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别裁》第15章 卫灵公(02)


夏历与过年

孔子告诉颜回,国家政治要干得好,就必须“行夏之时”。

这个“时”,就是指的历法。讲到历法,感慨很多了:现在我们所用的“夏历”,就是在夏朝时候创立的历法。在上古史上,中国的天文非常发达,这是中国文化中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世界科学史上也是很有名的。谈到科学,天文是第一位,世界科学的发展,最早是先发展天文,如要了解天文,必先研究数学。恰恰这两门科学,中国的天文发展得最早;数学也是最早发展的,尤其发展到像《易经》的数理哲学,实在是精深幽远。可是到了我们这一代最惨了。我们中国的童子军,参加世界童军露营,到了晚上还不知道用星星辨方向,外国人觉得很惊愕。

我们过去每一代都很注重历法,只要多看历史上的史实便知道了。像清兵入关,明朝亡国了,很多人还是不投降,历史上对这种行为,就叫作“不奉正朔”。什么叫正朔?就是历法为中心的朝代名号。历代的皇帝,对历法修整过很多次,到清朝康熙手里,又经过大整理。这个康麻子皇帝实在了不起,他通西藏文,通梵文,而且还通西班牙文。总之,无学不窥,在那时他就先接受了西方的文化。利玛窦以后的意大利人南怀仁来中国,康熙跟他学天文、学数学,几乎没有一门学问不会的。他十几岁上台当皇帝,六十年的天下,奠定清朝三百年的基础,头脑之聪明,学问之渊博,无以复加。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创造一个事业,是要真学问的。康熙的学问真是了不起,到他手里,中国的历法,已经加入了西洋的观念和方法,与中国的综合起来,是很好的。

我们中国的历法,大家都喜欢用阴历,过正月要拜年,就是夏历的遗风。殷商的正月建丑——以十二月作正月。周朝的正月建子,以十一月作正月。夏朝的正月建寅——就是我们惯用的阴历正月。中国人几千年来都是过的阴历年,这就是“夏之时”。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过的也是阴历年,越南、朝鲜、缅甸、东南亚各国,统统是我们的文化,几千年来他们都是过阴历年。

讲到这里非常感慨,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将来历史不知怎样演变。我们推翻清朝,成立民国,实行过阳历年以后,有人写了一副对联,传说是湖南的名士叶德辉写的,这副对联说:“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讲文化,牵涉到这些地方要注意,表面上看起来好像都是不相干的地方,但往往关系到国家的命运,也是国家大事最重要的地方。这副对联代表了这个时代,“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就看过年这件事,我们这个时代,几十年来没协调、合作,老百姓内心对这政策始终不能适应配合。不要说民心——老百姓心理,关起门来讲,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些老古董,凭良心想一想,自己喜欢过阳历年还是阴历年?老实说,都喜欢过阴历年。可是我们偏偏过两个年,加上现代过圣诞节的风气,等于过三个年,内心自己在过阴历年,外在偏偏过一个阳历年,这就代表这个时代,“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搞历史文化,这些地方要特别注意。

还有,到了夏天,为什么要把时钟拨快一个小时呢?只要规定一下,夏天到了,提前一个小时办公,早一个小时下班,早一小时熄灯,很简单的事嘛。可是却像小孩子一样,在钟面上拨快一个小时,就算对了,这是很奇怪的事。此风乃是美国来的。再研究美国是怎么来的呢?原来是一个工厂的小孩子开始拨着玩,后来工人看到跟着起哄。美国文化没有深厚的基础,是喜欢闹着玩的;结果美国玩,我们跟着当正经办了。说是为了日光节约,实行夏令时间办公,原来八点上班,十二点下班,改为七点上班,十一点下班,不就成了吗?其实这些是小事情,但问题却很大,往往很多大事,即是因为小的地方没注意到,而使事情变得不成话。等于一栋房子,看见一个小洞,最初以为不重要,慢慢的,整栋房子,垮就垮在这个小洞上。

这里讲“行夏之时”,现在我们究竟采用哪个历法还是一个问题。如孔子的诞辰,订为阳历年的九月二十八日等等,究竟对不对?通不通?都是问题。如果讲中国文化,除非中国不强盛,永远如此,我们没有话讲。如果中国强盛起来,非把它变过来不可。这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民族自尊观念,这是一个文化问题。拿中国的土地、中国的历史来比较,中国的文化的确具有世界性的标准。可是现在外国人把它抛弃了,不去说他,我们自己绝对不能抛弃,千万要注意,不可自造悲剧。所以我们今天谈到对自己国家文化的认识,怎样去复兴文化,非常感慨,问题很多,也很难。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民族,为下一代,都要注意了解这些问题,还是要多读书。这是我们老祖宗,几千年累积起来的智慧结晶。

