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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别裁》第08章 泰伯(13)


入山唯恐不深的隐士

下一节孔子接着讲学问的道理与个人的修养。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这个观念要配合《礼记》的《学记》和《儒行》两篇书来研究。《学记》就是讲学问的目的是什么,这是中国文化传统精神。《儒行》是说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怎样训练自己,成为自己的人格。人有很多种型态,形成各种不同的“人格”,并不要求各个一律。可是哪一种个性,适合哪一种学问,要怎样培养自己,都有一个标准。

现在孔子所讲的这一节,也等于《礼记》中《学记》和《儒行》两篇所讲的个人问题。“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就是一个思想、一个信仰的问题。服从真理,要绝对笃信,还要好学。真理是不变的,不受时代环境的影响,不受区域环境的影响,也不受物质环境的影响。所谓“守死善道”就是守住这个信仰、这个主义,“善道”就是最好的道路,最好的思想原则。下面说到个人有了守死善道的抱负,就“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这并不是滑头,而是保持文化的精神。危乱的时候,要有出世的修养,危险的地方不要去,因为这个地方的思想一定有问题,最好不去。动乱中的社会,不可以停留。“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这两句话是中国人的隐士思想。说到这里,有个值得讨论的大问题。

中国的历史文化,素来认为儒家、道家是分途的,绝对不能合流。道家多半趋向于当隐士。说到隐士,问题就大得很。假使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就会感觉到一件事很古怪:学问越高,道德越高的人,多半是退隐了,不愿出名,乃至于最后隐姓埋名,连自己的真姓名都不要了。我们都知道张良的老师是黄石公,而黄石公只是一个代号,究竟是谁?没有人知道。因为他连姓名都不要了,对名利更看得毫无道理。可是这一类隐士思想,在中国古代,自上古以来,一直存在。这是道家走的路子。孔孟以后的儒家,则绝对反对隐士思想,而讲究用世之道,所谓学以致用。学问那么好,对社会国家要有贡献,认为退下来做隐士是不对的,这是后世的儒家思想。而后世儒家这种思想的依据,多半是提出孔孟的思想来反对隐士。事实上最能影响历代政治的,是隐士的思想。如果以西洋文化的政治思想来说,中国的隐士思想有点像所谓“不同意”的主张,但并不是“不合作”,“不合作”又是另外一个观念。西方文化现在还保留这一思想形态,如民主社会的投票,不投同意票,也没有投反对票,可就是不同意的意思,先保持自己的立场,这还只是勉强的比喻,可是中国历代政治受隐士思想影响非常巨大。

历史上有名的故事,如汉高祖时代的商山四皓。所谓皓是头发都白了的老头子。从秦始皇时候就当隐士不出来的四个老头子,学问很好,名气很大,道德很高,可是不出来。到了汉高祖的时候,年纪很大,须发都白了,被尊为四老。汉高祖当了皇帝,请他们出来,他们认为汉高祖不会礼贤下士。因为汉高祖好谩骂,喜欢开口说粗话,他还没有得天下以前,对跟着他的那些知识分子,看见他们就讨厌,把人家的博士帽子拿来当便器。陆贾劝他要尊重读书人,他说:“乃翁天下马上得之。”照现代的白话:“老子的天下是打来的,你们噜苏什么?”后来天下太平了,知识分子出来替他摆布了一下,他才尊重读书人。这也是陆贾告诉他:“乃翁天下马上得之,不可马上治之”的善意结果。汉高祖是绝顶聪明的,他问该怎么办?告诉他要建立制度等。制度建立以后,第一次上朝,他坐在上面当皇帝,这个味道很好,这时才认为读书人有道理。于是礼请商山四皓出山,他们不答应。后来他要立太子传位时,宫廷中发生了一个大问题,汉高祖几乎要把吕后所生的孝惠帝——当时的太子——废掉,改立他所喜欢的戚姬所生的儿子——如意为太子。

