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别裁》第03章 八佾(01)


礼乐衣冠

首先,我们对本篇篇名作个简单的解释:八佾——“佾”与“仪”同音,如今在孔庙中拿羽毛,在祭孔典礼中所舞蹈的叫八佾之舞。用现代的名称,可说它是“文化舞”,代表古代文化的一种舞蹈。当时中央政府是周天子,天子举行国家大典,代表国家的精神,用作余兴的舞蹈,典礼开始的礼乐。八佾是八个人一排,共有八排;诸侯之邦,六人一排叫六佾。诸侯之下的大夫——大臣之家,用四人一排,共四排,叫四佾。这是固定的形式,周朝的礼乐、衣冠、文物等,都有周详规定。

那么,孔子为什么在这一篇里教起跳舞来了呢?不是的。这篇书的全部重心,以现代用语说,是代表了文化精神。他的内容讲“礼”。礼的根本,也就是孔子一生做学问之所在。只是因为当时写文章的习惯,而用了《八佾》这个名称做篇名。

“礼”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们要了解中国文化,五经中《礼》这部书是不能不研究的,尤其因为它偏向于中国哲学思想的根本,同时包括形而上宗教哲学的问题。但本篇是以过去的观念而言,当然,我们现在讲的“文化”这个名词,与过去的观念不同。过去的观念,文化偏重于人文——人伦的道理,即是伦理的道德,政治的伦理与社会的伦理。现在“文化”这个名词的含义,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教育、哲学、宗教等等归纳起来,成为文化的总体。因此,对于“文化”为一名词,古今定义的不同,为了讲书的方便,应该先有一个认识。我们说《八佾》这一篇全篇的精神在于文化,是切合古代所谓“文化”的定义而言的。第一篇《学而》,是个人求学的宗旨;第二篇《为政》,也就是为学的外用;第三篇是把个人的内圣为学,乃至于外用的为政,综合起来的文化精神,放在《八佾》篇中,这是从一个故事开始的。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季氏即季家,当孔子时代,鲁国有三家权臣,即所谓权门,而且不是普通的权门,是可以动摇政权的权门。这三大家是孟孙、仲孙、季孙,国君都拿他们没办法,整个政权都操在他们手上,鲁国当时的国君就那么可怜。

季氏这位权臣,有一天高兴起来,在家里开家庭舞会,结果,玩出天子的味道来了。照规定他只能欣赏四人一排的舞蹈,他居然摆出八人一排的舞,完全天子的味道,要与中央抗衡,已经不把朝廷放在眼里。有人把这事告诉孔子,孔子就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照后世学者们的解释,好像孔老夫子听了这件事,大发脾气,握着拳头,敲响了桌子,厉声斥责道:假如这件事我们都能忍耐下去,容许他去干,那么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容忍他季某去做呢?事实上,并不是后儒们所解释的这样,假如真是后儒所解释的一样,那么《学而》篇当中:“温、良、恭、俭、让”形容孔子的五个字里的“温”字,要用红笔打×了,孔子的修养就不行了。

很简单,《为政》篇不是刚说过孔子能不能先知的问题吗?其实孔子早已看出季氏的动向,所以有人告诉他季氏八佾舞于庭,在家里摆天子的排场时,孔子就说,这要注意!季家的野心不小,像这样的事情,季家都忍心做了,还有什么事情他不忍心去做呢?叛变、造反,他都会干的。孔子就以这件事断定,季氏将来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所以“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是说季氏竟然忍心做这些事。并不是孔子在那里发脾气骂人,这些很明显的文字,不必要故意转个弯来把它乱解释。

不但如此,那时社会变乱得很厉害,正如现在所讲的文化堕落。现在再看:

