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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旁通》第39讲 仁政之道


对于梁惠王的宏图,孟子告诉他,只要有百里的小小领土,如果做得好的话,也一样可以成为国际上的领导国家,可以达到以王道统治天下的目的。他继续告诉梁惠王治国之道,要用王道仁政的精神,不要用存心去统治别人的霸道思想。所以,他要梁惠王第一步实施仁政,其次要注重教化。

怎样施仁政?孟子对梁惠王列举了几点施仁政的作法。当然,这只是仁政的作法,不是仁政的最高目的。

孟子列举仁政的要点,第一是省刑罚。刑与罚是法治上的两种精神,有所不同,但却是相辅相成的两个重点。孟子这里告诉梁惠王,对于刑罚的施为,应该以省略为上,不可太苛重。法治并不是和王道完全相反的,法治也是王道治国的治术之一,不过在王道的精神之下,法治要简明,不可繁重严苛。王道是要以仁义为本的。

后世儒者有的只讲仁义,主张不要刑罚,有的法家主张治国不能用仁义,都是失之于偏。所以唐代的学者赵蕤,在他所著的《长短经·政体》篇中,对于严刑罚,曾引孔子的话,作了这样的评议:

孔子曰: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礼也。

故三军大败,不可斩。狱犴不治,不可刑。何也?上教之不行,罪不在人故也。夫慢令谨诛,贼也。征敛无时,暴也。不诚责成,虐也。政无此三者,然后刑即可也。陈道德以先服之,犹不可;则尚贤以劝之,又不可;则废不能以惮之,而犹有邪人不从化者,然后待之以刑矣。

袁子曰:夫仁义礼智者,法之本也;法令刑罚者,治之末也;无本者不立,无末者不成。何刚?夫礼教之法,先之以仁义,示之以礼让,使之迁善,日用而不知。儒者见其如此,因谓治国不须刑法。不知刑法承于下,而后仁义兴于上也。法令者,赏善禁淫,居理之要。商、韩见其如此,因日治国不待仁义为体,故法令行于下也。

故有刑法而无仁义,则人怨,怨则怒也;有仁义而无刑法,则人慢,慢则奸起也。本之以仁,成之以法,使两道而无偏重,则治之至也。

故仲长子曰:或秦用商君之法,张弥天之网,然陈涉大呼于沛泽之中,天下响应。人不为用者,怨毒结于天下也。

桓范曰:桀纣之用刑也,或脯醢人肌肉,或刳割人心腹,至乃叛逆众多,卒用倾危者,此不用仁义为本者也。故曰:仁者法之恕,义者法之断也。是知仁义者乃刑之本。

故孙子曰: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此之谓二。

赵蕤所引用孔子及各家的话,对于王道政治中,刑罚与仁义道德的关系,相辅相成的功能,体用本末的作用,实在可以视为孟子这里“省刑罚”三个字的阐扬。也是王道精神并不排斥刑罚,以仁义为本,以刑罚为用,而辅仁义教化之不足的最好说明。由此我们也可以了解孟子动辄称仁义。但是对梁惠王说仁政,只说“”刑罚,而不说“”刑罚的原因。所谓“治国不须刑罚”,那只是秦汉以后腐儒们的迁阔之见。

孟子指出仁政的第二个措施,是“薄税敛”,减轻国家的经常税赋,减轻公府的公费、规费和临时的稽征。像秦始皇造阿房宫、宋徽宗之造艮岳,征用民财,就是敛,征用民力,就夺时。老百姓这一些额外的负担和经常的税赋,都要减轻,否则的话,征敛太多太重,则等于杀鸡取卵。弄到民穷财尽,路有饿莩,则无从征敛。能够薄税敛,则藏富于民,国家自然富足,国库自然充裕。现代的名词,所谓“培养税源”,也就是薄税敛的道理。

仁政的第三个重要措施,孟子提出“深耕易耨”四个字。这是农业技术上的两件事。“深耕”就是将泥土耕得更深一些。如此使植物吸收更多养分,成长得更好。“易耨”,耨就是江南一带所谓的耘田,又叫作芟草。秧苗插下去以后,过一段时间——大多在谷雨之后,要把秧苗四周长的杂草除去,以免消耗浪费了土地中的养分,使秧苗长得更好。在台湾,我们常在季春时节,看到农民跪在水田里,两手在地上划圈圈一样,把秧苗四周的杂草压到土里,不但却除了杂草之害,这些杂草又可腐化成有益的肥料,这就是耨。而所谓“易耨”,应该包涵了轮作的意思。同一块土地每年种同样的庄稼,会长得不好;如果轮换一下,今年种稻,明年种菜,那么两种植物都会长得比较好,这是古人早有的常识。农业方面是有许多技术的,这里因为古代文学的精简,只用四个字来代表农技。所谓“不夺农时”,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要教老百姓把握时空、勤于耕种,改良农业技术来增加生产。