孔子主张要“行夏之时”,在孔子的研究,夏历对中国这个民族,这个土地空间上,是最合理的历法。合理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很深了,要研究天文学和《易经》的阴阳学。譬如《易经》里的八卦,就是说明这个世界上时空的学问,包括了天文、地理、人事。有一个学生,到澳洲去做事,带了一个中国罗盘去。到了澳洲,他写信来问,这个中国文化的东西,到了南半球该怎么用?我考虑了以后,告诉他反过来用。结果来信说,反过来用非常对。而我本身没去过南半球亲身经历,后来再考虑,认为地球像西瓜一样是圆的,虽然在南半球,南北的方向还是和中国的一样,所以写信要他在国内一样用。他回信说,根据实地经验还是反过来用对。现在这个问题,暂时搁在这里,没有作最后的决定,不过我的结论,应该两个方向都可以运用,看怎样用而已。这以后有机会研究《易经》的时候再讲。以上主要在说明我们的历法是自夏朝来的,自夏禹以后一直到现在。夏历为什么又叫阴历呢?因为每月的十五日,以月亮自东方出来时是圆的那一天作标准,月亮名太阴,所以叫阴历。那么我们的历法,照不照太阳历?事实上我们一样,五天为一候,三候为一气,六个候一节。一年十二个月,七十二个候,二十四个气节。什么气节种什么农作物,是呆定的,这是用太阳历法的规律。民间最普通的算命、看风水、选日子等等,也都是用太阳历的法则。换句话说,我们几千年的历史,都是用阴阳合历。所以说,几千年前,我们的天文水准,就已经进步得很高了。但是这六七十年来,我们的大学里有过天文系没有,过去中大有过天文系。现在这么多大学没有一个天文系,在教育文化上讲起来是非常遗憾的。过去有个高平子先生,还可以将西方的天文学与中国的天文学配合起来讲,所以当时我告诉学生们赶快跟他学,再不跟他学,要绝传了。无奈这些学生不成器,学了几次以后,没有这个科学头脑,没有学下去,前几年高先生也过世了。我实在担心中国文化会断绝。现在不要说没有天文系,有了天文系,又有谁能够真正懂得中国自己的天文?中国天文有自己的一套系统。这都是讲起文化来,很悲哀、很可怜的事情。我常说,国家民族的文化如果断绝了,将会永无翻身的日子。

时空问题

上面是孔子“行夏之时”这句话引发起来,对自己文化的感慨。孔子告诉颜回,第一要行夏朝的历法,第二要乘殷之辂。这是说,过去交通并不发达,到了殷商的时候,交通慢慢发达。乘殷商之辂,就是要发展交通的意思。

讲到这个,就是中国文化的交通发展史,又要讲到《易经》了。不但中国,人类文化开始,一条江,一座山,就阻碍了交通。慢慢发明用木头渡过江,江的阻碍没有了;后来几千年发展下来,海洋的阻碍没有了;到了航空事业发达以后,空间阻碍没有了。现在接下来,几十年以后,太空问题来了,外太空的问题来了。我们自己这个国家民族,一方面讲科学,一方面我们对外太空的东西,还没有基础。将来外太空的政治问题,又是大问题。这就看见人类的悲哀,问题由小而大:由山川的阻碍,变成海洋的阻碍;海洋的阻碍克服了,有空间的阻碍;由空间的阻碍,外太空星际问题来了。这一方面的知识,我们还没有。最近一个学生送来几本太空问题的书,认为的确有外太空的世界,有人类、有生命,说得很有道理。不过,在世界科学领域,又是一派,是主张地球中心还有人类。其实,这些上天入地的杂学,中国古人早就讨论过了,只是大家少研究而已。现在孔子就讲,时间问题,天文用夏的历法;空间问题,交通发展,要用殷商的车子;衣冠文物的完成,用周朝人文的文化;音乐则水准更高了,用虞舜时代的乐风最好了,对于当时郑国的音乐——靡靡之音要遏止,要远小人。用计谋、用手段的人多了,国家社会就很危险。

这一段孔子的思想,很合于时代,而且包容万象,并不限制于那一点。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政治精神,后来并不一定要效法古人。古人某一地区,某一时代的精华拿来,用这些综合起来,就是一个大文化中新时代的文化的系统。假如孔子生在今日,也许说,采用欧洲人的民主精神,用中国人的人治制度,如何、如何,又是一套了。由此一点,可以说文化是集中人类文化思想的大成,要取其所长,舍其所短。为邦的道理,就是如此,不是呆板的。这一段有一个精神,就是孔子对于为政,并不是墨守成规,不是落伍保守,而是注意文化历史的发展,采用每个时代的精华而来的。为什么要这样呢?

