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8章 泰伯(04)


入山唯恐不深的隐士

下一节孔子接着讲学问的道理与个人的修养。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这个观念要配合《礼记》的《学记》和《儒行》两篇书来研究。《学记》就是讲学问的目的是什么,这是中国文化传统精神。《儒行》是说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怎样训练自己,成为自己的人格。人有很多种型态,形成各种不同的“人格”,并不要求各个一律。可是哪一种个性,适合哪一种学问,要怎样培养自己,都有一个标准。

现在孔子所讲的这一节,也等于《礼记》中《学记》和《儒行》两篇所讲的个人问题。“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就是一个思想、一个信仰的问题。服从真理,要绝对笃信,还要好学。真理是不变的,不受时代环境的影响,不受区域环境的影响,也不受物质环境的影响。所谓“守死善道”就是守住这个信仰、这个主义,“善道”就是最好的道路,最好的思想原则。下面说到个人有了守死善道的抱负,就“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这并不是滑头,而是保持文化的精神。危乱的时候,要有出世的修养,危险的地方不要去,因为这个地方的思想一定有问题,最好不去。动乱中的社会,不可以停留。“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这两句话是中国人的隐士思想。说到这里,有个值得讨论的大问题。

中国的历史文化,素来认为儒家、道家是分途的,绝对不能合流。道家多半趋向于当隐士。说到隐士,问题就大得很。假使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就会感觉到一件事很古怪:学问越高,道德越高的人,多半是退隐了,不愿出名,乃至于最后隐姓埋名,连自己的真姓名都不要了。我们都知道张良的老师是黄石公,而黄石公只是一个代号,究竟是谁?没有人知道。因为他连姓名都不要了,对名利更看得毫无道理。可是这一类隐士思想,在中国古代,自上古以来,一直存在。这是道家走的路子。孔孟以后的儒家,则绝对反对隐士思想,而讲究用世之道,所谓学以致用。学问那么好,对社会国家要有贡献,认为退下来做隐士是不对的,这是后世的儒家思想。而后世儒家这种思想的依据,多半是提出孔孟的思想来反对隐士。事实上最能影响历代政治的,是隐士的思想。如果以西洋文化的政治思想来说,中国的隐士思想有点像所谓“不同意”的主张,但并不是“不合作”,“不合作”又是另外一个观念。西方文化现在还保留这一思想形态,如民主社会的投票,不投同意票,也没有投反对票,可就是不同意的意思,先保持自己的立场,这还只是勉强的比喻,可是中国历代政治受隐士思想影响非常巨大。

历史上有名的故事,如汉高祖时代的商山四皓。所谓皓是头发都白了的老头子。从秦始皇时候就当隐士不出来的四个老头子,学问很好,名气很大,道德很高,可是不出来。到了汉高祖的时候,年纪很大,须发都白了,被尊为四老。汉高祖当了皇帝,请他们出来,他们认为汉高祖不会礼贤下士。因为汉高祖好谩骂,喜欢开口说粗话,他还没有得天下以前,对跟着他的那些知识分子,看见他们就讨厌,把人家的博士帽子拿来当便器。陆贾劝他要尊重读书人,他说:“乃翁天下马上得之。”照现代的白话:“老子的天下是打来的,你们噜苏什么?”后来天下太平了,知识分子出来替他摆布了一下,他才尊重读书人。这也是陆贾告诉他:“乃翁天下马上得之,不可马上治之”的善意结果。汉高祖是绝顶聪明的,他问该怎么办?告诉他要建立制度等。制度建立以后,第一次上朝,他坐在上面当皇帝,这个味道很好,这时才认为读书人有道理。于是礼请商山四皓出山,他们不答应。后来他要立太子传位时,宫廷中发生了一个大问题,汉高祖几乎要把吕后所生的孝惠帝——当时的太子——废掉,改立他所喜欢的戚姬所生的儿子——如意为太子。

