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别裁》第05章 公冶长(03)


孔门文武事功的二子

子贡如何的捧孔子,下面便是明证: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以子贡的学问与成就,终于说出孔子的伟大来。他说,我们跟了夫子这么多年,所晓得的,只是他的文章。说到“文章”一词,我们要注意,在这里并不是写稿子的那种文章;古人的所谓文章,包括美好的言语、思想、行为、举动、待人、处世等表之于外的都叫作文章;事理成了一个章法,蕴含艺术的气氛,就叫文章。后来变成狭义的文章,写成某些形式的文字才叫文章。子贡在此说,老师的学问文章,我们都常听到;可是老师有关于人性的本源,与形而上生命的来源的本体论,以及宇宙最初是怎样开始的?究竟谁造的?是唯物的或唯心的?这个天道——哲学的问题,因我们的程度还不够,老师也就没有跟我们提。所以我们后世只有研究《易经》,才看出孔子谈形而上道的哲学和科学问题,四书中关于形而上道的阐述非常少。因此,后世研究孔子的学说,如果有人提出孔子对于形而上的观念是如何如何的,多半是他的孔子如此认定,难为笃论。譬如我们写了一篇文章,内容上说孔子认为如何,如何;多方引证一番,那只能说是我们的孔子,并非孔子的我。这是什么道理呢?根据子贡的话:“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可见他因这班弟子的程度还不够,所以很少跟他们提到。

本篇到此,话题一转,这里说子路的好处了。

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

子路尽管那么粗暴,那么冲动,但子路的品德特别好,武功也好,孔子的确喜欢他。他是后来在卫国出大乱的时候战死的。卫国发生变乱时,他刚从外面回来,原来他可以躲开这场祸乱的,但他没有逃避,他听到消息认为“见危授命”,更应该前去,不能逃避。他进去以后,正在战乱,他参加作战而死亡,临死时一身都是创伤,但他认为儒者之死,应该整其衣冠。所以临命终时,抱着重伤,戴上帽子,整理好衣服,端端正正,然后才断气。一个人一身创伤,还如此从容,知道大限已至,整理衣冠,扣好扣子,死得端正,这种精神修养,太不容易,他能如此,决非偶然。所以这里说子路最怕听见孔子讲话,为什么?因为他怕听了做不到,有愧于为学。道理明白了,行为要配合得上,此即所谓“履践”的工夫。他因为怕做不到事理合一之境,等于是自欺,所以他最怕老师的教诲。

盖棺成定论

本篇这一节之前,都是讲学生的故事。

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这节开始讲到孔子对于当时及其前后时代人物的评论。这个人物的评论,包括了如何作学问与整体的文化精神。现在这里先介绍一个人。他就是孔文子,姓孔名圉,是卫国的大夫。文子的“文”的来源,是中国古代的谥法,从周朝开始,一直流传下来的,民国以来,因为几十年都在战乱之中,国家多故,我们文化中的这一点还没有恢复。

