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别裁》第03章 八佾(03)


拍灶君的马屁

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王孙贾是卫国的大夫,孔子在卫国很多年,卫灵公对他非常好,但卫灵公又偏宠有名的美人——南子。卫灵公实在很想起用孔子,卫国的权臣王孙贾有一天就对孔子说出:“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的问题。这也是中国古代宗教思想中很有趣的历史性问题。凡是中年以上的人,都见过我们在大陆上家庭中供奉的灶神。每到夏历十二日二十三的晚上,家家户户都要送灶,小孩子们非常高兴,口袋里就可装糖果了。现在用电炉、瓦斯炉,没有灶了,当然也就没有灶神。为什么要祭灶神呢?以宗教思想来说,中国人信仰的是多神教,什么神都信。

十年前有一位外国的神父来和我研究中国宗教思想问题,他说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我说中国绝对有宗教信仰。第一个是礼,第二个是诗。不像西方人将宗教错解成为“信我得救,不信我不得救”的狭义观念。我说这一点的误解,使我绝对不能信服,因为他非常自私嘛!对他好才救,对他不好便不救。成吗?一个教主,应该是信我的要救,不信我的更要救;这才是宗教的精神,也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其次,谈到中国“诗的精神”,所谓诗的文学境界,就是宗教的境界。所以懂了诗的人,纵使有一肚子的难过,有时候哼呀哈呀的念一首诗,或者作一首诗,便可自我安慰,心灵得到平安,那真是像给上帝来个见证。第三,中国信多神教,这代表了中国的大度宽容。出了一个老子,还是由东汉、北魏到唐代才被后人捧出来当上个教主——老子自己绝对没有想过要当教主的瘾。孔学后来被称为孔教,是明朝以后才捧的,孔子也不想当教主。总之,世界上的教主,自己开始都不想当教主,如果说为了想当教主而当上教主的话,这个教主就有点问题,实在难以教人心服。因为宗教的热忱是无所求,所以他伟大,所以他当了教主。我们中国,除了老子成为教主以外,孔子的儒家该不该把它称为宗教,还是一个问题。但是中国人的宗教,多是外来的,佛教是印度过来的,天主教、基督教也是外来的。我们中国人自古至今对于任何宗教都不反对,这也只有中华民族才如此的雍容大度。为什么呢?有如待客,只要来的是好人,都“请上坐,泡好茶”。一律以礼相待,诚恳的欢迎。所以我们的宗教信仰,能叫出五教合一的口号,而且这种风气,目前已经传到美国去了。现在纽约已经有教堂,仿照我们中国人的办法,耶稣、孔子、释迦牟尼、老子、穆罕默德,都“请上坐,泡好茶”了,凡是好人都值得恭敬。所以我最后告诉那位外国神父,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替中国的宗教辩护,而是外人没有研究深入而已。

现在我们再讲“奥”与“灶”。为什么他们拜灶神?如果以政治哲学的思想来讲。“民以食为天”,这是管子讲的名言。因为饮食最值得重视,值得注意,所以拜灶神。尤其在过去,教育不普及,讲礼治的时代,家里有灶神、财神和祖宗等神只的牌位。中国古代的建筑,大都有这一套设计,进门一定是大厅,大厅上供祖宗牌位,有的上面写着:“天地君亲师之位”。民国初年,牌位上的君字改成国字,看这五个字,中国人究竟信哪一个教呢?任何一教都不信,而任何一教都信。还有财神供在卧房里,灶神供在厨房里。“奥”是古代的家神,我们中国古代的神——宗教很妙,代表中国政治组织的理想。家里有家长,就有家神。还有灶神,连吃饭都要管。据说灶神一年到头,不但对家里人的行为要管,连在心里起了好念头,或动过歪脑筋,他都会记录下来,到一年终了:上天报告好坏。所以乡下人送灶,弄块糖给他吃,送一个红包给他,以便“上天言好事,下地报吉祥。”请他上天报告时,多替家里讲讲好话,回来时候多赐些福祉。所以在腊月二十三以后,一直等到第二年初四之间,他在天上还未回来以前,不在家里的时候,偶尔背后轰他一下,暗地里幽默他几句。