吕后问计于张良。张良就告诉吕后,只要孝惠帝——当时的太子把商山四皓请来,汉高祖就不敢废太子了。吕后果然教孝惠帝以卑辞厚礼把商山四皓请来为上宾。汉高祖见到这情形,就告诉戚姬,太子党羽已成,连自己请不到的商山四皓都请来了,改立如意为太子的事免谈了。这就看到政体问题、社会的思想问题,为什么学说思想对政治发生如此的影响,同时也说明了隐士的重要。

隐士们后来到魏晋被称为高士。有一本书名《高士传》。高士即高尚之士,学问很好,才干也高,也许出来可为治国的大才,可是一辈子绝不出来做事。当然,不出来也有好处,否则出来万一做不好,这一辈子英名也没有了。越不出来越高,有人一辈子做“高士”。到了宋朝则称“处士”。当然,有的处士是怕考试考不取,故意当处士不做官,不要功名富贵,因此名气越来越大。有时候皇帝特别起用,不经考试还可以做做官。当然真的处士还是有,宋代有这样一位处士名叫杨璞,宋真宗请他,他不出来,后来硬是下命令给地方官,用各种方法,软硬兼施逼他出来了。到了京师,真宗对他很客气。问他说,先生一路来,一定有很多人送行,其中有好的诗吧!他说只有我的老伴送了我一首诗。真宗说,夫人的诗一定很好。于是要他念出那首诗:“更勿落魄耽杯酒,切莫猖狂爱作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真宗听了哈哈大笑,留他在京里玩了几天,就送他回去。他和同时的种放一样,都是真正的处士,硬不想出来。

另外像唐朝武则天时的卢藏用,因终南山地近京师,倡言隐居,结果被征召入朝为官,这又是处士的另一种手段了。所以后来成语所说的“终南捷径”就是指这么回事。陆放翁曾有一首是批评也是称扬隐士的诗:“志士栖山恨不深,人知已是负初心。不须更说严光辈,直自巢由错到今。”

后世儒家认为这些“不同意”主义的隐士、高士、处士们,很可恶,不应该。而认为有学问的人们应该对社会国家有所贡献,为什么一辈子作学问不肯出来?他们就说孔子是骂隐士的。在后面的《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碰到好几个当时的隐士,都挨了骂。那么孔子挨了骂后怎么讲呢?下论中就讲了很多。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后世的儒家就引用这句话,解释为孔子不同意这些人,骂他们是鸟兽。这个话解释错了。实际上孔子的思想,对隐士非常崇敬。所不同的是孔子的圣人胸怀,对于社会国家,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虽然知道挽救不了,可是他硬要挽救,做了多少算多少。孔子所以为圣,就在这里。明知道这个人救不起来,我尽我的心力去救他,救得了多少算多少,这是孔子之圣。隐士们的道家思想,则救不起来就不救。这时中国思想的两大主流。道家对时代思想的潮流,视之如山洪的暴发,挡是挡不住的,一定要去挡就是傻子,必定被冲走。如要挽救的话,就估计山洪的力量到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衰微下去,先到那衰微处的下游,稍稍一引导,就引进了河川渠圳。儒家的思想则不然,对于时代的趋势,也视如山洪暴发,挡是挡不住,但是要跟着这股山洪旁边跑,在沿途看到洪流中的人,救一个算一个,一直到某一有利的形势,将洪水导入河川渠圳。这两种思想都对。孔子认为道家走隐士路线,站到下游去等待也没错。所以他讲“鸟兽不可与同群”,这句话仔细一研究,孔子是赞成的,并不是反对。鸟类是高飞的,要高飞的就高飞去吧!野兽是生活在山林里的,自然就在山林过他们的生活。而我是人,既不能高飞,也不想入山林,我就做点人世间的事情吧!

秀才未必知天下事

说了半天,就是解释“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可见孔子还是赞成隐士思想。他说如果真有救人救世的本事,而当前的机会不属于我的,你也没办法去救,那么先要保护自己,充实自己。所以“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但在下面“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是进一步告诉我们,如果社会渐渐上了轨道,有才能的应该对国家社会有所贡献,倘仍无法贡献,还处在贫贱中,那就是身为知识分子读书人的耻辱。如果在一个动乱,不上轨道的社会中,安享富贵,或是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不正当的途径取来的,这也是不对的,可耻的。

跟着这几句,便又说出真当“隐士”的客观态度。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这句话问题又来了。

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不是身居官职,最好不要随便谈论批评政事。真当隐士的更须要有如此的胸襟。这几句话,我们要常注意。现在顺便告诉大家一些有趣的经验。我不是学者文人,但常与学者文人接触。学者文人最喜欢谈政治,而且他们对现实的政治,几乎没有满意过的,尤其学自然科学的学者,更喜欢谈政治。我的结论是越外行的越喜欢谈内行话。不知大家的经验如何?

