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别裁》第19章 子张(02)


学与仕

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这两句话要注意,后来一直成了中国文化的中心思想之一,讲到这里,我的感慨特别多。过去我们中国文化,都是走这两句话的路线,我们翻开历史来看,觉得很可爱,过去的人所谓“十年窗下无人问,一旦成名天下知。”学问有成就,考取功名,做了官,扬名天下。可是做了官以后,始终不离开读书,还在求学,每个人都有个书房,公余之暇,独居书房不断进步,这是古人的可爱处,就是“仕而优则学”,尽管地位高了,还要不断求学。“学而优则仕”,学问高了,当然出来为天下人做事。然而到了现代几十年看来,只有“学而优则仕”,至于说“仕而优则学”就少有了,而是“仕而优则牌”,闲来无事大多数都在打牌。有的买了线装的二十五史等书,我担心放在那里将来会被书虫蛀了,因为他都在打牌,这正如《老残游记》所谓:“青琐琅嬛饱蠹鱼。”所以我深深地感慨,一个时代的风气之可贵,我们要为后一代做好榜样,我们已经害了自己,害了社会,绝不要害后一代,对后一代培养好,使国家未来的前途,看到光明的远景,我们这一代再不能马虎了。历史上,如司马光做了这么大的官,《资治通鉴》是他著作的,退下来,公事之余,他就著作、读书,千古的名著,不是简单的。现在读书的风气没有了。刚才说笑话,“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牌。”现在这个风气又过去了,不是“牌”了,仕而优则“舞”,下班以后跳茶舞、喝咖啡等等,花样多了。这就说到社会上读书的风气的确是很重要。其次我有另一个很大的感慨,过去办教育的只是牺牲者,一辈子从事教育,的确是牺牲。很多人教出来的学生地位很高了,回来看老师还磕头跪拜的,学生为什么如此?是老师对教育的负责,学生终生的感谢。现在不然了,学而优则商,读完了书去做生意,生意做垮了就“商而不优则仕”,搞一个公务员当当,公务员再搞不好,于是“仕而不优则学”,转过来教书去!这怎么得了?我这话是老实话。前几年确是如此,看到这种情形,身在教育界就感慨良多了。时代的趋势变成这样,我们对于子夏这两句话,应该要深切地反省深思,今天的社会,所谓中国文化、中国教育,到了这种情形,应该怎么办?

我们从文化资产中,看到历代名臣的著作太多了。至于名家也不一定是地位高,官做得大。如清代的郑板桥、袁枚这几个名家,官位只不过是当县长而已,而且他们也不想做大官,当了县长以后,年纪轻轻就辞职了,回家之后以名士的身份从事著作,所产生的影响非常大。而我们现在,好像已经没有这个精神了。现在天天在讲中国文化,而中国文化人——知识分子,这个读书的精神可变了。最近以来,有许多年轻的同学,讨论到著作的问题,我告诉他们,现在的教育,由小学一直到大学,这十几年读书,所浪费的精神的确不少,都在应付考试。孩子们真可怜,而用脑力记下来的东西,考试完了以后,连影子都没有了,这些学问到底有没有用,将来至少在文化教育史上,是一个大问题,现在我们也许感觉不到,但历史是一个天平,将来是要算总帐的,现在的年轻学生,把脑力用在不必要的记忆上,但到大学以后,开始想真正读书的时候,已经缺乏这个精力了,而且心静不来,没有读书的习惯。当年我们读书的时候,是尽量的吸收,装进来,当然也启发了自己的思想,但没有像为了考试那样,去担心应付这些记忆,而读得非常轻松,到二三十岁的时候,对于以前读进来的书,统统发挥出来了。尤其碰到作人处世的时候,把原来所吸收的东西,尽量发挥出来,可真的很有用。现在的年轻朋友,他们可以说没有真正读过一本书,而近年来,小学的孩子所具有的知识,比二十年前的孩子又多了许多,但真教他对学问修养下一个决心,他就做不到了。所以我们可以预言的,将来我们国家民族对这个问题,会深深感觉到害多利少,会很痛苦的。这是由“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两句话联想到的。

