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别裁》第20章 尧曰(02)


人治法治并重

这两句话连起来研究,在我看来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现在全世界都跟着西方文化跑。其中譬如用在工厂人事管理,因为效果很好,所以将这一套又扩大到行政方面。美国对这方面特别重视。还有一位丹麦人写了一本书,我们有人译作《领导的艺术》或《领导的技术》,这个书名相当新颖,里面的内容,就是人事管理,而这些东西,在我们中国文化讲来,就是“审法度”。但是这种管理用之于行政,我们以冷静态度,不掺入任何东西来看,它的毛病非常大,就是人跟着制度在转,人变成没有灵魂,将来这个东西的祸害非常大。可以断言,将来一定要变,不变吃不消的。依法规来做事,人会变成机械,没有灵魂,人到底不是机械,是有灵魂的。

回过来看中国过去的政治,是重“人治”,而人治的毛病,是往往变成独裁,所谓“朕即国家,国家即朕。”我就是法律,生杀予夺,完全由我,就变成没有制度。我们为什么偏重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引证和发挥?讲历史人事的经验,老实讲,我们国家的文化,几千年来,比外国人多得多了,所以只有我们的历史值得自豪。以我们的历史,来与西方民主自由制度下的人事管理科学方法比较,我觉得如作一个统计的话,还是中国的人治毛病较少。古来也有不少暴虐的帝王,造成了许多错误的领导,但是他的祸害还是少。就是以目前来说,美国对于越南的问题,为什么弄到如此结果?不能说美国人中没有眼光远大,没有世界性的政治家。但在美国的现行的制度下,任何一个政治家、思想家、军事领导家都没有办法。因为他们讲“科学管理”,民主自由精神的法度把他们难住了。像我们中国有句在军事方面常用的老话:“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个在前方作战的大将,不一定听皇帝的指挥,他不是不听,因为路太远,皇帝不会了解前方随时变化的情况,前方将士为了国家的利益,他就可以视前方的实况来决定战略,对于皇帝所下不适合情况的命令,可以不听,就不算抗命犯罪。但在西方的人事法规中就行不通。但话说回来,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事例,大将在外,临时应变并没错,一旦班师回朝却受朝议和执法者依法审判,就变成犯罪了。

我们了解了这些思想与观点,再回过来看中国文化,在尧舜当时,人事与制度并没偏废,而把这两方面“谨权量”,像天平一样,法规与人事,配合得非常好。我们现在社会上就经常看得到,有时候去机关办事,碰了钉子,一肚子牢骚回来,可是没有办法,因为机关里的人照法规办事,遇到法规上某一部分会互相抵触的,上面没有作过深入的研究,而给下面的人找了很多麻烦。在我们古代的人治思想,法规因人事而变的原则,情形就两样,究竟谁好谁坏,的确难下定论。这是介绍了“谨权量,审法度。”两句话当中,所产生的很多的联想。

第三句“修废官”。古代官者管也,就是管事的人。严格的研究起来,中国古代所谓作官,在秦汉以后,才变成特殊阶级,在上古时候,如国父所说的,是管理的意思,服务的性质,是对某事的主管人员而说。“修废官”也有两层意义。第一层意义就是说,在尧、舜、禹以后,经过殷商的阶段,政治荒废,到了周朝重新整顿起来。第二层的意义,一个制度,一个法规,一个行政措施,依我们中国《易经》的道理,是没有不变的。很好的计划,施行下去,到了下层,经过空间或者时间的关系,今天这个办法对,明天情况变更就不对了,非变不可,不变就会出问题,所以修废官等于说兴废之间要多注意。

这三个重点把握住,了解周朝政治思想的大概规模,就好办了。“四方之政行焉”,为什么说“四方”?中国上古的政治制度,虽说中央集权,但四方都是诸侯,地方分治,实际上他是“中央分权”。

承先启后

根据近几十年来西方文化的说法,中国上古如周朝,中央反而没有集权,地方的权力非常大。所谓的中央集权,只是道德上的领导,思想上的领导,而行政上的指挥,多属于地方。所以他说“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这三点注意到了,四方之政自然行得通了。缩小范围来说,个人也是这样,一个家庭中处理事情也是这样,中国文化向来宗法社会——族有族规,家有家规,治家之道也是一样的。

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

这就是中国文化的重点,美国人也想走这个路线,老实说他没有深厚文化基础,是走不通的。这里引用的几句话,是说周代以后,就是这种做法。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是由宗法社会的基础而来的,“兴灭国,继绝世。”过去已经灭掉的国家,万一这个国家没有后人,就要把他远支的宗亲找出来。所以周武王统一了中国以后,分封诸侯达两三百个国家,而所封的并不全是周文王的儿子,如当时的宋国,就是殷商的后代,许多都是曾经一度灭亡的,周武王再封建,把这种国家重新建立起来。