据我所知,文人更喜欢谈战争,开口就是应该打。他们可不知道打仗的难处,自己又没有打过仗,也不知道怎么打。等于有人在街上看到别人打架,自己在旁边吆喝着大声喊打,可是叫他自己来,只要一扬拳头,他就先跑了。这就是历代文人的谈战争。知识分子喜欢谈军事、谈政治,大多数绝对外行。所以我常引用孔子这句话对他们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们答道:“这有什么难?”我说:“你我知不知道基辛格此时此刻看的什么公文?说的什么话?你我所知道的情报、资料,都是从报上看来的,并不是第一手资料,可靠性大有问题。就算是可靠的,在报纸上发表出来的,还是有限,不知道还有多少不能发表的,而且和此刻的现况,又相隔很遥远了。像这样如何可以去谈政治?而且政治绝对要靠经验,不是光凭理论的。你说某某不行,你自己来试试看,毫无经验的话,不到三个月就完了。所以孔子说的这句话非常有道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在那个位置上,不能真知道它的内容。以很具体的事实来说,荣民总医院某手术室,此时在为某一病人的某一病开刀,你我能知道吗?即使自己亲人进手术室接受治疗,而我们被关在门外,他在里面危险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只隔薄薄的一扇门就不知道。所以‘谋其政’不是想象中的简单,要在那个位置上才能执其政、谋其政。”

很不幸的,孔子的这句话常常被人用来做滑头话,作推托词。甚至,有些人看见别人用这句话作挡箭牌,都误认为是跟孔子学滑头。所以打倒孔家店的人,也把这句话列为“罪状”之一,把罪过弄到孔子身上了。事实上这句话是告诉我们,学以致用,真正的学问,要和作人做事配合。他也是告诫学生们,对一件事,有一点还不了解,还无法判断时,不要随便下断语,不要随便批评,因为真正了解内情,太不容易了。

文化复兴运动

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

这里讲到文化的重整,等于我们现在讲文化的复兴。孔子周游列国以后,回到鲁国,开始整理文化。因为时代的盛衰演变中,文化永远是走在最前面,周代王朝的衰乱已经很严重了,所以孔子急于从事文化的复兴来力挽狂澜。他先从礼乐入手,《诗经》也可以说是乐的一种。《关雎》为诗经的第一篇,“关雎之乱”的“乱”字,古代和现代的意义有所不同,千万注意。古代这个“乱”字含有“乱”的反面意义在内,就是“治”的意思——秦汉以上的书,会这样用,唐以后大多都不会这样用。比如“毒”字,在秦汉以前,有治疗、痊愈的意思,譬如有人砍了我们一刀,是伤害;而我们手上或脚上生了疮,医生锯下我们一条手臂或一条腿,就不算伤害,反要感谢他的治疗,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古代文字少的时候,就有许多字义是借用的。

“师挚之始”,师挚是当时管理鲁国文化的大乐师——不是乐队的大乐师,勉强说,相当于文化局长,但不只是一个做官的,他本身是个专才。孔子这里说,鲁国文化经过整理,新旧文化交流以后,非常悠美。可是跟着而来的,下面孔子又讲到文化思想,又提出他的感叹了。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孔子感叹当时的社会,一般人的思想与个人的修养,犯了三个大毛病。这三个大毛病,不止是孔子当时的社会如此,在我们看来,每个时代,每个社会都有,尤其现在看来,格外同意孔子的这三句话。许多人“狂而不直”,“狂”本来不是坏事,孔子也欣赏狂狷之士,虽然还不够标准,但是不可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成为君子,都成为圣人。因此退而求其次,至少是狂、是狷,还有可取之处。“狂”就是豪迈慷慨,心地坦然,交朋友,不对就是不对,说了他,他并不恨你,这类的典型为狂。“狷”,毫不苟取,不义之财一点都不要,不合理的事情绝不做,很保守,个性独立而很有道德修养为狷。孔子认为假使没有君子之人,那么狂与狷这两种也不错。

