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旁通》第30讲 艮岳与宋徽宗


至于宋代那位被金人俘虏了十几年,终于死在异邦五国城——塞北漠地的徽宗皇帝。如果我们说北宋的败亡,就是败亡在他“独享宫室园林之乐”的生活上,并不为过。虽然当时是由一些宦官、奸佞,如童贯、蔡京之流乃至于装妖弄鬼的道士,专政弄权。但这些人之所以能够得他的宠信,掌握到政权,细按史实,都和他的独夫之乐有密切关系,这又是较之秦始皇、隋炀帝,更进一步危害到政治。

擅长揣摩他人心理和巧言令色等谄媚功夫的宦官童贯,一得到徽宗欢心后,第一件事就是跑到江苏、杭州一带,去搜索江南的书画古董,以及各种奇奇怪怪的奇珍异物。在杭州一住,往往就是几个月,一天到晚和蔡京在一起鬼混,因此每得到一件奇珍古玩,派人送到京里时,在信上总是为蔡京说上些好话,再加上一个常到皇后那里画符念咒的道士徐知常,透过大学博士范致虚在京里为奥援,于是徽宗的心里对蔡京留下了好印象,也就从此播下了北宋败亡的种子。

后来童贯在江南搜索珍玩的事,愈来愈大,竟然设立了一个专门机构——“应奉局”,扩大搜括,凡是牙角犀玉、金银、竹藤、装画、糊抹、雕刻、织绣等手工艺品,无一不包,样样都要。每天都有几千人,在那里为皇帝尽义务作苦工,而所用的这些价值昂贵的材料,也是由老百姓负担,皇家是不给钱的,真是使老百姓喘不过气来。

当时苏州有朱冲、朱勔父子,本来是犯法受过刑的人,在蔡京的下面做事,很得欢心。于是蔡京就推荐到童贯的下面听差,而做起官来了。一次徽宗看到童贯送到京里的花石,非常高兴。蔡京从宫廷的内线中,知道了这个消息,就嘱咐朱冲,秘密地搜集浙江的珍异送到京里。最初送去的三株黄杨,徽宗颇为欣赏,嘉勉了一番。这条路子一打开,以后送到京里的花石和珍玩,就越来越多,年年增加,运输的船只,在汴京与淮河之间往来不绝,而被人号称为“花石纲”。因此更得到徽宗的喜爱,而命令朱冲的儿子朱勔,在童贯下面,主持应奉局和花石纲。

朱勔这小人得势之后,横行霸道,真是不可一世,一方面向内府需索,一伸手就是上百万,少也几十万,他说是为了替皇帝办事要用的。皇家管钱的人,谁也不敢说个不字,谁也不敢得罪他,内府的钱就好像是他口袋中的钱了。在民间他更是严搜刻括,巨细无遗,就是穷乡僻境、深山大壑中隐藏的东西,也逃不过他的搜括,老百姓家里的一石一木,只要稍微有一点赏玩的价值,就派兵卒闯进去,贴上皇家的黄色封条,责令原物主负责保管,如果有所损失,就是对皇帝不敬,一定杀头。如果是较大的东西,搬运不便,就连物主的房屋也给拆掉。假如有人家有一件东西稍微畸形一点,又被指为不祥而获罪。在室外郊野的东西,不论是山巅谷底、深渊巨壑,都千方百计,不惜人命找来。运输这些东西的船员们,也是狐假虎威仗势欺人,有时甚至凌辱到州官县官的头上。

这种情形之下,老百姓卖儿鬻女、家破人亡的大有人在,道路为之侧目,而已经种下了后来方腊的一场大乱,严重地动摇了国本。

最严重的是“艮岳”的建筑,徽宗因为没有儿子,心里总是不惬意。有一个也是以画符念咒常常出入禁宫的道士刘混康,对徽宗大谈其风水之道。说什么京城的西北方,具备了调和天地、顺应阴阳的地理。如果在那里堆起一座山来,将地势加高,一定会多子多孙的。徽宗听信他的话,动员老百姓,把那里的地势加高了几丈。后宫恰巧有几个嫔妃生了儿子,于是徽宗更加相信。到政和七年,便命兵部侍郎孟揆,在京城上清宫的东边,依照余杭凤凰山的形势,筹筑一座万岁山。直到宣和四年,一共花了六年的时间,才把这座山筑成,命名为“艮岳”。

艮岳的规模,在徽宗自己作的《艮岳记》里,有大致的记载。尽管只是梗概,我们读了以后,也要惊奇得张口结舌。现代一些国际驰名的什么公园、什么乐园的,比较起艮岳来,也逊色得多。如果阿房宫、迷楼、艮岳这些历代的宫室园林,今天还在的话,中国的观光胜景,恐怕是世界首屈一指。

徽宗自己描写他的得意杰作有一节说:“……按图度地,庀徒潺潺,累土积石,设洞庭、湖口、丝溪、仇池之深渊,与四滨、林虑、灵壁、芙蓉之诸山,最琼奇特异瑶琨之石。即姑苏、武林、明月之壤,荆楚江湘、南粤之野。移枇杷、橙柚、榔栝、荔枝之木,金峨、玉羞、虎耳、凤尾、素馨、渠那、茉莉、含笑之草。不以土地之殊,风气之异,悉生成长养于雕栏曲槛,而穿石出罅,冈连阜属。东西相望,前后相续,左山而右水,沿溪而傍陇;连绵而弥满,香山怀谷。”从开头这一小段文字,就可见这座山的恢宏气魄,把全国的名胜古迹,奇石异木,都集中到这里来了。

宋人张吴的笔记里,还指出了这些东西从各地搬来的运输情形,都是越江渡海,甚至把城廓都凿开来,以便这些巨大的木石,不受损伤地得以通过。

在南宋时候,四川一位僧人祖秀,写了一篇《华阳宫记》,所写的“艮岳”景物,许多是在徽宗自己的记中未曾说到的,可能是艮岳筑成以后,还在陆续增加修建。祖秀和尚的那篇记中最后的描写“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胜,于斯尽矣!”可谓道尽了一切。

而徽宗自己作的记中,结语说:“四面周匝,徘徊而仰顾,若在重山大壑,深谷幽岩之底,不知京邑空旷,坦荡而平夷也。又不知郛郭寰会,纷萃而填委也。真天造地设,神谋化力,非人所能为者,此举其梗概焉。”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比起梁惠王那一句“贤者亦乐此乎”来,更神气得多了。

可是我们再把他被掳以后,押解到女真去的时候,在中途驿馆题的一首诗:“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天南无雁飞”和他的《艮岳记》放在一起,对照咀嚼一下,真要感慨万千了。这又是孟子所说“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的照会。

所以清人吴楚村对他有两段极严厉但也极适切的批评。一则说:“徽宗任市井丐儿,为此纵欲逆天之事,其与隋炀帝、陈后主一律也。然炀帝之颈,斫于宇文化及之手;陈后主之身,陨于台城辱井之中;徽宗之命,殁于金虏沙漠之地。天岂有意肆毒于三君哉!无乃自取之也。书曰:‘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况三君兼有者乎?

另一段说他筑艮岳是“极土木之盛,弹亿万之财,天怒于上而不悟,民怨于下而不知,是时强狄在外,渐为国患,宋之君臣,曾未见其思犯预防之心,而徒今日敛民货,明日劳民力,自古荒淫之君,愚之甚者,未有如徽宗之甚者也。噫!民心既离,天命亦叛,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他用孟子的话作了结论,也等于演绎了孟子这两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