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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旁通》第62讲 不敢为天下先的后儒


我们研究《孟子》到这里,从书上记载的编排次序,可以知道孟子已见过了梁惠王、梁襄王和齐宣王。前后三位国君,每一位国君的思想观念、处境以及素养,都有所不同。而孟子对他们,却一贯地阐扬王道政治的哲理和政策。

从他和这三位国君的谈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就教育的方法看,他是用诱导的方式,就教化的立场而言,他始终走的是师道与臣道之间的路线。例如:他对齐宣王的谈话,一开头就把握住齐宣王不忍杀牛这一点善念,然后教他将这一点扩而充之,推及到爱人、爱世上面。这就是顺其所念所行而诱导,不像一般宗教或其他说教的理论,以辨别是非善恶的方式,在可以与不可以、善良与罪恶的种种对比中,作强制性的说教。而是先同意、赞成对方的意见,而后诱导对方,使他扩而充之,知道自己所爱好的别人也爱好,自己所要的别人也要,这就是孔子“推己及人”的恕道,也是实施仁义之道的方法。所以跟着下面齐宣王说到自己好乐、好勇、好色、好货的时候,孟子都说没有关系,不要紧,不过要扩而充之,使天下人都能达到富强康乐的生活水准。

我们看到孟子这种教化的方式,联想到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众所周知,两千多年以来,孔孟之道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中心,也是儒家思想的中心。但是几千年来,儒家在推行王道政治,发挥仁道精神的作为上,虽然秉持着师道的原则,但事实上,始终是走臣道的路线。换言之,是“依草附木”式的,依靠一个既成的力量借以推行王道的理想。尽管儒家标榜的是尧、舜、禹、汤、文、武历代帝王的盛德,可是他们本身所走的路线,都是依据既成的力量,推行他们的理想;依附别人的门户,并没有自己去走出一条路来,或自己起而行之,去实现他们的理想。

简要而切实地说,儒家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为尧,为舜,也没有这样做过,他们只是希望已经在位的帝王,能够变成尧,变成舜,因此影响到后世两干年来的儒家思想,永远是走臣道的路线,只希望做到“致君尧舜”,使在位的帝王,能够像尧舜一样,施行仁政。

可是,“致君尧舜”又谈何容易!自秦汉以后,历代的帝王,在基本素质上,他们不但并非尧舜的根株,而且都是以征服起家的。正如杜甫《过昭陵》诗说:

草昧英雄起,诓歌历数归。
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

这一首五言绝句,短短的二十个字,对于历史哲学的感慨,既含蓄又坦率,直言无隐,和司马迁写《史记》的哲学观点,完全一样,只要懂得古诗写作原则,了解所谓温柔敦厚的含蓄艺术,便可透过他每一句的字面,明了他所说的深邃含义。

第一句“草昧英雄起”,一开头就说明生当乱世时期,英雄都起于草泽之中,成王败寇,很难论断,到了成功以后,便四海沤歌赞颂,认为是天命有归,历数更代,成为不可置疑的真命天子。事实上,他们无非都起于风尘之中,犹如汉高祖,手提三尺剑,斩白蛇而起家。到了以戎衣而平定群雄之后,江山社稷便成为一家一姓的天下了。他由唐太宗的开基创业,而联想到汉高祖等历代帝王,几乎都是一个模式出来的。

便“乃翁天下”虽在马上得之,当然不能在马上治之。于是乎才轮到了后世标榜儒家的读书人们,来坐而论道,大谈其治平之学,与孔孟之道了。事实上,那些天子的禀赋,既非尧舜的本质,要想“致君尧舜”,岂非痴人说梦。历史上虽然也出过极少数几个比较好的皇帝,到底距离孔孟所标榜的先王之道,相差太远。可怜的后世儒生们,在文章上拼命讲述“致君尧舜”,而事实上每下愈况,都只是希望自己考取功名以后,“致身富贵”而已。

像孟子一样,极尽所能诱导齐宣王走上王道的路子,结果还是徒劳无功。何况既非孔孟之才,又非孔孟之圣,哪有可能?此所以我们过去的文化历史,始终在帝王专制政体中,“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一个模式之下,度过了两千多年。也使孔孟的道统精神,依草附木式地攀附在帝王政体之下,绵延存续了两千多年。

以前我在读《孟子》的时候,也曾为古圣先贤们发出同情的一叹,写了一首不成才的诗:“千秋礼乐论兴亡,儒墨家家争辩忙。尧舜不来周孔远,古今人事莽仓仓。”我说是不成才的诗,那是老实话,绝不是自谦。

在文艺与哲学相凝结的唐诗里,前有杜甫《过昭陵》的五言绝句,后有唐彦谦《过长陵》的一首七言绝句,都是很好的历史哲学写照,而且很典型地具有温柔敦厚的诗人风格。他的诗说:“耳闻明主提三尺,眼见愚民盗一杯。千古腐儒骑瘦马,灞陵斜日重回头。