有一个朋友,在大陆曾当过省府委员、厅长一类的职务,他狷介得使人有点怕他。就如我和他坐公共汽车,我替他付了一张公车票,他一定要想办法下一次替我付回一张。这种人非常可爱,一毫不苟取,一毫不苟与。还有一个朋友,抗战时在某单位工作的廖先生,学问好,道德也好,我非常敬重他。一九四九、五○年,我到了台北,有一次和他约会,他坐汽车到衡阳街和我见了面以后,就下车,和我坐一辆三轮车走。照他的习惯是走路的,坐三轮车还是依我的习惯。所以换车,是因为他到衡阳街是公事,和我见面后的活动是私事,就把公家的汽车放回去。他这种不苟取不苟与的精神,我非常佩服。胜利以后,他奉命到上海接触金融界,很多金融界的巨头都在座,而他穿一套旧中山装,像个乡巴佬一样到场,大家都不认识他。他晚年信佛,住在观音山的戴公祠。廖先生临死的时候,好像预先知道,早几天就约一些好朋友当天去吃饭。饭后洗好澡,穿好衣服,邀朋友们一起和他念佛。念着念着他不念了,不动了,就这样去了。这是很妙的。这位朋友,的确做到了狷介,做官几十年,就如此清白。像廖先生临死时的从容自在,真可算“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一点没有牵挂,很坦然,而且早一个星期就知道。所以道德修养与生死来去,都有关系,“狂而不直”,有许多人狂,豪迈得很。但是假狂的人很多,内心不正直,歪曲心肠,这是一个大毛病。

“侗而不愿”,看起来笨笨的,好像是很厚道的样子,但一个人貌似忠厚,而心里鬼主意蛮多,并不是真正的厚道。“倥倥而不信”,有许多人自己是空空洞洞的,却不相信人家,也不相信自己,只是空空洞洞,莫名其妙的作一辈子人。“吾不知之矣”,孔子说有这三种人,我不知道这个社会将变成什么样子。这三句话,也就是孔子当时看时代在变乱中,多半是这一类的人:狂而不能直,老实相而内心并不厚道;再加上非常浅薄,浅薄到没有内容,还不相信别人,也不相信自己,又不好好求学。因此孔子很感叹。事实上一个乱离的社会,这都是必然的现象。我们今天处于这个时代,看到一些人物,也有孔子同样的感叹:“吾不知之矣!”这句话很幽默,意思是说实在不知道这部历史将变成什么样子。

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这是以正面言论结束上面的话。孔子说真正为学问而学问,永远觉得自己还不充实,还要改进。这句话后来演变成曾国藩他们经常引用的:“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学问有个很简单的原则,停留下来,就是在时代潮流中退下去了。所以不是进步,就是退步,没有停留在中间的。这个观念就是从孔子这句话来的。“学如不及”,求学问要随时感觉到不充实。以这样努力的精神,还怕原有的学问修养会退失。如果没有这样的心情,懂了一点就心满意足,结果就是退步。大家要特别注意。尤其中年以上的朋友,对这句话更须要反省。有时我们看到许多中年以上的朋友,学问事业成就了,往往自认为什么都对了。事实上如不再加努力,就要落伍被淘汰了。思想也好,学识也好,一切都要被时代所淘汰。假如有所成就,而始终好学不倦,这才叫学问,才不会被淘汰。我看到几位中年朋友,的确是值得佩服。家里藏书非常多。他们的年龄,都快到六十岁了,每天公事非常忙,夜间读书每每到两三点钟才睡。因此他们的学识、能力,不断在进步。所以这一点习惯一定要养成。依我个人的经验来说,读书的习惯养成了,要无书不读,甚至坏的一面也要懂,懂了不跟他走,那才是真本事。

