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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旁通》第91讲 对圣人怀疑的趣话


上一次孟子打形意拳式的讲话,大概说得齐宣王也有点不好意思了,于是有一次和孟子谈起来,他问孟子,商汤把夏桀放逐到南巢去,武王出兵牧野攻伐纣王,有这件事吗?夏朝的末代皇帝桀最暴虐,弄得民不聊生,于是他的大臣成汤兴起,把桀赶到蛮荒的南巢去,汤取而代之做了君王,称为商朝。而殷商的最后一代后帝纣王,也是因为暴虐,而周武王起兵把他杀掉,也取而代之,这是大众都知道的过去两次历史上所谓真正的革命。现在齐宣王对这历史革命发生了怀疑,而提出来问孟子,是不是真的有这回事。

怀疑历史是件有趣的事,写《厚黑学》的四川人李宗吾,又自称是“厚黑教主”。所谓“厚黑”,脸厚心黑也。这位“教主”也是我相识中的老一辈朋友,其实他本人一点也不厚黑,可以说还很厚道,只是喜欢写反面文章来讽世而已。这位怪才,也是怀疑尧舜之为圣人的问题,还说这是他的发明,其实他前辈同宗明朝的李卓吾,已经开其先例。还有明朝末期的一些名士,也曾提出尧舜的禅位问题来讨论过。《木皮散客鼓词》里也是怀疑尧舜的,其中有一段就说到尧是为了自己的儿子无能,怕他将来保不住江山,被不相干的人夺去,就太可惜了,而见到舜很孝顺,又有能力,所以就把自己两个女儿嫁给舜,把舜收为了自己的女婿,女婿是有半子之分,由女婿即位做了皇帝,那么自己的儿孙,还是可以享受荣华富贵的。而李宗吾的《厚黑学》立论,却完全是从李卓吾和《木皮散客鼓词》上学来的,可惜他死了,如果还在的话,见了面,我可一定要骂他不老实,侵夺了别人的著作权。其实对于历史的怀疑,由本文便可证明齐宣王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提出来了。

孟子碰到这个问题,知道不大好答复,但是他答得很高明,完全用外交词令说,在古书上是这么说的。言外之意,还可能“待考”呢!齐宣王说:这不是臣属的叛逆行为吗?为人臣怎么可以杀国君呢——齐宣王可忘记了,他回家的上代田和,何尝不是这样把姜太公的后代吕贷——齐康工送到海边,而篡了王位而当起齐威王来,吕氏主祀就此断绝的。

但孟子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作了历史性的解释,对中国文化的政治哲学,提出了两个观念。他说,这不是巨弑君,不是叛逆。只要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违反了仁道,就算是坏人,就叫“”,不够资格做领导人。违反了毁坏了义理和道义的,就叫做“”,他是冷酷无情的、是心智不完整的、精神有缺陷的人。这种贼仁残义的人,就是“独夫”。所以汤、武的革命,只是去掉一个独夫,并不算是叛逆的行为。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政治哲学,儒家大部分都强调这一点,在我看来,这是历史上的问题。司马迁虽然没有标明,但隐约间也透露了,他并不同意孟子这种看法。

除了司马迁以外,后世写历史的人,一直依照孔孟的这种思想,不敢有丝毫违反。不过,中国几千年来,对这个历史采怀疑态度的人很多,只因在儒家的权威之下,不敢过分反抗,所以这一方面留下来的文字,并不太多,现在提几则小故事来看看。

在古人的笔记资料里,提到唐代名臣高定,他在幼年七岁时,读《尚书·牧誓》这一篇,里面说周武王集合诸侯,在牧野这个地方,誓师讨伐纣王的故事,也就是孟了这里所说汤、武革命的事。高定就对他父亲高郢说,做臣子的怎么可以用兵杀国君呢?高郢说,这件事是应天命顺人事的事情,不比一般的叛逆。孩子都是喜欢打破沙锅问到底的,于是他追问父亲说,听话的人,连他已经死的祖宗三代都会得到奖赏。不听话的人,就要被杀掉,这难道也叫做应天命顺人事的事吗?结果他的父亲答不出话来,拿出不任何理由对他解释。

这高定的思想,也不能说他不对。所以后世有些人,对于儒家过分强调标榜的思想,往往持高定这一类的态度。人类的思想观念,在有了怀疑时,提出来讨论,才可获致真理,否则过分强调某一思想的权威性,另外又过分压制别的思想,则并不见得有什么好处。

另外一个故事,宋代的名儒李靓(字泰伯),是一位很有风格的人,文章也写得很好。但他素来不喜欢佛,也不喜欢孟子,常常骂佛,骂孟子。他喜欢喝酒,有一天,一个政坛上地位很高的朋友,送了他许多高级名酒,他自己家里也做了些好酒。有一位读书人很想喝他的酒,但又喝不到,知道他喜欢骂孟子、骂佛,于是作了几首骂孟子的诗送给李泰伯,第一首诗是关于孟子说尧舜事:

完凛损阶未可知,孟轲深信亦还痴。
岳翁方且为天子,女婿如何弟杀之?