什么是谥法?简单一句话,就是一个人死后的定论。这是一件很慎重的事,只有中国历史文化才有的,连皇帝都逃不过谥法的褒贬。我们要晓得,这一点便是中国文化春秋大义的精神所在,同时更应该使下一代记取这具深义的特点。中国古代做皇帝、做官的最怕这个谥法,怕他死后留下万世的骂名,甚至连累子孙抬不起头。因此他们为国家做事情,要想争取的是万世之名,不愿死后替子孙留下臭名,更不愿在历史上留个骂名。这个就叫谥法——也就是死后的一字之定评。皇帝死了就由大臣集议,或史官作评语,像汉朝的文帝、武帝,称谓“文”、“武”,都是谥法给他们的“谥号”。“哀帝”就惨了,汉朝最后那个帝为“献”帝,也含有奉献给别人,送上去的悲哀。可见这个谥法很厉害。王阳明,是他本人的号,后来加谥为“文成”。曾国藩,后人称他曾文正公,“文正”两字是清朝给他的谥号。死后的评语够得上称为“文成”、“文正”的,上下五千年历史,纵横十万里国土,虽然有几亿的人口,其中却数不出几个人,最多一二十人而已。这是中国文化中谥法的谨严。所以中国人做官也好,做事也好,他的精神目标,是要对后代负责;不但对这一辈子要负责任,对后世仍旧要负责任。如宋代的名臣,也是理学家的赵拤,他一度放到四川作“省主席”——比拟现代的官位来说。他自己骑一头跛脚骡子,带了一个老仆人、一琴、一鹤去上任,到了省城里,全城的文武官员,出城来接新主席,却看不到人,谁知道那个坐在茶馆里面,一琴、一鹤相随的糟老头子就是新上任的主席。当然他不止是当主席,也当过谏议大夫,是很有名的名臣——历史上成为名臣不容易。有所谓大臣、名臣、具臣、忠臣、功臣、奸臣、佞臣等等。所谓忠臣、奸臣,看小说都知道,不必细说了。要够得上成为一个名臣,很不容易,够得上一个大臣,更难。大臣不一定在历史上很出名,可是他一定有安定天下后世的功业。我们不希望看到奸臣,也不希望看到忠臣,这话怎么说呢?我们晓得文天祥是忠臣,岳飞也是忠臣,但是我们不希望国家遭遇到他们当时那样的时代。我们希望看到的是名臣、大臣,像赵拤就是名臣、大臣。他最后退下来,回到家里,写了一首诗:“腰佩黄金已退藏,个中消息也寻常,世人欲识高斋老,只是柯村赵四郎。”不要看错了,说他腰里都是黄金美钞所以退休了。这个黄金不是黄金美钞,看京剧就知道,所谓“斗大黄金印,年高白玉堂。”古代方面大员的印信,实际上是一颗铜的大印,叫作“黄金印”,有如现在中央部会的印,铸印局用铜铸的,也可叫黄金印。“腰佩黄金已退藏”,是说退还了那颗黄金印。“个中消息也寻常”,一生风云人物,其实很平常。“世人欲识高斋老”,他下来以后所住的地方叫高斋,他说你们以为住在高斋的这个老头子有什么了不起,而想认识认识他是何等样的人吗?“只是柯村赵四郎”,其实还是当年住在柯村的赵老四啊!他是那么平淡,那么平凡。所以一个最了不起的人,是最平凡的人。真做到平凡,才是真了不起。而赵拤最后的谥号是两个字“清献”,历史上的赵清献公,就是赵拤,他一生都奉献给国家,而一生清正,到达这个程度是很难的。其他的名臣很多,在这里一时也说不完。

总之,中国过去的历史文化,非常重视这个谥法,而我们现在呢!大有陆放翁诗的:“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管他的!死了就拉到,老子死后,你要骂就骂吧!只要我现在活得舒服就对了。我们不要忘记了,谥法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等到邦有道时,这些东西仍然要恢复起来才对。试看西方的文化,西方的精神,不管文人、英雄,死了就死了。像法国人,一提到就只有拿破仑。拿破仑又有什么了不起,崛起只有二十来年,五十多岁就死了,而且是个失败的英雄,比楚霸王还差劲,什么拿破仑的!在中国历史上这种英雄多得很,只因为历史上多是同情失败的英雄,所以“徒使竖子成名耳”。现在的西方文化更搞不清楚,“死后是非谁管得,生前拼命自宣传。”可是我们中国人要懂中国文化谥法的道理和精神。

同时我们也要知道,像日本明治维新的几个重要人物之一——伊藤博文的名言:“计利应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这是吸收中国文化的东西,日本人自称东方文化,其实都是道地的中国文化。我们这一代青年,那种短见,那种义利之不分,实在“匪夷所思”。刚才我们几个人谈到现代青年对现代知识的贫乏,什么都没有,一谈就是考什么学校,为了待遇多少,为了求生活,这些是从前我们从来不考虑的。现在搞成这个样子,真是文化精神的衰退,实在值得我们多加注意。这是谈到谥法引出来的题外感想。

现在回到原文。卫国的大夫孔圉,死后谥作文。子贡问孔子“何以谓之文也?”一个人一生作人做事,要怎么样才够得上称作“文”?“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一个人聪明——聪明的人不大好学的,而且聪明的人往往以为自己的学问够了,尤其我们现代人,容易犯这个毛病,好像自己什么都懂;而且现代人犯一个更大的毛病,地位越高了,好像自己学问也随之而越高深了,这是很成问题的。要敏而好学,越聪明越好学,为自己,为事业都好,这才是了不起的人物。第二点更难了:“不耻下问”,什么叫下问?比我不如的人,也要虚心向他请教求证。人要有自知之明,那样行就是行,即使行了,以能问于不能,作为参考,这才叫能够集思广益。孔子说一个人能够敏而好学,再加上不耻下问的谦德,才符合“文”这个字的内涵。曾国藩的了不起,就是幕府中的人才多,他的智囊团组织大,第一流的人才都参加,大家的智慧变成他的智慧。诸葛亮的了不起,也是幕府人才非常多。所以要“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才叫做“文”。

