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别裁》第15章 卫灵公(03)


反求诸己

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这句话的意义,《论语》中已多次提到。孔子教人的中心,都在这个思想,他说只怕自己无能,没有真才实学,不怕人家不了解自己。换句话说,只要要求自己,充实自己。

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这是一个大问题。司马迁写《史记》,在《伯夷列传》中,特别引用孔子的这句话。孔子说,一个君子人,最大的毛病,是怕死了以后,历史上无名,没没无闻,与草木同朽。但是历史留名,谈何容易?我们研究历史哲学时,常问同学们,脑子里能记得几个皇帝的名字?一个人当了皇帝,就现实来说,那已经很够了吧!死了以后,不必多久,连名字都被别人忘了,人生的价值又何在?历代有那么多宰相,民间又记得几个?历代有许多状元,我们知道了几个?而他们对于历史、对于国家社会贡献了什么?老百姓知道的少数历史人物,还是靠小说捧出来的,其他大多数的,有谁知道?所以,后世留名,谈何容易!孔子、释迦牟尼、耶稣留了名。在功业上的历史人物,文天祥、岳飞,也是少数;至于其他功业上的历史人物,又有几人知道?从这里看人生,多渺小!在目前很短暂的一段当中去争名,上台去镜头上亮一下,有什么用?

伊藤博文的话不错,求名当求万世名。人谁不好名?看好在哪里。一个人真想求名,只有一途——对社会真有贡献。要历史留名实在太不容易,可是三代以后,未有不好名者,所以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但好名看什么名。遗臭万年也是名,但有什么用?真的大名,要对历史有贡献,就太难了。求利之道也是一样,几十年来,看到那么多朋友,发那样大的财,最后怎样?岂待下文分解。所以名利之道要看通的。真了解了人生,确定自己究竟走哪条路才是最重要的,不然就一生很其实,很本分,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过分的企求。一个真正的君子,都是要求自己,学问也好,一切事业也好,只问自己,具备了多少?充实了多少?努力了多少?一切成就要靠自己的努力,不要依赖别人,不要因人成事。在内省的修养方面,只问自己应对人如何,而不要求别人对你如何。

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这些都是讲君子、知识分子的学问标准。要做到一个君子,必须矜而不争。“矜”是内心的傲,(骄傲是两回事。前面说过,没有真本事,看不起别人,是骄;有真本事而自视很高,是傲。)傲要傲在骨子里,外面对人不必傲,内在有气节,穷死饿死可以,绝不低头,这是矜。“群”则是敬业乐群,彼此相处融洽,但不营私,不走营私的路,走的大公之路。对于人的观察,不要听了对方一句话说对了,就认为他统统对了;也不要因为对方某一点不好,而因此不听他的好意见。

上面这些话,都地以“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这句话为中心,而引伸出来的。

多为别人想一想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子贡问孔子,人生修养的道理能不能用一句话来概括?为人处世的道理不要说得那样多,只要有一个重点,终身都可以照此目标去做的,孔子就讲出这个恕道。后世提到孔子教学的精神,每每说儒家忠恕之道。后人研究它所包括的内容,恕道就是推己及人,替自己想也替人家想。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对任何事情要客观,想到我所要的,他也是要的。有人对于一件事情的处理,常会有对人不痛快、不满意的地方。说老实话,假如是自己去处理,不见得比对方好,问题在于我们人类的心理,有一个自然的要求,都是要求别人能够很圆满;要求朋友、部下或长官,都希望他没有缺点,样样都好。但是不要忘了,对方也是一个人,既然是人就有缺点。再从心理学上研究,这样希望别人好,是绝对的自私,因为所要求对方的圆满无缺点,是以自己的看法和需要为基础。我认为对方的不对处,实际上只是因为违反了我的看法,根据自己的需要或行为产生的观念,才会觉得对方是不对的。社会上都是如此要求别人,尤其是宗教圈子里更严重,政治圈子里也不外此例。一个基督教徒、或天主教徒、或佛教徒,对领导人——牧师、神父或法师们的要求,都很严格。因为宗教徒忘记了领导人也是一个人,而认为牧师、神父、法师就是神。这个心理好不好?好。但是要求别人太高了。从这个例子,就可知恕道之难。后人解释恕道,把这个恕字分开来,解作“如”“心”。就是合于我的心,我的心所要的,别人也要;我所想占的利益,别人也想占。我们分一点利益出来给别人,这就是恕;觉得别人不对,原谅他一点,也就是恕。恕道对子贡来说,尤其重要。因为他才华很高,孔门弟子中,子贡在事功上的表现,不但生意做得好,是工商业的巨子,他在外交、政治方面也都是杰出之才。才高的人,很容易犯不能饶恕别人的毛病,看到别人的错误会难以容忍。所以孔子对子贡讲这个话,更有深切的意义。他答复子贡说,有一句话可以终身行之而有益,但很难做到的,就是“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恕道的注解。

