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别裁》第13章 子路(01)


现在讲《子路第十三》篇,以连贯的观念来看,这篇文章是对上论《为政》篇以后所作的发挥。就是说一个人学问的内在修养与外用,当然包括了过去所谓作官的学养,乃至作人与做事的道理。

先天下之忧而忧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这一节文字非常简单。子路问从政的道理,孔子告诉他两个观念:一个是“先”,一个是“劳”。这两个观念,发挥起来蛮多。

所谓“先”,就是在“为政”的原则上作领导人,一切要为人之先。关于先,大家都读过宋儒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其中有句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个“先”的观念,即从《论语》这里来的。中国政治哲学解释“先”字,多半用老子的话“外其身而后身存”。为政作主管的,尤其是作战带兵的,都是这样:自己站在前面,有艰难困苦与辛劳,我领先担负了;利益方面也是先让人家,自己不要,这是“外其身”,而实际上最后的成功还是自己,这是领导的“先之”的道理。

“劳之”,也是处事领导的原则。左丘明的《国语》一书中,有一篇敬姜论劳逸,叙述鲁大夫公父文伯的母亲——敬姜,对儿子的一番教训,政治思想非常高。她说人必须要接受劳苦的磨练:“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一个人环境好,什么都安逸,就非常容易堕落。民族、国家也是这样。所谓“忧患兴邦”,艰难困苦中的民族,往往是站得起来的。所以古代许多懂得为政的人,都善于运用“劳之”的原则,使得官吏、百姓没有机会耽于逸乐。“劳”包括了勤劳、劳动、运动许多意义。所谓“君子劳心,小人劳力。”人在辛劳困苦的时候,对人生的体会较多,良善的心性容易发挥出来。不过这是好的一面的看法。另一方面,也有把这个原则反用了的。所以同样一个学问,正反两面如何去用,在乎个人的道德。这个“劳”同时也包括自己。在个人修养中,一个领导人宁可有困难时自己先来,有劳苦的事自己先做;绝不能自己坐着享受,有困难都让别人去。这样永远带不好人,尤其带部队,打起仗来,就看得更明显。

孔子说了这两点,子路请益,要求老师多告诉他一点。孔子又说了一个“无倦”,这两个字在文字表面上看起来就是不疲劳,一切要更努力;用现代语来说,就是责任的观念要加重,自己没有“懒得做”的感觉;从历史上严格体会,做一个政治上成功的领导人的确是很苦的。如果恪守这种原则,即使是看公文这件工作,也令人觉得很苦。因为真正负起责任来,往往就没有私生活,难免有时会厌倦。在前面也说到过,历史上像周公那样忙碌辛劳,“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的故事。周朝的政权,存亡绝续之际,维持八百年之久,可归功于周公一手所建立的典制。而且我国文化集中整理成一系统性,也是由周公开始的。当时周公的身份、地位,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还不够形容。实际上,他与武王是亲兄弟,是成王的叔叔。可是他对人如此的谦虚,如此的负责任,如此的勤劳而无倦,这种修养实在难得。一个人在自己负到那样的重责,达到那样的地位时去体会它,才更亲切。

上面是孔子告诉子路的三大原则。孔子为什么对子路作这样的答复?这须要我们用头脑去思索一下了。假使子贡、子夏问从政的问题,孔子也许不是这样答复。我们知道子路的个性很有侠气,脾气一来,动辄“算了!”或者“干了!”这一类的个性,容易惹事。有些人是慢吞吞的个性,就容易误事。所以孔子严格告诉他这三个原则。但是,我们每人自己反省,个性上有这种成分没有?学问修养的道理,就可在这三个重点上去体会了。

才难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仲弓出去做鲁国权臣季家的管事,来问从政的原则。孔子告诉他在行政上领导政治的道理:“先有司”,有司是职务代称,也就是管事的,读古书时经常看到它。孔子是说,首先重视每个人的职权,要制度化,不要乱来。在古代专制政治的时代,尤其在春秋战国的时期,一个领导人,一个帝王,本身就是法制。尽管中国过去也是讲法治的精神,但在君主专治体制下,往往有“言出法随”的情形,他的话就是法律,他要怎样做就是法令。所以孔子告诉他不可犯这毛病,先要把权责分清楚,制度建立起来。

