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别裁》第18章 微子(02)


处处关津处处寒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长沮和桀溺,是两个隐士,一对好朋友,在并肩种田,孔子经过那里,不知是有意或无意的,教子路去问路,问过江的路口,这“问津”是这篇文篇的“点题”,我们中国以后的文字上,所谓“指点迷津”的典故,就是从这里来的。长沮就先反问子路,你替他赶车的那个老头子是谁?这是明知故问。子路说,坐在车上的是我的老师啊!鼎鼎大名的孔丘。长沮说,就是鲁国的那个孔丘?子路说,是啊!就是他。长沮说,既然是孔丘,他当然知道该怎么走,还要来向我们问路吗?他这话答得很妙,子路问的是车子应该走向哪里的路。长沮答的不是车子走的路,是人生之路,长沮的意思是说这个周游列国、到处还要传道的孔子,他现在“路”都不晓得走吗?他这个话是很妙,很幽默的。

子路问不出道理来,就转过头来问桀溺,桀溺却反过来问子路,你是什么人?子路说,我名字叫仲由。桀溺说,你就是鲁国那个糟老头孔丘的徒弟吗?子路说,是的。桀溺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滔滔是形容词,现代语汇就是潮流,当潮流来时,海水一涨,浪花滔滔滚滚,不管好的坏的,统统都被浪头淹没了。天下皆是也,就是说现在全世界都在浊浪滔滔,一股浑水在流,这情形又有谁能够把它变得了,那洪水泛滥的时候,时代的趋势来了,谁都挡不住,并且他告诉子路:“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这句话中的“辟”就是“逃避”的“避”;“辟人之士”,是指孔子,避开了鲁国,鲁国政治太乱,自己的国家他救不了啦!为了想实行自己的理想,到处去看,是避开乱的社会,另外想找更好的环境,为“辟人之士”。桀溺是告诉子路,你跟着孔子这样的“辟人之士”,可是人是避不开的,如现在的和尚出家,神父的入会,反正都没有离开社会,不过换了一个生活。哪里出得了家?真出家谈何容易?真出家就是桀溺说的“辟世之士”,连这个时代都抛开了。离开这个社会,跑到深山里去,不和任何人打交道,这就是出家吗?永嘉禅师曾经说过,当你的心不能平静的时候,跑到深山都没有用。不要以为到了山里,就是出家修行,有时候看到风吹草动,心里都会烦起来。如果把自己的心修平静了,在任何热闹的地方,就和在山林中一样的清净,这是基本的道理。所以这一段桀溺对子路说,你与其跟着孔子一样,觉得这里不对,就离开到另外一个社会,其实时代是逃避不了的,还不如像我们一样,自己忘记了这个世界,忘记了这个时代,种我的田,什么都不管。他说到这里以后,再不说话了,拿起锄头,还是不停地种他的田。

子路碰了钉子,就回去把经过报告孔子,孔子听了心里很不惬意,脸色变了,很落寞也很难过的样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后世自命为儒家的人,抓住这句话作为把柄,认为道家这些隐士都不对,说孔子在骂他们是禽兽,这些人没有国家的观念,不是人,是禽兽。这是后世的解释,但我否认这种解释,后世的儒家根本解释错了。我的看法,孔子非常赞成他们,孔子这句话不是骂他们,因为上面有句“夫子怃然曰”,孔子心里很难过,很落寞的味道,所以告诉子路:“鸟兽不可与同群。”鸟是飞的,兽是走的,而且鸟是海阔天空由他飞,兽类之中,绝大多数野兽都在山林里,不在人类的社会中,飞的与走的不能摆在一起,换句话说,人各有志,各走各的路,远走的就去远走,高飞的就去高飞。孔子接着说,其实我很想跟他们一样,走他们的路线,抛开天下国家不管,我还不是跟他们两个人的思想一样的。换句话说,都是在忧世的,担忧这个国家,担忧这个时代,担忧这个社会,这种忧都是一样的,问题只是做法两样。他们可以丢下这个社会、这个时代不管,只管自己种田去,可是我丢不下来。假如说国家社会上了轨道,我又何必来改变它呢?就因为时代太乱了,我必须要牺牲自己,来改变这个社会的潮流。这就是孔子!所以我们知道孔子走的路线,比这些隐士们走的路更难。明知道这个担子挑不动的,他硬要去挑。