名臣的典范

孔子又批评一个人,是当时春秋时代,比孔子稍稍早一点,郑国有名的首相,对郑国有了不起的贡献的,名叫子产。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子产是历史上有名的好宰相,好政治家,孔子非常佩服他,说他特别有四点君子之道,不是普通的常情、德业、修养等等可比。因此孔子对他四个长处,在历史价值上加以评论。他说子产自己严肃得很,管理自己非常恭谨,不马虎,这是很难得的。一个人对自己最易放松,往往认为错处总是他人的,很少对自己的错失反省,而子产做得到“行己也恭”,实在难得。同时又“事上也敬”,子产做首相,对于主上非常恭敬。恭是自己内心的肃诚,敬是对人对事态度上的严谨。换言之:对上接受命令时,不只是服从,有好的意见时要提出力争。执行命令,要尽心,不只是敷衍了事。最怕的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你要他提意见办法,他表示没有异议,你教他执行,他又呆在那里。而子产对上对下都能敬于其事。“其养民也惠”,他能促使经济繁荣,对于社会百姓,大家能得其所养,安定生活,对于社会有贡献,有恩惠给人民,因此老百姓感恩于他,他有命令下达时,各个服从。但是“其使民也义”,他又非常合理、合时、合法,人家乐意听他用,的确是大政治家的风范。所以郑国有子产才能兴起来,因为他有四点君子之道。这四点长处并不仅是政治家才应该具备,而我们不是政治家就用不着,没有这种事。如果我们拿这四点来作人处世,就是成功的一半,所谓君子之道,大有可望了。

孔子讲到另外一个人,就是晏平仲。齐国人,曾任宰相,年纪比孔子大一点,但与孔子同时。孔子到齐国所以不得志,就是小矮子不让他去,齐国本来想请孔子去,小矮子告诉齐王:“你能有这度量,可以请他来吗?”这个话皇帝一听,心里有数了,就不敢请孔子去。但是孔子对于晏子很佩服。

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

他说这个人作朋友了不起,历史上有他的专门著作——《晏氏春秋》。晏子是大政治家,可说是孔子前辈,年龄虽然差不多,但比孔子出道早。《古文观止》上有一篇,辑自《史记·管晏列传》,提到晏子的车夫,一天回家时,太太要求离婚。车夫问什么原因,他的太太说,我今天在门缝中看到你驾车载晏子经过门口,晏子那么矮,做了宰相,名震诸侯,还是简朴无华,自居人下的样子。而你身高八尺,只是他的仆役,却显得意气扬扬、自足自满的样子。你竟是这样没有出息,不长进的人,所以我要离婚。晏子的车夫听了这番话,就马上改过,力学谦卑,第二天驾车都变了。晏子看见他突然一反常态,样子变了,觉得奇怪,问明了原因,晏子就培养他,从此立志读书,后来官拜大夫。从这个故事可知晏子有他了不起的地方,孔子尤其佩服他这个人对于交朋友的态度。他不大容易与人交朋友,如果交了一个朋友,就全始全终。我们都有朋友,但全始全终的很少,所以古人说:“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到处点头都是朋友,但不相干。晏子对朋友能全始全终,“久而敬之”,交情越久,他对人越恭敬有礼,别人对他也越敬重;交朋友之道,最重要的就是这四个字——“久而敬之”。我们看到许多朋友之间会搞不好,都是因为久而不敬的关系;初交很客气,三杯酒下肚,什么都来了,最后成为冤家。

讲到这里,我们想到中国人的夫妇之道——“相敬如宾”——宾是客人,对于客人无论如何带几分客气,如果家人正在吵架,突然来了客人,一定暂行停战,先招待客人,也许脸上的怒意没有完全去掉,但对客人一定客气有礼。夫妇之间,在最初谈恋爱时,西门町电影院门口等了两小时,肚子里冒火,对方来了,还是笑脸迎上去,并且表示再等两小时也没关系。如果结了婚,再这样等两小时,不骂一顿才怪!因为是夫妇了嘛!所以夫妇之间,永远保持谈恋爱时的态度——相敬如宾,感情一定好。不但夫妇如此,朋友也如此。扩而大之,长官对于部下,部下对于长官,也是这个道理。