中国民间这些神话故事,现代也可以归到“民俗学”。要了解这些,起码要看《荆楚岁时记》这本书,尤其是南方——长江南北过年过节的风俗,这本书大概都有了。在人世间的社会上有里长、乡长、区长。在看不见的一面,便有土地、城隍等神。城隍归谁管?归阎王管。阎王去归玉皇大帝管,玉皇大帝归谁管?玉皇大帝的妈妈——瑶池圣母。由此看来世界上的宗教,最高都是女神。天主教来个圣母,佛教的观音菩萨,中国的瑶池圣母。所以女性还是最伟大。同时也可知人们讲了半天的宗教,尽管教理和教条如何如何的,但他们最后还是崇拜女性的,因为母性的慈爱毕竟是最伟大的。像这样一个宗教组织,无所不包,代表了中国人的政治哲学思想。所以天与人是一贯的。

王孙贾问孔子这个奥与灶的问题,是非常幽默的,他的意思,是告诉孔子说,你老是跟诸侯往来,我们这些士大夫如不在君王面前替你讲几句好话,是没有用的呀!你拜访了诸侯,还是该来向我们烧烧香。孔子却作正面的答法:“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这是中国人宗教思想的精神。他说一个人真的作坏人、做坏事,怎样祷告都没有用,任何菩萨都不能保佑你。所谓自助天助,神是建立在自己的心中。换句话说,人有人格,尤其须要心理上建立起人格,不靠外来的庇护。如果进教堂,上帝就保佑,那么上帝首先就犯了接受贿赂的罪。同时也等于孔子答复王孙贾说,这些手法我全知道,只是不屑于如此而已。

从上面的话也可知道,由周代开始的文化,和孔子的教化,始终走人文文化的路线,所以孔子又说: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这就是前面提到过,中国夏、商、周三个朝代文化的演变:夏尚忠,殷尚质(鬼),周尚文。尚的意思就是崇尚、偏重的意思,夏的文化偏重于忠诚、朴实。殷商的文化仍是重质朴,但是宗教观念很强。周代文化呢?我们今天讲孔孟思想中的中国文化,就是周代文化,重在人文文化。“周监于二代”,是说周朝所建立的文化是集上古之大成。我们今天的中国文化,是以周代文化作代表。“郁郁乎文哉”,郁郁是形容词,意思是非常茂盛、伟大与光辉的人文文化。孔子在此自称他的文化思想,是承先启后,发扬周代的文化精神。这是连接到上面所讲的宗教文化之后。孔子认为只有人文文化这个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量力而为谦虚好学

现在讲到另一段:

子入大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大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

鄹是孔子出生的地方,即邹。鄹人之子即指孔子。这一段所讲的应该是正当孔子做鲁国司寇的时候——司法行政部长兼行政院副院长(古代官制,无法与现代比类,为了便于了解,姑且作此近似的比拟),参与了代表国家、代表王室的宗庙大典。他进去以后,对于每件事都要问问清楚,向人请教。走哪里?坐哪里?每事都问人。于是有人笑他说,一般人乱捧,都说孔子这个人了不起,处处懂礼,可是这个“鄹地佬”进了大庙,什么都不懂,事事都向人请教。这话被孔子知道了,他说:“这就是礼啊!”以前我们提到过,假如出国到了别人的国度,风俗习惯不同,对人家的事,不懂的应该多问。到人家家里也是一样,求学问也是一样,做事也是一样,诚恳向人请教,就是礼的精神,也是作人的道理。

子曰: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射是古代传统的武功——射箭,那时的武功还没有发展到少林寺、武当派(这些是唐、宋以后的事)。周代的军事武功是车战的时代,最重要的武器还是拉弓射箭,武功高低的标准,就看射箭的高明到什么程度,相当于现代打靶、射箭的标准,在于射中了红心没有,而不问箭能否透过牛皮,每枝箭射中了标的,就绝对够标准,箭能不能透过牛皮,则不作考虑。因为每个人天生的膂力不同,有些人膂力很强壮,他的箭不但可穿牛皮,甚而可穿过墙,有些人的箭射出去不能穿透牛皮,但他每箭都中红心,也就够标准了。

