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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旁通》第25讲 孟子思想被夹缠不清


综合上面这些分析,来看孟子对梁惠王所说的关于义利之辨的话,试作一个结论。

第一,孟子一开始就对梁惠王说,你何必去贪求这种眼前短暂的近利、小利呢?你应该提倡仁义的道德观念,推行仁义的道德政治,才是你长远的大利。因为孟子的中心思想,是想实行中国传统文化的仁义道德之治,所以他对梁惠王就这样直接地提出来,不保留,不婉曲,不虚饰,这态度本身就是一种不问利害的道德行为。

同样是孟子的这个意思——劝梁惠王行仁义政治的意思,假如换了当时另外一些游说之士,例如苏秦、张仅这一班所谓纵横家的谋略之士来说,那么他们就绝对不会像孟子那样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去拂逆梁惠王的意思。这一班人,一定会拐另一个弯,婉转地对梁惠王说:“我有一个使你得到最大利益的长远之计,你梁惠王想不想听?”这样先卖一个关子,吊梁惠王的胃口。等梁惠王很想知道究竟怎么回事的时候,他才慢条斯理地说,现在天下是如何混乱,道德沦丧,人人都在渴望仁义。你不妨如何利用仁义,如何以仁义为口实,颁布一些政令,那么天下的人民都到你魏国来了。你有这许多人民,领土也会增加,国家富强,自然就完成你的霸业了……等等,迎合梁惠王的心理,诱导他听从他们的说辞,慢慢实行仁义的政治。当然,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为了自己有进身之阶。

第二,无论东方或西方,任何一种文化、一种学术思想,都是以求利为原则。如果不是为了求利,不能获利的,这种文化、这种思想,就不会有价值。

从哲学的观点看,一切生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离苦得乐”。饥饿是苦,吃饱了则得乐。疾病是苦,医好了则乐。天气太热则苦,到树荫下乘凉,或到有冷气的房子里,全身清凉则乐。一切生物的一切行为动态,目的都在“离苦得乐”,也就是我们中国文化《易经》上的“利用安身”,也就是现代观念想办法在我们活着时,活得更好。像设法利用太阳能,净化空气,防止水源的污染,目的都是使我们好好地活着,这些都是《易经》中所说的“利用安身”。所以任何文化,任何学说思想,如不能求利,没有利用价值,则终必被淘汰。

即如宗教家们的修道,也是为利。修道的人,看起来似乎与人无争。实际上出世修道的宗教家,是世界上最讲究先求自利的人,他抛弃世间一切去修道,修道为了使自己升天或成佛,这也是为了自已。虽然说自利而后利他,那也只是扩充层次上的差别,其唯利而图是一样的。为了升天成仙之利而修道,这也是为了利。

自从孟子讲仁义,强调了义利之辨以后,影响到后世的重视义利之辨,而渐渐地,后世的义利之辨,又与自私无私之别,混为一谈,以为“”与“无私”同义,“”与“自私”不殊。因此汉唐以来,儒家的义利之辨,大多混淆了私与无私之别,两者分不开来。所以谈义利之辨时,往往在逻辑上就会夹缠不清,而使我们现在的一些人仍然弄不清楚,乃至于产生“儒家思想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错觉。

因为后世受此影响,每谈义利之辨,就成了谈有私与无私之辨。遂进一步牵涉到中国文化思想的中心,乃至牵涉到人类文化的中心,尤其是政治行为的中心——公与私之辨的问题。

以我们春秋战国的历史文化来说,关于公与私之辨,有两派极端相反的思想。一为墨子,一为杨子。其实他们都由道家的思想脱胎演变而来。

墨子讲“”,但是墨子讲的,和孟子讲的,虽然同为一个“”,却有不同的观念,含义上是有所差异的。墨子讲的义,是主张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从头顶到脚底,都可以放弃自己而去为别人谋利,是彻头彻尾的牺牲自我,以利别人。

而杨子——杨朱的思想,则与墨子绝对相反,他主张“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但并不是我一毛不拔,而你却该全部给我。他是主张天下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一毛不拔,都能不妨害他人的利益,才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假如能做到这样,又是另外一种社会形态了。

如果把墨子和杨子两人的思想,作一番仔细的研究,那会怎样呢?依墨子的思想,要想天下人,人人都自我牺牲,只图利他人,这是做不到的。那么依杨子的思想,普天之下,每一个人都只为自己利益着想,绝对不为别人的利益牺牲一根毫毛,那是否做得到呢?答案很明显,那当然是不行。人类可真是奇妙的动物,固然自私的心理人人免不了。但若要自私到这个程度,却也没有人做得到,更不可能全人类都这样做。反之,要人人都大公无私,也难做到。如果依墨子的思想去做,人人都能大公无私,则天下共利,结果自然很好。或者依杨朱的思想去做,人人都只为自己,绝对不妨害别人,各守本位,不犯他人,也就是现代所说的,争取自己个人的自由,也尊重他人的自由。倘使做到,那么也可天下太平。但这两派的主张,事实上都做不到。

既然墨子和杨子两种极端相反的主张都做不到,只有再看看儒家思想,这是中庸的。中庸不是调和论,是兼容并蓄而仲裁为适可而止的中道。孟子秉承了孔子的儒家思想(但不是秦汉以后变了样的儒家思想),当然是崇奉了仁义之义,向梁惠王提出建议。同时,在提出建议时,也不采用当时纵横家们为博取富贵权势所惯用的游说态度。孟子虽懂得游说的辞令技巧,但却不用,还是很严正地主张行仁由义,极力宣扬仁义的美德,向梁惠王直说只有仁义最好。

我们不妨引用清人的两句诗:“莫言利涉因风便,始信中流立足难。”正好作为孟子对梁惠王直言忠告的风格,其难能可贵的定评。

或者说,所谓义利之辨的道理,就是孔子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大义之义。义理之义,义者,宜也之义,并非狭义广义等的义利之义。其实,都是一样,不管是什么伟大的义理,都是力行于义,才能有利于成其为君子,所以这也是利便是义,义便是利的真实道理。

由于义利之辨的文化思想发展下来,到了宋明以后,构成中国文化的商业道德,便有“贸易不欺三尺子,公平义取四方财”的说法。即使专事求利求财的商业行为,也要心存“不欺”和“公平”的义利之辨。可以说这是孔孟文化思想在商业道德上的教育成果。


分类:南怀瑾 书名:孟子旁通 作者:南怀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