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别裁》第19章 子张(01)


第十九篇的记载,与上论第九篇《子罕篇》性质有相同之处。《子罕》这一篇,记载当时孔子做学问、言论、行为的实际教育理论,现在《子张第十九》这一篇,讲到孔子的学生乃至门人,受孔子教育以后,对于孔门道学的发挥。

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

上面所说的,在孔子的言论中间,提到什么要紧的事,都是“君子、君子”,到了这里,子张提出来的是“士”,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先后时代上的稍有不同。中国的“士”,我们曾提到过的,每十个青年中选一个比较有学问、能力强的人为士,这是中国的选举雏形,现在的选举是西方式的,中国古代的选举精神,一直到汉代,表面上都是如此,真正自由民主的选举,推出来为社稷服务的就是“士”。现在子张说,为什么国家社会需要知识分子的士?这个知识分子的观念与现在稍有不同,当时的知识分子是为人群需要的“儒”。“人之需也”,子张说一个知识分子要“见危致命”,看到国家社会艰难的时候,只好出来,挑起这个责任。在《礼记》中也有过同样的话。如我们经常标榜的文天祥,他之当宰相,是很可怜的任务,等到南宋末代最后没有办法的时候,才发表的,他本可以不干,换句话说你们吃肉过好日子的时候不要我,现在却要我了!但文天祥可没有这个不争气的观念,这也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士所谓“见危致命”的典型,艰难危险的时候,你既然要我,我就来了,准备这条命赔进去。

当然,除了文天祥以外,历史上许多开创的时代中,也有很好的事例,不过,对于成功的一面,大家觉得不够醒目,所以未提。例如郭子仪,便是一个见危致命的典型。“见得思义”,就是得到什么利益的时候,或者有功劳酬庸的时候,就要考虑了。“思义”就是考虑是否为我们本分所应得的?不能随便得。由此可见中国文化要求一个知识分子,士大夫阶级的所谓“儒者”,是这样严格:最艰难困苦的由我担,好的由你们大家拿去,我不一定要。

中国古代文化对于祭祀天地祖先鬼神,非常重视,譬如十二月廿四的祭灶,也是几千年的历史了,虽然看起来是迷信,其实有重大的意义,当然祭祀行礼的时候,要规规矩矩,如面对神灵。现代的科学只是讲看得见的一面,还有看不见的一面,正在摸索。这看不见的一面,至少现在科学还无法证明有没有,一个真正大科学家不敢说没有,所以对天人之间的祭祀要“思敬”。

“丧思哀”,死了人是丧,这是狭义的讲面对丧事要有沉哀的心情,如讲中国《礼记》,这个丧字包括有更大的意义,如时代的失败。今日在座的人,相处此地,内心都有无比的悲愤,都应有责任问题的痛思。子张说要做到了这四点,才够得上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士,不愧为一个读书人。这一点我们要认清,自己的国家文化中一个知识分子、读书人,构成为士的条件有如此之难。

孔子去世以后,子张在教学生,也就是继承了孔子精神,从事社会教育。

子张曰: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

这八个字很难。“执德不弘”,执就是抓住,譬如信仰就是抓住某一思想为中心。“德”是广义的,包括道德之德,真理。我们普通一每个人都有这种德,譬如看见别人做好事,心里一定肃然起敬,看见人家有好画,心里也很欣赏,读书时感到书中的道理很对,也很开心。但是我们照着做了没有?没有,这就是“执德不弘”。我们没有这样远大,我们也服从真理,看见好人好事也很钦佩,但是自己做起来,没有那么积极,不能发挥。“信道不笃”的“道”并不只是宗教的“道”,包括一切真理。我们人生的体会,有时明明知道是这个道理,但到处理事情的时候,自己的个性、脾气一来,就不管道理了,这就是“信道不笃”,不踏实。上面这八个字,是我们最容易犯的错误,老实讲不但是普通人如此,有许多宗教徒也如此,他们对信仰应该是坚定,但据经验看来,有时候只好对他们付之一笑,常常发觉他们都是“执德不弘,信道不笃。”他不见得对那个宗教真正有认识、有信仰,像这种人教他得意也不可以,“焉能为有”,他得意就会得意忘形,忘记了自己。让他失意也不可以,“焉能为亡”!他又会失意忘形。换句话说,自己没有建立一个人生观,自己没有中心思想,受环境的转变,有的人没事做时,会很痛苦,就是因为自己没有中心思想的修养,如果自己有中心思想而退休闲居,就没有关系,否则的话,闲居时就很可怜,这情形就是子张这个话,“焉能为有?焉能为亡?”子张认为要做到“执德能弘,信道能笃。”自己有中心思想才可以。能处有处无,坦然自在。