我们这里引述历史一件事来补充说明:宋代王安石上台了,苏东坡这批人和他的意见不同、分歧,形成了后来著名的“党祸”,而王安石所用的人都非常坏,所以这班正人君子都纷纷辞职。当时有人主张最好不要辞职,因为王安石下面这一批人,将来一定要把事情搞坏的,你多占一个位子,使他们少搞坏一点,这就做了好事。这就说明挑这种担子很难,明知道要坏,可硬是不走开,占住一点,少坏一点,虽然不能积极的挽救,也是消极的防止,孔子走的是这个路线。

如此风波不可行

下面又来一个: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子路有一次跟着孔子后面走,大概脱了队,落伍了。“遇丈人”,碰到一个老头子。“丈人”不是岳父,古代丈人是对长辈的尊称。过去写信,对父执辈称世伯,自称世晚或世侄,但有的与父辈没有交情,而年岁地位又比自己高得多,这时就尊称对方为“丈”,就是长者、前辈的意思。子路碰到一位老先生,用他的拐杖,挑了一些编织竹器的青竹篾藤,子路就问他,你看到我的老师吗?这个老头子可骂了子路一顿,什么你的老师?这种人光在那里吹牛,也不去劳动劳动,连五谷都分不清楚,一天到晚只在那里用头脑,用嘴巴吹牛,我才不认识你的什么老师。老头说完,把拐杖往地下一插,在那里芸田,手扶着杖头,用脚把禾苗周围的草,压到泥土下去。子路搞得没办法,被他的气势慑住了,拱手站在那里恭恭敬敬的不敢动。于是这位老头子带子路回家,留他住下,还杀鸡,做了很好的饭,很丰盛的款待他,而且还教两个儿子来做陪客。第二天子路找到孔子,又报告了经过。孔子说,这是一个隐居的高人,教子路回去找他,可是子路到了那里一看,这位老先生搬家了。

关于这些隐士的事情,儒家记载得很有限,我们如果看《高士传》、《神仙传》这一方面的书,则这种人很多。如佛家禅宗的隐山和尚,这是佛教进入中国以后唐代的故事:有两位很有名的大师,出门“行脚”。“行脚”是佛家的术语,就是到各处参访有道德学问的高人,这两个和尚走到一个深山里面,在溪水中洗脸,其中一个是洞山,告诉另外一个密师伯,这山中住有高人。密师伯说怎么知道?洞山说,我们洗脸时不是看到一片菜叶子,随溪水流下来吗?可见上流有人。于是两个人就去找,虽没有路迹可循,但终于找到了这个隐山和尚,搭了一个茅草棚,一个人住在深山,于是这两个和尚跟他谈道,他们谈得相当投机。后来,这两个和尚就走了。但在半路上一想不对,多年来难得一见的高人,隐居在这里,实在太可惜了。于是第二天回去找,找不到了,连茅草棚都烧掉了,只留了几首诗在那里,最后两句说:“刚被世人知住处,又移茅屋入深居。”像这样所谓隐士思想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很多,并不是灰心,灰心就自杀了,而多半是很有修养的人。