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哪三家呢?就是这季氏三家权臣,他们不但眼里没有顶头上司的鲁君,连中央的周天子,他们也不放在眼里,结果不但在家里开舞会,摆出八佾之舞,还在家里宴客完了撤席时,奏起天子所用的国乐来。“彻”就是撤宴撤席,“雍”就是天子所用的国乐。他们三家权门,竟在家里奏天子所用的音乐于宴席之中。所以孔子引用古代的诗说:“相维辟公,天子穆穆。”他的意思是说,在中央政府天子奏“雍”这支国乐的时候,天子站在中央,辟公(即当时的诸侯)站在两边拥护着天子,然后天子从中间走过。因为天子本身代表国家的精神,所以态度也非常庄严,绝不会左右乱看。而现在这三家权臣,拿了中央天子用的这种庄严的国乐到家里开舞会,真不知道他们用意何在?换句话说,一个时代的社会风气开始变坏,是由有权势的人所引导的。所以孔子非常感伤,接着感叹起来。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仁是孔子学问的中心,下面第四篇就专讲仁,这里暂时不去讨论他。上面几句话的意思说,一个人没有中心思想,“如礼何?”文化对他有什么用?文化是靠每一个人自觉自发,自省自悟的;文化不是法律,不能由他人来管的。所以“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一个人如果自己不省悟,文化与艺术对他有什么用呢?这是孔子的感叹。

由于孔子对“礼”、“乐”的感叹,再转到: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林放这个人问孔子,礼的根本是什么?这个问题太大了,我们讲过的,中国文化这个“礼”字,如果谈到根本,是哲学最高的问题,也是宗教哲学最高的问题。宇宙万有怎样来的?哪一天开始的?这个本体论,也就是礼的根本所在。所以林放问礼的根本是什么,孔子说,他这个问题太大了。孔子不跟他谈哲学,不谈文化的精神,只答复他关于礼仪的问题。孔子说礼仪的过分铺张就不合理,宁可简单隆重。办丧事太轻率了也不好,宁可取悲戚的态度。拿我们现在的情形来看,假如孔子现在还活着,处在我们这个社会中,他不知要感慨到什么程度。现在我们的礼恰恰与孔子讲的相反,礼不从简而从奢,越奢侈越有排场,丧事不从悲而从易,家人逝世了,送殡仪馆,火葬过后三天,又在家开舞会孔子当时对文化衰败非常感叹,因此他的结论: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过去所谓夷狄,就是文化落后的边疆地区,孔子的思想是以文化为中心,凡没有文化的,称为夷狄,因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这四种族在当时是没有文化,非常野蛮。中国则称中夏、中原,是有文化的。孔子说那些蛮族落后地区的人,也有头子,有君主、酋长。但光有形态,没有文化,有什么用,不如夏朝、殷商,虽然国家亡了,但历史上的精神,永垂万古,因为它有文化。

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国家不怕亡国,亡了国还有办法复国,如果文化亡了,则从此永不翻身。试看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化亡了的民族而能翻身的,史无前例。所以对于文化重建的工作,我们这一代的责任太重大了,绝不能让它在我们这一代的手中断送掉。这是很重要的,像孔子在这里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夏朝虽然亡了,成了历史的名词,但夏朝的文化,一直流传下来,现在我们也还接受。譬如过年,我们喜欢过阳历年还是阴历年呢?凭心而论,还是喜欢过农历年。对阳历年,那是不得不过的。阴历年就是夏历,是夏朝留下来的文化。很多很多我们现在的文化,还是夏朝的文化。所以孔子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有政权的存在而没有文化的精神,那有什么用呢?因此文化精神一定要建立。

泰山之旅

再看下面,季氏的野心越来越明显了:

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

这段事情,记载得这么简单,但妙不可言。

冉有是孔子的学生,后来成了文人而带兵的统帅。孔子穷是自己穷,他所教的学生,后来很多都很得志,他培养这批年轻人,在教育上大有成就。冉有这时在季家为相,等于总管。

季氏旅于泰山,“旅”依现在解释,就是旅行。我们现代看来,是蛮好的事情,发展观光事业,有什么不好?孔子为什么要反对呢?我们读书要注意时空关系,要注意当时的时代和事件发生的地区,这样就会更了解真相了。泰山是当时文化精神的集中点,也是因为中国古代相信天道,国家政治太平了,上泰山去祭告天地,这叫“封禅”,像后来秦始皇去泰山封禅,立了碑,回来在路上病死了。古代对“封禅”这件事,迷信得不得了,皇帝不敢随便封禅的,封禅以后几乎都倒楣。古代的观念,认为泰山有神,所以要国家的领袖,才能到泰山去祭告天地。告就是祷告,而季家旅于泰山,带些部队说要去泰山打猎,但这是假的,实际上他是想造反,到泰山去祈祷神的保佑,这个政治内幕,孔子根据观察,当然知道。所以把他的学生冉有叫来,对他说:“女弗能救与?”——你不能救他们季家吗?他们这样一定失败的,一失败全家性命丧亡。他怎么可以做这样狂妄的事!冉有的答复是不能救,因为冉有讲的话,他们也不听,所以冉有做不到。孔子到这时候叹口气说:“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他说难道泰山就不如林放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上面讲了,林放问礼之本,表示林放这个人,还知道讲究礼的根本。又为什么说泰山不如林放呢?因古代认为泰山有神,所谓“东岳之神”,季氏想去祭东岳之神,等于现在的拜拜。我对任何宗教的感情是一样的,但我们看见拜拜的情形:三支香、五块钱香蕉、十块钱饼、磕了几个头,然后要求发财,公公要活到八十岁,儿子要考上大学,功名富贵,前途无量。一切都求完了,五块钱香蕉还要带回去,这样小的代价,求那么大的报酬。神如果有灵,这种神叫我做,我就不愿干。两家人有了仇恨,也去拜拜菩萨,求上帝要整倒对方,双方都同样要求,到底要整倒哪一方,我也不知道,所以神也难当。

季家也和一般人一样,他想造反,到泰山去拜神。所以如果有神的话,难道还不如林放吗?林放是个普通的人,他都知道问礼,一个神——中国人讲神是怎样做的呢?“聪明正直,死而为神。”这八个字是神的资格,任何一个人,凡是聪明正直的人,都可以修到死而为神。既然东岳之神是聪明正直,季家去拜他,拍拍马屁,他怎会帮忙季家呢?难道那个泰山之神,还不如林放这个人吗?以上这一节就是这个道理。

有许多人把权力把前途诉诸迷信,寄托在狭义的宗教上。我们以人文文化为基础,不管上帝也好,菩萨也好,神也好,如果因为肯拜拜他,他就会保佑,不信他,就不管——果真是如此,第一个我就不敢信他,因为他太偏私,又太意气用事了,反不如一个普通人。如果不分善恶,有求必应,那作人很容易,我尽管做坏事,天天去拜他,或做了坏事再去忏悔就可以了,这岂是神的意旨?

志在春秋

季氏旅于泰山这一段,是表示春秋时代社会风气之乱。乱在什么地方?乱在春秋时代整个的都是在讲究“权”与“术”,后来大家把这个字连起来用了。所谓“权”就是政治上讲的统治,也就是霸道。春秋末期王道衰微,霸道因此起来了。其次是“术”,也就是一般人所谓的用手段。不讲传统文化的道德和理性,就是用手段。以手段而取天下,就是“权术”。因此,我们要了解当时的政治变乱,一定先要了解一本书——《春秋》。

《春秋》是孔子著的,像是现代报纸上国内外大事的重点记载。这个大标题,也是孔子对一件事下的定义,他的定义是怎样下法呢?重点在“微言大义”。所谓“微言”是在表面上看起来不太相干的字,不太要紧的话,如果以文学的眼光来看,可以增删;但在《春秋》的精神上看,则一个字都不能易动;因为它每个字中都有大义,有很深奥的意义包含在里面。所以后人说“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为什么害怕呢?历史上会留下一个坏名。微言中有大义,这也是《春秋》难读的原因。