问题又来了,在上论《公冶长》篇中,我们看到子贡说过:“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子贡也已经提出他的推己及人之恕道。他说过“我不希望别人给我的;同样的,我也不想转加给别人。”可见他早已在实行恕道。可是在这里孔子却说,子贡啊!这不是你能做得到的。现在孔子反而教子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与子贡的前言,又有什么差别?难道孔子老是摆权威,只有他的对,学生的话对了也是错吗?其实不然,子贡所提出的话,和孔子现在答的,从表面上看,似乎只有文字上的不同,其意义是一样的。事实上,大有立足点的不同。

子贡是说,我所不想别人加给我那些不合理的,我也同样的不想加到别人身上。这是以我为中心,我受到了妨害之后,才想到不要同样地找别人的麻烦。现在孔子说的,只要我自己发现不要的,便不要再施给别人。根本上在严格要求自身的净化,不要靠比较以后才想到别人。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其次,如果把这两节连起来讲,正好互作阐发,那便是“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子贡问曰: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便是孔子教授法的机锋锐利,等于后世禅门中一个故事:唐末诗僧贯休作了两句很得意的诗:“得句先呈佛,无人知此心。”他拿给一位禅门的老和尚看,老和尚反问他:“如何是此心呢?”贯休反而答不出来了。老和尚便笑说:“无人知此心。”这段孔子与子贡的对话,便同此一样隽永有味,值得深思反省。

站在书呆子的立场,专门研究自己的人生,我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八个字做不到,随时随地我们会犯违背这八个字的错误。尤其在年轻一辈的团体生活中,就可以看到很多事例。前天就有一个正在服兵役的学生回来说,他三支牙刷,六条短裤,都被“摸”跑了。事实上自己根本有这些东西,可是就喜欢把别人的“摸”来,“摸”到了心里觉得很痛快。这种行为说他是“偷”吗?不见得这么严重。前天我们的楼梯口的一副门帘不见了。办事的人说被偷了,我说算了,一定是被年轻人“摸”去了。说他有意偷吗?他没这个意思。说他没有偷吗?年轻人有这种心理,摸来很好玩,很有味道,还在那里称英雄。东西被人“摸”跑了,心里一定会不高兴,可是自己有机会,也会“摸”人家的。过团体生活的时候,有的人洗了手,本来要在自己的毛巾上擦干净,看见旁边挂了一条,顺手擦在别人的毛巾上。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思想行为出来呢?这是小事,不能做到“己不所欲,勿施于人。”对于大的事,做到我所不要、所不愿承受的事,也不让别人承受,就太伟大了,这个人不是人,是圣人了。太难了!可是作人的存心,必须要向这个方向修养。能不能做到,另当别论。

这八个字的修养,要做到很难很难,“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时也就是“己所欲,施于人。”后来佛家思想传到中国,翻译为“布施”。施字上加一个“布”字,就是普遍的意思。佛家的布施和儒家这个恕道思想一样,所谓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就是布施的精神。人生两样最难舍,一是财,一是命。只要有利于人世,把自己的生命财产都施出来,就是施。这太难了,虽然做不到,也应心向往之。

毁与誉

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孔子说,我对于人,毁誉都不计较,即如说那个人说某人好,那个人说某人坏,很难据以定论。我的体验,不要轻易攻讦人,也不要轻易恭维人。人很容易上恭维的当。但是我总觉得恭维人比较对,只要不过分的恭维。对于自己要看清楚,没有人不遭遇毁的,而且毁遭遇到很多,即使任何一个宗教家,都不能避免毁。像耶稣被钉十字架而死,就是因为被人毁。而且越伟大的人物,被毁得越多,所以说“谤随名高”。一个人名气越大,后面毁谤就跟着来了。

曹操还没有壮大起来的时候,初与袁绍作战,情势岌岌可危,他的部下没有信心,认为会打败仗,很多人都和袁绍有联络,脚踏两边船,以便万一情势不对时,可以倒过袁绍那边去。他们往来的书信资料,曹操都派人查到,掌握在手里,后来仗打下来胜利了,曹操立刻把这些资料全部毁了,看都不看,问更不问。有人对曹操说,这些人都是靠不住的,应该追究,曹操说,跟我的人,谁不是为了家庭儿女,想找一点前途出路的?在当时是胜是败,连我自己都没把握,现在又何必追究他们?我自己信念都动摇,怎能要求他们?如果追究下去,牵连太广了,到最后找不到一个忠贞的人,不必去追问了。这也是曹操反用恕道,故意作到能够宽容人。其次古人的句子:“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人与人相见,三两句话就说起别人来了,这是通常的事,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如果作为一个单位主管,领导人的人,要靠自己的智慧与修养,不随便说人,也不随便相信别人批评人的话,所谓“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一个攻讦人的人,他们之间一定有意见相左,两人间至少有不痛快的地方,这种情形,作主管的,就要把舵掌稳了,否则就没有办法带领部下的。另外一些会说人家好话的人,中间也常有问题。李宗吾在他讽世之作的《厚黑学》里,综合社会上的一般心理,有“求官六字真言”、“做官六字真言”、“办事二妙法”,所谓“补锅法”、“锯箭法”,都是指出人类最坏的做法。有些人最会恭维人,但是他的恭维也有作用的。

