经的就是“博士”,所以中国有博士这个尊称,也是从汉朝开始的。所谓博士,就是专家。如《诗经》博士,就是《诗经》的专家。到了唐代以后,就慢慢注重文学了,因为几百年训诂考据下来,也整理得差不多了。

到了宋代,当时有所谓五大儒者,包括了朱熹等五个人,他们提倡新的观念,自认为孔孟以后继承无人,儒家的学问断了,到他们手里才接上去。这中间相隔差不多一千多年,不知道他们在哪里碰到孔子和孟子,就一下子得了秘传一样,把学说接上去了,这是宋儒很奇怪的观念。然后他们就批评各家都不对,创了所谓理学。不过有一点要注意,我们现在的思想界中,理学仍然非常流行,有一派自称新理学,讲儒学的学问。但很遗憾,他们还不成体系,仍旧不伦不类的。至于宋儒的理学家,专门讲心性之学,他们所讲的孔孟心性之学,实际上是从哪里来的呢?一半是佛家来的,一半是拿道家的东西,换汤不换药地转到儒家来的。所以,我不大同意宋儒。对于宋儒的理学,我也曾花了很大的工夫去研究,发现了这一点,就不同意他们。一个人借了张家的东西用,没有关系,可以告诉老李,这是向张家借来的,一点不为过。可是借了张家的东西,冒为己有充面子,还转过头来骂张家,就没道理了。宋儒们借了佛道两家的学问,来解释儒家的心性之学,一方面又批驳佛道。其结果不止如此而已,从宋儒一直下来,历代的这一派理学,弄到后来使孔孟学说被人打倒,受人批评,宋儒真要负百分之百的责任。以后经过宋、元、明、清四朝,都在宋儒的理学范围中转圈圈,是不是阐扬孔子的真义,很难下一定论。有一本《四朝学案》,是讲宋、元、明、清几百年来儒家心性之学的。尤其到了明朝末年,理学非常盛行,所以清朝入关的时候,很多人对明儒的理学非常愤慨,认为明儒提倡理学的结果是:“平时静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指责理学对国家天下一点都没有用。平常讲道德、讲学问,正襟危坐谈心性,到了国家有大难的时候——“临危一死报君王”一死了之,如此而已。不过话说回来,能够做到“临危一死报君王”已经很不容易了,但对于真正儒家的为政之道而言,未免太离谱了。因此,清初一般学者,对于此高谈心性、无补时艰的理学相当反感。最著名的如顾亭林、李二曲、王船山、傅青主这一些人,也绝不投降满清,而致力反清复明的工作。后来中国社会帮会中的洪帮,现在又叫洪门,就是他们当时的地下组织,是士大夫没有办法了,转到地下去的,洪门首先是在台湾由郑成功他们组织,一直影响到陕西,都是他们的活动范围,所谓天地会等等,都由洪门后来的分衍而来。

清初顾亭林这些人,既不同意宋明儒者的空谈,于是回过头来作学问,再走考据的路子,叫作“朴学”,因此也有称之为汉学的。我们身为中国人,必须要了解“汉学”这个名称是这样来的。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学问也称汉学,是指中国学问。古书上所指的汉学,是偏重于考证的学问,这是顺便介绍的。

我们为什么引出了这个问题呢?就是为了孔子这句话:“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自宋朝以后,八百年来,一提到异端,一般人都认为专指佛道两家。这句话不要搞错了,在孔子当时,没有佛家,也没有道家,在当时儒道不分家的。以儒、佛、道三家的文化,作为中国文化中心,是唐代以后的事,所以认为《论语》中异端两个字,是专指佛道而言,则是错误的观念。

现在我们回转来研究,什么叫“异端”呢?这在文字上解释非常简单。“端”就是两头,尖端,两边的头,或多边的头谓之“端”。“异端”是走极端偏向的路线,不走中道的。不但不走中道,而且还标新立异,特别从事怪异的思想。关于这一点我们如果用现代的思想问题和心理学来研究,也可以说一般的人,大都是喜欢异端的,每个人都有爱好标新立异的天性。

由养士到考试大家有机会可以读一篇文章,对于处世大有助益,这篇文章简称《论养士》,苏东坡作的。这篇文章在中国的政治思想——政治哲学领域中,占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研究政治与社会的人不能不看。这篇文章很有意义,它提出了一个原则,讲得非常有道理。

“养士”这个名称,出在战国时代,当时书籍不如现在普及,也没有考试制度,一般平民有了知识,就依靠权贵人家求出路,到他们家里作宾客。过去叫宾客,现在的名称等于“随员”;从唐代到清代叫“幕府”。像曾国藩,不少有本领的人,都在他的幕府里——等于现在的研究室、参谋团、秘书室。现在也有称作幕僚。“六国的养士”就是这样的情形。

那时养士,养些什么人呢?苏轼指出的分类是智、辩、勇、力四种人;实际上也可说只是两种人,一种用头脑,一种用体力。讨论这四种人,如果以现代职位分类的科学来作博士论文,起码可以写他两百万字不成问题。但是我国古代文化喜欢简单,所以几百字的文章就解决了。

