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别裁》第14章 宪问(03)


挟兵自重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为后于鲁,虽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臧武仲是鲁国的大夫,犯了罪自己逃出去。可是不肯放下权力,在防区上整兵振武,向鲁君要求,封他的儿孙永远作这个地方的首长。他用这个方法,取得这个位置。孔子说,他这样做,表面上虽然说是提出退让的要求,不说要挟,但是这不必骗人了,我是不相信的,他分明是用要挟取得富贵功名与政权。中国历史的藩镇祸国,都是同此一例的办法。

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

由此而引出孔子对历史的批评。自周朝王道式微以后,就是霸业的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表面上虽然拥护中央,而中央政府的皇帝,还是听他们的意见摆布,这是春秋战国时候的霸业。如果以中国历史文化来分王道与霸业,则春秋战国以后的汉、唐、宋、元、明、清在儒家思想的看法,并不能称为王道,统统都是霸道。真正达到三代以上,以道德维系的政治,那才是王道。以权术取得而讲事功的则是霸道。所以在春秋战国五霸的阶段,仁义道德,也只是霸主的手段而已,变成口号了。

但在五霸中比较起来,也有好坏,所以孔子说晋文公谲而不正,他对晋文公的为人,不以为然。谲就是用诡道、手段。孔子为什么说晋文公谲而不正?因为晋文公家庭遭遇变故,流亡在外十九年,他的高级部下,智囊团之一的舅父,断定他一定能复国:“重耳(晋文公的名字)在外十九年矣,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备知之矣。”因为他吃尽流亡的痛苦,深深了解人心的险恶,所以便懂得如何运用权术。齐桓公就不是这样,孔子认为比较好,而齐桓公与晋文公两个人的遭遇也大有不同。根据孔子这两句话,研究历史上帝王、领导人的心理,与少年时代的遭遇、环境的培养都大有关系。

管鲍之交难

因为孔子讲到对晋文公和齐桓公的比较,而且加以评论,子路就来插话。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路说,老师说齐桓公好,但是我想起一件事。齐桓公和公子纠,是兄弟也是政敌。管仲没有得志的时候,原来是帮助公子纠的,那时另外还有一个大臣名召忽,当时公子纠死了,召忽也拼命作战,为公子纠而死,但管仲并没有殉职。这样说来,管仲的人格还是有问题。这是历史上有名的故事。当时帮助齐桓公成功,有名的名臣是鲍叔牙。桓公问鲍叔牙,如果想成霸业,把齐国治好,谁是好的人才。鲍叔牙就推荐了管仲。但管仲曾经在作战的时候,用箭射过齐桓公,幸好没有将齐桓公射死,而射中了衣带钩。所以齐桓公听了鲍叔牙的推荐后说,管仲这个人曾经助过公子纠,而且用箭射过我,幸好只中衣带钩,我没有杀他,已经够宽大了,你还要推荐他?鲍叔牙就说,你要振兴国家?还是要报私仇?你如果想成霸业,就不要记私仇。因为他是人才,当他帮助公子纠的时候,应该射你的。各为其主,立场不同嘛!齐桓公也有汉高祖相同的气度,因此用了管仲。