有容德乃大

子张、子夏这些人都是同学,孔子去世后,子张在教学,子夏也在教学,后来荀子这一派都是由子夏这一派流出来的。子张、子夏都有学生,有一天有这样一件事: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子夏的学生,碰到师叔(子张少子夏四岁),就问师叔什么是交朋友之道,子张就反过来先问,你的老师是怎么告诉你们的呢?子夏的学生说,我们老师教我们,对于可以交的朋友,就和他往来作朋友,不可以交的朋友,就距离远一点。子张就说,那对不住,我当时听到我们的老师孔子所教我们的,和你老师所教你的不一样。(子张也蛮会讲话,他并不说你们的老师讲错了。)我所听到我们老师是说,一个人处社会交朋友要尊贤,有学问有道德的值得尊敬,而对于一般没有道德、没有学问的人要包容他,对于好的有善行的人要鼓励他,对不好的,差的人要同情他。假定我是一个有道德修养,有学问的人,自己是个君子,那么对哪一个不可以包容呢?假如我自己是一个混蛋,那么自己不必拒绝人,人家先讨厌我了,何必还要去拒绝别人?

这一段记载得很老实,就是讲子张和子夏都是孔子的学生。一个教育,一个思想,到了第三代就大变。好比三民主义思想,到现在考试起来就很难。这是说一个学问的发挥,到了第二代,第三代,范围扩充了,方向就两样,这是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就看到子张的见解,比子夏的见解是高明一点,作人的道理是应该如此,对于不及我们的人,不必讨厌他,要同情他,能够帮助的就尽量帮助他,即使不能帮助也要包容人,原谅人家一点,如果自己是对的,当然要助人,自己不对就免谈,所以子张的见解是比子夏高明。

雕虫小技大有可观

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这是讲学问和人生修养的道理。子夏说,人生天地间的学问,分门别类,不止一种,虽然有很多小道,如下棋、写中国字、作诗、刻图章,甚至于打牌吧,这些都不是什么大学问,只是小道,古人所谓雕虫小技,但也是学问,并不简单,都很难,如果深入去研究,都会有所成就。但为什么它是小道呢?是说一个人的精神思想,前面的目标不放远大,专抓一点小成就当成大学问,就被困住了,像掉进泥坑里去了,爬不起来,所以君子不取小道,宁可走大路,但现在时代不同了,这个事也很难讲,譬如八股文,写文章也是小道,但现代的青年连小道都做不好。

讲人生修养,一个大丈夫,不管对哪门学问,都要能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不要被它困住了。因此,反过来讲,对于下棋、打牌等等,能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不被它困住的,不能不算是学问。如困住了的话,就变成了“致远恐泥”。有一个朋友的孩子,在大学读书,成绩很好,文章也好,字也好。我这位朋友还嫌他儿子的毛笔字写得不好,要我劝他的孩子去习毛笔字。我告诉他现在已经到了用打字机的时代,而且一支笔千余元,一锭墨二千余元,一张宣纸又好几百元,已经写不起了,将来孩子学成能创业,何必一定要书法好?正是:“销磨百代英雄气,殿体诗书八股文。”殿体书又名殿阁体或台阁体,就是在皇帝面前应试所写的字体,现在印刷界称之为“正楷字”的。这些都是小道。但是现在很可怜了,没有真正的文化,人家外国人来看中国文化,我们拿什么给人家看?动辄到故宫博物院。到了故宫博物院,心里一个惭愧的念头——沾祖宗的光!我们这一代有什么给人家看?我们自己真值得反省,我们只拿书画、音乐这些小道当作文化,而且现在还拿不出来,即使拿得出来,也不过只是做做表面工作,在精神思想上,一点都没有建立自己的文化,这个问题很严重。因此子夏所讲的小道也有可观,对此实在有很多感愧。