这种思想一直影响到后世,如刘邦、项羽他们起来推翻秦始皇的暴政,当项家初起的时候,还不敢自己称王,要找出楚国最后一个皇帝的孙子怀王出来,奉为义帝。在我们现在看来觉得奇怪,项家起来就起来了,为什么要找个小孩子出来为帝?这就是宗法社会的思想,必须要找个帽子戴上。这固然是项家的权术,但从道德的观点看,中国人始终有这种“兴灭国,继绝世”的精神。后来刘邦称帝,却封赠了项家和战国时代好些后人,这便是汉代初兴时的可爱可敬之处。

我对外国朋友说,这是他们办不到的,拿美国来说,尽管他们没有领土的野心,但是仍有经济市场的野心,过去我们中国帮助一个国家,尤其帮助附庸国家,平了他的内乱,建立或稳定了他自己好的政权,就把兵撤回来,只有一个条件,岁岁来朝。如唐初“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时代,财物上我们实际贴很多,绝没有领土或经济的野心,这是中国文化与众不同的“兴灭国,继绝世”的政治哲学思想。现在美国既非王道,霸道也没有搞好,所以想走这个路子可走不通,结果许多的国家,像切西瓜一样,被他切成了两半。所以我说他们到底不过两百年历史,这一方面若要到中国来当学生,至少还要学一百年,以我们自己的文化,研究全世界历史文化的精神,在这个对比下,就看得出来,人类应该走什么路。而周朝走的是传统的正确的路。

“举逸民”,所谓“逸民”,就是纣王的时代,许多人不同意纣王的做法逃走了,避世于海外。到了周武王统一天下以后,把这些人都找回来,给他一个相当好的位置,尽量发挥他们的长处与思想,这样人心就归顺了。由这三点来讲,我们看自己的历史,过去讲仁讲义,现在讲就很难了。过去某人的家庭出了问题,朋友就把这家庭的担子挑起来,这就是义,也是中国人几千年的传统。以前我们疏忽了两个东西:一个是特殊社会的组织,另一个是宗法社会的被破坏。这相当重要,中国人过去的祠堂,初一、十五,都召集族中的年轻人读训,那时读的尽管是清朝的圣谕——康熙写的广训,教人如何孝顺父母、如何作好人好事,原来是作为政治的安定力量,后来变成宗法社会非常好的中心思想。我们当时疏忽了这些东西,只有爱好自己文化的人,感到非常严重。现在更加上思想的离析,这些东西破坏了。所以这些地方我们要了解,这些精神,在宗法社会中,为朋友卖命,替朋友挑担子的这些事,普遍得很。为什么这样做?就是几千年“兴灭国,继绝世”深厚文化教育的结果。

养生送死无憾

所重:民食、丧祭。

这句话,古书上圈点的句读作:“所重民,食丧祭。”这个句读,我不同意。不要以为古人大儒讲的话,就一定是对的,我们为真理,为了求真,对的就是对,不对的就是不对,大儒不一定没有错,错了的事多得很。像我们这些连小儒都不够格的经验,常有写错字的时候,学生看到也不讲,后来自己发现,问他们为什么不讲?他们说老师写的怎会错,像这样的态度就糟糕,老师不一定就对,要多提意见。即使我对了,学生没懂,多提意见问一声,也不算错,为什么只是听话?所以对古人的话,也要注意。这句话是说,施政所注意的重点,在民食,人民的生活;其次丧祭,就是送死。换言之,政治的重点.就是养生送死,这是关于经济方面的。

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

这里是另外四个原则。上古的政治,始终是宽,这是儒家的主张。道家则主张宽猛并重。我们读历史读到用猛的时代,就是法治,严格的管理;宽则是讲礼治,如历史上有名的汉唐时代。

说到这里,想到另一个问题,近四五十年来的一般人喜欢研究明史,而且最喜欢研究明代后半纪的历史,这事怪得很,大家为什么喜欢研究明史?是否与清代有关?与我们推翻清朝的革命有关?其实这些都不是理由,我认为这是一种历史的风气,如以《易经》的道理来看,这是一个怪现象。为什么我们专研究这些,不去研究汉代怎么兴的,唐代怎么兴的,这些兴旺的气象为什么不去研究?