大家交朋友,常引用历史上管鲍之交,把管仲与鲍叔牙的交情,来比拟知己之交,但要真正达到那个程度太难了。中国五伦之道,朋友一伦是很重要的,也很难的。像管仲与鲍叔牙这种知己的朋友,在历史上只这么一个例子。任何人一辈子都难得有这样知己,管仲最穷的时候,生活一切都依赖鲍叔牙。共同做生意赚了钱,管仲自己就多分了红利,鲍叔牙也不在乎。这还不算太难。齐桓公成功了,鲍叔牙推荐管仲当宰相,这也还不算难。管仲晚年就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人生得一知己太难。知己到什么程度呢?管仲临终以前,齐桓公问他,鲍叔牙可不可以接替他的职位。管仲说不可以让鲍叔牙当宰相。鲍叔牙一生都照应管仲,照普通一般情理讲,管仲临死了,应该将这个职位交给鲍叔,以为报答。现在由齐桓公提出这个意见来,他还说不可以,好像管仲不够朋友。其实他有他的道理。管仲对齐桓公说,你不要害鲍叔牙了,他这个人实在了不起,气度也非常大,可是嫉恶如仇。一个当首相、当主管的,要能藏垢纳污,肮脏的东西也要包涵一点,完全要求清高是做不到的。鲍叔牙的第一个毛病就是太好、太清了,不能包容坏的一面。如把政权交给他,害了你齐桓公,也害了鲍叔牙。这样鲍叔牙也很高兴,认为只有管仲懂得他。

所以我们同事之间、朋友之间相处,都晓得讲历史上这件事情。我们文化深厚,就是历史上的故事太多,前辈的经验太多了。我们读书也是为了吸收这些作人做事的经验。我曾经看到过类似的事情,有两个好朋友又是同学,其中一个当师长。当他要交卸这个师长职位的时候,上级也决定由他的同学来接他的位置,可是他极力反对。有人就问他为什么这样不帮同学好友的忙,他说我不愿害自己的同学好友,如果他来接我的事,依他的个性,结果一定会弄到坐牢。最后事实证明,果然如此。朋友能够交到这样,谈何容易!普通人只看现实,所以介绍管仲等等的故事给诸位,我们要知道交友之难,待友之难,以及得一知己之难。

这里子路提出来说管仲这个人的做法,恐怕不仁吧?孔子说,春秋时代开始的时候,齐桓公虽然是霸主,但是把周朝中央政权的威信重新整顿,九次召集了诸侯开联合会议,安定了国家社会,从来没有用武力威胁人,固然霸业是权术,可是他权术的最高原则还是道德,致使周朝的历史能够再延续下去。这些都是管仲的力量,这已经很好了,也就是仁义之道了。何必求之太过呢?

死生亦大矣

讨论到这里,子贡就起来辩论了。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子贡拿个人的人格来看管仲,可以说他是不仁不义。齐桓公杀了公子纠,管仲本来追随公子纠的,照理也应该殉死,他却不能以死尽忠,后来反而更进一步,投降齐桓公,居然贪富贵作宰相,就更不对了。孔子说,政治道德、人生道德,很难评论得公平中肯。管仲投降了齐桓公以后,帮助齐桓公在诸侯中称霸,把当时那么乱的社会辅正过来,对历史的贡献,对国家民族社会的贡献太大了。到现在管仲已经死了,可是我们这些人都受了他的好处,今天社会能够安定,各个诸侯的国家能够安定,都是他们的功德所赐,假使当时没有管仲,那我们即已变成野蛮民族了。“被发左衽”就是野蛮民族。中国古代男女的头发都是梳起来的,我们现在都披发,是外国文化。“左衽”,试看过去的西藏、蒙古等边疆民族,都是左肩披着衣服,右肩臂露在外面,这是文化野蛮落后的象征。可是现在我们的装束,也都是被发左衽,向原始文化投降了,好在不止我们,整个世界都在被发左衽。讲到这一点,我想我们的民族文化,总有一天会站起来。

孔子告诉子贡,管仲对历史的贡献有如此的大,没有管仲,我们的文化都可能灭绝了。这种情形,又怎么是普通男女,认为他怎么不为公子纠而死的观念可比呢?公子纠对管仲并不好,不听管仲的意见,如听管仲的意见,就不会有齐桓公,而是公子纠起来了。公子纠不以管仲为国士,管仲也不必要为公子纠殉死。这就不能拿普通一般人的情形来责备管仲了。普通人一碰到失败就自杀,毫无价值,好像倒在污水沟里,这样一死了之,又有什么意义?所以他不轻易为公子纠而死,以致后来有这么大的贡献。那么这生死之间的价值取舍,就另是一番评估了。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撰,与文子同升诸公。子闻之曰:可以为文矣!