再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古人不但是读书,而且把工作经验和学问融化在一起,所以写真有价值的著作,准备流传。我们看古人有价值的著作,如讲中国政治哲学吧,绝对离不开《管子》。但是《管子》这本书,就不是像现在我们这样,为了拿一个学位或是为了出名而随便乱写的,而是从他一生的经验,乃至从他在历史上有名的“一匡天下,九合诸侯。”——这是孔子对他的评语。管仲原是一个犯法的罪人,齐桓公起用他以后,他能够九合诸侯。当时的国际关系比现在还难做好,而他能前后开了九次国际联合会议,而且大家非听他的不可,并没有用原子弹压迫别人,也没有利用石油控制别人,就把政治上一个混乱的时代,领导上了轨道。所以孔子非常佩服他。以他这样一生的事功,也只写了《管子》这一本书。不过后人再研究这本书的内容,认为真正是他写的,不过十分之三四,有十分之六七是别人加进去的,或是后人假托他,或是他当时的智囊人物增进去的。但不管如何,这本书对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比孔子的思想还早。他这样以一生的经验,只写下了一本书,可见古人著作,慎重得不得了。还有一本《商君书》,秦始皇以前的秦国,他之所以特别强盛起来,就靠商鞅变法,他是讲法治的法家,也可以说以法律作统制工具的政治家。秦国用商鞅以来,一直主张法治。这本书究竟真假的成分多少,我们不去管他,但在中国法家政治思想上非常重要,要想研究思想斗争,这些书是不可少的。我们一般人,这几十年来接受外国哲学思想,比接受自己的哲学思想更多,洋装书比线装书看得多,这也是一个大问题。满清入关打明朝的兵法,就是用了一部《三国演义》,虽然这个话太概括,也未免太轻视清朝了,但是大体上是如此。《三国演义》虽是一部小说,所包括的外交、政治、经济、军事、谋略思想太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人打中国以前,几乎日本全国的人都在读《孙子兵法》与《三国演义》,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而我们现在的年轻人看过这些小说的,实在是少之又少了。

我们研究文化斗争,一定要把别人的根挖出来,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挖出了敌人的根在什么地方,然后知道他下一步是怎么走,知道他必然是什么路线,而且实际上历代讲统治的人,内在都是用法家的思想与原则。虽然商鞅变法自己是失败了,而这部《商君书》,他和《韩非子》等这些法家的著作一样,在中国政治的运用上,都是很重要的典籍。假使研究斗争的手段,在这些书里,可以找出来的例证太多了,是用不完的。

这也就是说明了“仕而优则学”,一方面工作服务求经验,一方面不断求学,增加学识的渊博以开拓心胸,再配合自己为人处世的实验,而产生的学问,这是中国文化讲学以致用的精神。但是现在和学人文科学的学生们谈谈,真觉得悲哀,连自己中国的历史都没有学好,只学了研究历史的方法,而中国古人读历史不是走这个路子,读懂了以后,自然知道方法,现在更可悲哀的,有中国学生去美国研究中国学问,如中国史、中国文学等,或是只研究一节中国断代史的某一点,就拿到了学位,想想看这该多可怜!这个样子读历史,学位是有了,而对于历史与人生的配合则不晓得。这也是我们要注意的,将来对后代的教育,对自己工作与处世的方面,也许会有新的认识。所以“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这两句话,我们今天读来,是有无限的感慨。

