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别裁》第13章 子路(04)


问舍求田

下面大体讲作人的道理: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樊迟有一次向孔子请教农业的技术问题,稻子要怎样种得好。孔子说,那你不要问我,不如去问有种田经验的老农。樊迟又问如何种菜种花。孔子说,这些事你问我,我不是不懂,但只懂一点,不如去问老经验的种菜、种花的人。樊迟退出去了以后,孔子就对学生们幽默的说,樊迟这个小子,竟来问我这些农业技术问题。其实,我只教你们作人做事的大原则,并没有教种菜的技术。如果身居上位,作一个领导人,本身好礼、诚敬,下面就自然敬业乐群了。这点我们应当要注意,在任何地方,领导人的意向,有一点偏向于某一方面,不久之后,整个风气都会偏向某一方面。不但是坏的偏向会出毛病,好的偏向如果不善加引导,也会出问题。所以道家、儒家都讲无为而治,由此知道领导人的学养,是要很注意的。孔子现在是讲好的偏向,他说上面的人处处好礼,讲究文化思想,下面的人就诚敬严肃,成为风气了;上面的人如处处爱人,牺牲自己,帮助别人,那么下面的人心,受上面的影响,当然人人都服从你。尤其带兵,所谓“先之,劳之”,在艰难困苦中,先替下面的人想办法,只有一餐饭可吃,让大家先吃,有剩的自己再吃,不然自己饿肚子。当然不能为了手段才如此做,要真诚的这样做,那么人民没有不心悦诚服的。“上好信”的信,不但指有信用,讲了的话兑现,还包括了信人、信己,要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那么下面对你没有不付出真感情的。人能做到这一点,人心归向,贤才毕集,百姓感戴,携家带眷,前来依附,还怕没有人来替你种田吗?

但话说回来,后世儒家的知识分子,因此都不肯自力谋生,只想作领导人——作官的毒素也种因于这种思想流弊了。实因误解孔子的教学生主旨所致。

因此,下面便说到从政与个人修养: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孔子说,学识的修养基本,要先读诗。并不是要政治家成为一个诗人,因为春秋战国以上的文化思想,直到孔子删诗书、定礼乐时代的《诗经》,可以说是包括了一切知识的通才之学,所谓虫鱼鸟兽的名称,以及人情风土的知识,由诗的内涵中都可以了解。培养一个政治人才,必须先使他有充分学识,成为通才,样样都会。在古代知识范围,比现在简单。读诗读得好,学识渊博,不一定做事做得好。所以读诗以后,要授之以政,给予经验了。

如果所学与行政配合不起来,不能得心应手,不能通情达理,那就要外放出去,使于四方,各处去多经验、多历练。这就和后来司马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道理一样,经验不够,就使于四方,到处去增加人生的经历,然后再回来考察他,如果处理事情还是不能专精、深入,那么再培养、训练也没有用。这种人才,只能成为书呆子,从唐代以后,多半是打入翰林院。明清两代,进士出身进翰林院的很多,进了翰林院,就是进入研究院去研究研究,有很高的名望,很高的待遇,可是难得外放作官。在过去有许多人一辈子都待在翰林院里,如果经翰林院出身,而能再从事地方行政的,我们从清朝两百多年的史实来看,多半成为双料大员,纵不能成为国家了不起的能臣,至少也不太错。看看清朝翰林院的制度,是非常妙的,仅仅书读得好的人,就只好翰他一笔在此林中了。所以孔子说,书读好了的人,从政经验不够,就派他到外面多经历人情世故。回来还不能深入,就不是从政的大才,书读得再多也没有用。由此可见人的才具与学识,不一定能够完全配合得起来。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孔子讲到为政的道理,始终认为个人的修养非常重要,任何一种制度,到底还是人为的。领导人本身端正。(正字包括的意义很多,思想的纯正,行为的中正等。)就是一个良好政治的开端,用不着严厉的法令,社会风气自然会随着转化而归于端正。如果本身不正,仅以下达命令来要求别人,结果是没有用的。

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

这是孔子对当时历史文化的一个批判。他生长在鲁国,也继承了鲁国的文化,鲁国文化要保存周朝文化和周公流风遗政的精神。后来孔子多半在卫国,在卫国住得比较久。由卫国回来以后,才正式从事著作,删诗书,定礼乐。他认为卫国的文化、政治,基本上还是不错的,还能始终保存着周代封建当初的“兄弟之邦”的精神。孔子这句话是感叹,也是赞美。总之,言下之意,颇多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