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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旁通》第112讲 作官莫作怪


例如春秋战国的取士以治民,士大夫一入仕途,在理论上,固然仍须力求善政以利民,但在事实上,却只是巩固自己的权势,当然离开民瘼愈远。汉代注重地方治平,重视二干石的郡守——太守,但是它距离下层民众还是很远。唐代重刺史——即等于汉代重视二千石郡守的遗风,然而在盛唐以后的刺史,大多数是分发考取功名的进士们来担当其任,因此难免有“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它”的气概,而于基层民间的疾苦,也就愈来愈远了。于是,外面则藩镇(军阀)专权,目无中央;内廷则宦官操政,女祸把持,天下事就不问可知了。

顺便提到一首明人的打油诗,夹点笑话给大家轻松轻松。这首诗是描叙一个人一生的转变情况,现在如用来比方过去历史上官与民之间隔,却也很有趣。它的前面两句,便是刚才提到的“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它。”可以作为旧时代达官而兼名士的写照。接着是“而今事事都更变,柴米油盐酱醋茶。”后面两句可作为一般社会民生基层情景的描述,或者是退职后清苦生活的写照。这不是很幽默吗?

明清两代,承元朝的政治体制演变,自中央级的朝廷以下,形成三级政治,即所谓省、府(州或道)、县治。虽然注重亲民之官的县官大老爷,但是那些多半是从进士、举人出身的外放地方官,自然十之七八,都是读书做八股文的书生。所以地方政治,全靠幕僚的师爷——刑名与钱谷两个得力助手的机要秘书。因此有人说,清代的政治,是为绍兴师爷所把持的天下。上自内阁中书衙门,下至府县,的确也是如此。至于真正的民间疾苦,所谓下情而能上达,几乎比登天还难了。

我们只是粗枝大叶地把历史上这些事实作个了解,那么,便可知道过去一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皇帝的中央政府——朝廷,是高高在上,悬空独立的。各级的官吏,在理论上,应该是沟通上下,为民办事。而事实上,一旦身为地方官,“天高皇帝远,猴子称霸王”,任所欲为的事实也太多了。我们试想,以此图功,何事能办?以此谋国,焉得不亡!然而,我们的民族性,素来以仁义为怀,老百姓始终顺天之则,非常良善,只要你能使他们做到如孟子所说的“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也就安居乐业,日子虽然苦一点,还是不埋怨的。除非是你使他们真的受不了,真的走投无路了,否则你做你的皇帝,当你的官,与他毫不相干。这便是中国历史上政治哲学的重点之一。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国的官吏和老百姓的关系一直是如此,在邹穆公问孟子的时候更是如此。那么,他问孟子这个问题时,甚至内心气愤得想杀些人来发泄一下,镇压一下,这岂非超越于政治原则之外,无乃太过乎!

现在是民主时代,也是注重基层政治工作的时代。为民服务的基层工作,实在是一件神圣伟大的使命,很不简单,最上层到中枢各部院政令的推行,一节一节地统统汇集到了基层。其间事务的繁忙,头绪的芜杂,并不亚于上层执政者天天开会,随时开会的痛苦。而最难办的,往往是各部门的政令,缺乏横的整体的协调,致使政令达到基层时,有许多矛盾抵触之处,无法执行,只好一搁拉倒。还有许多政令,可以用在甲地,却不适用于乙地,更不合于丙地的事实,但是也例行公文,训令照办不误。实在难以作到,也只有一搁了事。还有最重要的,什么高官厚禄,实至名归,风光热闹的事,都集中在上层朝市。基层工作者,必须具备有愿入地狱的菩萨心肠,和成功不必在找的圣贤怀抱。照这样情况,我也常常想,假如叫我到穷乡僻壤,长期担任一个国民小学教员,是不是真能心甘情愿地尽心尽力去做得好?我对自己的答案是:恐怕未必。己所不欲,何望于人。推己及人,如何可以要求他人呢?

总之,所得的结论便是,从古至今,基层的工作,能于的不肯干,肯干的不能干。因此,真正参与工作的,就是一批不是不能干,就是不肯干的人。往往为政府帮倒忙,作了丧失民心的工作,你看怎么办?至于说贪污不贪污,那还是另一附带的问题,不必去讨论。

有时朋友们与我谈到的美国的社会政治,基层工作者是如何如何的好,因此才有的今天的成就。我说,不错。美国还年轻,历史还浅,所以历史文化的包袱也轻。甚至还没有背上历史文化的包袱。我倒祝福他们永远如此年轻,不要背上历史文化的包袱才好。一旦老大,历史文化包袱的根基愈深,要想有所改革当然愈难,那就得慢慢地潜移默化,不可能再像现在这样立竿见影了。

至于经过民选,来自民间的现代官员,他们的功过、是非与善恶,且等历史作定评吧!不过,千万要记住,历史是公平的天秤,也真有明镜高悬,可以照见善恶而使原形毕露的作用,大须留心从事,多读民族文化的宝典,培养仁心仁术,以立己立人。

记得明人冯梦龙就有段论调怪诞的小品,写得很好,特别抄录一节,给自认为民主时代民意代表的青年朋友做一个借镜。

昔富平孙家宰在位日,请进士谒选,齐往受教。孙曰:做官无大难事,只莫作怪。真名臣之言也。

岂但做官,做人也是一样。民主时代的民选,更须切莫作怪。我们看了这一段似幽默,其实严肃的小品文,再回转来看孟子答邹穆公的问题,便可以说,只恐穆公守上有责的有司们,早已经国太作怪而失去民心。因此孟子的结论一句话:“君无尤焉”,又怎能责怪下民呢!

除此以外,在邹穆公的观念中,认为他守土有责的重臣们既能尽忠,为什么更下层的干部们,就不能为他们尽节?这个道理,在理论上讲,说来话更长了。总之,要了解中国文化的重心,无论是儒家或诸子百家的学术修养,都是做人和做事合而为一的。仔细体认历史,便可知道有些人的一生,事业功名是成就了。但不能说他做人也成功了。有的人,一生做人成功,但并无事业功名上的成就。如果兼而有之,应该是不圣亦贤了。

例如明代的名臣张江陵——居正,是万历当时的权臣名相,可算是一个大政治家,但因个性急躁,修养不足,所谓“操切为政”,往往便不能优容气节之士。好多理学名儒,因为意见不合而被压制不伸。但在张江陵当政的时期,的确做到了兵强国富,其功实有不可掩盖者。可是当他身死以后,结果弄得抄家破产,大儿子被逼上吊,老太太也被逼得流离失所。固然是明代朱氏王朝的作风,惯于苛待功臣,大有失德之处。但张江陵的做事成功而做人失败,实在也不免有话分两截的必要。当时有人经过张江陵的住宅,看到荒草丛生,一片凄凉的景色,和当年的煊赫对照,便大生感慨。就拿笔提诗在张宅的破壁上说:“恩怨尽时归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这两句诗,和张江陵的生平,正好用来作为邹穆公问孟子这个问题的答案。

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间于齐楚。事齐乎?事楚乎?”孟子对曰:“是谋非吾所能及也。无已,则有一焉。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则是可为也。”

分类:南怀瑾 书名:孟子旁通 作者:南怀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