近代以来,大家都很崇拜曾国藩。其实,他当时所遭遇的环境,毁与誉都是同时并进的。因此他有赠沅浦九弟四十一生辰的一首诗:“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这是说他们当时的处境,左边放了一大堆褒扬令、奖状。右边便有许多难听而攻击性的传单。世间的是非谁又完全弄得清楚呢!多了这一头,一定会少了那一边,加减乘除,算不清那些帐。你只要翻开《庄子》书中那段屠羊说(人名)的故事一看,人生处世的态度,就应该有屠羊说的胸襟才对,所谓“万事浮云过太虚”。

孔子这里说,听了谁毁人,谁誉人,自己不要立下断语;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有人攻讦自己或恭维自己,都不去管。假使有人捧人捧得太厉害,这中间一定有个原因。过分的言词,无论是毁是誉,其中一定有原因,有问题。所以毁誉不是衡量人的绝对标准,听的人必须要清楚。孔子说到这里,不禁感叹:“现在这些人啊!”他感叹了这一句,下面没有讲下去,而包含了许多意思。然后他讲另外一句话:“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夏、商、周这三代的古人,不听这些毁誉,人取直道,心直口快。走直道是很难的,假使不走直道,随毁誉而变动,则不能作人;做主管的也不能带人。所以这一点,作人、做事、对自己的修养和与人的相处都很重要。

《庄子》也曾经说过:“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真的大圣人,毁誉不能动摇。全世界的人恭维他,不会动心;称誉对他并没有增加劝勉鼓励的作用;本来要作好人,再恭维他也还是作好人。全世界要毁谤他,也绝不因毁而沮丧,还是要照样做。这就是毁誉不惊,甚而到全世界的毁誉都不管的程度,这是圣人境界、大丈夫气概。

据历史上记载,有一个人就有这股傻劲,王安石就有这种书呆子的气魄。王安石这个人,过去历史上有人说他不好,也有人说他是大政治家,这都很难定论。但是王安石有几点是了不起的,意志的坚定,是一般人所不能。他有过“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惧,祖宗不足法,圣贤不足师”的倔劲。没有把古圣贤放在眼里,自己就是当代的圣贤,可见这种人的气象,倔强得多厉害。相反的,说他是魔道呢?但也难下断语。他一辈子穿的都是破旧衣服,乃至他当宰相时候,皇帝都看到他领口上有虱子。眼睛又近视,吃菜只看到面前的一盘,生活那么朴素,可是意志之戆,戆得不得了。他对毁誉动都不动,表面上的确不动,实际上内心还是动的。所以这一段可以作为我们的座右铭,能够做到毁誉都不动心,这种修养是很难的。

出入无车少马骑

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

这是孔子对于时代文化在演变中的一个感叹。他当时研究中国上古文化,就说恐怕以后研究更困难了,史料都丧失了。他还很幸运看到古代历史残缺的资料。举一例说,古代有马的人,借给别人骑,现代对于这一点资料都很难找到了。所以今后对于上古史,无法研究。因此孔子当时把中国的历史,暂时斩断了,整理《书经》时便从唐尧开始,事实上尧以前还有史实的。如果照旧的方式研究,尧以前就有两百万年的历史了,至少至少有一百多万年。自伏羲、神农下来,从黄帝开始到现在是五千多年,从尧、舜开始到现在是三千多年,中华民族究竟上面已经有多少年历史,这很难讲。

不过最近从外国翻译过来的关于外太空科学的新书,已怀疑的确有外太空人,证明人类不是由猿猴进化而来;而且证明人类文化历史至少有一百多万年。这些资料反而证明中国古代的传说都对了,可惜西方人的研究,都不懂中国这方面的资料。而我们自己的学者,恨不得把自己国家民族的历史越缩短越好。我们拿旧史来读,就晓得有一百多万年。从伏羲画八卦到黄帝这一段,到底有多少年,还不知道,至少有好几万年。孔子删历史,从唐尧作断代的开始,是因有资料可查的,所以才从尧开始,可是后人对于这一部分资料还怀疑不信。现在这几十年来,我们学说上犯一个“疑古”的毛病,把自己文化都破坏了。最近全世界的学说,和我们以前一样“崇古”了,这又看到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了不起。现在外太空科学、星际科学的新发现,很多地方值得注意的。讲到这一段,孔子说从残缺的史料中“有马者,借人乘之。”可见古代社会,彼此之间的互助精神非常好。换句话说,自己有车子,邻居要用,尽管去用,这是说以前社会的厚道。这是孔子随便举例,不是说以后的人就没有这种厚道了,这意思主要是说,这一点残缺的文字,他还看到了,但当时一般人对上古时代的研究,资料就不够了。如此而已。并不是孔子没有马骑,向朋友借不到,便生气了。


分类:南怀瑾 书名:论语别裁 作者:南怀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