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与万章》孔子的作风


曰:「然则孔子之仕也,非事道与?
曰:「事道也。
事道,奚猎较也?
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
曰:「奚不去也?
曰:「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后去;是以未尝有所终三年淹也。孔子有见行可之仕,有际可之仕,有公养之仕。于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于卫灵公,际可之仕也;于卫孝公,公养之仕也。

万章一听到孟子说孔子「猎较犹可」这句话,好像打拳的,趁对方张开门户,有了空隙,立即一拳过去,对孟子说:这样说起来,孔子当时出来做官,可以将就现实,你老人家又为什么不将就一下呢?因为依你说,孔子当时出来做官,也是委屈了自己,走了一点点歪路,将就了一下,没有完全走直道。孟子说:孔子的情形是不同的,他走的是直道。

万章说:你刚说的,他出来还是要先打打算盘,先「猎较」一番,如果走直道,又何必「猎较」呢?

孟子说:「孔子先簿正祭器」,这里「簿正」一词,现代的人不易了解,书上的批注有「未详」两字,也就是不清楚。我们知道,古代的书籍,是刻在竹片上,名为简,简的上面挖了孔,用牛皮制的筋,名为韦的,把它贯穿在一起,拼拢来的一端名为簿。所以「簿」字的上面是「」字,孔子研究《易经》韦编三绝,把牛皮做的韦都翻断了三次。

孟子这里是说,孔子以正统文化的精神考察古代的文化,以祭祀为先,并不是以四面八方来的机会作为谋生工作,他是以文化精神来竞争的。

对于这一段,我的观点又与古人不同,古人除了以「不详」说明以外,另一批注,硬把「猎较」认定是打猎,说是因为祭品不够,所以要打猎。孔子先对一下数字,怎样安排,不以四面八方的饮食拿来做祭品。这种解释,有什么根据?「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应该是「不食嗟来之食」的意思,宁可饿死,也不能随便,只有以文化传统的精神去竞争才是正理。

万章说:既然鲁国这样对待孔子,孔子何不走开?

孟子说:孔子怎么可以走开?鲁国是父母之邦,是孔子自己的国家,他要在自己的国家开一个好的风气,造就善因。如果开了风气,大家并不接受,不能发生影响,行不通,这时当然只好离开父母之邦了。因为很伤心,所以犹豫不忍离去,拖了三年,不得已才到国外去。

孟子答复万章所问,说到孔子在鲁国做事及去国的经过,也等于把自己的心境说了出来,所以,孟子与万章师生之间的这段对话,充满了机锋。

孟子又继续举出事证,说明孔子做事有三个方向,这些都是我们立身处世,值得效法的。

孟子说:孔子若准备出来做事,是认为这件事对于社会、国家、人类是有意义有贡献的,这就是「有见行可之仕」。其次,有的时候,名义、地位都不计较,只当一个顾问、参议,甚至没有任何名义,他也可以在旁边敲边鼓,站在旁边协助,这是「际可之仕」。还有第三「公养之仕」,就是老了,退休了,国家供养他一点生活费,这一点,他就接受了。

孟子说,孔子当时在鲁国出来当司寇的时候,是季桓子请他的,那时他是认为对社会国家会有贡献,所以才出来。而上来第一是杀了少正卯,少正卯是当时鲁国有特别的名气,有特殊号召力的「闻人」,孔子知道他这种人,将来可能危害社会、国家和天下的老百姓,所以一上台就杀了他,免贻后患。大概孔子干了三个月,便被权臣反攻而下台了,可能也与少正卯这件事大有关系。后世反对孔子的人说,少正卯何罪要杀他?

大家不知道,孔子列举出来五条重大问题说:

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杰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士,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也!

这一段在《荀子·宥坐》中的文字,意思是讲,如果一个人,通达世故却用心险恶,心性怪癖而又固执己见,言论谬误而善于诡辩,广为收集和善记别人的丑恶隐秘之事,包藏错误并混淆视听,这五大罪过,少正卯兼有,故诛之。

在这段记载里,同时提到了「太公诛华士」,这在《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中也有记载,说的是姜太公封齐的时候,受到了当地人的对抗和阻挠,令出不行,社会局势很不安定。为了治理齐地,太公邀聘被时人称为「贤人」的华士出山,但华士以「不臣天子,不友诸侯」为标榜,拒绝了。为了以儆效尤,使政令通达,太公下令诛华士,又用了五个月的时间,才使局面安定下来。

讲到这里,我们又想到东汉的时候,刘备入川,要诛杀蜀中名人张裕,诸葛亮问刘备:什么理由呢?刘备说了两句名言,「芳兰生门,不得不鉏。」这两句话,可以概括千古以来,诛杀异己的关键所在。

孔子原来有三千弟子,而少正卯一出来,孔子的三千弟子,几乎有一半都被少正卯的谬论迷惑了。在当时而言,少正卯影响力之大,是不得了的,但又不是杨朱、墨子一流。固然,孔子杀少正卯,成为历史的疑案,但我们相信孔子的人格,他是无私心的。在当时,孔子认为自己可以有所作为,有出来从政的价值,所以出来做了司寇,掌管立法与司法;后来眼看良好的风气建立不起来,只得离开父母之邦,去周游列国了。

孔子出国以后,在卫国住得最久,等于是他的第二故乡,卫灵公对他也满恭敬的。卫灵公的大臣们,对孔子也很好,像卫国的贤人蘧伯玉,都是孔子的好朋友,所以孔子在卫国很受欢迎,在人际关系上也处理得很好。他并没有出来做官,而是从旁协助。

卫灵公之后的卫孝公,对他也很好,给他养老,孔子晚年也喜欢在卫国居住,所以是「公养之仕」。卫孝公就不像卫灵公那样了,对孔子虽然恭敬,但是属于例行的恭敬,没有特别之处;而孔子也不希望他有特别恭敬之处。孔子帮忙了卫国许多年,年老了该接受的公养就接受了。

这三点,是孔子一生对于立身处世的道德标准,合理该接受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则一毛钱也不要。在礼制、道理上适合的,是恭敬;不适合的,有附带条件的,就是不恭敬,不要。这就是人生的行为哲学,行为的价值,也是尊重自己。孟子与万章的这段对话,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从反面看也很有趣,万章一步一步想诱请孟子这位老师出山从政,万章这样努力,是否是受人之托?是否是热心于救世、救时代?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