苏轼在这篇文章中说,社会上天生有智、辩、勇、力这四种人,他认为这一类的人好役人——坐着吃人家的——无法役于人。如果我们用社会学来研究,社会上有许多人是这样的,用头脑非常能干,叫他用劳力就不行,有些人叫他用头脑就像要他的命,要他做劳力就蛮好。但有些人有力去打架,力气好得很,要他做工,做三个小时就做不下去了。所以研究社会、研究政治,要多观察人,然后再读有关的书,才有道理。又像许多人有智,这个智是聪明才智;有许多人有辩术,专门用手段,不走正道,走异端,打鬼主意第一流,正当方法想不出来。但是不要忘了,他也是一个人才,就看老板怎么用他,这就是所谓会不会用人了。所以智与辩看起来是一样,聪明的人做事一定有方法,但是正反两面的方法不能相违。勇与力看起来似乎也是一样,但是勇敢的人不一定有力气,而个子高大孔武有力的人,教他去前方打仗、为国牺牲,他怕死了不干,这是有力没有勇。因此苏东坡说智、辩、勇、力四种人,往往需要人家养他,不能自立。不过依恃人家,攀龙附凤,也可以立大功,成大业,教他一个人干,就没有办法。

所以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焚书坑儒,不养士了,这些人就走向民间去,结果怎样呢?反了!后来到了汉朝的时候,对这种士怎么办呢?到汉武帝时代,就是中国选举制度的开始,那个时代的选举,当然不像现代的由人民去投票——这是西方式的选举。中国式古老时代的选举,是由地方官参考舆论,把地方上公认是贤、良、方、正的人选出来,(以现代名词而言,是人才的分类,贤是贤,良是良,方是方,正是正,不要混为一谈,这是四个范围。)称为孝廉。(中国文化以孝治天下,所以称孝廉。到清朝时,考取了举人,还是用孝廉公这个名称,那是沿用汉朝的。)汉朝实行这样的选举制度,就取代了战国时养士的制度,所以汉朝四百年天下,就可以定下来,到隋朝又开创以文章取士的考试办法。到唐太宗统一天下以后,正式以汉朝地方选举的精神,采用了隋朝考试取士的方法,综合起来产生了唐朝考选进士的制度。所谓进士,就是将民间有才具的知识分子,提拔出来,进为国士的意思。那时候考的秀才不是清代的秀才,清代的秀才是考试阶级的一个名称,秀才再考举人,举人再考进士,进士第一名是状元。唐代的秀才,也便是进士的通称,凡是学问好的、优秀的,都称秀才。

天下英雄入彀中

唐太宗创办了考试制度,录取了天下才人名士以后,站在最高的台上,接受第一次录取者朝见之后,忍不住得意地微笑道:“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他的意思是说,你看我这一玩,天下的英雄都自动来钻进我的掌握中,再不会去造反了。有功名给你,有官给你做,只要你有本事,尽管来嘛!这是唐太宗的得意之处。苏轼也说,建立了考试制度以后,就等于六国时候的“养士”,所以他认为养士是很重要的事。以现在的观点来说,就是智、辩、勇、力分子没有安排很好的出路,没有很好的归宿,就是社会的大问题,也是政治的大问题。但是如何使他们得其养,又是个问题。起用也是养,退休也是养。讲到养,我们要想到前面所讲的,犬马也有所养呀!不是说有饭吃就得养了,仅仅这样是养不了的。智辩勇力之士,有时候并不一定为了吃饭。天生爱捣乱的人,如果没有机会给他捣乱,他好像活不下去,若不要他捣乱,就得把他引入正途,这就是为政教化的道理。

解释了半天,“异端”就是走特殊思想,不走正路的,走偏道,而偏道中还想出特别花样。但是,异端有没有用处?有用处的。举个例子来说,汉朝平定天下,汉高祖说,我不过得到几个人而已。他是指张良、萧何、陈平等,尤其是陈平这个人,在历史上也是有名的六出奇计,他只为汉高祖提过六个建议,还是秘密的建议,后世从历史上知道内容的也只有五次,另外一次到底是什么花样,直到现在无法确定。

所谓奇计者,就是古怪的、特殊的。我们读了历史也就知道,异端不能乱用,还要以德业为基础,异端多半走入术的路子,术就是方法、权术。权术没有德业为基础,就要不得。所以我们再看历史,《史记》记载很清楚,陈平六出奇计,帮助汉高祖统一天下,但是陈平说了一个预言,他的后代不会太好。

人家问他什么原因,他说他喜欢用阴谋,他说:“阴谋者,道家之所忌也。”为天道所忌。果然汉高祖封给他的国,到他孙子手里就亡,他也早知难逃自取灭亡之道。

这个道理,是说明孔子所说的“异端”,并不是宋儒所指佛道两家而言的异端,而是走偏道,喜欢走特殊路子钻牛角尖的异端。所以孔子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跟着下来,什么不是异端呢?什么是作人做事应该的道理?

子曰:由!诲,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由是名字,子路的名字叫仲由。“诲”字下应该有一个小标点,诲是说教育、教诲。“汝知之乎?”你知道吗?“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一个人要平实,尤其是当主管领导人要注意,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就是不懂,这就是最高的智慧。换句话说,不懂的事,不要硬充自己懂,否则就真是愚蠢。

关于这一点,几十年来看得很多。这个时代,很容易犯这个毛病。很多学问,明明不懂的,硬冒充自己懂,这是很严重的错误,尤其是出去做主管的人要注意。我们看历史上伟大的成功人物,遇事常说:“我不懂,所以要请教你,由你负责去办,大原则告诉我就行了。”说这话的人就成功了。如果硬充懂就不行,结果一无所成。历史上,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政治的道理也一样,懂就懂,不懂的就是“对不起......我不懂。”这是最高的智慧,也是最高的礼貌。所以我常对出国的学生们说,有一个最高的原则,也是走遍天下的国际礼貌,那便是你走到任何国家说:“对不起,我是中国来的,对这件事我不懂,请问应该怎么办?”万万不要认为这样说是丢人,这是最大的礼貌,不会吃亏,尤其做国民外交更用得着,最怕冒充懂,就会失礼。

到这里是为政的大原则,下面文章的气势为之一转,而转到另外一个人。


分类:南怀瑾 书名:论语别裁 作者:南怀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