我们这就要回转来读读自己的历史,(但不是大专高中的课本,那只是认识了一点点历史,至少要读《纲鉴易知录》。这本书现在大学里拿来研究,我们感觉是一个笑话,在我们读书的时候,是十二三岁时就读了。老实说这些都还只是中国史的大纲而已,所以大家可以买一本来当小说看,一天只要读三页,三四年下来,就有用处。)懂了历史,在担当重要大事的时候,就受用无穷。看了这些书,就知道每一个时代,都是根据前朝的演变发展而来的。其实国父的三民主义,也是根据历史演变而来的思想,这是大家很清楚的。因此,下面接着两句就是:

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论语》的编排,把这两句话摆在这里,正好作本文的小结论。从事政治、个人作人,都要以这两句话作根据,随时随地要有深虑远见,不要眼光短视,否则很快就会有忧患到来。小而言之,个人是如此,大而言之,国家的前途也是如此。

英雄无奈是多情

子曰: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这句话在上论中已经提到过,这里又再提到。这是说明什么呢?过去都说,孔子讲这句话,是为了卫君而感慨的,因为卫灵公这个了不起的人,迷于一个美丽的妃子南子,所以他虽然尊重孔子,而不能接受孔子的意见。因此孔子对他感慨:“算了吧!我没有看到世界上有人,好德如好色一样!”这个话,如果我们到后面连起来讨论,发挥起来,会有很多很多历史上的典故,可古今中外所有的政治,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

治!大体上都是从政的人,自己搞坏了事业,因此连带拖累了女人,背上“祸水”的坏名。例如清代诗人吴梅村的名作《圆圆曲》,有关吴三桂与陈圆圆的名句,如“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真是话里有话,说明女人不一定就是祸水,恐怕男人自成险山。我们仔细看孔子这一节话,他并没有说女色不好,只是人们没有把好德的心思摆正,像好色那样专心一致追求到底而已。他也不过借题发挥聊当牢骚而已,他老人家何尝不懂,人世间就是这么回事,但是不要走偏路啊,了解之后既不必因此而愤慨,也不必要去学坏。

上面这个“色”字的意义,在上论中已经分析得很清楚,现在不再重复。简单的说,人类追求真理学问的决心,永远是比不上对物欲的倾好。

子曰: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

大家最熟悉的人——鲁男子柳下惠——他姓展,名获,字禽,食邑于柳下,谥号惠,是鲁国的大夫。其实像柳下惠这样坐怀不乱的人,世界上也多的是,不过古人取其贤者为标榜。有唱反调的,像年轻人说,什么柳下惠?那只是性无能!或者说,那是阴阳人,没有开刀。这类怪论可多啦!柳下惠的见色不动心,还只是他私德的一面,他真的好处是侠义,是一个济困扶危的人。孔子这里是在骂臧文仲,就是上论中提到,那个养玳瑁的鲁国大夫,说他是个不称职的人,“窃位”就是俗语说“占住毛坑不拉屎”的人,在高官大位上,不晓得提拔青年,也不晓得提拔贤人,明知道柳下惠是个贤人,而没有起用他。

关于古人如何培养后进的事,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现在再说宋代二王——王旦、王曾的事迹作为参考。宋真宗时代,寇准与王旦同过事,但寇准常在真宗面前攻击王旦,结果,都受王旦的包涵。后来寇准罢相,转托别人求王旦,想要“使相”的位置。王旦大为惊愕说:国家将相的位置,哪里可以随便要求?我不接受私人的请托。因此寇准对王旦不满意。不久之后,寇准又发表中枢要职,内阁大员,叩见真宗的时候说:“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真宗告诉他,他的职位,都是出于王旦的极力保荐。寇准才知道个中实情,非常惭愧。真宗也常说:“王旦善处大事,真宰相也”。

