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别裁》第14章 宪问(02)


爱里生害

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

这句话有关于教育,也有关于个人修养。真爱一个人,如爱自己的孩子,不能溺爱,太宠爱了就害了他。要使他“劳”,这个劳并不一定使他去劳动,要使他知道人生的困苦艰难。前天一位富有的朋友,他有个孩子很好,很乖,他说预备将孩子送到南部一家工厂做工,我非常赞成。在我们看来,像他这样的家庭,无论怎样好的教育,生活环境是太舒服了,弄不好会害了这孩子的一生。教育和《孙子兵法》一样,“置之死地而后生”,硬要想办法使他受苦,使他知道困苦艰难。以这种道理,就能理解“爱之,能勿劳乎?”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人生。其次,不管部下或朋友,即使对自己很忠实,但不要仅仅喜欢他的忠实,还要教育他、培养他。

下面转了一个气势,是孔子批评当时的一些人物及政治作风,以切磋为学的外用。

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

这段话孤零零吊在这里。所说到的四个人,当时都是郑国的大夫。为什么?我们知道上古王道讲道德,后世霸道讲事功。春秋战国时的五霸,第一个霸主,就是由郑国开始,所以郑国在春秋战国初期,相当有力量。可是到了孔子的时代等于现在的英国,没落了。虽然没落了,但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还是蛮大,因为郑国出了不少政治上的人才。这里所提的四个人,都是郑国政治上的要人。

孔子这句话所说的“命”,就是古代非常重视的“诰命”。诰是诰,命是命,两种文件都是政府的公告。比方现在一国的元首,到另一国家访问过后,发表联合公报。这种公告,起稿的人非常费心,每一个字都要斟酌,这种文件不但影响当时的整个国际关系,将来历史还要留下来的,对与不对,作为历史批判是非善恶的依据。我国五经中《尚书》的记载,就是中国上古政府的文献资料。透过这些资料,可以了解他们过去的历史。诰命就是这些文件。我们现在一般人称它为“大文章”,不止是这一代的,而是永远留在历史上的大文章。

孔子说,郑国的诰命颁布出来,非常慎重,先由裨谌起草,然后由世叔来讨论、检查、研究。“行人”是外交官名,“子羽是人名。再由外交官子羽来修改,最后还要经过首相子产,在文采辞藻方面,加以润色。以现在的程序来说,好像是由秘书起稿,送给有关单位会稿,然后经过外交部改正,这还不够,最后经过首相修改文章的辞句,增加文字美。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郑国在那么混乱的时代始终人才济济,发出来的文告,有那么慎重,经过这几个大手笔的考虑才拿出来。这是孔子告诫从政的学生,一个从政的人,一下笔乃至写一个条子都要当心,尤其是有关政治大问题的决定,一写下去,就在历史上留下一个模子,不能草率。所以孔子提到“为命”之难,告诉学生们,不要疏忽。

为政难作人更难

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问子西,曰:彼哉!彼哉!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

有人问孔子,郑国的子产这个人怎么样?孔子答复他,子产是大政治家,了不起的人物。子产当政的时候,对于社会贡献很大,对国家的老百姓,是有恩惠的人。

再问楚国的子西怎样?子西是楚国的宰相,孔子到楚国时,他怕孔子会把他的位置挤掉。而孔子答复,只是说“他,他啊!”就没有再说什么了。这就是孔子的厚道,假使现在的人,就非要攻击子西不可了,孔子没有这样做。当然他不同意子西这个人,历史上的记录,子西这个人并不高明,而孔子只是“他,他啊!”两句,不作批评。

此人又问管仲怎样?管仲比孔子早,齐桓公称霸的时候,他功劳很大。每次讲到管仲,孔子都很佩服,这次他好像伸出大拇指来称赞他,那才够得上是一个人,真了不起!他在当政的时候,能够把齐国另一大夫伯氏,连着的好田三百,没为公有,而伯氏一家人因此穷困,只有清菜淡饭可吃,但一直到死,没有怨恨管仲,心服口服。所以孔子说他能够称为一个人,了不起!他没有说他是一个大政治家,政治家也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官位上的功勋,而能做到称为一个“人”,这才了不起。管仲将别人的财产拿过来,别人因此终身穷困,而对他毫无怨恨,认为处理得很公平。一个当政的人能做到这样,的确是了不起,历史上没有几人能做到这样。可见他对于社会国家的贡献,对于其他的人所还报的,一定有他处理的政策与方法,所以孔子要对他连连赞叹了。