这个“敬”的作用是什么?好像公共汽车后面八个字的安全标记:“保持距离,以策安全。”少碰为妙。

普通人交朋友,恰恰与晏平仲相反,时间久了,好朋友变成冤家,这对五伦中的友道,实在有亏。尤其是我们这一代青年,对任何人都不大相信,友道根本上已成了问题。必须急图匡正。以便维系“久而敬之”的交友原则。

玩物丧志

接下去,谈到了臧文仲。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棁,何如其知也?

我们首先要了解的,臧文仲是孔子父母之邦——鲁国的大夫,为臧孙氏,名辰。“居”字在这里,和“囤积居奇”这句成语中的那个“居”字的意义相同。“蔡”是大乌龟,就是在街上特产店中可买到的玳瑁。讲到乌龟和狗,在中国上古的文化中,都是很受重视的东西。平常碰到广东朋友,就往往会谈到吃狗肉。为什么广东朋友欢喜吃狗肉?因为广东、福建一带,直到现在还保存了不少唐代以前的文化。同时在中文音读方面,广东、福建的语系,很多地方还保有唐代的中州音。我们研究诗词、读古文、讲音韵平仄。假使用现在的国语发音,有时候会有很大的困惑;我们如用国语来朗诵古诗词,就会常常读错音的。例如一个字的平、上、去、入四声,现代改为第一声、第二声、第三声、第四声。但第四声(入)往往和平声没什么分别,所以原来的四声等于只有三声。原来的上、去、入等三声都是仄声,但现在听见有人用国语朗诵诗词,对入声字就念成了平声,这就是因为现在的国语,一、四两声不容易分而发生的毛病。

我们中国字的念法,不但有平、上、去、入四声,事实上以中原音为准,有宫、商、角、征(知矣切)、羽、变宫、变征等七音。(笛谱上有合、四、一、上、尺、工、凡等七个音阶。)所谓中原是古南阳,现在的河南、鄂北一带,为中原的中心地带。京戏中皮黄的黄,就是指湖北黄陂、黄冈一带而言,如“大王”这个名词,在京戏里念成“代王”的音,广东话的“大佬”也念成“代佬”,这就是古音。所以现在要研究中国的文学、文化,都必须懂得广东话,乃至福建话(包括台湾话)。因为广东话、福建话有七个音,尤其闽南话到了八音,它的鼻音非常多,有些是国语没有的音。

为什么我们说广东人的吃狗肉,也是来自上古的文化?我国自古以狗作祭品。自三代以来,差不多到商周时代,祭品中才取消狗,改用牛、猪、羊等作祭祀的牺牲。老子《道德经》有:“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话——一般人批评老子这句话为阴险、刻薄,看事情太透彻。因为他们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天地无所谓仁不仁,生了万物,又把万物当刍狗来玩弄。这是对老子思想的误解,或者故意曲解来作幽默用的。老子“刍狗”的本意,就是草做的狗。狗在古代本来是作祭祀用的牺牲,在祭祖宗、祭天地等典礼中,如现在的冷猪头、牛、羊等。后来由于社会风气的演变,不再用真的狗,而用草扎一只狗形来代替。相当于后世在拜拜的时候,用面做的猪头来代替真的猪头一样。刍狗做好以后,在还没有用来祭祀之前,大家对它都很重视,碰都不敢随便碰;等到举行祭祀以后,就把它丢到垃圾堆里去了。

儒家常说天地有仁心,滋生了万物;老了则说天地无所谓仁,也无所谓不仁。天地生了万物,并没有想取回什么报酬。人帮助了人,都往往附带了条件,希望有所回报。于是老子说人要效法天地。天地生了万物,他没有居功;天地给万物以生命,他没有自认为荣耀;天地做了好事,使万物生生不息。凡是能做的,做了就做了,没有条件。所以真正要成为圣人,就要效法天地的这种精神,养成这样的胸襟。所以老子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真正意思是:天地看万物和那个丢掉的草狗一样,并没有对人特别好,对其他的万物特别差。人之所以对万物差,是因为人的主观,人的自私的观念;这是老子的本意。