办丧事不是演戏

子游曰:丧致乎哀而止。

这是讲丧事,我们看到四书五经,尤其在《论语》中,很多次都说到丧事,以现在年轻人的观念来说,讲死人的问题太多了,这也是一个问题。儒家为什么对于丧事——死人的问题讲了那么多?我们要了解两个道理:第一要了解所谓人生,只有生与死两件大事,这两个阶段就是两头,好比天象一样,早晨和夜晚;或如一年的过程从正月到年底,就是这样一个现象。所以中国文化对人生问题的重点,在于养生送死。西方文化的重点只有一半,养生非常重要。小孩子在西方文化中很有地位,老年人可怜得很,因为他们对送死不是太重视的。中国则顾到两头,养生与送死,因此自古对丧礼就非常重视。但是这种重视,产生了一个流弊,在春秋战国时,丧礼的繁复,讨厌到极点:一副棺材有三套,所谓衣、榇、棺、椁。朱熹有一部著作专门讲这些的,如土葬还要放木炭石灰等等,说来也蛮科学的。有的地方则不同,天葬的挂在树上给鸟吃了,水葬的丢在海里就葬了,简单得很。而中国的丧礼很繁,繁得过分了,所以当时有人出来反对。孔子以后的墨子,也是最反对重视丧礼的一个。他讨厌透了这些,所以《墨子》里有一篇《节丧》,以社会经济的观点,认为这是很大的浪费,很不应该的,这也是墨子经济道德观点。但是孔子、孟子的思想。对于过分的节省是反对的。在《礼记》上有规定,对丧礼是有所修正的,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历史文化的事实问题。第二个要注意的是属于人类文化的,我们可以不用这个“丧”字,我们研究古书,对这个“丧”字,并不须要头大,如果思想贯通起来,从人类学的观点来看,都是一样的。我们说过,西方文化的根源是宗教,由宗教发展为哲学,由哲学发展为现在的科学,这是三位一体的东西,对于世界上的宗教,我们就以比较宗教来讲好了,这也是近年以来在大学里一门新兴的学科,哈佛大学等都有这个系,对每个宗教的教义、哲学理论、方法,都作一个客观的比较,我们以比较宗教的立场来看,先不谈教义,每个宗教首先讲人死问题,而且每个宗教都是专管死人的,教人不要怕死,死了以后到我这里来,好像每个宗教教主都开了一家观光饭店,招揽生意:“到我天堂上来,我的天堂第一。”有的说“你到我西方极乐世界,招待周到,非常清净。”好像我们当年到了上海,一上码头,很多打灯笼的旅馆茶房来拉生意一样。为什么每个宗教都如此,都管死的事,没有管生的事?这一点唯有我们中国文化值得自豪,我们中国文化很少谈到宗教,我们固然管死,但也管生的,你们站在殡仪馆门口看,看得很可怜,每天都有抬出去,有时候每个厅还排队,上午下午都忙不过来。可是中国文化,是站在妇产科门口看,天天看到孩子抱出来,没有什么悲哀,你那里抬走一个,我这里抱出两个,高兴得很,“生生不息”。这是西方原始文化与中国原始文化的基本不同点。

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注意,不管如何,都对于生命的生与死的问题在研究。生与死的确是个大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这就是说中国文化丧礼的境界,古人为什么到处提到丧礼的内涵,它包括的问题有这样大,并不简单,我们不要轻视它。

现在回到书上:子游曰:丧致乎哀而止。

子游的思想是根据孔子的传统来的,他对于当时社会风气中,对丧礼过分的铺张,有一个修正的论调,认为办丧事要诚心哀痛就够了,表面上办得非常铺张,办得非常隆重,内心没有一点哀痛,外面的礼貌再好,仍不是丧礼的精神。古代就是用这样一句话,概括了上述的观念,如果现在写文章,便可以在报章杂志上,写好几评论文批评这个事。我们现在如果把这句话对年轻学生讲,一定会引起反感,他们认为这句话有什么了不起。这就是学问与时代没有办法配合。我们这一辈知道,中国旧式社会因几千年来的习俗,有的地方,可以出钱雇人来哭丧的,那种丧声,比唱歌还好听,就有专门以替丧家哭死人赚钱维生的人,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流弊。而且这种风气,过去在广东、福建某些地方最盛行,因为这是汉唐文化的遗风。这种替人哭丧的人名为“挽郎”,等于现在出殡行列中的中西大乐队,因此子游提出这个主张来,修正这种社会风气。