这一段是说明作人做事,够不够道德的标准,只问合不合正道,并不苛求他对事功成就的程度。因为没有机会给他表现,环境不对,时代不对,他也就无从表现,这有什么办法?由此触类旁通,对人对事就可减掉些苛求了。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非常慎重的祭典之一——告朔。每个月的初一为朔,十五为望,月暗为晦。过去没有订出现在这些假日,“朔望”就是休息的时候,不过不像现在这样重视。每月的初一,主政者要代表国家,向天地祖宗,禀告所作所为,这就是所谓的“告朔”。用现在观念来说,就是说在那时发表政见。对谁发表呢?对天地鬼神。现在对大众发表政见,讲了不兑现的也有。当时对天地鬼神讲的话,如不兑现自己就害怕了,有一个看不见的力量在监视管制。所以告朔这件事也很郑重。

从前告朔时一定要杀羊。到春秋战国时代,社会风气已开始衰败,这些礼仪的精神,也慢慢跟着衰落变化了,所以子贡当时准备去掉告朔时候用的饩羊。饩羊是蒸过了的,等于现在拜拜,杀了猪羊,还没有炊熟就放在祭桌上,稍稍蒸一下免得腐臭,这就是饩羊。子贡当时想,拜拜就拜拜,这只羊可以省下来。所以孔子告诉子贡说,你的主张也对,为了经济上的节省而不用羊也好,为了表示诚恳而不必用羊也好,不过我不主张去掉,不是为了这只羊要不要省,而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种精神。固然不用象征性的东西,只要内心诚恳就可以,但现在的人,真正诚恳的心意发不起来了,就必须要一件象征性的东西才能维系得住,所以你子贡爱这只羊,而我更重视这礼仪和它的精神内涵。

由这件事我们就懂得,在社会上,或在政治上,有时绝对空洞的精神,并不足以维系一件事物,而必须配合某些实质的东西才能生效。如口惠而实不至,有时候就要失败了。这里又引用孔子另外一段话,颇为感慨。

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

这段话,连起上一段来说,是说作人处世的艰难。我想大家有时也会有同感。一个人想做个忠臣,有时候也很难。对主管、对领导人尽礼,处处尽忠合礼,而旁边的人会认为是拍马屁。所以孔子非常通人情世故。凡是当过长官也当过人部下的,都有这种经验。如果自己毅力不坚定,见解不周到,受环境影响,只好变了。那么该怎么办呢?还是以礼为准,也是上面的话“尔爱其羊,我爱其礼。”人格还是建立在自己身上。别人尽管不了解,只看自己内心真正的诚与不诚。诚正的建立,久后自知。自己的见解与人格的精神,等待时间来考验,等待时间来证明并不是他人说的那么一回事,也就心安理得了。

儒冠错换八卦袍的诸葛亮

平常一般人谈到修养的问题,很喜欢引用一句话——“宁静致远,澹泊明志。”这是诸葛亮告诫他儿子如何作学问的一封信里说的,现在先介绍原文: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慆慢则不能研精,险躁则不能理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诸葛亮《诫子书》

有人说文人都喜欢留名,其实,岂只文人喜欢把自己的著作留给后人。好名好利,是人心的根本病根,贤者难免。先不谈古人,就拿现在来说,几十年来,不知出版了多少的著作,但其中能被我们放在书架上要保留它到二三十年的,又有几本书?尤其现在流行的白话文章,看完了就丢,只有三分钟的寿命,因为它缺乏流传的价值。一本著作,能够使人舍不得丢掉,放在书架上,才有流传的可能。所以留名是很难的。清代诗人吴梅村说的:“饱食终何用,难全不朽名。”一点不错。

所以古人又有一句名言说:“但在流传不在多”。比如诸葛亮的一生,并不以文章名世,当然是他的功业盖过了他的文章。而他的文章——只有两篇《出师表》,不为文学而文学的写作,却成为千古名著,不但前无古人,也可说是后无来者,可以永远流传下去。他的文学修养这样高,并没有想成为一个文学家。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一个事业成功的人,往往才具很高,如用之于文学,一定也会成为一个成功的文学家。文章、道德、事功,本难兼备,责人不必太苛。