不学谓之贫

现在开始讨论的,可以说是中国旧文化中所讲的“知人论世”的道理。从这里可以看到历史上的人物,也可以了解自己、认识自己。站在人文哲学的立场来说,一个人要认识别人困难,认识自己更难,尤其年龄大了,经验多了,接触的人广了,就感觉到认识自己太难了。下面就是孔子“知人论世”的一番话:

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

“富而无骄”,有地位、有财富,成功了不骄傲。本来这个修养很难,并不是很容易,但是比较起来还是容易。古今中外有些人因为地位高了,风度蛮好;风度好是外形的,外形过得去,看不出骄傲来,已经了不起,但是内心到底还有一点觉得自己了不起。

刚才与几个国外回来的学生闲谈,他们说到,过去有一部分人,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代沟,相差太远,做父母的,尊严得不得了,非要摆成那副样子不可。也有的说,自己的父母并不如此,与子女相处像朋友一样。有的以地域来说,指本省有些家庭,父母对子女还是摆一副尊严的模样,我就问他们在国外有没有注意,华侨社会里,多数父母对子女的态度,也是保持着尊严。这是广东、福建的风气,他们还保持了老一辈子的父母的威严。而父母子女相处比较开明一点,多半是在上海生长的人。父母保持他们的尊严,只是过分或不过分,并没有错。有的又说,父母保持那股威严,就是一种傲慢心理,觉得我有儿女,儿女就要听我的。我说这可不能列入骄傲的范围,更不要错用了骄傲这个形容词。

由我个人的观察和体会,有许多人想不骄傲,很难做到。富贵了,地位高了会骄傲;有钱会骄傲;年龄大了也会骄傲,认为自己多吃了几十年饭,年轻小伙子就不行,其实多吃了几十年饭,不一定吃得对;学问高了也会骄傲。所以要修养到“无骄”,实在不容易。不过在比较上,富而无骄和贫而无怨,两者之间,还是无骄容易一点。

“贫而无怨”的贫并不一定是经济环境的穷;不得志也是贫;没有知识的人看到有知识的人,就觉得有知识的人富有;“才”也是财产,有很多人是知识的贫穷。庄子就曾经提到,眼睛看不见的瞎子,耳朵听不见的聋子,只是外在生理的;知识上的瞎子,知识上的聋子,就不可救药。所以贫并不一定指没有钱,各种贫乏都包括在内。人贫了就会有怨,所谓怨天尤人,就牢骚多,人穷气大,所以教人作到“安贫乐道”。这是中国文化中,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大原则。但是真正的贫而能安,太不容易。

现在有人,拿“安贫乐道,知足常乐”这两句话,批评中国文化,说中国的不进步,就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这种批评不一定对,“安贫乐道”与“知足常乐”,是个人的修养,而且也少有人真正修养到。我们当然更不能说中国这个民族,因为这两项修养,就不图进取。事实上没这个意思,中国文化还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等鼓舞的名言,我们不可只抓到一点,就犯以偏概全的错误。这两句话,是对自己作人做事的一个尺码,一个考验。

子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

先解释原文文字:孟公绰是鲁国的大夫,后世朱熹的注解,说他很清廉,安贫乐道、知足常乐的人。赵、魏是大国,对下面滕、薛两个国家而言,赵、魏比较大,滕、薛比较小。

识人难识己更难

关于“老”,过去的官名有“三老”,也有“三公”。古代三公的地位很高,但在秦汉以后,就很少有明文规定这个官衔了。他们学问道德崇高,没有实际行政,所谓“坐而论道”,着重在建议和指导,和近代西方政治制度的不管部大臣差不多,什么都不管,可是样样都要问。越是国家大事,越是很重要的决定,越要请他们参加意见。往往一句话可以推翻整个政策,或者建立新的政策。至于“老”,也是如此,在古代是很清要的职务,本身要学问好,人品好。凡是清要的官,只要说一句话,影响很大,皇帝都非常重视。到了现在,学术界,以及政界,对所尊重的人,常称某公,或尊称为“老”,就有“国之大老”的意思。

孔子这里说,孟公绰这个人,要他做赵、魏大国中的大老——顾问,则是第一等的好人才;他的才能、学问、道德,担任这个职务好得很,没有错。但是如果滕、薛两个小国家请他作大夫,要他在实际政务上从政,当部长,或院长,那就不行,会当不好。