学问无尽 岁月难留

子夏曰:日如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

这是子夏告诉学生做学问的道理。我们看到子夏教学生的这两点,真有无限的感慨。子夏说,一个人应该每天反省自己所欠缺的,每个人都有所缺乏的,不要认为自己有一点知识就满足了,还要再去补充、学习。每天补充自己所没有的学问,一个月接着一个月,有恒心不丢掉,不忘记所学的,这样才真可说是好学,就是有恒。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子夏说,一个人知识要渊博,但是知识越渊博思想越没有中心。这一点大家要研究一下,特别注意,尤其搞思想的人要注意。不但是现在社会,古今中外的知识分子都是一样的,知识渊博的人,思想反而失掉中心。不过也许我这个看法是错的,如果知识渊博,人品又好,修养又有中心,那一定是第一流人物,这种人很难办,什么都沾不上,软硬都不吃,其实,一般的知识分子,并无可怕之处,都是很安分的。我也常常和学生说笑话,将来时代是你们的,你们还年轻,我也看不见了。你们将来做事,万一碰到知识分子捣乱,很容易办,多送他一点钱,弄一个清高的官给他做,然后给他声色犬马,就什么都没有了。试看历史上,皇帝们,对付文人很简单,都是这个法子,给什么翰林院,什么大学士,等于一个顾问,上了班泡杯茶去吹牛,再赏黄金多少镒,另外赐几个宫女给他,他再也没有精神来惹事了,就完了嘛,很容易安排的。对人,学问并不一定可贵,但是文人有知识,最喜欢乱叫。我们几十年来,社会乱成这个样子,首先闹的还不是一般不成器的知识分子。借题发挥来闹,对某一人不满意,就借题发挥的闹,结果把一个国家闹成这个样子。这些人也真可怜,没有中心思想,而且多半是穷极无聊,处处不满意,实际上是乡巴佬说朝廷。这就是博学不一定有用,博学要笃志,有一个中心,意志坚定,建立人品,那么知识渊博,有如一颗好的种子,意志的坚定是肥料,培养出花和果来。内在没有一个中心,知识越渊博,思想越危险,觉得样样都有道理,容易动摇,应该是真理只有一个,要把它找出来,所以要笃志。

“切问而近思”,切问就是经验,多听多问。但要注意,中年人都体会得到,人生经验多了,结果容易走上两条路:灰心或怨恨,觉得自己几十年都上当,社会上没有真理,切问包括了经验,所以有了经验还要近思,要真正有思想学问,去体会人生经验就好了。近思有两个意义,一个是思想要有中心,一个是不要想得太虚玄太高远,要切近的其实的思想,人生到底没有什么太高远,不必向外找,我们知道朱熹先生写一本书叫《近思录》,就是取这句话的意义。子夏教育学生,如果能做这两句话,那么孔子所标榜的“仁”这个学问的中心就有了。

体相圆融 用之不穷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

子夏说,社会上各种做工艺的,自己必须有一工艺场地,才能专心做成他的事情。知识分子的求学,首先要认识,学术知识是一回事情,透过知识还要建立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无以名之,称它为道。一切学问为了道而学,知识学问都是为了培植这个道,知识并不就是道。“道”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就像“仁”一样,讨论起来就大了,就麻烦了。我们可以简单的分三方面来讲:有它的体,有它的相,有它的用。体就是中心,形而上的。相就是它的现象,譬如全部四书所讲的关于人生的行为思想,都是道的相,这个相为达到人生目的就是用。这是简单的解释“道”的体、相、用。如果严格讲起来太多了,这里不发挥。

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文。

讲到人生的修养,后来中国文学中常用“文过饰非”四个字,其出典在此。自己有过错了,粉饰一下,掩护一下。子夏说,一个小人对于自己的过错,总想办法说出一套理由,把过错掩盖起来,一个君子自己错了就承认错了,所谓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和太阳、月亮一样,偶然有一点黑影,大家都看得见,可是等一下就会过,仍不失原有的光明。

