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别裁》第03章 八佾(04)


追的哲学

讲完这方面以后,又讲到纯文学的观点。

子曰: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孔子又在讨论《诗》的文学了。刚才谈政治,现在又谈《诗》;上面和鲁定公谈的是政治风气,也包括了社会风气,那么政治的风气、社会的风气哪里来的?如果站在文化的——礼的立场来讲,它是由文化而来的;谈到文化,就提到孔子所重视的《诗经》。我们知道《诗经》是代表各地社会风气的自然演变,《诗经》的第一篇,就是男女相爱。讲到《诗经》的男女相爱,有一句话要注意的,孔子在《礼记》中提到人生的研究:“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上面也曾提到)孔子知道人生的最高境界,但是却往往避而不谈,偏偏谈到最起码的、最平实的这两件人生大事。我们曾经说过,一般人引用的“食色性也”这句话不是孔子说的,是与孟子同时代的告子说的,两人的话相近,但观念完全不同。男女饮食不是“性”也,不是人先天形而上的本性,是人后天的基本欲望。一个人需要吃饭,自婴儿生下来开始要吃奶,长大了就需要两性的关系,不但人如此,生物界动物、植物都是如此,因此人类文化就从这里出发。

说到这里,我们就联想到,影响这个时代观念的两种思想,一个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影响了这个时代;另一个也是近代西方文化的重心,弗洛伊德的性心理观,认为人类一切心理活动,都由男女性欲的冲动而来,这一思想对现代文化影响也很大。弗洛伊德原来是个医生,后来成为一个大心理学家。比如西方的存在主义,也是几个医生闹出来的,有人依据弗洛伊德的性心理观点,来看历史文化(这个性不是我们所说人类本性的性,是男女性行为的性。)认为历史上的英雄创业,就是一种性冲动,乃至说希特勒是性变态心理。我们现代思想界受这说法影响的也很多,乃至把旧的历史写成的小说,多半都加上这种观念。甚至许多戏剧、电影故事,总要插上一些性——医学上的性;而文学上改用一个好听的名词——爱,等于一个人穿上外衣、结上领带,好看一点,也礼貌一点而已。在中国古老的文化中,我们懂不懂这方面的道理呢?孔子也早已提出了,所以《诗经》第一篇选了《关睢》,根据“饮食男女”的基本要求,指出人生的伦理是由男女相爱而成为夫妇开始的,所谓君臣、父子、兄弟、朋友,所有社会一切的发展,都由性的问题开始。

曾有一位学者对我说,他有一个新发现——“性非罪”论要提出讨论,他所指的这个“性”是狭义的,指男女性行为的性而言。我没有立即答复这个问题,他把文章留下来,后来函电催问,我始终觉得碍难直接答复,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大概谈了一下,但还是避开了他那个观点。我认为这是人生哲学上最高的问题。究竟这是本能的冲动吗?这个本能又是什么?不过我告诉他,世界上的宗教家,都认为性是罪恶的。中国文化中,过去的思想——万恶淫为首;西方的基督教思想,亚当和夏娃不吃那个苹果,一点事都没有,上了魔鬼的当去吃苹果,他们也认为性是罪恶的。曾经听过一个笑话,说西方文化是两个半苹果而来的:第一个苹果是亚当夏娃吃了,闯了祸,所以我们人类到如今那么痛苦。第二个苹果,启发牛顿发现了地心吸力,中国人吃了很多苹果都不晓得。另外半个苹果,是木马屠城记所表现的英雄思想。这是西方文化来自两个半苹果的笑话,当然这不是偶然说说的。

西方与东方宗教家都认为性是罪恶,哲学家则逃避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看孔子,他可以说是哲学家、宗教家,又是教育家。我认为现代观念的什么“家”、什么“家”都可以给他加上。反正孔子,集中国文化之大成。我们中国人自己对他的封号最好——大成至圣先师,我们不要跟外国人走,给他加上了一个“家”字,反而不是大成,而是小成了,所以不要上西方文化的当。