孔子以这个问题,与学生讨论。孔子论人,认为有许多人,担任某一种大位置、大要职,蛮好;但是要他改做实际工作,去执行一个任务,就完了。平常看他,学问好,见解也好,写的文章、建议、办法都对。可是,让他去实际从事行政工作,就不行。有些人,要他从事实际行政工作,执行任务,会办得很好,如果这样认为他很了不起,把他提拔到太高的清要地位,那他又完了。所以作领导的人,对人才的认识很难,对自己的认识也难,要晓得自己能作什么,可真不容易。

我过去在私塾中所受的教育,老师们教的一些散文和诗,都包含有人生的道理。我的一位老师曾有一首评论历史的诗,讲得非常好:“隋炀不幸为天子,安石可怜作相公。若使二人穷到老,一为名士一文雄。”这意思是说,隋炀帝运气不好,当了皇帝;而王安石很可怜,作了宰相。这两个人若是不得志,王安石将成为大文豪,他的文章那么好,恐怕当时和后世对他的敬仰,还要更,隋炀帝如果当时不作皇帝,就是一个很好的名士,一个才子。

我们再说李后主,真是好的文学家,那么好的文学,真好,过去找不出来,以后恐怕也难找到这么好的文学家,实在太好了,可惜当了皇帝。宋朝徽宗等人也是如此。不过话得说回来,文学又谈何容易?《红楼梦》之后,再也写不出第二部《红楼梦》,没有像曹雪芹那样的家庭,没有像曹雪芹一样,整天和一些女孩子在一起打滚,没有那个经验,换一个人怎么也写不出来。施耐庵的《水浒传》,没有跑过江湖,没有和那些动辄拔刀的江湖朋友混在一起,也写不出来。文学是这样培养出来的。李后主的词好,前面曾说过,他花的本钱大,也是当了皇帝,江山又在他手里丢掉,然后才有那种文学的境界出来。可是拿人生的立场看来,这些人都是不幸。因此我们又想起另外一个人的哲学,人生得意的事,有时并不是幸福;而有时候失意的事,并不是倒楣。如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有一个人作了一首诗:“眼前乔木尽儿孙,曾见吴官几度春。若使当时成大厦,亦应随例作灰尘。”这首诗是说失意并不见得坏。第一句他感慨眼前的国家栋梁,都是他的后辈。第二句是讲自己,像山上的大木、神木一样,自己年纪大了,看到朝代的更替、兴衰、成败多少次,假使自己当时也成为其中的栋梁,早就被烧光了。所以人生得意的事,虽不一定是坏,也不一定就是好,有时失意也不一定是差。

这些道理可使我们了解孔子讲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的话,的确是意义深长。所以刚才提出来用人难,不但对人才的选拔、安置困难,而每个人自己认识自己更难。我们了解了历史的往事,将来自己做事业时,对于人才,对于用人,的确要能知己知彼才对。

全才——智、清、勇、艺、礼

下面讲到怎样才算是人才与全才。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这里孔子所说的“成人”,也可以解释为全人,也可以说是人世间的全才。子路问怎样才是全才,孔子说,要求一个全才太难:第一个是智慧,像臧武仲,这位鲁国的大夫,智慧高,知识渊博;其次要像孟公绰的清心寡欲,什么都不要,本身非常清高、廉洁;光是有清廉的德操,智慧的修养,还是不够,还要有勇,如卞庄子。卞庄刺虎,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故事,当然不止是打老虎的勇敢,主要在有决心、决断,须要牺牲的时候就敢于牺牲的大勇;就是有了智慧、清廉、勇敢还不够,还要有冉求之艺,文学艺术的境界,样样才能都会。

这四个人的优点:高度的智慧;道德的涵养,没有私欲,没有火气,心气平和;品德好的人,往往有点像废人一样,所以又要加上勇敢、决断、侠义的精神,这样还不能算是全才或全人,还要加上文艺境界,与高度的礼教修养,这样几个条件合拢来,就可以为成人了。这该多难!但是要注意,原文“亦”字用在这里的重要意义,孔子说了如此等等,还是用了一个“亦”可以为成人矣的“亦”字。由此可知他认为还并没有完全到达理想中“成人”的那个程度。

读到这段书我们要记住,这一段孔子所提出的,可说是讲国家大才的标准,也可说是讲中国文化,讲人格教育修养的标准。

但是孔子所要求的太高了,然后自己转了一个弯,对子路说,时代不同了,不一定要把我这个观念拿来作标准。现在只要做到“见利思义”,看见对自己有利的事,能多考虑一下义的方面。义就是宜——看看这个利是不是合理、合情、合法。“见危授命”,既然身为负责人,为大家做事,要能做到临危时,接受任命,为达成任务,宁可牺牲自己。甚至交朋友也能如此。还有平时所说出的话,不管经过多少时间的考验,何等环境的考验,纵然过了很久很久,都能言行一致,说得到的一定做得到。有了这几点,在这个时代里,已经是了不起的人才了,何必要求太高呢!