第一句“耳闻明主提三尺”,是说由历史得知,凡是开国的君主帝王,大都以武功而得天下。这一句和杜甫诗的涵义一样。第二句“眼见愚民盗一杯”,其典故出在汉文帝时,张释之为廷尉,说“愚民有盗长陵一杯土即斩首”的法令,此处影射历史上成王(夺得天下即为天子)败寇(侵犯帝陵即便杀头)的人生悲剧。下面两句,也便是我们常有的感慨,自孔孟以来,后世的读书人——儒家们,虽然满腹诗书,究竟有何用?比较有成就的,也只是引经据典,成为第一流的帮闲而已。等而下之,差一点的,一辈子死于头巾之下,谈今论古,满腹酸腐味道,也就是汉高祖——刘邦口头常常爱骂的“竖儒”或“鲰生”、“腐儒”之类,等于近代常用的“酸秀才”、“书呆子”,是同样的意思,所以唐彦谦在他后两句诗里便感慨地说,最可怜的是像我们这些念书的,生逢乱世,“千古腐儒骑瘦马”,只有一副穷酸落魄的样子,在那夕阳古道,经过汉王帝寝的灞陵之下,回头望望,发思古之幽情,作一副无可奈何的穷酸样,所谓“灞陵斜日重回头”而已。

在宋人笔记上记载着一则故事更有趣。有一次,宋太祖赵匡胤经过一道城门,抬头一看,城门上写着“某某之门”四个字,他便问旁边的侍从秘书说,城门上写着某某门便好了,为什么要加一个“”字呢?那个秘书说“”字是语助词。赵匡胤听了就说,这些“之乎也者”又助得了什么事啊!

讲到这里,同时要注意中国文化的诗和哲学等等,都有我们民族传统的特性,必须具有温柔敦厚的内涵,才算是忠厚之德,不然,就都流于轻薄。中国人喜欢作诗,无论是古诗或今诗——白话诗,反正大家先天秉性就有诗人的才情,这也是我们民族的特殊气质之一。但是有才华,还必需要经过力学的锻炼才好。比如诗圣杜甫,或者较有名的历代诗人们的好诗,都有这种风格。刚才所举杜甫、唐彦谦两首和历史哲学有关的诗,的确是涵养深厚,使人读了虽然有感于怀,却不致愤世嫉俗。

相反地,有同样的思想,但一下笔、一出口,便具有煽动性,容易引起叛乱意识,犹如《水浒传》上梁山泊式的诗,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那便是前面所讲元朝人作的那首:“中原莫遣生强盗”的诗,你能说这首诗作得不好吗?看来浅显明白,而且直截了当便表白了对历史哲学的看法,哀伤感叹、悲天们人的文学心理,都兼而有之,但它在文学的价值上,就不足为训,不足为法,到底是缺乏文化熏陶的根基。前两首与此有同样的意义,但用不同的文字修养来表达,便合于中国文化“温柔敦厚,诗之教也”的标准了。前面提过近代诗人易实甫先生的“江山只合生名士,莫遣英雄作帝王”那就对了,这也是文化与教育最要注意的地方。

尤其是诸位年轻的同学们,如果去当老师,培养后一代,那就更要注意了。像我现在讲《孟子》,讲《论语》,故意用轻松的办法,嬉笑怒骂,来引起大家对固有民族文化思想的注意,只能偶而一用,到底有流于轻率之嫌,不足为训。所以我始终说自己这些讲解,虽然用心良苦,但却不入正途的。大家千万注意这一点,有的人用来可以改邪归正,但同样的方法,被别人用偏差了,说不定会改正归邪了。

现在我们研究,孔孟当时为什么会走这种师道与臣道之间的路线呢?我们知道,虽然后世的儒家,有了门户之见,对于道家的思想起了争论,但是在孔孟当时的知识分子,是没有儒道之分的。老子有三宝之说:曰“”,曰“”,曰“不敢为天下先”。孔孟的这种作法,也就是老子的“不敢为天下先”,绝对没有挺身而出,亲自扮演尧、舜的思想。

这种自己绝对不来的态度,是儒家的好处,因为他们唯恐会使天下更乱。儒家自己不来,好了儒家,却苦了天下的老百姓,更可怜的是影响后世的儒家精神,只能规规矩矩走臣道的路子,但是要想“致君尧舜”——走上王道,改变现有的状态,却又往往力不从心,受到各种客观环境的限制而事与愿违。在达不到理想的时候,有时只能以身殉道,充分发挥了“臣节”的教育精神,做到了尽忠报国,尽忠报工而已。如果就行为哲学和历史的事实互相参究起来,那么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也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我们看历代的名臣和大臣以儒家之学,处身庙堂,尽管有许多作为,有许多成就,可是一遇到帝王本身或者宫廷中出了问题,他们便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从几千年的历史来看,儒家只是一直依傍人家的门户,无法自立,也无法对天下有更大的影响。让我们抛一句文言,便可说:“至堪浩叹!


分类:南怀瑾 书名:孟子旁通 作者:南怀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