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繁露》17、俞序


【本篇题解】本篇是董仲舒研究《春秋》之后所写的序言。古人写序一般都放在书后。《汉书·礼乐志》颜师古注:"俞,答也。”该篇论述诸人对《春秋》的评述,探讨《春秋》的意义,是一篇重要的参考材料。

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1)位,万民之所欲(2),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待后圣。故引史记,理往事,正是非,见王公(3)。史记十二公之间,皆衰世之事,故人门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4)而加乎王心焉。”以为见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故子贡(5)、闵子、公肩子,言其切而为国家资也。其为切而至于杀君亡国,奔走不得保社稷,其所以然,是皆不明于道,不览于《春秋》也。故卫子(6)夏言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故或胁穷失国,揜杀于位,一朝至尔。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岂徒除祸哉,乃尧舜之德也。故世子(7)曰:“功及子孙,光辉百世,圣人之德,莫美于恕。”故予先(8)言《春秋》详己而略人,因其国而容天下。《春秋》之道,大得之则以王,小得以之则霸。故曾子、子石(9)盛美齐侯安诸侯,尊天子。霸王之道,皆本于仁。仁,天心,故次(10)以天心。爱人之大者,莫大于思患而豫防之,故蔡得意于吴,鲁得意于齐,而《春秋》皆不告,故次以言怨人不可迩,敌国不可狎,攘窃(11)之国不可使久亲,皆防患为民除患之意也。不爱民之渐乃至于死亡,故言楚灵王、晋厉公生弑于位,不仁之所致也。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胜,不如由其道而败,《春秋》贵之,将以变习俗而成王化也。故子夏言《春秋》重人,诸讥皆本此。或奢侈使人愤怨,或暴虐贼害人,终皆祸及身。故子池言鲁庄筑台,丹楹刻桷,晋厉之刑刻意者,皆不得以寿终。上(12)奢侈,刑又急,皆不内恕,求备于人,故次以《春秋》缘(13)人情,赦小过,而《传》明之曰:“君子辞也。”孔子明得失,见成败,疾时世之不仁,失王道之体,故缘人情,赦小过,《传》又明之曰:“君子辞也。”孔子曰:“吾因行事,加吾王心焉。”假其位号以正人伦,因其成败以明顺逆,其故所善,则桓文行之而遂,其所恶,则乱国行之终以败,故始言大恶杀君亡国,终言赦小过,是亦始于粗粗,终于精微,教化流行,德泽大洽(14),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过矣,亦讥二名之意也。

【注释】 (1)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正”字应当在“王公”二字之前,即“上探天端正王公之位”。(2)欲:应为“始”字.开始。(3)见王公:“王公”二字有误,应为“见王心”。即表现君王的思想。(4)行事:往事。(5)子贡:姓端木,名赐。春秋卫国人,孔子学生。善辞令,曾在齐、吴等国游说,并在鲁、卫两国做官。(6)子夏:姓卜,名商。春秋晋国人,一说卫国人,孔子学生。主张国君要学习《春秋》,还提出“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等观点。(7)世子:名硕,周人,是七十子的弟子,作有《养书》等。(8)予先:“予”为“子”之误。子先:人名,不详。(9)子石:公孙龙,字子石,孔子弟子。(10)次:排列。(11)攘窃:偷窃。攘:窃取,夺取。(12)上:同“尚”,崇尚。(13)缘:依照。(14)洽:遍及,普偏。

【译文】 孔仲尼写作《春秋》,往上探索上天的开端,次记王正月王公继位,和百姓政教之起始,往下说明得失,启用贤能之人,而等待圣人的出现。理清往事,端正是非,表现君王的思想。史书所记十二君主的事迹,全为衰落时代的事,所以孔子弟子感到迷惑不解。孔子说:“我依据历史往事而从事表明君王达到治理天下的想法的事情。”认为表现清空洞古圣明王的言谈,不如办事广博精深,明辨是非。所以子贡、闵子、公肩子,谈到《春秋》认为所记切要而成为治国的资本。它记载真切而直到杀死国君灭亡国家,逃亡在外不能保守社稷,这些君主所以到达这种地步,全是不明了为君之道,不认真阅读《春秋》的原因。所以卫子夏说,有国有家的君主、大夫不能不学习《春秋》,否则不能发现前后身旁的危险,不知晓国家的权柄和君主的重任。因此有的丢失亲近失去国家,在君位上被杀的情况,很快在某天就会到来。如果能够讲述《春秋》的行事规则,进一步实行它的原则,哪里仅仅是消除祸患呢?本是尧舜的德行。所以世子硕说:“功业影响到子孙后代,光芒照耀到百代,圣人的美德,没有比‘恕’道更美好的。”所以子先说到《春秋》记事对自己周详而对别人简略,借着自己的国家而包容天下。《春秋》的记事原则,最获高的得是称王天下,最小的收获是称霸。所以曾子、子石盛赞齐侯能安抚诸侯,尊奉周天子。称王称霸的道理,全以仁为本。仁是上天之心,因此将天心和《春秋》排列在一起。爱人当中最大的,没有比担心忧患并加以预防更大的,所以蔡国从吴国得到满意,鲁国从齐国得到满意,《春秋》全不记所载,以将谈论仇恨之人不可亲近排在仁爱之后,敌对国家不可亲近,偷窃别人的国家不能与之长久亲近,这些全是防备忧患为百姓铲除忧患的思想。不爱护百姓行为逐渐发展就发展到死亡,所以说楚灵王,晋厉公在位时被杀死,是不行仁政招来的结果。所以以宋襄公不使别人陷入困境为善,不按正道取得胜利,不如按正道办事而失败,《春秋》肯定宋襄将公,要用它改变习俗并成就王道的教化。所以子夏说《春秋》重视人,各种批评都由此产生。有的因奢侈使百姓愤恨,有的残暴伤害百姓,全部是灾祸危及自身。所以子池讲到鲁庄公修筑高台,用红色的大柱和刻饰花纹的椽子,晋厉公的刑罚严苛,这些人全不能在正常寿命情况下死去。崇尚奢侈,用刑严苛急切,对内全不行恕道,对别人的要求是求全责备,所以排列在《春秋》依照人的本性,赦免小的过错之后,在《公羊传》上明确写着:“是君子之用语。”孔夫子明了什么是得,什么是失,能发现成败的原因,嫉恨社会上的不仁,爱失去仁道的根本,所以能依照人之本性,赦免小的过错。《公羊传》又明确地写着:“这是君子的用语。”孔夫子说:“我依照周礼做事,进一步表现我尊王之心。”借助人的地位、称呼来端正人与人的关系,依据人的成功与失败,表明是顺仁义还是逆仁义,所以《春秋》所称赞的,齐桓、晋文二公做便有成功的结果,它所否定的,按动乱国家的原则去做最终要失败,所以由记载大的恶事如杀国君,灭亡国家开始,说到赦免小的过错结束,这也是从粗疏开始,以精微而告终。教化得到流传实行,恩德十分广泛,天下的人,人人都有君子样的行为而很少有过错,也是批评有两个名号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