难能可贵

子游曰: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

这是孔子死后,同学们互相的评论,大家关起门来的检讨。这一篇是子张开始,所以这里讨论到子张。子游说,我们的同学子张,作人的确了不起,一般人很难做到的事情,他去做了,困难的事情,他敢去负责任,敢去挑这个担子,而达到任务。这一点子张做到了,但是还没有达到夫子那个仁的境界。

这是子游对子张的评论。曾子也随着附和,认为子张是个堂堂正正的大丈夫,但是他修养的内涵,还没有达到仁的境界。

曾子曰: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

这是用曾子的话,说明学问的道理,这里又提到丧事,他说,据我当年听到夫子(指孔子)说“人未有自致者也”。这是一个问题了。自致是自动自发,就是说自动自发的人几乎是没有,虽然有这个心情,但很难构成有恒的行为,而能够达到最后目标的很少。这个话看起来很空洞,但孔门的道统比较注重内心自省的修养,这也是求学问仁的中心。所以这句话就是说,一个人很难做到自己肯责备自己,乃至由自己内心的反省,而到达了圣人的境界,这是很少的事例。换句话说,就是任何一件事,都受客观环境的影响,出于不得已,完全出于主动的很少,例如有一件事——打牌,三缺一的时候,还跑很远的路去拉一个人,这是出于自致。但以心理学来研究,这也不是出于自致,因为打牌这个娱乐就不是靠自己来的,而是靠几个人凑合成一种环境而影响来的。所以真正由自己内心自发,自致,达于仁的境界,的确非常少。严格的说,一定要讲,哪一件事情是比较自发的呢?曾子便引用孔子的话“必也亲丧乎!”一定说起来,只有父母死了的时候,内心真觉得悲哀,那种悲哀是自然的,可以勉强说纯粹是自发的悲哀。但是注意“必也”两个字,就是“勉强、一定、硬是要说的话”的意思,实际上那种悲哀,有时候也是迫于不得已,而并不是真情。(所以说中国古文,虚字里有许多值得注意的地方。)因此一个人内心的情感与良心,真正能自发自致的毕竟太难。这节书看起来很简单,如以心理学、哲学来看,可发挥的地方太多了。

继往开来

曾子曰:吾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

这是历史哲学的问题。孟庄子是古代的世家,鲁国世袭的大夫,姓仲学,名速,他的父亲孟献子,名蔑。孔子当时说,孟庄子可真是一个孝子,他对于父母的孝行来说,其他的一般人都做得到。(像我有一个朋友,六十几岁了,也是白发苍苍,事业很大,工作忙得很,家中有八十多岁的老父,他每天晚上一定回家陪父亲吃饭,否则他父亲就吃不下饭,有时父亲还骂他,甚至用手杖打他,他赶紧跪下来给父亲打,但这些孝行还不算太难。)孔子说,最难做得到的,是孟庄子承继高位以后,对于他父亲原来用的这班老干部,并不改变,同他父亲一样待他们,没有变更,而且对于父亲的政策,继续执行。这两句话实在道理很多。历史上古代的政治形态,秦汉以前的宗法社会与秦汉以后又不同,与现在更不同,现在社会假使和古代一样,那就糟了。现在是工商社会科学时代。春秋战国不但是农业社会,而且还保留浓厚的宗法社会形态,非常保守的,那时是敬老尊贤,重视前人的经验。现在重视年轻人,着重求新求变。这又是历史文化一个大问题,将来是不是人类整个文化会走回头路?这很难说,看历史的演变,说不定会走回头路。这是第一点。