汉朝的文景之治,是主张宽的,法令也宽,最初汉高祖到坝上,因为始皇法令太严,而他与老百姓只约法三章,最简单的三点,可见汉朝的兴起,一开始就是宽的。当一个社会经过多年的战乱,老百姓受严刑统治以后,最好的政策就是济之以宽。汉朝到了汉武帝以后讲法治,酷吏就出来了,慢慢收紧,严起来了。这是因为社会群众的心理,太宽了以后,容易放任,就非要用猛,非严格管理不可,政治上运用宽的猛的手法在于人。儒家宽可以得众,而“信则民任焉”,上面领导的人言而有信,老百姓就完全信任你。“敏则有功”,敏捷聪明,就可建功业。“公则说”,凡事公正、公平,则大家心悦诚服。

这篇书从一开头到这里的叙述,好像同孔子乃至孔子的弟子门人都没有关系,只是记载了上古历史的资料,写的和前面十九篇完全不同,实际上是表示孔子的思想,延续中国上古的传统文化,就是从这些地方来的,因此下半篇就提出来孔子的思想。

从政典范论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这一段的文字,我们很容易看懂,剩下的问题,是做起来很难。“惠而不费”在从政的时候很容易做到。民间有句古谚:“身在公门好修行”。做公务员有时很容易做好事,往往一件事,一个案子决定了。坐在办公桌上想出来的一个建议,一个办法,经上面决定以后实行起来,影响之大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最高明的从政者,经常有这种机会,给别人很好的利益,大家获得福利,而对自己没有什么牺牲损害。但是有的人,对这一类的事,往往不干,譬如有一个人来办事,或请求什么,而有些公务人员连多讲一句话,指导人家一下都不干,致使许多人埋怨,结果这些埋怨都归到领导人的身上。所以为政之道,许多“惠而不费”的事,做了多好!可是有时候还做不到。交朋友也一样,我们常常发现帮忙朋友一件事,是“惠而不费”,可是现在年轻人流行的话“多管闲事,多吃屁。”其实管闲事又何妨?朋友之间,“惠而不费”的事情该多做,这种惠而不费的事情,随时做得到,又岂止为政!

最难的是“劳而不怨”。大家常说,做事要任怨,经验告诉我们任劳易,任怨难,多做点事累一点没有关系,做了事还挨骂,这就吃不消了。但做一件事,一做上就要准备挨骂,“劳而不怨”,我觉得难在任怨。

“欲而不贪”这句话很有道理,人要做到绝对清廉,可以要求自己,不必苛求任何一个人。人生有本能的欲望,欲则可以,不可过分的贪求。中国文化,儒家也好,道家也好,都主张大公,但也都容许部分私心的存在。

“泰而不骄”是指在态度方面、心境方面,胸襟要宽大,不骄傲。

“威而不猛”,对人要有威,威并不是凶狠,一个人的修养,真有威德,人家看见自然会害怕,这是威,而别人的害怕,并不是恐惧,是一种敬畏、敬重之意。如果“威”得使人真的恐惧,就是猛了。我们看历史上许多人,一犯猛的毛病,没有不失败的。

这五美包括了为政和作人处世的原则,我们自己对五美作了解释以后,看孔子的解释,孔子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这等于现在的民主政治,就老百姓所需要的,所要求的福利而利之,这就是惠而不费,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同样的使用劳力,以对老百姓利益有关的事而劳动老百姓,就不会有人怨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所要求的是仁,而得到了仁,还有什么其他的贪念?所要求的正当本分,而达到了目的,就没有分外之贪。

“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之人处在任何环境当中没有多与少的观念,如待遇的多少、利益的高低等等观念,也没有什么职位大小的观念,对于任何事情都不轻慢,一件小事情,往往用全力。佛学中有句话非常好:“狮子搏物”,狮子是百兽之王,狮子何以会是百兽之王?因为他对任何事情都很恭敬,很认真,当狮子要吃人的时候,使出全副的力量,绝不放松,当狮子抓一只小老鼠的时候,也是用全部力量,这种狮子的精神,就是无小大,无敢慢,一件事情到了手上,不管小事大事,不要以为容易,如果以为容易往往出毛病,这就是说怎样可以做到泰而不骄。下面讲到态度:“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这还是就外形论,关于内在的意义,我们说过了。现在根据文字表面来说,一个人衣冠端正,礼貌威仪都到了,别人无论是远瞻或近看,各个都生敬畏之心,这就是威而不猛的道理。

四恶

对于五美,在我们自己的研究以及孔子本身的解释都了解了,下面是孔子解释四恶:

“不教而杀谓之虐”,对部下,对学生都是如此,如果没有教导他,他做错了,我们要自己负责。人并不一定对任何事情都有经验,而教了以后,改不过来,才可以处罚他。“不戒视成谓之暴”,这个“戒”就是告诫。对部下事前不告诫他,到时候又要他拿出成果来,要求太高,不合情理,不可以,这就是非常要不得的事。“慢令致期谓之贼”,对于法规、命令,处以轻慢的态度,不在乎。“慢令”就是现在所谓玩弄法令。“慢令致期”,自己玩弄法令,而希望别人达到目的,完成任务。符合你的期望,这就是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为政之道,一切事情都要想到,我所需要的,别人也需要,假使一件事临到我身上,我会很不愿意,临到别人身上也是一样,这是“犹之与人也”,比之自己与人家相同。“出纳之吝”——为政与经济分开来——就是怎样节省或放开来用,这个分寸,各有专门负责的人,该用则用,该省则省。

学至三知的结论

上面是孔子答复了子张的五美四恶,下面是全部《论语》二十篇的结论了。

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古代中国人讲三理,本来三理的“理”是礼,中国文化有三礼,即“周礼、礼记、仪礼”为三礼。宋明以后又有三理的说法,读书人必须懂三理,是“医理、命理、地理(堪舆)”这是由孝道的观念来的。知识分子要懂得这三理,因为父母病了,自己要懂得照顾,这就要懂医理。“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要懂算命。父母这年有问题,为儿女的要特别小心。万一出了事,要找个好风水,就得懂地理。

因此有一位朋友精于算命的引用这句话,说孔子主张知识分子必须懂得算命,实际上孔子这句话,并没有提到算命,孔子的时代,还没有用八字来算命的事,用八字算命兴起在唐代,严格说来早一点在南北朝才有,中间加上了印度传过来的文化,如子、丑、寅、卯等十二地支的动物生肖,是由印度传来的,我们原来只有地支,没有配上这些动物,东汉以后印度传来了这一套,到唐代才形成算命的学问。而算命之术分许多大派,同样的八字用这一派方法算很好,用另一派方法算又很坏。在算命者说来,历史上最好的命是乾隆,他八字内地支涵的四个字是“子、午、卯、酉”,叫作四正的命,乾隆的命好,历史上的皇帝,没有比他更舒服的,六十年的太平皇帝,活到八十几岁,所以自称十全老人,样样好,只有当这种皇帝还蛮舒服,历史上其他皇帝,没有一个不忧患的。可是有一个人的八字和乾隆一样,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而为叫化子。那么这个命怎么去算?像这样的算命例子多得很,算命的人却说,因为地区不同,乾隆生在北方,那叫化子生在南方。在空间上,同一房间两张床上出生的,还是有差别,这叫移形换步。变动一步,所看的对象,形态就变了,形态变了,结论就不同。如果要讲这一套,那么一个人连路都不敢走了,这中间就有一个道理,所谓“魔从心造,妖由人兴。”

孔子所讲的命,其真正意义,指宇宙的某一法则,人事、物理、历史的命运,时间空间加起来,形成这一股力量的时候,人对他没有办法转变,这就是命。现在我们称它为“时代的趋势”。势在那里的时候,像汽车那股动的力量还没有完,没办法停止,历史时代有他的前因后果,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会形成这样?所以这个“命”很难讲。就现代来说,我们的八字早已算好了,不过不是生辰八字,而是“生于忧患,死于忧患”八个字。中国古代有“天命之谓性”的“命”又是另一种解释,解释作宇宙生命之命,如果我们把《论语》中这一句解释作生命之命,又牵涉到哲学问题了,而命运之命包括了哲学与科学的问题,也是非常难研究的。孔子这里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换句话说,就是一个人不知道时代的趋势,对于环境没有了解,不能有前知之明,无法为君子。

“不知礼,无以立也。”这个礼包括了文化,以前我们再三的解释过了,不多说了。简单说,一切礼义,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道理、人生道理要懂得,假使不懂,就无法站立在这人世间,就永远跟着环境转,自己没办法特立独行。

“不知言,无以知人也。”照文字解释,不知道说话,无法作人。人怎会不知言?各个都会说话,这个“言”就代表言语文化,比如古人先贤告诉我们的话,我们不能深切真正了解,就无法作人处世。如《论语》,是孔子的人生经验,告诉了我们,不懂,就不知怎样作人做事。

这一节书到此结束了,就是自“子曰:学而时习之。”开始,全部《论语》二十篇连起来,都是学问。学问不是知识,不是文字,学问是拿人生修养来体验,随时随地来学习,才能达到“知命”而“自立”的境界。这样,才能算是“知言”,才不是白读了《论语》。我认为《论语》的精神大致是如此。对与不对,我也不知道。我的学识止于如此,如果明天更有深造,那又另作别论了。
(笑)。


分类:南怀瑾 书名:论语别裁 作者:南怀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