其次,领导人对人要“赦小过”。谁都难免有错误,尤其当领导人,要能原谅人。一个领导人,不单是主管,还要兼作老师,所谓“作之君,作之师,作之亲。”领导人同时是老师,同时是父兄,对部属小小的错误,马马虎虎让他过去,充其量喊到房间里告诫他。在历史上看到的名臣,遇到部下犯了错误,当众不说,召到房间里,关起门来责备一顿。出了房门当主管的自己背了过,宣称是自己的错,不关那个部属的事。古代许多大臣都有这种器度,不是用手段,而是一种厚道的修养,这是爱人。

第三,要能够“举贤才”,就是提拔有才能的人。这里发生一个问题了,仲弓提出来问,他说有那么多部下,怎么知道哪一个是人才?人才的选拔不易,在历史上经常看到有人“拔于稠人之中”。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有很多人才,当他没有机会表现的时候,永远默默无闻而埋没终生。譬如带一师的部队,这一师人当中,一定有人才,但却没有办法发现。有了发现,就在稠人之中——在很多人之中把他提拔起来,给他机会,随时培养出来。历史上许多前辈提拔后辈,都是这样。

但贤才到底是难得,所以仲弓就说,无法知道谁是贤才,怎样去分别呢?孔子说,你可以就你所看到的,所知道的去选。如果你并不知道,那就是他没有表现的机会,只好等待别人去发掘了。所谓:“博施济众,尧舜犹病诸!”

孔子要正什么名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有一天,子路和孔子在讨论一个为政的问题。孔子周游列国都很失意,比较好的是在卫国那些年,而且卫灵公对他也的确很重视。所以看孔子的传记,当时许多地方使大家怀疑,有人以为孔子可能在卫国要当宰相;有的怀疑孔子想把卫国的政权整个拿过来。这段讨论的背景就可以反映出当时的情况。子路有一天问道,看卫灵公的样子,非常重视老师,假使他希望你出来从政,有意把政权交给你,“子将奚先?”(我们要注意这个“将”字,表示当然不会成为事实,假设语气。)老师你看为政之道,第一步是什么?第一个重点先开始做什么?孔子说,假定有这个事,第一件事是正名。子路说:“有是哉?”这是非常怀疑的口气,意思是说,正名有这样重要吗?因为正名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东西,所以子路不相信。并且说,老师,人家说你是个迂夫子,你真是迂啊!名正不正有什么关系呢?

现在我们注意,先讨论这个“名”。中国文化中过去的名,包括了些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后世有一门学问叫“名学”,就是逻辑、思想的研究。严格讲,正名就是指确定思想的观念。以现代的语汇来说,“文化思想的中心”即为正名的重点。也可以说,在逻辑思想上分别得清清楚楚,就叫作正名。

现在“正名”的意义懂了,再说本文。孔子说,如果要谈为政,先要把思想领导清楚。把文化思想的路线作正确的领导,非常重要。子路一听,认为文化思想是空洞的东西,这个何必管它呢?孔子就骂他说,你这个家伙,真是野蛮、胡扯。一个真有学问的君子,对一件事情不了解,不要乱下断语。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懂就是懂,不懂不要勉强说懂,就告诉人家我不懂,这才是君子的风度与修养。“盖阙如也”,宁可保留这个缺陷,对人说这一门我不懂,没有研究。孔子教子路这一点作人的道理后,继续告诉他“必也正名”的道理,一气呵成的说明中心思想的重要。

政治的重心,“名不正,则言不顺。”言包括了文字及理论。在理论上讲不过去的事,就是不合理的事,一定不会成功的。有时我们读历史,看政治的演变,都离不了“名正言顺”的原则。“事不成则礼乐不兴”,没有文化的政权,就没有文化的社会,那么立法的制度就建立不好,法治没有良好的基础,一般老百姓就无所适从了。所以领导的重点,还是思想的领导、文化的领导。这在表面上看起来并不重要,其实影响非常深远。