子路找不到这个荷蓧老人,回来告诉孔子后,谈起这件事有所感想——子路不是一个绝对莽撞的人,他跟孔子这么多年,孔子也很欣赏他,所以他讲出一个道理——他说,一个知识分子,有学问有能力,不肯出仕贡献给国家社会,(这里要注意,“仕”的观念,在春秋战国以前,是为对国家有所贡献而出仕,后世是为了自己的功名富贵,出来做官为出仕,完全是两回事。)不合于义。社会有社会的秩序,长幼的阶级,父是父,子是子,人伦的阶级不可废,家庭父母子女的秩序都不可乱,更何况国家社会的政治体制,怎么能废?假使废了,社会就没有型态、没有秩序,不成社会了。这些隐士思想的人,欲洁身自好,把自己身心人格搞得很清高,自己有自己的观点。社会中有许多人也是这种个性,这种人是守成的第一流人才,可是教他去开创,那就糟了。开创事业的人,好的要,坏的也要,而且要准备接受坏的,天下好的名声固然好,有时候为了成功一件事业,往往要担负很多坏名声,其实很冤枉。但是能够挑得起来,就很难了。这种做法,比洁身自好还更难。所以我们常常感到任劳任怨难,尤其当主管的人更是如此。创业的人,第一个修养要能够任怨,但不是手段,要是一种德行才行。所以洁身自好的人,多半是隐士。子路这时可有个感想,认为洁身自好的人,乱了人伦之道,把一切都丢开了,只管自己。也可以说,是绝对的个人自由主义者,对于国家社会并无贡献。所以子路说,君子的出仕,并不是为了自己想出锋头,而是为了贡献给国家社会——“行其义也”。看了这些隐士们,就晓得“道之不行”了。因为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多半喜欢走隐士的路线,觉得救不了时代,就做隐士,向后退,不敢跳下这个浑水去。大家都像这个样子,有学问,有修养的人,头脑太清明了,看清楚了,不愿来淌这个浑水。所以子路说他懂了,搞不好了,他知道跟孔子这位老师所走的路线,自始至终,永远都是自我牺牲,因为其他的知识分子,多半只管自己了。

上面到这里,等于告了一个段落,下面一章就等于引用孔子的评论了。先说逸民,古代逸民也近于隐士,在历史上,后来引用孔子这句话,有“逸民传”。尤其清朝的历史,对于明朝的许多绝对不投降,当然更不肯出来做官的知识分子,像王船山逃到湖南的山里去了,像陕西的李二曲、江苏的顾亭林等等,硬是不出来,当然也没有被杀,这一类人在清代的历史上留下来,就列入“逸民传”中,当然不是二臣,二臣就是投降了的,逸民是很高逸的,这又与隐士有所同而又大有不同之处了。

穷达行藏

现在继续讲《微子第十八》,今天说到“逸民”这一段。上次说过,这一篇所讲的,等于是历史人物的报道,也反映出立身处世的道理,一种走入世的路,一种走隐逸的路,当隐士为出世之路。不过中国过去的隐逸之路,并不完全是消极的,以旧文字来形容,可用“有所待也”四个字。他们不是为个人利益有所待,只是想为国家社会有所贡献而有所待,虽然同入世的人看法两样,角度两样,但都是有所待。因此,隐逸的路线也可说是积极的,他们救人救世的目标是一致的。可是这一类人,和孔夫子正面对照起来,显出两个方向。这一片里大部分都是说隐逸的,孔子提出来: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孔子认为这批逸民们,最值得钦佩的,确定了人格,立志不变,自己认清楚了一个主义、一个思想、一个目标。他这个人格不管什么环境,永远不变,不动摇,同时不辱其身——这四个字是很难的,拿社会的现象与历史作一个对比,就会知道,历史上有许多人降志辱身。有人在一个时代变更,尤其国破家亡的时候,例如宋末、明末时期,有很多人,或为了怕死,或为了一己的功名富贵而降志,降志而后辱身,招来不知多少侮辱,被人看不起。但是话说回来,有许多人还以辱身为光荣的,对这种人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同时由这点,也可以了解我们中国思想文化,对于人格教育的建立是很重视的,再说不辱其身的事例,我们但看社会上许多人,虽然发财了,但是乃由降志辱身得来,也是很可怜!对于不辱其身的定义,广义的是坚定人格,高尚其志,这是很不容易的。孔子认为真够得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只有伯夷、叔齐他们,这两个人连皇帝位置都不要,可以做到栖心道德,视天下如敝屣。