吕后问计于张良。张良就告诉吕后,只要孝惠帝——当时的太子把商山四皓请来,汉高祖就不敢废太子了。吕后果然教孝惠帝以卑辞厚礼把商山四皓请来为上宾。汉高祖见到这情形,就告诉戚姬,太子党羽已成,连自己请不到的商山四皓都请来了,改立如意为太子的事免谈了。这就看到政体问题、社会的思想问题,为什么学说思想对政治发生如此的影响,同时也说明了隐士的重要。

隐士们后来到魏晋被称为高士。有一本书名《高士传》。高士即高尚之士,学问很好,才干也高,也许出来可为治国的大才,可是一辈子绝不出来做事。当然,不出来也有好处,否则出来万一做不好,这一辈子英名也没有了。越不出来越高,有人一辈子做“高士”。到了宋朝则称“处士”。当然,有的处士是怕考试考不取,故意当处士不做官,不要功名富贵,因此名气越来越大。有时候皇帝特别起用,不经考试还可以做做官。当然真的处士还是有,宋代有这样一位处士名叫杨璞,宋真宗请他,他不出来,后来硬是下命令给地方官,用各种方法,软硬兼施逼他出来了。到了京师,真宗对他很客气。问他说,先生一路来,一定有很多人送行,其中有好的诗吧!他说只有我的老伴送了我一首诗。真宗说,夫人的诗一定很好。于是要他念出那首诗:“更勿落魄耽杯酒,切莫猖狂爱作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真宗听了哈哈大笑,留他在京里玩了几天,就送他回去。他和同时的种放一样,都是真正的处士,硬不想出来。

另外像唐朝武则天时的卢藏用,因终南山地近京师,倡言隐居,结果被征召入朝为官,这又是处士的另一种手段了。所以后来成语所说的“终南捷径”就是指这么回事。陆放翁曾有一首是批评也是称扬隐士的诗:“志士栖山恨不深,人知已是负初心。不须更说严光辈,直自巢由错到今。

后世儒家认为这些“不同意”主义的隐士、高士、处士们,很可恶,不应该。而认为有学问的人们应该对社会国家有所贡献,为什么一辈子作学问不肯出来?他们就说孔子是骂隐士的。在后面的《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碰到好几个当时的隐士,都挨了骂。那么孔子挨了骂后怎么讲呢?下论中就讲了很多。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后世的儒家就引用这句话,解释为孔子不同意这些人,骂他们是鸟兽。这个话解释错了。实际上孔子的思想,对隐士非常崇敬。所不同的是孔子的圣人胸怀,对于社会国家,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虽然知道挽救不了,可是他硬要挽救,做了多少算多少。孔子所以为圣,就在这里。明知道这个人救不起来,我尽我的心力去救他,救得了多少算多少,这是孔子之圣。隐士们的道家思想,则救不起来就不救。这时中国思想的两大主流。道家对时代思想的潮流,视之如山洪的暴发,挡是挡不住的,一定要去挡就是傻子,必定被冲走。如要挽救的话,就估计山洪的力量到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衰微下去,先到那衰微处的下游,稍稍一引导,就引进了河川渠圳。儒家的思想则不然,对于时代的趋势,也视如山洪暴发,挡是挡不住,但是要跟着这股山洪旁边跑,在沿途看到洪流中的人,救一个算一个,一直到某一有利的形势,将洪水导入河川渠圳。这两种思想都对。孔子认为道家走隐士路线,站到下游去等待也没错。所以他讲“鸟兽不可与同群”,这句话仔细一研究,孔子是赞成的,并不是反对。鸟类是高飞的,要高飞的就高飞去吧!野兽是生活在山林里的,自然就在山林过他们的生活。而我是人,既不能高飞,也不想入山林,我就做点人世间的事情吧!


分类:南怀瑾 书名:论语别裁 作者:南怀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