孔子认为“关关睢鸠”男女之间的爱,老实讲也有“性非罪”的意思在其中。性的本身不是罪恶,性本身的冲动是天然的,理智虽教性不要冲动,结果生命有这个动力冲动了。不过性的行为如果不作理智的处理,这个行为就构成了罪恶。大家试着研究一下,这个道理对不对?性的本质并不是罪恶,“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只要生命存在,就一定有这个大欲。但处理它的行为如果不对,就是罪恶。孔子就是这个观念,告诉我们说,关睢乐而不淫。大家要注意这个“淫”字,现代都看成狭义的,仅指性行为才叫淫,在古文中的“淫”字,有时候是广义的解释:淫者,过也,就是过度了。譬如说我们原定讲两小时的话,结果讲了两个半小时,把人家累死了,在古文中就可以写道:“淫也”;又如雨下得太多了,就是“淫雨”。所以关睢乐而不淫,就是不过分。中国人素来对于性、情及爱的处理,有一个原则的,就是所谓“发乎情,止乎礼。”现在观念来说,就是心理的、生理的感情冲动,要在行为上止于礼。只要合理,就不会成为罪恶,所以孔子说关睢乐而不淫。

但《关睢》这篇诗中,也有哀怨,我们看这一篇诗,很好玩的。虽然只有几个字,假使用现代文学来描写,就够露骨的了。它最后说:“求之不得,辗转反侧。”这个求,就是现在白话文的追呀!追呀!追不到的时候睡不着呀!睡不着还在床上翻来复去打滚哩!但古文用“辗转反侧”四个字都形容尽了。可见这中间还有哀怨,尽管哀怨,并不到伤感、悲观的程度。这个道理就是说一个人情感的处理适中,合乎中道。

譬如我对音乐是外行,但在许多地方,听到播放日本音乐,只要他一开口,听起来就使人有不胜哀戚之感。隐隐象征了这个海岛民族的命运,也可以说是日本民族性的表现。不管它怎么变,一听就知道是日本音乐,哀怨中有悲怆,悲怆中有哀怨。

现在我们的音乐等等一切文化,能不能做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呢?恐怕还没有做到。我们读了孔子这一段话以后,对于目前社会上的文化思想,必须深切地反省。所以孔子在答复鲁定公问政之后,随即谈到诗的问题,就是表示修身要具备“诗”的感情,从政更要把握“诗”的情操。

传统历史上的精神堡垒

这个又转到另一个文化问题:

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宰我是孔子的学生,他白天睡觉,挨了孔子的骂。这个问题,等下面讲到的时候再讨论。

鲁哀公问社。什么叫社呢?这里的社就是社稷的简称,有形的社稷坛,过去国家的首都建有社稷坛,就是代表国家和天人之间的象征。我们现在社稷的精神象征,譬如过去在南京到中山陵谒陵献花,几十年来,我们还没有完全正式确定这个精神的代表,最近又好像有外宾到国父纪念馆致敬了。相对的,假定我们去国外做国民外交,或者负了国家外交任务出去,这一点要特别注意。到别的国家,就要随他们的礼俗,到他们所尊奉的地方行礼。这是古今中外不移的礼貌,也是现代国际上外交的礼貌。像当年西方英雄拿破仑,当他到每一个地方,即如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他也要到伊斯兰教教堂行礼。这点他实在很聪明。同时我们再看到一点,从十七世纪末叶开始,印度由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统治,英国并派了总督驻在印度统治。英国人也深懂这套手法。所以有人说英国人专门研究老子,因为老子的政治手法很高明。英国总督出门,看到印度的婆罗门教(印度在宋以后没有佛教了,那时起佛教已经完全移送到中国来,印度人保留只是穿白衣的婆罗门教),总督立即停车,下来站在路边合十,让婆罗门教士先过去。这就是说尊敬一个地方的民间信仰,对于他的工作很有帮助。这是由社讲到社稷的精神而牵涉到的附带问题。

现在回到本文,哀公问宰予,社稷坛与历史文化演变有什么关系呢?宰予告诉他夏朝社稷坛上栽的是松树,殷朝栽的是柏树,周朝栽的是栗树(有如现在的国花,是国家的标志。)不过他说栗树栽得不好,栗树使人看了会害怕,战战兢兢。宰予后来回到孔子这里,报告见哀公的问答,孔子听了以后就感叹了。就周朝而言,孔子觉得文王、武王在各方面都没有错,只在这件事上还不大妥当,但对前辈的圣人,不好意思多加批评,所以他说已经既成事实,再说也没有用。对人与人之间相处来说,既成事实,劝也劝不转来了,过去了何必追究呢?