三代之治

孔子说了孔门学问中个人的修养,和作人做事的大原则以后,接着是评论中国历史哲学的一个标准。儒家在历史上特别推崇尧、舜、禹三代。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巍巍乎”三个字,大家都知道是崇高、伟大的意思,用白话可以写到几十个字的句子,古人三个字就形容出来了,甚而可以只用一个“巍”字,就表达出来了。这不去管他。孔子说尧传位给舜、舜传位给禹,这三代是著名的“公天下”。这种帝王位置的传替叫做“禅让”,禹以后变为“家天下”,但并不是禹的本意,因为禹所传的人,没有找对,后来才又找到禹的儿子继承下来,这才变成家天下。大家要研究“公天下”的道理,千万要注意前面提到的《伯夷列传》。这篇书很难读的,这篇书懂了,对于中国的历史哲学大概也就懂了。这样才能了解司马迁对于历史哲学和人生哲学的观点。

说到司马迁的文章,也可以说有一点坏道。何谓“坏道”?世界上骂人文章写得最好的,是司马迁;批评文章写得最好的,也是司马迁。好在字面上看不出来在骂人,也看不出来在批评人。他写了《史记》以后,在一封给朋友的回信《报任少卿书》中,就说写了这部《史记》“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我们幼年读书,只知道司马迁的文章写得很美。把整篇文章一读,觉得司马迁牢骚大了,都在骂人,牛也吹大了。他说周公汇集了中国文化,到孔子是五百年。孔子整理、发挥了中国文化以后,到他司马迁时,中间又是五百年。于是由他来写《史记》。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一千多年以来,除了周公、孔子和他司马迁以外,其他的人都没有思想。他认为自己写了《史记》,没有人看得懂,只好“藏之名山”,等到将来有人看得懂的时候,再“传之其人”。

他在《伯夷列传》中,对于“公天下”的历史哲学道理,在第一节中就说得很有条理。他的意思说,不要以为古代“公天下”的“禅让”是那么简单的。他说尧年纪大了,要找一个继承人,找到了舜。舜是一个大孝子,尧才把他找来,并没有立即让舜当皇帝,要他从基层工作做

起,各方面的事情都做,给他经历,训练他,一直经历了几十年,然后才把国家政权交给他。所以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上说“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这句话表面上看,只是普通的感慨,毫不相干的字眼。但透过这些字眼,才会知道思想的背景。他就是告诉我们,一个替国家做事的人,要有丰富的行政经验,加上道德才能,经过考察又考察,认为可以传位才把帝位交给他。这表示传天下并不简单,而是非常困难的。舜找禹更慎重了,当时禹的父亲鲧负责治水,没有办好,犯罪被杀掉了。舜再用他的儿子禹来治水,大禹治水是历史上有名的故事,胼手胝足,自己下去做工,九年在外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九年中在外工作,三次经过自己家门口,都没有时间回去,(也有人唱反调,写反面文章,说这是故意假装给人看,目的想当皇帝。事实上也可以说作此批评的,没有行政经验,一个真有责任心的人,实在会忙得没有时间回家。)然后也是做了几十年,舜才把帝位交给禹。这是《伯夷列传》讲到历史哲学,然后讲到人生,叙述伯夷、叔齐放着国君不当,当隐士去,两个人逃了。为什么从尧舜禹三代的禅让,说到伯夷叔齐的不当皇帝?为什么有人皇帝不当,有人想当皇帝当不到?他没有点明,这篇文章很难懂吧!这就是人生观点,等于所谓“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所以这篇《伯夷列传》,上面是说传位之难,下面则说有人可当皇帝还推掉不想当,可是他没有说明,要读者自己去体会。现在我们不讲这篇文章,到此打住。

司马迁是非常推崇孔子的。在孔子的观念中,尧舜禹三代,统治天下,为全国的皇帝,“而不与焉”。心里没有觉得当皇帝可贵,而看得很平淡,真正做到只是服务,并不觉得权势可贵,因此这是真正的伟大,真正的崇高。


分类:南怀瑾 书名:论语别裁 作者:南怀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