他说历史是很难相信的,有许多舞弊不光彩的事情,未必会写上去,但孟子偏偏去相信历史,真是不够聪明。有些史料,是否有问题,还不得而知。至少在《孟子·万章篇》中记载完凛捐阶的事。是说,唐尧当皇帝的时期,自己非常俭朴节省,住的也只是“茅茨土阶”而已,但赐给舜仓凛和牛羊。以后,舜的父亲与异母弟弟象,想害他,叫他爬上仓库顶上去整修仓顶,却在下面放火烧他。结果舜在事前已受到两位太太的指教,把预先穿上去的大衣服张开,像飞鸟一样地跳了下来,安全地逃出这场火灾。后来,又教他去凿井,然后投井下石想压死他。结果,舜又经太太的设计,预先在井的内壁旁边,打通遂道,压阶而上,安然无恙地出来。这首诗说,舜是尧的女婿,岳父作皇帝,舜的弟弟怎么敢去杀他。所以孟子相信历史的记载,实在很傻!

他的第二首诗说:

乞丐何曾有二妻,邻家焉得许多鸡?
当时尚有周天子,何事纷纷说魏齐。

他批评孟子的话说:孟轲说齐国有一个人,在外面讨饭为生,而家里却有一妻一妾,哪里有讨饭的能娶得起两个老婆,而且邻居们哪有这许多鸡给他偷呢?还有孟子那个时代,中央政府,周朝的天子还在那里,他应该和孔子一样尊周而讲王道,何以他不到周天子那里去帮助中央政府推行仁政,反而去游说齐国、魏国的诸侯,还想把他们培养成功,取周室而代之,这不是不对么?我们知道,孟子是赞成汤武革命的,并不像孔子是主张尊周的,这也是事实,而这位读书人就凭相隔几千年的习惯和想象来骂孟子。李泰伯读了他这两首诗,引为知己同志,大为高兴,请他喝酒,一边喝酒,一边谈话骂孟子,连过几天,也骂了几天,把所有的酒都喝完了,这位读书人也走了。

几天以后,又听说有人送酒给李泰伯,于是这个书生不作诗了,作了三篇文章,名为《仁义正论》,都是骂佛的,送去给李泰伯。李泰伯看了他的文章后,知道这书生又是想来喝酒的,于是笑笑说,你的文章真好,可是上次的酒都被你喝光了,弄得我自己好久都没有酒喝,非常难过,对不起,这一次你尽管骂佛,请原谅我再不敢留你喝酒了。

金、元时期的名诗人元遗山,有一次,经过殷商的首都朝歌,也对武王伐纣的历史,兴起怀疑的感慨,他曾作了《北归经朝歌感寓三首》诗。其中的两首,也牵连到尧舜的“茅茨土阶”和纣王的造九层台,以及后来的墨子,因路过朝歌,对地名常有歌乐意味的反感,就立即回车、不肯经过朝歌的历史故事,提出怀疑的评论说:

黄屋何曾上作阶?祸基休指九层台。
书生不见千秋后,枉为君王泣玉杯。

墨翟区区不近情,回车曾此避虚名。
采薇唯有西山老,不逐时人信武成。

其实,对于尧舜禹三代禅让传位的怀疑,以及有关汤武革命地批判,都是后世人吃饱了饭很无聊的闲事。尧舜禹三代的禅让,在古文的记载上,明明告诉我们是“”,是“”,已经很明显地说出“”,就是退位递补的意思。“”,就是让送的意思。既然又让又禅,其中多少有些过节,但在过节当中,毕竟很坦率自然地把自己一手所掌握的天下权位交出去,并没有恋栈而不舍,也没有交了以后有怨恨的,这就不是一般常人所能做到的。他们所以能够如此做,当然道道地地可称之为圣人的行为,又何必多此一举,用后代世道人心的不古,而反证古人也必如后人的勾心斗角,而且是必须要把它拉到和自己当代同样的坏才算是合理?这岂不是读书人思想上的癌症,是多余的致命伤吗?

对汤、武革命的疏解,也是一样,古书上明明告诉我们这两代的历史事件,是革命性的,事实上,也说明是出兵去征伐的。可见古人并没有文过饰非,故意加上那些好听的名词来骗后世的人们。只因为桀纣不道德,虽为全国之君,而弄得民不聊生,水深火热,劝又劝不听,谏也谏不了,要他改又不肯改,谁也阻止不了,那么,汤、武不起来革命,难道要全国的人民生命财产完全毁于一个精神不正常的暴君手里,才算对吗?所以汤、武起来革命,充其量,也只能说出于被迫,不得已而倒行逆施,然后归之于正。何必另加曲解,硬认为他是蓄意图谋叛逆,早就想取而代之了。例如现代历史,孙中山先生领导全民革命的全盘经过事实,也便可以证明真正革命的意义,确是出于不得已,确是抱有一种悲天悯人、救国救民的志愿。如果硬要说汤、武的革命早已别有用心,则也可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也是读书人思想上的恶性瘤。至于后世的儒生们,硬要把汤、武征诛,汤、武革命,加上极其冠冕堂皇的文句,强调应天顺人,那也只能视为秘书人才的文告手法,必须如此写作罢了。有人善用文词,便写成了应天顺人。读通了书,懂了道理,这些只是文字上的花枪,又有什么稀奇。不过,自从汤武用过“革命”一词之后,后世的变乱,甚至是抢劫、残杀,也便借用了什么革命等等的名词,这就等于老子、庄子们所说“仁义”一词,被后人假借乱用之过,两者实在不可一概而论。

所以我们要知道,凡是这些问题,都只是思想上、文词上、论理上的是非——逻辑问题,并非人事上实际的善恶问题。如果把文字逻辑的是非问题,硬用到实际人事上的善恶问题,有时候,会使你产生无可挽救的偏差。不过,这个专题的确也很不简单,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得完的,必须另作一个专题,在此只好打住,不再多做讨论了。


分类:南怀瑾 书名:孟子旁通 作者:南怀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