孔子这番话,虽然看起来是对历史的一个宽恕,实际上透过这个宽恕,表明了孔子认为周朝的这件事是有问题的。这是怎么说的呢?因为社稷坛种的树,就像是一个民族文化、国家精神的标志。如日本人以樱花为国花,虽然很烂漫,但总是开得不长久;其他各民族、国家也都有标志。宗教方面也不例外。基督教的十字架,佛教的莲花。再看欧洲人的标志用猛兽,有虎、有狮;印度人用的是飞禽;美国人用老鹰,也不太好;中国文化则用龙,龙是水、陆、空三栖的东西。对于文化的标志,我们要特别注意选择决定,但有时有人漫不经心就定了。过去有一位朋友,想把台北市成为杜鹃城。后来在一次宴会中碰面,说起此事,好在他的杜鹃城没做成,否则我第一个反对。因为杜鹃是亡国之花,又名杜宇;也是鸟名,又名子规,又叫望帝。唐人的诗所谓:“望帝春心托杜鹃”,有一个神话故事,上古时蜀国亡,蜀国的太子伤心而死,精魂不散,变成杜鹃鸟,昼夜啼哭,泪枯血出,滴在花上变成杜鹃花。这一些事,和《易经》的谶讳之学也有关系的。许多看起来不相干的事,有时候关系很大,尤其研究国家的历史文化,不能不注意,孔子对于这件事情也是很注意。不过他也只好说“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了。所以我们将来在处事的时候,必须注意这些事情,这也是学问。

责备贤者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管仲的时代比孔子早一点,在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对管仲佩服得很,他曾经赞叹过,如果没有管仲助齐桓公称霸的一段历史,我们几乎变野蛮人了。在这里他说管仲的器局太小,这话也是对的。管仲不过帮助齐桓公完成霸业而已,但未能走入王道,这样的器局就嫌小了。这是他评论历史的感叹。但是有人就问,管仲是讲究节俭的吧?他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都够得上俭的。这里的“俭”字,正如诸葛亮《诫子书》中所说“俭以养德”的那个俭字一样,包括了许多东西。我们提到俭字,再看看老子思想,老子说他有三宝:“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老子再三提到俭,孔子也再三提到俭,下面有关俭字的话也蛮多的,上面谈到诸葛亮时,已经介绍过了。历史上称有成就的人“沉默寡言”,就是一个人“俭”德的描写。成大事的人很少说话,讲出来一两句话,扼要简单,解决了一切问题。既不沉着,话又多的人,那就免谈成什么大事了。

孔子说了管仲的器局小,别人并不和他争论这个问题,而提出来问管仲是不是够得上“俭”德的修养。可是孔子的答复,从个人来说,以管仲有三归之堂,可以说他在经济生活上非常浪费。三归堂是建筑物的名称,就是说他的宰相府,还是相当讲究漂亮的,可见他还不够俭朴。我们可以在历史上看到汉文帝的俭朴、节省,是皇帝中有名的,一件袍子,穿了一二十年还补起来穿。后来景帝、武帝时代的经济繁荣,就是他打下的基础,因为他本身就非常俭朴。所以管仲的生活,诚如孔子说的并不俭朴。另外在公事上,孔子又说他“官事不摄”。在公家的政治制度上,又不能做到扼要统筹。只知因人设官,重重叠詹设置了太多的部门,其实可简化而他没有简化,这是在行政上的不俭,那他怎么算得“俭”呢?