诸葛亮《出师表》外,留下来的都是短简,文体内容简练得很,一如他处事的简单谨慎,几句话,问题就解决了。看他传记里,孙权送他东西,他回信不过五六句话,把意思表达得非常清楚,就这么解决了。

这一篇《诫子书》,也充分表达了他儒家思想的修养。所以后人讲养性修身的道理,老实说都没有跳出诸葛亮的手掌心。后人把诸葛亮这封信上的思想,换上一件衣服,变成儒家的。所以这封信是非常有名的著作。他以这种文字说理,文学的境界非常高,组织非常美妙,都是对仗工整的句子。作诗的时候,春花对秋月,大陆对长空,很容易对,最怕是学术性、思想性的东西,对起来是很难的。结果,诸葛亮把这种思想文学化。后来八股文也是这样,先把题目标好,所谓破题,就是把主题的思想内涵的重心先表达出来。他教儿子以“静”来做学问,以“俭”修身,俭不只是节省用钱;自己的身体、精神也要保养,简单明了,一切干净利落,就是这个“俭”字。“非澹泊无以明志”,就是养德方面;“非宁静无以致远”,就是修身治学方面;“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是求学的道理;心境要宁静才能求学,才能要靠学问培养出来,有天才而没有学问修养,我们在孔子思想里也说过的,“学而不思,思而不学”的论点,和“才须学也”的道理是一样的。“非学无以广才”,纵然是天才,如没有学问,也不是伟大的天才。所以有天才,还要有广博的学问。学问哪里来的?求学来的,“非静无以成学”。连贯的层次,连续性的对仗句子。“慆慢则不能研精”,慆慢也就是“骄傲”的这个“骄”字。讲到这个“骄”字很有意思,我们中国人的修养,力戒骄傲,一点不敢骄傲。而且骄傲两个字是分开用的:没有内容而自以为了不起是骄,有内容而看不起人为傲,后来连起来用以骄傲。而中国文化的修养,不管有多大学问、多大权威,一骄傲就失败。所以孔子在《论语》中也提到过“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一个人即使有周公的才学,有周公的成就,假如他犯了骄傲,和很吝啬不爱人的毛病,这个人就免谈了。

我们中国人,力戒骄傲,现在外国文化一来,“我有了他真值得骄傲”这类的话,就非常流行,视骄傲为好事情,这是根据外国文字翻译错了,把骄傲当成好事。照中国文化规规矩矩翻译,应该是“欣慰”就对了。这是几十年来翻译过来的东西,将错就错,积非成是,一下子没办法改的地方。但是,为了将来维护我们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是要想办法的。有许多错误的东西,都要慢慢改,转移这个社会风气才是对的。这是说到慆慢所引出来的。

再回到本文“慆慢则不能研精”,慆就是自满,慢就是自以为对。主观太强,那么求学问就不能研精。“险躁则不能理性”,为什么用“险躁”?人做事情,都喜欢占便宜走捷径,走捷径的事就会行险侥幸,这是最容易犯的毛病。尤其是年轻人,暴躁、急性子,就不能理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这个地方,有些本子是“志”字,而不是“意”字,大概“意”字才对,还是把它改过来。——年龄跟着时间过去了,三十一岁就不是三十岁的讲法,三十二岁也不同于三十一岁了。人的思想又跟着年龄在变。“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少年不努力,等到中年后悔,已经没有法子了。

看诸葛亮这篇《诫子书》,同他作人的风格一样,什么东西都简单明了。这道理用之于为政,就是孔子所说的“简”;用以持身,就是本文所说的“俭”。但是文学的修养,只是学问的一种附庸,这是作学问要特别注意的。由历史文化谈到诸葛亮的学养,到此告一段落,现在再继续原文。