综合以上三点,王道政治的重点,第一是法治,第二是财政,第三是经建。孟子说在法治上做到了省刑罚,财政上做到了薄税敛,农业建设上做到了增加生产,便可使社会安定、丰衣足食,然后进一步再提高教育水准。

在少年人、青年人空闲的时候——正如《论语》中孔子说的“使民以时”——在最适当的时间,也就是前面所说“不夺时”,不在农忙时耽误耕作的空闲时间,教化少壮青年,具有孝、悌、忠、信的修养与行为。在个人的品德上,对父母尊长,能够善尽孝道;对兄弟姊妹,同辈朋友,能发挥友爱的精神;对人对事,能殚智竭虑,做得最适当,能够言而有信,不虚伪诈欺。人人如能如此知耻,自立自强,在家的时候,这样孝友父兄,到了社会上,能以这种品德待人处世,那么就形成了孝、涕、忠、信的大家庭。各个家庭如此,便成了孝、涕、忠、信的社会。扩而充之,就是孝、悌、忠、信的国家。

到了这个时候,不必拿兵器去作战杀人,在文化战、政治战上,就已经打了一个大胜仗。如果必要打仗时,你纵然教老百姓拿了木棍,去挞伐秦国、楚国这些具备坚甲利兵的国家,他们也会勇敢地涌上前去。

孟子告诉了梁惠王施仁政的作法之后,又返过来,从另一面分析当时邻国敌国的国情,告诉梁惠王说:“现在他们这些国家,都是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乱用民力。不问农忙不农忙,说打仗就随时征调老百姓去打仗,使老百姓不能耕田生产,无法过农业社会的安定生活,弄得人人家园破产,上不能奉养他们的父母,致使他们的父母也冻死饿死。强迫出征,和兄弟妻子就因此而离散。像这样,等于把自己的百姓扔到水里淹死,推进深坑泥淖活活埋了。

这种征役之苦,后世在唐代杜甫的《兵车行》和《石壕吏》等诗中,有详细的刻画,这是大家都能熟诵的。在明末,一名进士杨士聪的凶年四吟中,也有深刻的写照,其中两首写道:

名将重威信,过师从枕席;
平日少抚练,临戎增叹喷;
贼焰既已炽,调发杂主客;
强者太狰狞,弱者不任革;
缘村掠民蓄,孰操自完策;
贫民无立锥,更复遭奇厄;
谈笑借汝头,聊以充斩馘。
杀运珍生人,轻细如蠓蠛;
兵荒已半死,岂堪罹病孽;
春来渐多疫,什九剧绵惙;
蠢凶既草萎,良谨或兰折;
道路续新鬼,亲属累死别;
贫民无棺敛,委弃空痛结,
横尸陈道衢,端为鸟鸢设。

这两首诗的文艺境界如何,且不去讨论,但说得是相当沉痛的,例如:“谈笑借汝头,聊以充斩馘。”是说借用老百姓的脑袋,造成自己的功绩,等于满清时代所说的,大人的顶子,是血染红了的(隐喻清朝大官们的红缨帽)。其余如“横尸陈道衢,端为鸟鸢设。”这就是穷兵黩武的结果,一副悲惨世界的画面。如今百余年来,我中华民族即经常在此浩劫的笼罩下,国家多难,人民不幸,实令人不胜慨叹!

还有前面引用过的一位五代朱梁时诗人杜荀鹤,也有两首诗感慨这种“陷溺其民”的暴政所造成的社会状况。他在赠朋友张秋浦的诗中写道:

人事旋生当路县,吏才难展用兵时。
农夫背上题军号,贾客船头插战旗。

把“夺其民时”的情形,写得入木三分。又在一首题为《旅泊遇郡中乱》的诗中写着:

握手相看谁敢言,军家刀剑在腰边。
遍搜宝货无藏处,乱杀平人不怕天。
古寺折为修寨木,荒坟掘作甃城砖。
郡侯逐去浑闲事,正是銮舆幸蜀年。

孟子早已说过,你这些拼命扩张武力的邻国,把社会弄成这个样子,陷溺其民。如果你实施了仁政,法治上了轨道,财政经济充裕,国民教育水准提高了,人人自立自强,然后再去征伐邻国,自然就天下无敌了。所谓“仁者无敌”,不要对仁义治国的最高原则怀疑,不要犹豫,走向仁义的大道吧!

仁政”——这个孟子的主张,在现代也还得细细地看的,如果能够施行“仁政”,使人人明白国耻,心情也没达到国强民富,则自然是“仁者无敌”,最后必能致胜的。

孟子和梁惠王,从第一次见面开始,到这里告一段落。从他们两人数次的谈话中,可以知道,孟子是始终奉行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孔子的学说思想,推行仁义,讲求仁政,期望天下太平,人民的日子过得好。对于当时那些策士,所谓纵横家、谋略家等游说之士,如苏秦者流,为求取功名富贵,讨好君主们扩充权力的心理而不顾老百姓死活的一套主张,他不是不知道的,而是知而不为,不愿那样去做。


分类:南怀瑾 书名:孟子旁通 作者:南怀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