公叔文子,就是刚才提到过的公孙拔或公孙枝,文子是他的谥号。我们先要了解,春秋战国时代,依照中国的封建制度,平民很难上来做官,但不是绝对不能。在这种制度下,公叔文子的部下撰由公叔文子的提拔,从平民而提升保荐到与自己同等的地位。孔子说,公叔文子真够得上称“文”。中国古代谥法称“文”是很难的,根据《谥法》解的记载,称文的有下面几种:一、经天纬地,二、道德博闻,三、勤学好问,四、慈惠爱民,五、愍民惠礼,六、赐民爵位等六种。如明代的王文成,清代的曾文正,就是这个“文”。

人尽其才

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

孔子在卫国很久,当时的卫灵公对孔子非常敬重,但却没有启用孔子。卫灵公好像是个活宝,他宠信的妃子就是有名的南子,政治不算好,也不见得太坏,可是卫国上下对孔子都很敬重。但在一般舆论,对卫灵公颇多不满。季康子就说,卫国的这位领导人既然这么坏,怎么卫国不会亡国?孔子说,卫灵公尽管不好,但他会用人,他的部下了不起的人才很多。

这一点我们又要看历史了,翻开古今中外的历史,一个主管,是不是善于用人,非常重要。就是在商业上,一个做老板的,善于用职员,也是很重要的成功因素。如果职员用得好,公司到了危急的时候,都不会垮台。一个机构如此,一个国家的政治也是一样。人才要安排得好,而且人才处处都有,看你怎样安排,有的人这方面不行,而另一方面有所长。

所以孔子谈到卫国的时候,季康子问这样一个领导人怎么不亡国。孔子就指出,卫灵公用了最好的外交家仲叔圉治宾客,就是办外交。在国际动荡的时候,外交最重要,而他用到了好的外交家。还有祝鮀治宗庙,在宗法社会宗庙也是政治的中心,以现在制度来说,包括了教育、文化、内政,都属于宗庙的事,上论曾经提到,所谓“祝鮀之佞”是指这个人很会说话,是一个理论家、政论家,他还办过一次成功的外交。另外又有王孙贾主持国防、军事。一个国家外交、内政、文教、国防有这样三个人才主持,卫国怎么会亡?只是卫灵公本人活宝一点,不过虽然活宝,他会用人。在历史上,汉、唐、宋、元、明、清各代,中期时有些职业皇帝都蛮活宝的,但是他会用大臣,干部用得好,而且绝对可以信任,就行了。缩小范围,一个单位主管,一个家庭,对家人子女,也是一样的道理。但从后世认定属于伪书的《庄子·杂篇》中,却有推重卫灵公之所以称灵的道理,并不如此简单。

子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

孔子说这话的意思,指有些人吹牛脸都不红,这还不算,最怕是吹了牛不兑现。真做到了,就不算是吹牛了。所以我们做事、说话时要慎重考虑,大言不惭很容易,要看自己能不能做到。讲解《论语》到现在,已经十四篇了,每篇都有高潮起伏,一点也不呆板。到这里又转了一个方向了。

为正义而言

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

这一段是孔子在鲁国的时候,国际上发生大事,齐国的部下叛变,杀了皇帝——皇帝是口语,正名应该是齐国的国君,这个叛变的人叫陈成子。(下面杀了上面为“弑”,这是《春秋》笔法。)孔子听到这个消息,看得非常严重,像是参与国家大典一样,洗了澡,穿上礼服去朝见鲁哀公。他说齐国的内政发生了叛变。陈恒杀了他的国君,我们鲁国要出兵去讨伐叛逆。