孔子著的《春秋》,是一些标题,一些纲要。那么纲要里面是些什么内容呢?要看什么书?就要看三传——《左传》、《公羊传》、《縠梁传》。这是三个人对《春秋》的演绎,其中《左传》是左丘明写的,左丘明和孔子是介于师友之间的关系。他把孔子所著《春秋》中的历史事实予以更详细的申述,名为《左传》。因为当时他已双目失明,所以是由他口述,经学生记录的。

《公羊》、《縠梁》又各成一家。我们研究《春秋》的精神,有“三世”的说法。尤其到了清末以后,我们中国革命思想起来,对于《春秋》、《公羊》之学,相当流行。如康有为、梁启超这一派学者,大捧《公羊》的思想,其中便提《春秋》的“三世”。所谓《春秋》三世,就是对于世界政治文化的三个分类。一为“衰世”,也就是乱世,人类历史是衰世多。研究中国史,在二三十年以内没有变乱与战争的时间,几乎找不到,只有大战与小战的差别而已,小战争随时随地都有。所以人类历史,以政治学来讲,“未来的世界”究竟如何?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学政治哲学的人,应该研究这类问题。

如西方柏拉图的政治思想——所谓“理想国”。我们知道,西方许多政治思想,都是根据柏拉图的“理想国”而来。在中国有没有类似的理想?然有,第一个:《礼记》中《礼运·大同篇》的大同思想就是。我们平日所看到的大同思想,只是《礼运》篇中的一段,所以我们要了解大同思想,应该研究《礼运篇》的全篇。其次是道家的思想“华胥国”,所谓黄帝的“华胥梦”,也是一个理想国,与柏拉图的思想比较,可以说我们中国文化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从另一面看,整个人类是不是会真正达到那个思想的时代?这是政治学上的大问题,很难有绝对圆满的答案。因此我们回转来看《春秋》的“三世”,它告诉我们,人类历史衰世很多,把衰世进步到不变乱,就叫“升平”之世。最高的是进步到“太平”,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太平盛世”。根据中国文化的历史观察来说,真正的太平盛世,等于是个“理想国”,几乎很难实现。

我们《礼运篇》的大同思想,就是太平盛世的思想,也就是理想国的思想,真正最高的人文政治目的。历史上一般所谓的太平盛世,在“春秋三世”的观念中,只是一种升平之世,在中国来说,如汉、唐两代最了不起的时候,也只能勉强称为升平之世。历史上所标榜的太平盛世,只能说是标榜,既是标榜,那就让他去标榜好了。如以《春秋》大义而论,只能够得上升平,不能说是太平。再等而下之,就是衰世了。国父思想中所揭立的三民主义最后的目标是世界大同,这也是《春秋》大义所要达成的理想。

秉笔直书罪罪恶恶

又怎样从春秋《左传》看得出它的“微言大义”呢?如果读懂了《左传》上第一篇的《郑伯克段于鄢》,就大概可知《春秋》的笔法。

郑伯是一个诸侯,(春秋时,王道衰微,五霸崛起。五霸中郑庄公是第一个称霸的,接下来有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等)在本篇中,孔子的“微言”在哪一个字呢?那就是这个“克”字。“段”是郑庄公的亲兄弟——共叔段。对兄弟是不能当敌人看待的,“克”字有敌对的涵义在内,打败了敌人就是克敌,结果他对待兄弟用对待敌人的办法——事先不肯教化,不止恶于其先,而且还故意培养罪行,最后又故作仁义。因此春秋的笔法,就在这一个“克”字的微言上,定了他千秋的罪状。