孔子又说等而次之,便如柳下惠、少连这两个人。柳下惠这个人我们曾经提到过的,三次上台,三次下台,始终搞不好,孔子说,这好像就差一点,可以说降其志,又辱其身了。明知道做不好,非硬做不可,又不知道权变,如知道权变,将就一点也好,又不能将就,既挽不回时代,又自取其辱,结果既降志而又辱身。辱身是指个人对社会环境而言,降志是对自我人格而言。孔子说,在这方面来讲,柳下惠、少连就比较差了。不过,他们一生的言语思想是中伦的。这个“中”是射箭射中了的“中”。“中伦”就是中于伦常的道理,维持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同时也说他们言语思想完全是走中肯的路子,他们的行为,能够中于中正的精神。总之,他们的言行思想,可以保持原来的规矩没有变,只能如此而已。但挽回不了时代,对社会也没有贡献,所以说他们是自己降志辱身。

再其次如虞仲、夷逸这几个人,用现代话说,也可以说是时代的逃兵,或者说是现实社会里退伍了的人,自己认为对社会没有什么贡献,就只好退出。他们一辈子隐居,没有出来做过事,放言高论、批判是非得失。我们把“隐居放言”连起来看,便知唯有隐居可以放言,这怎么说呢?对功名富贵、社会的一切都无所要求,没有企图,所以这可以客观地讲公正的话,也敢于讲话。但孔子说他们虽然如此,也只能做到他们本身一辈子清高而已,尽管再大的功名富贵放在面前都不要,舍弃掉了一切人事上的祸福利害关系,自己退隐了专门自修。固然说时代不对了,环境不许可他们有所作为,没有办法,只好退隐了,不过隐退也是不得已的一个权宜之计,所以说它是一种通权达变的办法而已。

孔子提了这几个隐士的典型以后便说:我和他们则是两样,真正时代不需要我的时候,我可以作隐士,需要我的时候,我也可以出来,绝对地负起责任来做事。并不是自己立定一个呆板的目标,像上面提到这几个著名隐士的作风。因为他们自己划了一道鸿沟,自己规定了人格标准,守住那个格。孔了说无可无不可,就是说不守那个格,可以说是“君子不器”,也就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意思。需要用我的时候,把责任交给我,我就照做,挑起这个担子,不要我挑起这个担子的时候,我绝不勉强去求,所以说孔子是“圣之时者”。他这个圣人与别的圣人不同的地方,就是他自己所说的“无可,无不可。”没有规定哪一样可去做,没有绝对否定哪一样事情不可做。“无可,无不可。”有时候被人错误解释是滑头的事,好像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其实不是这意思,而是说不固执自己的成见。

这一段等于是这一篇内容要点的画龙点睛了,本篇的宗旨就在这个地方,也可以说,在为人处世上,给我们一个启示,看自己应该向哪一个人生路线迈进。

时衰鬼弄人

下面跟着就是讲时代的混乱,由这一节就可见当时春秋战国,尤其在鲁国,传统文化的衰退,结果知识分子统统逃走了,都去做了逸民。

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

在这里孔子提出当时的鲁国,这班人都散了。鲁国是周公之后,周公是建立周代文化的开创人,所以中国上古一直到周代的传统文化,比较能够保存的,是在鲁国,而到孔子这个时代衰败了,人才都散了。当时的文化,重点在礼乐,那个时代管乐的,不是现代一样的音乐专家,以现代语汇说,都是高深的哲学思想家而兼礼乐方面的事,可是当时这一班人都散掉了。管乐的大师挚,“大师”是官名,勉强等于现代的部长阶级,“挚”是人名,这个人离开自己的鲁国,到齐国去隐掉了(并不是去就更好的职位)。亚饭干,这里的“饭”字等于是管乐的官阶官名,亚饭等于副首长,干这个人到楚国去了。三饭缭到蔡国去了。四饭缺到秦国去了。鼓是打鼓的鼓手,中国古代音乐的鼓手是合奏中的指挥手,很难的,那个名叫方叔的鼓手到河内(黄河上游)一带去了。摇博浪鼓的武,过了汉水到了长江一带。少师,即大师的副手名叫阳的这个人和打大磐的襄出海,到海外去了。这一篇简单的述说就是这样记载这几个人的行踪。单独看这一段记载,没有什么道理,好像毫不相干的,但这说明一个国家社会,在变乱的时代,真正忧时匡世的人才离散,无法存在高位,大家退隐散伙了。真正有学问,想为国家天下贡献能力的人,无能为力,灰心地,都逃避现实而东零西散,人才一去,这个社会、政治的结构,社会的形态就成了大问题。透过这一段。我们要了解它的精神,等于领导一个单位,发现了好几个人才,薪水不足以养廉,或者某一环境困扰他,他们就散掉了,一个人唱独脚戏,就唱不起来。整个历史时代的光辉或黯淡,都是人的问题。不管制度如何好,还是要靠人来执行,没有人才就完了。所以这段要与前后文连起来看,就可看出它的精神来。把这段文章圈断,那是后来宋明儒生们干的事,如照他们圈断的来读,这一段记载,孤零零摆在这里,就毫无意义,就好比王安石骂《春秋》这本书是流水帐一样,没有什么道理,但连起来看,这本帐大有文章,由此可知当时的时代历史之严重,时代要变乱,人才都离散了。