这就是中国文化,自古以来,都是世界大同的政治思想,所谓“兴灭国,继绝世”的主要精神,就是在国际间,碰到任何一个国家出了事,出兵帮忙,替别人消灭了祸乱,然后还是把政权交还给该国。我们只需要他年年进贡,岁岁来朝。而事实上年年进贡,岁岁来朝,是吃亏赔本的事。譬如过去历史的记载,海外的属国进贡了一头长颈鹿,或者外邦进贡了一头老虎,我们还要招待他的使者好几个月,皇帝还要给他赏赐。我们绝对没有土地侵略、经济侵略的野心,中国人只有爱别人,不会侵略别人,自古以来,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军事思想,有时出兵打仗,只是为了正义,不是为了利益。

孔子请哀公出兵讨伐陈恒,就是为了正义。而且孔子这个时候,他的大司寇位置已经下了台,可以不管国事,可能顾问的名义都没有,只是可以在皇帝面前讲话而已。他为了要实行中国文化的精神,就去报告,请求出兵。但是当时鲁哀公很可怜,所有的权力,都在季家三兄弟的手里,哀公不能说孔子的主张不对,帮助邻国平乱是应该的,可是没有办法,就要孔子去和季氏三家讲。孔子说,因为我总是从大夫之后,是国家有地位的人,职责所在,道义所在,不能不向你报告。鲁哀公听完了还是要他去告诉季家,于是孔子退回来,告诉季家三兄弟。可是季家三兄弟不同意,认为不要管这个闲事。孔子说,因为我是鲁国的人,所以我不能不说,将来不要说我没有讲过这个话,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也向国君报告过,我的个人责任、国家责任、历史责任都尽到了,做不做是你们的事。

这一段,很明显的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精神,中国的政治哲学也在这里。我常和外国留华的同学们说笑,就以留学生来说,现在我们的留学生,在外国打工、端盘子洗碗。但是由唐代开始历史上可以看到,当时外国来华的留学生,达数万余人,我们的政府,在长安建筑了几千间房屋,招待吃、招待住,让他们读书,学习中国文化,够漂亮!哪像现在你们驻华的领事馆,办起签证来,还再三考虑,深恐会占了你们的工作机会。话说回来,历史时代的环境不同,当然不可一概而论。只是在这一段里,对于中国的政治思想、军事思想、文化思想、民族精神的重心,可以有个概要的认识。

风云际会

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这里的“事”字是动词,和服侍、侍候的侍同义。子路问作一个国君的高级干部,应该怎么才对。孔子说,既然作人家的干部,就要绝对忠心,不可欺骗上司,不欺他就要说直话。但说直话也很难,所谓“忠言逆耳”,可是要对领导人尽其忠,不妨冒犯他一下。

讲到这方面,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常看到大臣与皇帝政见冲突的事,旁注便有“拂其龙麟”的话,以前对皇帝以龙作为表征,据说龙的个性,能柔能刚,随便怎样碰它的鳞甲,都不会生气,只有龙的颔下三寸处生的是逆鳞,倒的,那是致命所在,绝对不能碰,否则龙就会发怒而毁人的。这就说明为领导人的,度量要大,对有理取闹的,能够包容原谅。但在最要紧的关键上,千万不可以碰。譬如我们对朋友也尽管说直话,但对于朋友某一要命的缺点,则不能随便说了。以现代的行为道德讲,适当的限度,保持别人的自尊心,是必要的。所以历史上有些大臣“犯颜谏诤”,就是说领导人已经很生气了,可是忠心的部下为了他好,不管他怎样生气,应该说的话,还是要讲。我们读《宋史》,赵普对宋太祖,就做到了“勿欺也,而犯之。”