孔子的换心术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这个问题,以现代的观念来说,就牵涉到政治思想,也可以说是政治的作法,简明一点就叫政治领导术。鲁定公所问的,是领导术或领导的方法,而孔子答复他的,是领导的道德,撇开了鲁定公所问的方法。换言之,乃是在驳鲁定公。认为用方法——手段——是错误的,所谓领导应该是以“德”领导人。从什么地方可看出孔子这种意思来呢?就在这“君使臣,臣事君”两句话中的“使”字。我们知道鲁定公是个诸侯,以一个“王者”——这是随便借用一个头衔来形容的——之尊问孔子,孔子当然也尊重他。鲁定公问,假使一个帝王领导人,该怎样去指挥下面的干部?相对的,一个忠贞的干部,对于领导人,又应该用什么方法理事及自处?鲁定公当然问得很客气,很婉转。而孔子则用两句话,解答了鲁定公这两个对立的问题——“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我们中国文化讲孝道,但孝道也是相对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父母付出了爱心的教养,才有子女孝道的反哺,两者是对立的。忠也是一样,就如孔子的话,上面对下面以礼,礼敬——也是爱的一种形态,等于父母爱子女的爱心。这种礼义德业的流行,道德的风行,则下面对上面自然就敬而忠了。所以这种君臣的上下关系是建立在道德上,不是建立在手段上,两句话就答复了鲁定公的问题。

有些人看了老子的两句话,认为对于忠孝的观念,老子和孔子是持相反意见的。其实不然,只是表达的方法不同而已。老子说:“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在表面上误解了这两句话,好像老子是反对孝、反对忠的。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一个不和的问题家庭中,有几个孩子,其中一个最乖的,于是人们便说这个儿子才是孝子,拼命地标榜他,而忘记了基本上“家庭不和”这个问题。一个家庭如果不出问题,个个都是孝子,何必特别标榜一个孝子?所以要六亲不和的时候,才看得出孩子的孝或父母的慈。至于“国家昏乱有忠臣”也是同样的道理。文天祥在宋朝亡国了,才表现出他的忠贞,假使宋代不到亡国的时候,就看不出文天祥对国家有如此尽忠,虽然文天祥仍是忠心耿耿,但是没有那种成仁的表现机会。因此我们对历史、对国家,并不希望常常有文天祥那样的情形出现,而希望国家能长治久安。所以用白话来说老子这两句话,加上一个“才”字,成为“六亲不和才有孝子,国家昏乱才有忠臣。”那么就可以知道老子并不是反对忠、孝了。假如在一个团体中,我们说某某人是好人,那么其他都是坏人了吗?希望全体都是好人,无所谓谁好谁坏,这就最好。

孔子答复鲁定公的话中,意思是说,你不要谈领导术,一个领导人要求部下能尽忠,首先从自己衷心体谅部下的礼敬做起。礼是包括很多,如仁慈、爱护等等,这也就是说上面对下面的如果尽心,那么下面对上面也自然忠心。俗语说人心都是肉做的,一交换,这忠心就换出来了。

现在要研究《论语》,为什么把这段话放在这里?这就是我们上面说过的,此乃《春秋》笔法的“微言大义”,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整个社会上下一片混乱,乱到持德者寡,用术者多,所以孔子提倡仁,提倡孝,提倡道德,因为大家都用手段。譬如现代人们流行的一句话,常说“你少用手段”,尤其这六七十年来,每论团体或个人的经验,玩手段的一个比一个高明,谁都玩不过谁,玩到最后还是个笨蛋。所以还不如规规矩矩、诚恳的好,如果把真正的诚恳当作手段,这个手段还值得玩,这也是最高明的。这六十年来的变乱,对于手段,谁都学会了,谁要玩几套手段,别人没有不知道的。只有老实人最可爱,讲道德的人才是最可爱,最后的成功还是属于真诚的人,这是千古不移的道理。我们从现实生活中,也可体会得出来。孔子答复鲁定公这几句话的时候,就是针对着当时的风气。一个风气之来,就像台风一样,不但下层、中层社会受影响,上层也是一样。鲁定公是领导阶级的上层,结果还是犯了这个毛病,孔子就针对他的毛病,开了这个药方。


分类:南怀瑾 书名:论语别裁 作者:南怀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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