左丘明写这段历史怎么说呢?大家也许都读过了,我们也不妨温习一下。

郑伯——郑庄公是老大,他母亲姜氏生他的时候是寤生——迷迷糊糊在昏迷中生的,作母亲的受了惊,害怕了,于是心理学问题来了,姜氏因为这次受惊,从此对庄公没有好感,始终心里不高兴。由此可知,现代研究青少年思想问题的人要注意,有许多青少年的思想,主要都是在小的时候受到环境影响而形成的,环境上每一件事,影响他们的心理很大。譬如从小贫穷的人,尤其是孤儿,他们大多容易产生偏激心理,我也曾栽培过好几个孤贫的少年,并告诉他们,穷苦出身、孤儿出身的人,最后只走两条路,没有第三条路:一种是他将来成功了,对于社会非常同情,他有办法时,同情别人、同情社会,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从苦难中出来的,就非常同情苦难的人。另一种人成功了,对社会非常反感,对于社会上的任何事、任何人都怀疑、都仇恨。他认为自己当年有谁同情?社会?社会上哪有公平?他心里始终反感。这两种相反的心理,同样是受环境影响而产生的,至于为什么同样的原因而产生相反的结果,这又牵涉到遗传本质及教育等等问题了,如参照上文“学而不思……”这段,便可思过半矣。所以有许多从事社会工作的人员办孤儿院,办得无论怎么好,孩子还是有反感。对自己的孩子骂了以后,孩子虽然生气,但过了一会儿就忘了。假如孤儿和那些有心理问题的孩子挨了骂,他不会生气,可是他永远不会忘记,因为他天生有反感。所以研究社会、研究政治,这多方面的学识,一定要注意。

讲到这里,就知道郑庄公的母亲姜氏有了心理偏见,而孩子在这种环境之下长大以后,就产生不正常的心理了。后来姜氏又生了一个孩子段——次子。在中国古代,长子是继承官位的,将来继承诸侯的当然是郑伯。中国有句老话:“皇帝爱长子,百姓爱么儿。”就因为长子是继承人,而老百姓则往往喜欢年老时生的孩子。可是姜氏生了第二个孩子后,告诉丈夫,希望将来由次子继承王位,但基于传统习惯是不可以的,所以后来还是由郑庄公继位做了诸侯。姜氏就要郑庄公让弟弟段到“制”这个最好的地方去做首长。而郑庄公对妈妈说,“制”这个地方并不好,是艰苦之地,没有发展的价值,既没有经济价值,又不是政治重心,把弟弟派到这样一个地方去不太好,还是换一个地方好,叫妈妈另外选一个地方,结果把弟弟封到“鄢”这个地方去。实际上“制”在当时郑国,是军事、政治上的重镇,他不敢养痈贻患,因此,郑庄公用了权术,说了一篇假仁假义的话,骗了母亲。孔子写这一段,这是说郑庄公没有用道德,而用权术。

后来,母亲姜氏和弟弟“段”要起来造反,招兵买马,积草囤粮,已经有了反叛的明显迹象,左右大臣都向郑庄公报告,郑庄公明明清楚了,但说没有问题,姑且等等看吧!意思是说,他的狐狸尾巴还没有露出来,要培养他把狐狸尾巴露出来,再处理他。这就是政治上古代奸雄权术中的一套,道德的政治,绝对不可这样。两者的差别也就在这里。尤其对亲兄弟,应该感化他,把这件事情坦然地告诉母亲来处理,不应该像培养敌人罪行那样培养他,最后母亲与弟弟通同造反,郑庄公出兵灭了这个弟弟。所以历史上有人说,曹操培养了刘备和孙权,以便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个手段是效法郑庄公的,因此便指历史上第一个奸雄是郑庄公。

孔子著《春秋》为什么用这件事开始呢?这就是说明社会的变乱,并不是普通人能够引导的,都是权臣、有地位的人变坏了风气,所谓乱自上生,所以上面讲到季氏旅于泰山的故事,孔子说:“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也就是这个意思。


分类:南怀瑾 书名:论语别裁 作者:南怀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