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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旁通》第110讲 君道与臣节


除此以外,由邹穆公与孟子这一段对话中,引出一个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上极重要的问题,需要特别加以讨论。

根据本文邹穆公的发问,认为他的国家有了重大的变故,而一般守上有责的高级干部们,死难的不少,但是他们的部下,以及基层的民众们,根本视若无睹,好像毫不相干似的。我们平常也都读过《孟子》,但是重点往往被《孟子》的文章才气掩盖过去。甚至可以说,我们被古文语调困住了,忽略了其中有两个极其重大的基本问题。孟子当时既非尽情发挥得明明白白,我们后世读来,也未仔细寻思,只是马马虎虎地读过去了。

在中国文化政治哲学的传统道德中,过去的历史上,“君道与国共存亡,臣节尽忠死国事。”这是不易的原则。自三代以后,春秋以下,无论君主政体与否,这个民族文化、民族教育的基本精神,是始终不变的。这种根基深厚的民族精神,当然,最具体而得力的,便是孔子著《春秋》以后的孔孟一脉的儒家学术思想。而在宋、元以后,再根深蒂固地往下层扎下根基的,则归功于几部有关历史故事的小说,如《三国演义》、《精忠岳传》等等,把固有文化道德仁义的精神,如重然诺守信义的义气风范,融会在国民生活的每一环节,打入每一个人心,打入每一代子孙心坎深处。加上宋明以来理学家们在臣道、臣节上的深厚修养与发挥,因此在宋、元、明、清之间,士大夫们死难于臣节、尽忠报国的典型,比之以往的历史,更加激烈而具体,更加庄严而可敬。

其实这种民族文化根深蒂固的精神,由来久远,绝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例如孟子讲三道,动辄便提出周初开国的文武之业来作标榜。但事实上,以商纣的暴虐,虽经周武王鼎革以后,政治上的种种努力,但将近百年之间,用现代人的话来说,将近一个世纪,还有“殷之顽民”,始终与周朝并不合作。最明显的,便如初期的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上。其实,历史上所记载的“殷之顽民”,也就是前代商朝遗民的忠贞志士,因为作史者立场,所以称他们为“顽民”,也就是所谓的顽固分子。因此周武王的分封诸侯,封微子于宋,以祀殷商之后,固然是武王的仁心德政,同时也是培养民族精神的重要措施。

其余信手拈来,如众所周知的汉初田横五百壮士,义不投汉,集体自杀以全节义;项羽的八千子弟,统统战死乌江;这些都是荦荦大者,尽人皆知的历史故事。其他有关历代在成败、存亡续绝之际,忠臣义士可歌可泣的事迹,还有很多。这是中国文化特有精神之所长,关系一个民族国家,立国立基的根本精神所在,不能不加注意,应该大书而特书的。例如元朝与清朝的入关,在战役中遇到战死不屈的忠义之臣,或是后来被俘而不投降的忠贞志士,不但不加凌辱,反而恭敬礼遇,虽依法执刑,死后仍善为安葬,示以生荣死祭以表忠贞。而对那些轻易投降,卖主求荣的,便为他们另外立了“二臣传”,以表示有亏节操。这些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岂可以尽把它列入“愚忠”两字而轻轻抹煞。而且这种节操的养成,与帝王民主的政体关系不大,并不是说在帝王养士的体制之下,才有忠臣义士的作风,在民主体制的时代,就不需要对国家民族有此忠义的节操,那便是大错特错,是自己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愚昧无知了。

问题不能扯得离题太远,现在再回转来看邹穆公这一段的对话。邹是战国当时的蕞尔小国,微不足道。但当他国家有难的时候,守上有责的高级臣僚,死难的如此之多。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这表示邹鲁之邦,确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抵。尽管主懦国弱,而文化教育的风范,始终未变。但是邹穆公再进一步要求他国内的全民尽忠,那么问题就太不简单了。所以孟子有下一段的答复,也便是反映出对当时邦君们的一种警告,一番抗议。这便是我方才说要特别注意的一段。同时也是中国文化历史哲学的重点之一。


分类:南怀瑾 书名:孟子旁通 作者:南怀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