王曾,比王旦是后进,但到宋仁宗时期,他也担任首辅的职位了。有一度在王旦休假期间,王曾因政见不合,被罢官了。王旦知道了便说:“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勋业甚大,顾予不得见尔。”后来王曾在中央政府执政,平常很少说话,也不轻易说笑,任何人不敢向他私下求事。他提拔别人,也不使人知道。那时候,范仲淹还是后举新进的人物。有一次范仲淹对他说:“明扬大类,宰相任也,公之盛德,独少此尔。”就是说公开提拔起的人才,这是首相的当然责任。你什么都很好,只是不肯说明提拔了些什么人,未免有点欠缺。王曾便对他说:“恩欲归己,怨将谁归耶?”这是说:若是使受提拔的人,私底下对我都是感恩图报,那么,那些没有得到好处的人们的怨恨,又叫谁去承担呢!所谓国家大臣,不能只接受别人的歌功颂德,同时也有藏垢纳污的容量容德才行。只要多读历史,便可懂得其中的道理。我们有时处理一件事情,不需要考虑,历史上前人的经验,已经早有这些事例了,读书的好处就在此。

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这点很重要,也很难。躬就是反躬自问,自厚并不是对自己厚道,而是对自己要求严格;对于别人错了的,责备人家时,不要像对自己那么严肃。这样处世作人,对长官也好,对同事也好,对部下也好,怨恨就少了。相反的,一个社会风气,到了乱的时候,往往是对别人要求重,对自己要求轻;要求别人特别严格,原谅自己轻而易举。所以孔孟之道,都是教我们反身而诚,责备人家要以宽厚存心,要求自己要以严格检点。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这一段文字乍读之下,有点莫名其妙,把几个相同的句子堆在一起,因此青年读了这个古文,便要打倒它。其实一点都不必打倒,翻成白话,就很容易了解。孔子说,一个不说“怎么样?怎么样?”的人,我真不晓得他该怎么办了。意思是,对任何事情,都不用脑筋,不晓得提问题。当一件事情来了,应该想到怎么办?去加以研究。若只是糊里糊涂的过,就真不晓得这样的人该怎么办了。当然,如果完全照字面翻白话,这个白话也不能读的。意思懂了以后,就知道孔子这几句话是说一个人处理任何事情,都要有头脑,要富有研究性。做科学家要提问题,哲学家要提问题,处理公文,拿到手上真正用心处理,也要“如之何?如之何?”究竟这个内容对不对?有没有虚报?实在这样吗?尤其像执法的人,更要鸡蛋里挑骨头,看有没有冤枉的?有没有放纵的?这几句话就是这样。文字很简单,问题很深刻。

精神失落的病态

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

社会到了乱的时候,就容易犯这个毛病。大家在一起,讲起话来,没什么内容,无正事可谈,谈闲话,讲些不相干的话,没有真正的人生观,现今社会上这一类的人不少,娱乐场所更多了。大家如此,社会精神已经瘫痪,没有文化精神了。可是更严重的是“好行小慧”,喜欢使用小聪明,厉害得很,目前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全世界到处都是“好行小慧”,盛行使用小聪明,孔子只有摇头了:“难矣哉!”叹口气,到了这个样子,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挽救?在明末清初,顾亭林就引用这两句话批评明末的社会风气,他说南方的知识分子“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北方的知识分子“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现在的一般青年,进入社会之后,慢慢地就染上这个习性。不是无所用心,他们所用的心,就是孔子这句话“好行小慧”,使小聪明,没有从大学问、大聪明上着眼。这是时代的悲哀,社会的病态。

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这是对上面几段话的引伸。孔子说,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要重视自己人生的责任,注意义、礼、孙、信四个字。本质上要有义。这里的义,一是孟子的观念——义者宜也,也就是适宜,合宜。二是传统的仁义——人格标准。三是指“词章之学”、“记闻之学”之外的“义理之学”。——现代所谓哲学的、科学的也是义理之学,都是探讨人生最高道理——真理。“君子义以为质”的“义”,同时也就是义理的义,用它作为本质。表达在外面的行为是礼,有高度文化修养的行为。孙就是逊,态度上非常谦虚,不自满,不骄傲。对人对事,处处有信,言而有信,自信而信人。具备了这四个条件,就是君子之行,也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合于一个模范人格的标准,绝不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可比。如果做不到这样,专在小聪明上玩弄,那就完了。


分类:南怀瑾 书名:论语别裁 作者:南怀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