有一次,赵普推荐某人作官,宋太祖不答应。第二天,赵普又上奏推荐这个人,宋太祖还是不答应。第三天赵普又上奏推荐,宋太祖这一下可忍不住了,气得大发雷霆,把奏摺撕碎了扔到地上。赵普面不改色地跪着,把这些碎片拾起来,带回去。过些天,把这撕碎了的奏章补贴好,又带上朝去推荐。宋太祖这一次总算醒悟了,终于任用了这个人。又有一次,有个大臣应该升官,但是宋太祖一向讨厌那个人,不准他升。赵普极力奏请太祖批准,宋太祖又被赵普惹火了,气呼呼地说:“我就是不让他升,你又能怎么样?”赵普说:“刑赏,有天下刑赏的准则,陛下怎么能以个人的喜怒来左右刑赏?”太祖气得离座而起,回到内宫。赵普就跟着站在宫门口,久久不肯离去。宋太祖后来也就答应了。我们从这两个故事就可想见赵普处事的刚毅果断,但是他也有缺点,心胸不宽,容易记恨。他常会挑剔那些当他贫贱时,对他不好的人们。每逢这种情况,宋太祖就说:“若尘埃中可识天子、宰相,则人皆物色之矣。”劝赵普度量放大,不要计较这些小节。更何况天子宰相之才,哪里是社会一般人所能鉴识的。后来,赵普就不敢再提这一类的事了。

这种类似的故事,在《贞观政要》这部书里,记载得很多。唐太宗、魏征也是一对好搭档。不过话说回来,魏征这个伙计固然好,也要有唐太宗那样的好老板。照《贞观政要》的记载,长孙皇后也很好,所以还要老板娘也好。不然的话,就变成上论中所讲的“事君数,斯辱矣!”

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这两句话,大家都知道,经常引用,已变成成语了。自古以来,对于上达与下达的解释各有各的观点。综合一般的观点来解释,所谓“上达”,以现在思想的习惯而言,就是比较形而上的、升华的。所谓“下达”,就是比较现实的、卑下的。深入一点说,君子与小人,在春秋战国时代,尤其在孔子言论中,经常提出来作为一个对比的名称。因为真正研究学问,真正搞思想是少数人的事。有许多人尽管在读书,但并不一定在研究学问,而只是在求知识;尽管有人在搞思想,但并不一定在研究思想本身,不是研究哲学的问题。研究思想怎么来的,牵涉到形而上哲学的问题。形而上可以说是上达;形而下、现实的、浅近的就是下达。“达”就是通达,这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过去的习惯,问人读书的情形,不问他读了什么书,有没有文凭学位,只问读通达了没。再说,“上达”,也可以解释为有高明的远见。“下达”,便是比较浅近,只重于现实的低视。

为谁读书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这两句话我们有几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点应注意到的,这是孔子对中国文化发展史的看法。第二点,研究这两句话,怎样为己,怎样为人。一般说为己就是自私;为人就是为大家,也可强调说是为公。“古之学者为己”,古人为自己研究学问。“今之学者为人”,现在人为别人研究学问。这个问题就来了,从文字表面上看,可以说后世的人求学问,好像比古人更好,因为是不为自己而为人家,这是一种观点。