由此再把下面两节连起来,作为本篇的结论。

周公遗训

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敌,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

我们再强调要连起来看,就看出了《论语》的道理,指导我们的方针。上面讲了当时文化集中地的鲁国,到了孔子时代已经开始衰微了,老成凋谢,人材星散。这里又推溯记载鲁国开国之初周武王的兄弟,建立周代文化的周公,告诉他的儿子鲁公(就是伯禽,分封在鲁国),一个领导的人,不管是个人作人,或者扩充到政治上,总之,为天下国家社会,要没有私心,好处先不要想给自己的亲信,要大公无私。这是第一点。

不要使自己提拔起来的干部怨乎不以,就是不使重要干部心里不以为然的怨怼,感到不过以他来摆位置、作傀儡,并不是真正要他做事。大臣如不以领导人的做法为然,又不好明说,就会变成尸位素餐,应付一下上班,反正提意见也没用,这样就很危险,这是第二点。再其次:“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这是说明中国古代文化的念旧精神,共同创业有功的人,这些故旧,到了年纪已大,应该退休时,虽然头脑差些,没有用了,但当时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如果他们没有太重大的错误,不要随便舍弃不用。中国文化所讲的人伦文化,就是推己及人地爱人。因此对于故旧,虽然老了,但他年轻时还是有用的,出过力,甚至可能在期间还几乎连命都赔上,今日老了还算是幸运的,所以周公说对于这种人,除非犯了太大的错误,否则不能无故丢弃他们。为政之道也好,作人之道也好,这是念旧、爱人。对朋友当然如此,对于老朋友,如果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活着已经没有几次好见面了。见一次少一次,更不能抛弃这分友情。这是第三点。

还有一点最重要的,一个做领导人的,不可要求干部全部是才。人常常容易犯这种错误,希望干部又能干,又没有缺点。

这是万难做到的。还有一个常犯的毛病,对于一个能干的干部,任何事都交给他办,结果常常使这个能干的干部受不了,因为他到底是人,不是铁打的。这就是说无求备于人。再说,人都有长处,有缺点,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是圣人,尤其是共同创业的干部,又能为你打天下,又能为你守成,同时又是圣人,这也是不可能的。所以交朋友,做领导人,不要对人责备求全。

这四点是周公吩咐他的儿子——鲁国的国君,为领袖者的重要原则。因此,把这段放在本篇这个地方,编得太好了。上面讲了许多人生态度与孔子对立的人,以及一般逃隐之士。如《孔子家语》记载所骂孔子的“如丧家之狗”,像条野狗一样,到处乱跑。形成两个目标完全不同的相对类型。因此就可以看出一个道理:很多隐逸的人是被环境逼走的,这就关系到政治上作领导人的问题了。孔子经常提到周朝之德,所以下文就以周朝之人才济济作一小结。

周有八士: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騧。

周朝的兴起来,除了主要的姜太公、周公以外,还有重要的干部,就是这八个人,幕僚中的要角,周朝初期奠定了后世八百年天下的基础,并不简单,全是靠人才济济,同心协力所致。对这八个人的历史,我们保存的资料不太多,暂且到此打住。


分类:南怀瑾 书名:论语别裁 作者:南怀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