我们拿“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这句话,看现在的社会,有时很好笑,发表任何政见时,要如何如何,一旦到那个位置以后,所说的话都不见得兑现了,哪里能够作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看现代可以证历史,看历史可以懂现代,如孔子说的“温故而知新”。我们说现在社会风气不好,孔子当时社会风气也一样不好。有些同学到外国留学回来,开口就是外国如何如何好,我就告诉他们,古今中外都是一例,没有外国如何好,中国如何坏。以贪污来说,美国有许多地方,贪污得更厉害。外国人也是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十几年以前有些年轻同学去美国留学,我制了棉被送给他们带去。有位外交官说太落伍,在美国用不着。可是这个同学因为是老师制赠的,还是带了去。我又要他们带了些宫灯之类的小礼物去,要他们保持中国的礼貌,逢年过节时要对老师表示敬意。他们也曾说外国人不喜欢这一套,后来两样都对。圣诞节去向老师行个礼,送一盏小宫灯聊表敬意,说明是中国礼貌,外国老师高兴得不得了,说所教的各国学生,只有中国学生最好,最有礼貌。至于棉被,碰到冬天停电,大家冻得要命,而他们穿棉袄,盖棉被最舒服,这都是中国文化。因此也了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凡是人,感情思想是一样的,绝对没有两样,表达的方式不同而已。

所以我们处理一件事,要注意到古今中外,包括未来的时代,人情世故是一样的。纵然观念两样,其实原则还是一样,换一个角度讲就通了。譬如说某件事在道德上不通,有些外国人不会理解;说成没有价值,他马上赞同这句话。不过把“道德”与“价值”两个名词换用了一下而已。因此,我们教育子弟,不管什么时代,中国文化的人格标准,绝对是高的,绝对是对的。我们现代的人格教育,能够使每一个人,做到像孔子所讲的第二条“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就很了不起。再讲一步,如果能够做到像孔子所讲的第一条,集智慧、人品、胆识、才艺于一身的人,那就太难得了。

疑假疑真

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曰:其然!岂其然乎?

公叔文子,文子是他的谥号。朱熹的考证是公孙枝,别的考证叫公孙拔。究竟谁对,暂时不去管他,不过都知道这个人是卫国的大夫。孔子除了对他自己的国家鲁国以外,对卫国的感情最深厚。公叔文子在当时名气很大,影响力也很大。孔子问公明贾——公明贾也是卫国人。孔子问他说,夫子(我们后世拿“夫子”为对孔子的尊称。孔子当时“夫子”两字,等于我们现在以“先生”称人,这里就是指公叔文子。)是卫国的闻人,社会上很有声望,政治上很有影响力,大家都说他很好,但有一点不知可不可信?公叔先生平常不随便说话,说一句话就有相当分量;也不说别人是非;也不轻易笑;也不贪。

公明贾就说,别人对你所讲的,把他描写得过分好了。其实他讲话能把握时间、要领,不讲废话,恰到好处,因此人家听了,不讨厌他的话。他高兴了、痛快了就笑,笑得恰到好处,所以人家不讨厌他的笑。譬如下雨天在街上见人跌倒而哈哈大笑,这个笑,不得平时,人家已经跌得很痛,很狼狈了,这不应该笑的,偏要笑,岂不让人讨厌?

关于取,合理的送他礼物,适可而取,不故意标榜清高。

他这样一解释非常好,但是公叔文子这个人在历史上有点问题。所以孔子听了他的解释说:“是吗?真的吗?”是表示怀疑口气。是否这个人徒有虚名,很难断定,如白居易的诗:“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周公辅助成王的时候,有人造他的谣,说他企图把侄子杀掉,自己当皇帝,使周公也怕起来了。而王莽在没有叛国以前好得很,满朝文武,全国老百姓,没有人说王莽是坏的。假使这两个人在这个时候就死掉了,那么他们一生中的真假又有谁知道?这是白居易一首大家熟知的诗,他给了我们一个启示,使我们知道,有些人运气不好,把冤枉带到棺材里去了,可知人生定论很难。所以对于公叔文子,在公明贾替他作解释以后,孔子说:“是吗?难道真的吗?”存疑是可以的。


分类:南怀瑾 书名:论语别裁 作者:南怀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