刚好昨天有一位同学,讨论到这个问题。他写一篇博士论文,中间有一段,引用了这两句话,作东西文化的比较,就是持这种观点。我告诉他,这一观点可以成立,但是有一个事实,我们中国人过去读书,的确有大部分人还保持了传统的作风。这一传统的作风,类似于现代大学中最新的教育,或者西方最新的小学教育,所谓注重“性向教育”,就是依照个性的趋向,就个人所爱好的,加以培养教育,不必勉强。一个喜欢工程的人,硬要他去学文学,是做不到的。有许多孩子,自小喜欢玩破表、拆玩具,作父母的一定责罚他不该破坏东西。在教育家的眼光中,这孩子是有机械的天才,应该在这方面培养他。我们中国人过去读书,老实说不为别人求学问。而现在一般人求学问,的确是为别人求学问。一个普通现象,大专学生为了社会读书,如果考不取,作父母的都好像感到失面子,对朋友也无法交代。读书往往为了父母的面子、社会的压力,不是为自己。目前在大学里,有些重要的科系,男生人数还不到三分之一,几乎满堂都是女生。譬如哲学系的课,学生有七八十人,他们真的喜欢哲学吗?天知道!连什么叫哲学都不懂,为什么考到这一系?将来毕业了,出去教书都没人要。社会上听到哲学系,认为不是算命看相的,就是神经。可是为了什么?凭良心说,只是为了文凭。有的女孩子,学了哲学干什么?当然也可以成哲学家,不过没有家庭的好日子过,既不能作贤妻,又不能为良母,那就惨了。可是现在的教育,任何一系,都少有为自己的意志而研究的。曾经有一个学生告诉我,当年他在大二读书的时候,有一天真被父母逼得气了,就对父母说:“你们再这样逼我,我不替你读书了!”他说那时候心里真觉得自己努力读书,是为了父母在朋友面前显示荣耀而读的,在自己则并无兴趣,那么今天的人读书,从文字表面上看,“今之学者为人”,为别人读书,至少是为社会读书。社会上需要,自己觉得前途有此必要而已。说是自己对于某一项学问真是有了兴趣,想深入研究追求,在今日的社会中,这种人不太多。

照目前的状况,如果缺乏远见,我敢说,二三十年后,我们国家民族,会感觉到问题非常严重。因为文化思想越来越没人理会,越来越低落了。大家只顾到现实,对后一代的教育,只希望他们将来在社会有前途,能赚更多的钱,都向商业、工程、医药这个方向去挤。如物理、化学等理论科学都走下坡了,学数学的人已经惨得很。在美国,数学博士找不到饭吃,只好到酒馆里去当酒保,替人调酒,还可赚美金七八百元一个月。

放大点说,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全世界文化都如此没落。二三十年后,文化衰落下去,那时就感到问题严重。在座的青年朋友还来得及,努力一下,十年、二十年的功夫用下去,到你们白发苍苍的时候,再出来振兴中国文化,绝对可以赶上时髦。

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来看,时代到了没落的时候,人类文明碰壁了,就要走回头路。所以今日讲承先启后,的确须要准备。可是全世界的文化,目前还没办法回头,叫不醒,打不醒的,非要等到人类吃了大亏才行。没有人文思想,人类成了机械,将来会痛苦的。所以这两句话,也可解释为:“以前的人读书是为了自私,现在的人读书是为公”,不过这种解释是错误的。

再另外一个观点,我们中国文化里,宋代大儒张载——横渠先生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名言已成为宋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目标。学者为这目的而学,应该如此。

谈到这位先生,是孔孟以后的儒家,宋明理学家中,影响力很大的一位。他年轻时等于是一个“太保”,意气非常盛,身体棒,思想开拓,喜欢闹事。后来范仲淹带兵在陕西经营边陲的时候,张横渠才二十多岁,年纪很轻,奔往前线,要投军参加作战。范仲淹见他一表人才,约他谈话,劝他回去读书,告诉他将来报效国家的机会很多,等到书读好,慢慢再来,同时将一本《大学》交给他。那时他应该已经读过这本书了,可是范仲淹要他再读,告诉他其中自有他的千秋事业,自有他的天地。张横渠听了范仲淹的话,回去再读《大学》,从此放下一切,专心求学问了,后来成为一代名儒。宋代几位大儒,事实上受范仲淹的影响都很大。范仲淹在前方,出将入相,以文人当统帅,他难道不希望培养好的军事人才?但他一看张载这个人才不是将才,是对后世思想有贡献的人,不能这样埋没,就马上用这个教育方法培养他。果然后来影响了中国文化思想那么大,尤其他所标榜的那四句话,非常深远。今天我们要谈中国文化的中心思想,可以拿他这四句话为主。我们如果以这四句话来研究,学者又应该是为人;不止为自己求学,同时也为人求学。这个“人”扩而充之,为国家、为社会、为整个人类文化。


分类:南怀瑾 书名:论语别裁 作者:南怀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