我们从这一点可以看到,要真正处理好公事,制度与编制的紧缩很重要,法令也不可繁琐,这是孔子对管仲两方面的批评,也是我们后人应该警惕的地方。

在管仲的俭德上,孔子有所批驳之后,此人又提出管仲是不是懂礼的问题来。中国文化以礼义为中心,懂礼是很重要的,但孔子认为管仲在这方面的修养还不够。虽然管仲是个大政治家,但他还不能担负领导历史文化的重任。这是什么道理呢?邦君齐桓公在大门外建立屏风——塞门。(讲到这里,我们顺便讲到现在很难看得到的,古代衙门前的大屏风,上面都写有“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四句话,已经流传下来一千多年了。后来到清末腐败的时候,大概是我们革命前辈老党员骂清朝的杰作,改为“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欺欺欺欺”的笑话。)在中国的古礼,只有领导人、诸侯才可以有塞门,可是管仲的宰相府也摆起这样东西来,这就是不懂礼。其次国君为了外交的关系,有反坫之坛,这是两国元首见面时用的。结果管仲的家里也有反坫。就凭这两点,如果说管仲也懂礼的话,还有哪一个不懂礼?如以管仲作懂礼的标准,人人都懂礼了,这是孔子对管仲批评的话。下面就谈到中国文化与“礼”并称的“乐”了。

敲响了的活礼乐

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

这是孔子讲音乐的原理及作用。大师乐是古代专门掌理乐教的官名,他的职掌重在以乐配合政教,当然也包括了当时的一般音乐。讲到这里,也是中国文化很可惜的事,因为我国原有的古乐早已没有了。现在我们能够听到的,只是明清以来的遗音。据朋友们说,目前在韩国,还可以隐约窥见唐太宗统一天下以后的大乐章——《秦王破阵舞》,以及《霓裳羽衣曲》的古琴曲调,还可欣赏到中国的古乐和古乐器的流风遗韵,同时把诗、词谱在中国的古乐器上弹出来。除了韩国,在日本也还找得到一点影子。所以说中国文化的衰落,不完全是我们这一代的责任。相反地,故作自我解嘲的说,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伟大处,人家外国人说我们不珍惜自己的文化,但是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的好东西太多,满不在乎的丢,外国人听了也没有话说。

孔子和鲁国的大师乐讨论音乐的原理。他非常谦虚地说,音乐的原理大概可以了解——其实孔子对音乐是很内行的。接着他就谈论一首代表国家民族精神的曲子。音响开始的时候,好像含苞待放的花蕾,轻轻地舒展,慢慢地发声。跟着下来,由小而大,但是很纯正。后来到了高潮,激昂慷慨,或非常庄严肃穆,最后这个乐曲奏完了,但还是余音缭绕,后面好像还有幽幽未尽之意。这便是成功的音乐。这些是孔子的客气话,请教的态度,也证明了他深通音乐的修养。今日我们看到自己国内的音乐,的确是问题很大,中不中、西不西;轻薄有余,温柔敦厚不足,实在可叹。不过一切文化,今日都处在古、今、中、外的巨流涌变之间,始终未定。旧的已经打倒,新的如何建立,还要靠我们这一代的继续努力了。

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仪是一个地名。古时的这个“封”字,是指的封疆。所谓“封人”,是管诸侯国界的人。勉强拿现在的职务来讲,是管土地、管地政的人。他来请见孔子之时,从字里行间看来,他似乎有被挡驾的样子。但封人有封人的理由,他说,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到了我们这个地方,每个人我都见过。他的意思好像是说,你们的老师孔子尽管伟大,像我这样的人,你老师也应该接见一番。他说了这番话以后,跟随孔子的那些人无话可说,就安排了一个机会,让他去见孔子。但是孔子和他谈了些什么话就不知道了。他出来以后,就告诉孔子的弟子们说:你们诸位不必担心文化的衰落,我们中国文化有救了。天下乱了这么久,文化已将凋零,上天降生了孔子,孔子的学问道德将影响你们和世人。上天要以孔子作为警惕世界的木铎的,你们不要担忧了。古代木做的铎,是用来敲响作警惕用的,好像庙堂里的敲钟打磐一样。

这是对孔子从事人文文化教育的赞叹,所以也放在讲文化精神的《八佾》篇中。画龙点睛,别有用意。

跟着是: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这是孔子对礼乐文化的批评。韶是舜乐,代表那个时代,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精神,他说很好,很美,也很善。以现在西方观念来说,真、善、美的价值都具备了。但武王时代的音乐,代表那时代的历史精神,好是好,美是真美,可不能说它是至善。等于对社稷坛标志的批评一样,都有点遗憾的味道。

衰世的通病

下面是这一篇的结论,所以我说《论语》是整篇连贯接起来的,是完整的。《八佾》讲历史时代文化的精神。那么,这篇最后引用孔子对于当时那个时代的批评作结语,就特别有韵味了,例如:

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他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原则,一个时代到了衰落的时候,最怕在上面的领导人以及各级单位主管,待部下和对人并不宽厚,这是很严重的偏差。讲到这里,我们看中国历史上,记载了许多作人或作官的过分尖刻或凉薄。什么是刻?所谓“察察之明”,为人太过精明,做部下的就不容易发挥他的才能。因此,中国古人在政治领导上,都采用道家老子的道理。也就是像郭子仪的故事:唐明皇因安禄山之乱由京城逃走,一直逃到了四川成都,终于靠郭子仪打败了安禄山,收复两京,迎唐明皇还都。郭子仪也因功封王。以后唐代宗把公主下嫁郭子仪的儿子。有一次小夫妻吵架吵得很厉害,郭子仪的儿子说,公主有什么希罕,你父亲的天下,若不是我父亲替你们打回来,还有你公主当吗?这句话的确讲得太严重了。公主气了,马上回宫去报告唐代宗。郭子仪听了儿子的报告,也吓坏了,知道这件事可不得了,马上把儿子绑起来送到宫中去。唐代宗自然先听到了公主的报告,说郭子仪他们意图造反,唐代宗安慰了女儿一番,要她先在宫里休息。见亲家把女婿绑进宫来,不但不生气追究,反而问老亲家好好把个儿子绑进宫来是为了什么?郭子仪报告并论罪一番。唐代宗真是个好皇帝!他对郭子仪说,他们小两口吵架是年轻人的常事,你去管他干嘛呢?“不痴不聋,不做阿姑阿翁。”这个故事后来也编成了平剧及其他地方戏。故事本身也说明了如果一个当主管的有“察察之明”,下面部下就难为了。

前几天,有位同学当了法院的庭长,他来看我,我告诉他一句话:历来做法曹的最怕“深文刻法”。这句话就是当公务员的也要注意。什么叫“深文刻法”?就是根据条文,一个字一个字去推敲,在鸡蛋里去挑骨头,真是要了命。虽然法律的条文,完全合于逻辑。但有时是不合道理、不合情理的,完全用逻辑是用不通的,举个例子来说,法律规定,抓到小偷应该送到法院办,如果打他两拳打伤了,小偷可以告你伤害,在法理的逻辑上完全对,但讲到人的常情上就不对的。所以我和这位同学说,搞法律的人,就怕深文刻法,都讲逻辑,则天下是非辨不清了。因此中国人有一句名言,告诉作公务人员的朋友说:“公门里面好修行”。否则的话,人们便把公务员的过错、怨气统统都累积到政府头上。自己如果多动动脑筋,别人就省了气力,同时也消弭了怨气,这就是道德。所以“居上要宽”,要求别人过严,别人没这个本事;天下无全才,不必求之太严。如果要求过严,希望别人都是圣人、全才。在道德上人人如孔子,而防他又如防土匪,用他又随便用得像机器。这是不可以的,切记居上要宽。

为礼要敬,并不是只限于下级对上级行礼要恭敬,上面对下面的爱护,也包括在礼的范围之内。而且都要敬,就是都要做到诚恳、真挚,不真诚没有用。天天行个礼很方便,搞惯了成机械式很容易,但中间没有诚意就没有用。同样的,做长官的对部下的爱护关怀,也要有诚敬之心,假的关怀没有用。

临丧不哀,以前讲过,我们到殡仪馆吊丧,没有一点哀戚之意,毫不相关,何必去呢。但这个丧也是狭义的,广义的是对于某一件沉重的大事,假如没有沉痛的心情,也是属于“临丧不哀”的一种情况。

孔子提出来这三点,有感于当时春秋时候的社会风气那么坏,孔子讲这些话,都是开药方。当时有这种坏风气,他就开出医治的方法。所以他说像这个样子的社会,就没有什么可看了,这是感叹当时文化思想的衰落。实际上我们看历史,每到衰乱的时候,都有这种情形,岂止春秋战国而已呢!《八佾》这一片,把前后对照起来,很明显地可以看出来,他完全是在阐扬中国文化的思想精神。


分类:南怀瑾 书名:论语别裁 作者:南怀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