总之,这是说明上古把狗肉看得很重要,同时也把乌龟看得很重要。刚才说过了,研究古代文化,比较接近的,要从广东、福建两省的文字、语言、风俗、习惯着手。本省同胞的祖先,都是来自闽粤的,他们祭祀时用米做的乌龟很多。而在大陆其他各省,对乌龟就很忌讳。实际上乌龟在唐代以前都是好的象征。认为它的寿命很长,又代表了厚道、富贵,所以本省现在还保留这个风气。

现在讲到“蔡”,就是大龟——玳瑁,是龟中特别好的一种。战国时代,对大龟看得很珍贵。如果现在有人以此为题写博士论文,一定也可以拿到一个学位。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了《日者列传》、《龟策列传》,就提到过乌龟。所谓“日者”在古代包括了天文学家、气象学家、占卜、算命等都在内。过去对于这些像科学,又像哲学,又像玄学的东西,都归“太史公”掌管。所以当时太史这个官,就是专管历史和这些事情的。司马迁的《史记》中,常有“太史公曰”,因为他是历代世袭的太史,他是把父亲捧出来:“我爸爸说的。”后来司马迁承袭父职也做了太史公。他自己要骂人的时候,不好意思直骂,就说“太史公曰”——“我爸爸当年说的”,这是司马迁写文章调皮的地方。

司马迁在《日者》、《龟策列传》中,写到卜卦用乌龟的事。古代认为乌龟有神灵,卜卦要用乌龟的壳。卜卦的人如何找得到那么好的乌龟壳?古代的情形不知道,据我们所看到的,就很残忍了。是把乌龟上下夹住,然后在乌龟后面用火一烧,乌龟被烧痛了,拼命想逃走,可是壳又被夹住了,最后向前猛窜,龟肉飞了出去,壳就留下来,所谓“脱壳乌龟”就是这情形。这种龟壳,就被认为有神灵,拿来作卜卦之用。

司马迁因为世代研究这类东西,天文、气象、卜卦等等都会,因此他在《龟策列传》中,对这件事写得很妙。他说乌龟如何如何灵,如何如何神。在春秋战国以前,遇到国家大事,连大臣们都不能决疑的时候,就用卜卦来决定。他还举出了许多例子,来证明乌龟如何灵验,但写到最后,妙了!他写道:“江淮人家,常畜龟饮食之,以为能导引致气。”最后这么一句,意思是说:据小子我遍游名山大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到了南方一看,江淮之人,长江以南,湖南、广东一带的人,他们还吃乌龟的肉呢!这篇文章到此就完了。你说他迷信不迷信?这可不知道了,也许这是他的历史哲学。上面说了乌龟很灵验,既然很灵验,又自己保不住,江淮的人还吃乌龟肉,就可见不灵验。假如不灵验,又何必去迷信?但一定说是迷信,上面又举了很多灵验的事实。由此我们知道古人写文章,不像现代的人写文章没有根。古人写文章不但有根有据,而且不轻易下结论,非常客观。

现在回到本文。如上面所说的,因为古人对于乌龟非常重视,鲁国的大夫臧文仲居蔡,把一个玳瑁藏起来。当年没有博物馆,臧文仲是一位大夫,在自己家里,修了一间房子,把这个玳瑁供起来。这间供玳瑁的房子,漂亮极了。“山节藻棁”,就是古代木质的建筑物,在梁柱上雕刻有山水。“藻”是海藻形的花纹浮雕。“棁”就是接棁的地方。为了供一只乌龟,特别在家里修一栋建筑物,又修得那么漂亮、华丽、奢侈。一般人都认为臧文仲很有智慧,很有学问。孔子就说:“何如其知也?”——这个“知”读“智”——像他做这样事情的人,为什么一般人说他很有智慧呢?孔子认为臧文仲做这件事,太不懂事,几乎是近于无知。他相信一个人到了某种地位时,在言行上,一举一动,一句话,都会影响到社会风气。以现代社会而言,如果一个有权位的人家,养一只小狗,给它盖栋小洋房,就未免太过分了。当一个社会艰难困苦的时候,这样做是不应该的,这不能算是智。

进退揖让之间

这里又批评当时历史上另外一个人——令尹子文:

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令尹子文是春秋战国时代,楚国的名宰相。姓斗,名谷于菟。楚国是当时南方新兴的国家。研究春秋战国的历史文化就知道,北方大概偏重于传统守旧;到了南方,楚国是后起的国家,气象就不同,文化思想都有新兴开展的现象。同时他也有很好的政治家。