说到这里,我们若以思想问题来讲,人类的全部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思想战争史。一直到今天这个阶段,站在哲学的立场来看,全世界人类文化的思想,正陷落在瘫痪状态,空虚贫乏。讲好听点是物质文明在发达;讲难听点是物质的欲望在扩张,蒙蔽了人类的智慧。也许目前感觉不到,再过十年、二十年就可以感到的。因此我们现在对于自己的文化复兴,要作承先启后融贯中西的工作,这是刻不容缓的重大使命。从事文化工作的人,要晓得自己这神圣而艰巨的责任。是谁给的责任?是自己要自己挑的,挑起继往开来的重任,才能搞思想。如果以现实的环境来看,搞思想的人常是穷苦一生,默默无闻。但每个历史的演变,都受这种潦倒一生的人思想的影响。在他本人死后,领导了世界人类。以个人的现实生活来讲,搞思想、搞文化的穷苦一生,对他有什么用?可是他精神生命的价值就是如此伟大和长远!这就看个人的认识,自己选择要走什么路。

现在引伸孔子提到的“正名”问题与思想文化的重要性,如果到了“民无所措手足”的状况,一般人无所适从,不晓得走哪条路好,那就问题大了。我们不要忽略了这个问题。有些事看来毫不相干,但影响的后果非常大,这就叫做文化思想了。文化思想看来毫不相干,但形成时代潮流,对国家命运的影响非常大。我们甚至可以说文化思想左右了历史,所以在政治哲学的观点上就更要注意了。一个政治领导人,对于许多看起来毫不相干的事情,譬如路上丢一个香烟头,是毫不相干的,但你丢一个,他丢一个,人人都丢一个,就形成了都市污染,积微成渐,不相干的事成了大问题。就是孔子讲的,名不正,思想就不纯正,“则民无所措手足”。这个时代,老百姓不知哪个思想是对的。

所以孔子的结论:“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这个“名”字包括了思想文化的内涵。同时由此可见,思想文化在政治哲学中的重要。而且我们真正的传统思想,事无不可对人言。在理论上,逻辑上绝对站得住,不是空洞的理论,一定可以做得到的。现在思想的风气,都是讲“应用”的思想,不是基本的哲学思想。因此人心愈乱,民风日下。

孔子所以说为政的道理,首先是思想文化的问题。我们传统文化中对于思想文化和言语行为的原则,就是讲究实践的,说得到一定做得到,而且很容易其实的做到。这就是中国政治哲学最高的原则;不谈虚无高深的理论,要其实可行。总之,孔子告诉我们;思想是最重要的,这个思想就归于“正名”的内涵,缩小范围,就是名称与观念的重要。所以我们平常作宣传的人,用一句标语,一句小标题,也必须要经过仔细研究,搞错了,也可说就是“正名”的偏差。

问舍求田

下面大体讲作人的道理: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樊迟有一次向孔子请教农业的技术问题,稻子要怎样种得好。孔子说,那你不要问我,不如去问有种田经验的老农。樊迟又问如何种菜种花。孔子说,这些事你问我,我不是不懂,但只懂一点,不如去问老经验的种菜、种花的人。樊迟退出去了以后,孔子就对学生们幽默的说,樊迟这个小子,竟来问我这些农业技术问题。其实,我只教你们作人做事的大原则,并没有教种菜的技术。如果身居上位,作一个领导人,本身好礼、诚敬,下面就自然敬业乐群了。这点我们应当要注意,在任何地方,领导人的意向,有一点偏向于某一方面,不久之后,整个风气都会偏向某一方面。不但是坏的偏向会出毛病,好的偏向如果不善加引导,也会出问题。所以道家、儒家都讲无为而治,由此知道领导人的学养,是要很注意的。孔子现在是讲好的偏向,他说上面的人处处好礼,讲究文化思想,下面的人就诚敬严肃,成为风气了;上面的人如处处爱人,牺牲自己,帮助别人,那么下面的人心,受上面的影响,当然人人都服从你。尤其带兵,所谓“先之,劳之”,在艰难困苦中,先替下面的人想办法,只有一餐饭可吃,让大家先吃,有剩的自己再吃,不然自己饿肚子。当然不能为了手段才如此做,要真诚的这样做,那么人民没有不心悦诚服的。“上好信”的信,不但指有信用,讲了的话兑现,还包括了信人、信己,要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那么下面对你没有不付出真感情的。人能做到这一点,人心归向,贤才毕集,百姓感戴,携家带眷,前来依附,还怕没有人来替你种田吗?