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这是下论曾经提到过赞扬孔子的话。他说一个人有高度的修养,就是君子之人,有三种变相:看起来不可侵犯,实际上跟他一亲近,又非常温和,充满了感情,但听他讲话,尽管他说笑话,但他言语的内容,又非常庄严,不可侵犯的。这是讲有高度修养的人。上论中有这三句话的同义语用来形容孔子,他这里再重提一下,强调君子学养的典型。

交浅不言深

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

这个地方子夏教学生们将来作人处世的道理,上面两句话是讲如何做领导人,下面两句话,是讲做别人干部,“臣道”应有的态度。他说一个君子,要指挥下面的人,需要他们做事的时候,必须先要建立起来他们对自己的信念,当他们对自己有了信念,然后要他们做事,虽然没有告诉他们所以然,他们仍会做到。当部下对自己还没有信仰的时候,要求他们过多,他会以为是找他麻烦。一个领导人,在与干部之间没有建立信心以前,虽然是为了干部的利益而想的办法,但干部们反而误会你在利用他们,损害他们的权益。一般人的心理如此,人是最难对付的,所以待人处世必须以信,信之重要在此。

第二点,说明作为一个高级干部的人,要对主管长官提出建议之前,先要自己估计,有没有在领导人心中建立信任,真正对自己有了信任,再依信任的程度,作适当的建议才对。如果长官对自己的信任还不够,则自己提出来好的意见,往往会得到相反的结果,上级反而误会,怀疑你在毁谤他、反对他,这问题就大了。我们读历史,甚至看《贞观政要》,唐太宗的意见,常常被魏征、房玄龄这班大臣碰回去。有人说魏征、房玄龄了不起,但更了不起的是唐太宗,魏征如果没有碰到这种好老板,老早被怀疑了。唐太宗到底是唐太宗,能信任大臣,包容大臣的反对意见。张良何以不找别的老板而找刘邦?也还是刘邦了不起,对他言听计从,这都是说明长官与部下之间,要相互有信,下对上敬信,上对下信任,才有伟大的成就。如互信不够,没有真诚的沟通情感和思想,问题就大了。

大行与小节

子夏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我们要注意,这两句话是子夏说的,平常很多人都误引述是孔子说的,“闲”就是范围,上古的时候没有房门,晚上睡觉,门用木架子挡着就是了。当年在大陆的西南、西北地区就可看到,一些山洞的门口用木架一挡就算了,并不怕小偷,只防牛羊跑出去,所以叫“闲”。子夏主张大德、大原则不要超出范围,不可以轻易变更,小的毛病大家都有,不要过分责备。人能做到这样也就很好了。那么子游说话了:

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

讲到这里,是记载了子夏教学的事。孔子死后,子夏在河西讲学这个阶段的事。他的同学子游说,子夏所教的这些年轻学生们,“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这里“洒扫、应对、进退”六个字,是古人的教育,包括生活的教育、人格的教育,是中国文化三千年来一贯的传统。如果有外国人问起我们中国文化教育方面,过去的教育宗旨是什么?我们不是教育专家,专家说的理论是他们的,我们讲句老实话,中国过去的教育,主要的是先教人格的教育,也就是生活的教育。美国也讲生活的教育,但美国的生活教育是与职业,与赚钱相配合,而我们过去的生活教育是与人格的建立相配合,不管将来做什么事,人格先要建立。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教育。现在我们的教育跟着西方走,所谓的生活教育,则是美国式的生活教育,教出来的孩子,先以能够谋职业,有饭吃,谋生为第一。这其中差别很大很大,这是教育上一个大问题。当然将来会变,依我的看法非变不可,不变就不得了。社会自然会使它变,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不是偶然的,到了某一情势、某一阶段,自然会变。