令尹子文,令尹是官名,等于后世所谓的宰相、首相。子文是封号。他的道德、学问都很有修养,而他当时在国际间的声望,大致相当于近代日本明治维新的名相伊藤博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他三次上台做首相,并没有觉得了不起,一点也没有高兴过。“三已之,无愠色。”三次下台卸官,他也没有难过。人在上台与下台之间,尽管修养很好,而真能到淡泊的并不多。一旦发表了好的位置,看看他那个神气,马上不同了。当然,“人逢喜事精神爽”,这也是人情之常,在所难免。如果上台了,还是本色,并没有因此而高兴,这的确是种难得的修养。下台时,朋友安慰他:“这样好,可以休息休息。”他口中回答:“是呀!我求之不得!”但这不一定是真心话。事实上一个普通人并不容易做到安于下台的程度。所以唐人的诗说:“逢人都说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这是描写当时在朝做官这种情形,古今中外都是一样,不足为怪。不但中国,外国也是一样。“不喜不愠”,这是很重要的修养。此其一。

其次,上台终有下台时。爬山的朋友就知道,爬上去时固然很难,下山的时候更危险。因为向上爬很费力很痛苦,一定会小心。走下坡的时候,就满不在乎了,但往往在这时出毛病。我们可以从爬山体会人生。人“上台终有下台时”,而且老是站在台上,永远演上去就没有意思了。和电影、电视界的人一接触就知道,再好的明星,演上十年,也就不再受欢迎了。大家看惯了的面孔,就会生厌,必须要换新人。所以有时下来,换个面孔,蛮好!同是一个人,到别的地方站站,蛮好!此中也其有人生哲理。此其二。

在权位、名利之间,大家都说对富贵功名不在乎,但有人问我喜欢什么?我一定说喜欢钱。问我有钱没有?我老实回答没有钱。当然,不应该要的钱不会去拿,危险的钱不敢去拿,所以一辈子也没有钱。但钱是人人喜欢的,所以要讲老实话。如果说“我绝不要钱”,这个话真不真?很难说了。同样的说“我绝不要做官”,这个话是不是真心的,也很难说。富贵功名我很喜欢,可是绝不乱来,绝不幸致。这是坦白话、良心话,我喜欢,但不苟取、不乱来,这已经了不起,是很好的素养了。如果说我绝对不喜欢,那是假话。人要诚恳。所以做官,必须要学学令尹子文,三次上台,不喜,三次下台,不愠。我们看书时往往把这种地方很轻易带过了,如果自己切实一体会,才知道他真是了不起。上台,应该的,你交给我做,只要能够做的我尽力去做;下台,最好,我休息休息,给别人做,心里无动于衷。这还不怎么难,最难的是:“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自己所做的事情,一定详详细细告诉后面接任的人该怎么办。普通交接,只说:“这事我办了一半,明天你开始接下去。”就这样了事,令尹子文,则把事情的困难、机密,全部告诉来接印的新人。多数人都会有经验,新旧任交接,在交印时总不是味道,多半不愿把困难的所在告诉新任的人。即使双方是好朋友,也是一样。甚至原来两个好朋友,一个在台上的病危了,另一个到医院去探望,关心的是哪一天可以去接他的印,而不是病情何时好转。看了几十年人情,颇恨眼睛还很亮,不太老花,耳朵也颇灵光,这真不是件快乐的事!

这里是说令尹子文对国家的尽忠负责。对来接任的人,看成是工作的接班人。他这种态度,在表面上看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在外面做事的人,对这些要牢记,这是对国家尽忠,对自己尽职。在一个团体,就为团体尽忠,不为私事。所以子张问到令尹子文时,孔子便说:“忠矣。”指出令尹子文是国家的忠臣,因为他把私人的利害得失丢开了,完全为国家尽忠。“曰:仁矣乎?”子张又问到像令尹子文这样的做法,他的学问修养,有没有达到“仁”的境界?“曰:未知,焉得仁?”孔子说,“仁”是什么他还不知道,他怎么能算得“仁”者?他只是忠臣,仁还不够。

对于孔子说的仁,我们在《里仁》篇中曾提到过的,这里不再重复。


分类:南怀瑾 书名:论语别裁 作者:南怀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