但话说回来,后世儒家的知识分子,因此都不肯自力谋生,只想作领导人——作官的毒素也种因于这种思想流弊了。实因误解孔子的教学生主旨所致。

因此,下面便说到从政与个人修养: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孔子说,学识的修养基本,要先读诗。并不是要政治家成为一个诗人,因为春秋战国以上的文化思想,直到孔子删诗书、定礼乐时代的《诗经》,可以说是包括了一切知识的通才之学,所谓虫鱼鸟兽的名称,以及人情风土的知识,由诗的内涵中都可以了解。培养一个政治人才,必须先使他有充分学识,成为通才,样样都会。在古代知识范围,比现在简单。读诗读得好,学识渊博,不一定做事做得好。所以读诗以后,要授之以政,给予经验了。

如果所学与行政配合不起来,不能得心应手,不能通情达理,那就要外放出去,使于四方,各处去多经验、多历练。这就和后来司马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道理一样,经验不够,就使于四方,到处去增加人生的经历,然后再回来考察他,如果处理事情还是不能专精、深入,那么再培养、训练也没有用。这种人才,只能成为书呆子,从唐代以后,多半是打入翰林院。明清两代,进士出身进翰林院的很多,进了翰林院,就是进入研究院去研究研究,有很高的名望,很高的待遇,可是难得外放作官。在过去有许多人一辈子都待在翰林院里,如果经翰林院出身,而能再从事地方行政的,我们从清朝两百多年的史实来看,多半成为双料大员,纵不能成为国家了不起的能臣,至少也不太错。看看清朝翰林院的制度,是非常妙的,仅仅书读得好的人,就只好翰他一笔在此林中了。所以孔子说,书读好了的人,从政经验不够,就派他到外面多经历人情世故。回来还不能深入,就不是从政的大才,书读得再多也没有用。由此可见人的才具与学识,不一定能够完全配合得起来。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孔子讲到为政的道理,始终认为个人的修养非常重要,任何一种制度,到底还是人为的。领导人本身端正。(正字包括的意义很多,思想的纯正,行为的中正等。)就是一个良好政治的开端,用不着严厉的法令,社会风气自然会随着转化而归于端正。如果本身不正,仅以下达命令来要求别人,结果是没有用的。

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

这是孔子对当时历史文化的一个批判。他生长在鲁国,也继承了鲁国的文化,鲁国文化要保存周朝文化和周公流风遗政的精神。后来孔子多半在卫国,在卫国住得比较久。由卫国回来以后,才正式从事著作,删诗书,定礼乐。他认为卫国的文化、政治,基本上还是不错的,还能始终保存着周代封建当初的“兄弟之邦”的精神。孔子这句话是感叹,也是赞美。总之,言下之意,颇多感慨!

斗屋升基之争

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孔子在卫国看到一位世家公子,并不是近代语所谓的公子哥儿。古代的公子是世袭的,大体上都由长子继承。除非这个家族犯了罪,否则是代代相传下去的。例如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等等,这些都是公子。他在卫国看到一个世家公子名字叫荆,这个人对于生活的态度,包括他的思想观念和修养,都很值得推重。譬如在修缮房屋这件事上来说,刚刚开始有一点可住时,他便说,将就可以住了,不必要求过高吧!好比有一幢配给的房子,虽然小了点,人口多住不下来,将就在走廊前加一小间,马马虎虎够了就好。后来又扩大一点,修好一点,他就说,已经相当完备了,比以前好多了,不必再奢求了!等于原来配的房子只有十二个榻榻米,现在改了第一期的国民住宅,好了一点。他说好了,已经很受用了。后来又扩充一点,他又说,够了!够了!太好了。