过去孩子们进了学校,首先接受的教育就是“洒扫、应对、进退”这几件事。“洒扫”就是扫地,搞清洁卫生等,我们现在小学、中学都有,好像和古代教育一样,其实是两样的。我们从西方文化学来的教育,制度变了,教务、训导、总务三个独立。等于一个政治,三权分立,三样都不连系,结果三样都失败。教务只教知识没有教学问;训导是空的;总务呢?下意识中就认为是搞钱的。变成了这样,可见我们整个教育制度没有检讨,因此学生对学校大体上都是坏印象。中间细微末节的事还很多,譬如老师下命令搞清洁,就没有一个搞好清洁。我经常说搞总务之难,一个好的总务,是宰相的人才,汉代的萧何,就是搞总务的。总务这门学问,在学校里有家政系,(这个翻译得不好,实际上就是内务系。)训练内务人才。但总务始终很难搞好。任何一个机关团体,一上厕所就发现毛病,管总务的也不可能每天去看每一个抽水马桶,这就可见总务上管理之难。至于洒扫方面,现在的青年连地都不会扫,虽然中学小学要扫地,可是拿到扫把挥舞,反而把灰尘扬得满天飞,抹上桌上灰尘,转身反而抹到墙上,连洒扫都没学会,生活教育真不容易。再其次的“应对”,更成问题。现在的学生几乎不会应对,如问他:“贵姓?”他就答:“我贵姓某。”“府上哪里?”他会说:“我府上某地。”就是如此,应对的礼仪没有了,这是大问题。最后“进退”更难了,一件东西该拿不该拿?一件事情该不该做?是大学问,小的时候就要开始教。如吩咐去向长辈拜年,到了亲友家,该站该坐?站在哪里?坐在哪里?进退之间,作人的道理,都要注意教育,现在这些都没有了。古代的教育,就从洒扫、应对、进退这些地方开始。

中国的古礼,周公之礼,六岁就读小学,小学就从这种生活规范学起;进一步八岁十岁认字;十八岁入大学,那是学大人。所以中国文化,小学这个阶段,就是求作人的知识,先培养一个人,然后再讲高深的修养,才是大学之道,这是我们中国过去文化教育的路线。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时代真可怜,很差劲,“洒扫、应对、进退”统统没有了,非常严重,这不能全怪学校,几乎每个人都要怪自己,因为现在我们搞得不中不西,不今不古。如果完全西化还好,西方人还是蛮有礼貌的,尽管有的披头散发,像嬉皮一样,他对人还是有一套,很有礼貌,也许他只穿一双胶拖鞋来,但对美国人不必要求这些,因为他们很节省,以头发来说,美国孩子一年中难得有一次上理发馆,普通家庭妇女,都是自己动手的,节省得很,只有英国讲究衣饰派头,所以不要以为外国人平时穿着不好就没有文化,当他们参加社交宴会时就很讲究了。人家有人家一套礼貌,可怜的是我们这一代青年们,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这一代必须特别为下一代着想。这是对“洒扫、应对、进退”大概说了一下,如果详细说中国传统“洒扫、应对、进退”的沿革,可以出一本专书了。

子游批评子夏,说子夏办教育,教的学生,“洒扫、应对、进退”这几件事勉强还可以,不过这是枝末的问题,他还没教人家根本。外形都教得很好,没有内容,怎么办?他这个话传到子夏耳里,子夏就说,我这个老同学的要求太苛刻了,太过分了。应该从哪里先开始?哪一样放在最后?乃至哪些应该放弃了?换句话说,办教育的人,造就后一代,要观机设教,没有固定什么叫先本后末的事。基本上就要完成一个人格,人在外形上做好,“洒扫、应对、进退”懂了以后,慢慢就会达到内心。譬如种植草木,要有个区分,不能混合。同样,教育学生,对人才的资质要有自然分类。如果施教如下雨一样普遍浇下来,可是青菜所吸收的雨量和大树所吸收的雨量各不相同,这中间因受教者的本质不同必须有所区别的。不管如何,从事教育的人,固然希望后一代好,但基本的教育最要紧,虽然它是注重形态,可是形态也要教好,怎么可以随便说它没有用呢?至于再进一步,由生活教育一直到精神教育的最高处,不是我们做得到的,要圣人才可以教人马上悟到“道”的真谛。


分类:南怀瑾 书名:论语别裁 作者:南怀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