这段书还要注意的,中国讲孝道,曾子著了一部书,后来列为十三经之一的《孝经》。严格研究孝道,这中间也有些问题,如果我们每个家庭的孩子都是狭义的孝子,那就不会有人去革命了,大家都去当孝子,这个社会还是不会有进步的。所以孝与不孝之间,存在着问题。后来发展到孝与忠是相关连的,但后来又变成忠于一人;忠于一事的狭义的忠。实际上讲孝道,就要研究曾子所著的这本《孝经》,其中说到孝道的精神,就是西方文化的爱,爱要扩充到爱天下人,就是大孝于天下,后世所提倡的忠,就是孝的发挥。因此唐宋之后,有“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这句名言。一个人对父母家庭有真感情,他如出来为天下国家献身,就一定真有责任感。古代的“忠”,现在的名称就是一个大的责任感,不过这两个词句作一比较,我认为还是中国古代的“忠”更好,因为“责任”只是法治的观念,而法治观念产生的流弊,就是会在我们的思想上产生有价值没有价值的问题,如果没有价值又何必尽这个责任?中国古代的文化则不谈价值的问题,,只有情义的问题,所以我们要了解,孔子讲孟庄子的孝道“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是说他能大孝于天下,继父亲善良政治的成规,是难得的。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我们要注意的,这个“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有什么难呢?其实非常难,也许我们大家没有这样的家庭环境,体会不到,假使有这样的家庭环境就可以体会到,往往对于老一辈的干部不会用。中国有句话“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们讲历史上两个故事就可以看出来:

汉武帝杀他最宠爱的妃子钩弋夫人,是因为要立她所生的孩子为太子。当汉武帝立定了这个决心的时候,先把太子的母亲杀了。有人问汉武帝为什么这样做,汉武帝说,自古以来国家所以会乱,都是帝王年少,母后年壮干涉政治所致,我年纪已大了,这妃子还年轻,将来我儿子当了皇帝,母后如果干政怎么办?汉武帝这种做法,说来是一种权术、帝王的统治手段,但也不能说没有道理。

第二个故事也是出在汉朝,以前提过汉文帝到周亚夫细柳营的故事。汉文帝进不了营门;周亚夫出迎,以甲胄之士不便跪拜,拱手为礼,军容严肃,文帝赞他的军队最好,重用他。但是后来景帝时,周亚夫还是被逼死。为什么杀他呢?汉景帝讲了一句话,批评周亚夫为“此人鞅鞅,非少主臣。”这是景帝就决定要杀了他。他也认为周亚夫绝对是忠臣,但只忠于我景帝、忠于国家,可是我年纪已大,将要死了,儿子年纪还小,上来当皇帝,他心里就不会服气、不痛快了。

我们读历史,看到了很多事,所以有人看通了,一辈子都不愿出来做事。(但现在民主时代当然不同。)像这些帝王处理这些事情,如果只以古代宗法社会的体制来说,则有他的道理。

再说唐太宗与徐世绩的故事。徐世绩和太宗一同起来打天下的,战功之多,武功之高,都是了不起的。当唐太宗将死的时候,第一个决定,马上发表徐世绩去边远地区戍守边疆,等于一个总司令降下来当一个团管区司令。唐太宗并且告诉他的儿子高宗,注意这道命令送达后,徐世绩是怎样起程动身的。可是徐世绩到底是年轻时和唐太宗一同起来打天下的,也很高明。深懂唐太宗。他是在半路上接到命令的,一接到命令,连家里都不回去,立即就去边疆报到。别人把这情形报告以后,唐太宗放心了,知道他将来会听高宗的。

假使徐世绩有犹豫或不愉快的表现,恐怕也要被杀了。这件事足见唐太宗的英明。也好在是出于唐太宗的手上,因为他的好处太多了,就把这种玩手段的事忘了,如说出在秦始皇这类人手上,一定给世人骂惨了。唐太宗是怕他功太大了,所谓“功高震主”。

其实社会人情都是一样。岂但是政治?对人付出太多的感情时,对方会受不了,对朋友热心帮忙,如果过分得干涉到他的事务,必会遭反感,所以人生就是政治,政治也是人生。看多了,就知道“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的确很难。所以这几句书表面上很简单,却是真学问,要好学、要深思,用头脑从人生中去体会。


分类:南怀瑾 书名:论语别裁 作者:南怀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