孔子讲这件事,在我们初看起来,没有什么了不起。岂但卫公子做得到,我们大家都做得到。所以有时候读《论语》,觉得把这些话都记载进去,好像圣人的经典,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这就是读书要与生活经验,以及年龄的增长相互配合。我们要知道,古代一个世家公子,可不那么简单。据我所了解,有些朋友因家庭出身不同,吃的穿的硬是很讲究。有一位朋友,年纪相当大,名望地位也很高。他托人买一件汗衫,因为是老牌子,找遍了香港、英国,后来在香港一个老店才买到,价钱非常贵。代买的人也买了一件,穿起来的确舒服。这位先生对日常生活,就是如此考究。他也有他的理论:没有钱宁可不买,要买就要买好的。譬如皮鞋,一双好的皮鞋,又舒适,又漂亮,又牢固,可以穿两三年。花两百元买一双普通皮鞋,几个月换一双,计算下来,花的钱一样,既不舒服,又不好看。皮鞋如此,其他也是一样。这就知道,世家公子的习气,确是不同,由此也就了解到人生,所谓“从俭入奢易,从奢入俭难。”一个穷小子出身,渐渐环境好了,自然会奢侈起来,这种习惯容易养成;用惯了以后,一旦穷了,再要想俭省,就困难了。

所以孔子提出卫公子荆的这个观念,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的四书五经,教年轻人去读,在他们是一件痛苦的事,实在难懂,像这些必须要配合人生的经验去体会。如果在学校里教这些书,仅从文字上讲解,学生听了自然会反感的。这实在难怪学生,只好责怪“人生”了。

其次说到盖房子,讲几个故事:

第一个讲到郭子仪:唐明皇时候,安禄山作乱,唐室将垮的政权,等于他一个人打回来的。在历史上,唐代将军能富贵寿考的,只有郭子仪一个人。他退休以后,皇帝赐他一个汾阳王府。在兴工建筑的时候,他闲来无事,拄一支手杖,到工地上去监工。吩咐一个正在砌墙的泥工说,墙基要筑得坚固。这名泥水匠对郭子仪说,请王爷放心,我家祖孙三代在长安,都是作泥水匠的,不知盖了多少府第,可是只见过房屋换主人,还未见过哪栋房屋倒塌了的。郭子仪听了他这番话,拄着杖走了,再也不去监工。这个泥水匠讲的,是祖孙三代的实际经验,而郭子仪听了以后,就想透了人生的一个道理,不是消沉,而是更通达了。

第二个故事,唐末杨玢在尚书任内,快要告老退休的时候,他在故乡的旧屋地产,有些被邻居侵占了。于是他的家人们要去告状打官司,把拟好的起诉书送给他看。杨玢看了,便在后面批说:“四邻侵我我从伊,毕竟须思未有时。试上含元殿基望,秋风秋草正离离。”他的家人看了就不去告状了。

第三个故事,和杨玢的类似,据说(待考)出在清代康熙、雍正间的桐城人张廷玉。他是清代入关后,父子入阁拜相的汉人。据桐城朋友说,桐城有一条巷子名为“六尺巷”。张廷玉当年在家乡盖相府时,邻居与他家争三尺地,官司打到县衙里,张家总管便立刻把这件事写信到京里报告相爷,希望写封信给县令关照一下。张廷玉看后,在原信上批了一首诗寄回来,这首诗说:“千里求书为道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谁见当年秦始皇。”张家的总管于是立即吩咐让了三尺地出来,那个邻居看到张家居然退让了三尺,他也让了三尺出来,于是留下了六尺空地,成为人人都能通行的一条巷道。

从这几个故事,我们就可了解孔子之所以讲到一个世家公子的生活,能够修养到“知足常乐”,只求温饱,实在是很难得的。像这样修养的人,如果从政,就不会受外界环境的诱惑了。

刚才提到郭子仪的起建汾阳王府,我们再看看唐人的两首诗:

门前不改旧山河,破虏曾轻马伏波;
今日独经歌舞地,古槐疏冷夕阳多。

   ——赵嘏经汾阳旧宅诗

汾阳旧宅今为寺,犹有当年歌舞楼;
四十年来车马散,古槐深巷暮蝉愁。

   ——张籍法雄寺东楼诗

上面两首诗的词句都很简单,但包涵的意味却发人深省;比起“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如何?


分类:南怀瑾 书名:论语别裁 作者:南怀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