蕨类06章 商祖烈烈(上)


商汤,我们叫他汤先生,在我的想象中,是一个卷着矮髻的短个子中年人。他的十四世祖爷爷,就是山东大地上的一只燕子。当初,有一天一个女孩去池塘洗澡,看见燕子从空中扔下一只鸟蛋。这女孩刚好饿着肚子,就一口吞了,于是怀孕生了孩子,就是汤先生的祖先。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故事就是这样。为了纪念这事,这女孩还唱了个歌,叫“燕燕往飞”,意思是“我的爱情鸟,它已经飞走了。”这是北方中国最早的情歌,

汤先生有时候坐在高高的大树下面,和旁人一起回忆自己的燕子祖爷爷。这只飞走了的燕子,给了商族人很多启示,比如汤先生就养成了含球的习惯,他把小石球含在嘴里,鼓腹而游,自得其乐,仿佛变成了那只衔着鸟蛋的燕子,虽然这显著地损害了他的牙齿。汤先生说:“我死以后,也要把石球含在嘴里。”后来,死者含玉的习俗扩展到全国,而所谓玉,不过是一种光泽特殊的石头罢了。

祖爷爷燕子扔下的鸟蛋,被那女孩吃了,生下的就是“子契”,子契的光辉事迹散见本书的前文。这位鸟蛋之子,长大以后离开东夷,跑到中原混发展,担任了舜帝的文教部长,负责意识形态,并且与大禹先生过从甚密,成为F4中的光荣一员,帮助大禹治水。这些功劳使得他衣锦还乡,被封到了山东,成为汤先生缅怀的对象。每当回忆到这里,汤先生总要情不自禁向西眺望,仿佛听见黄河的涛声滚滚,仿佛看见自己的祖爷爷子契游逛于中原的花花世界。据说中原的月亮比东夷族的更圆,什么时候我也去那里建业扬名。

汤先生做为子契的第十三代孙,此时正坐在山东东部曹县大树下面,嘴里含着石球,脑袋顶上是商人流行的平顶冠——有点像现代的护士帽子。汤先生上身穿着交领右衽的短衣,与甲骨文“衣”字相合。下面没有穿裤子(裤子是到了战国以后才逐渐有的)。汤先生的下身穿的类似后世的旗袍。为避免腿部寒冷,还用布条缠绕小腿,仿佛八路军的绑腿(这时未来裤子的雏形)。汤先生的脚下是一双葛藤皮编成的鞋子,尖头高高翘着,十分花哨。他的下巴按照商人的习俗,刮的一干二净。汤先生觉得留长胡子不好,胡子太长妨碍行动,系鞋带老把胡子也系进去。

汤先生身后有两个侍卫,都举着纹道精细的玉铲、玉斧,汤先生手里还握着象牙雕筒,里面装着古代饮料,精制的做工表明了商人精神生活水平颇高。

商人之所以叫做商人,还是源于祖上的燕子。“商”字,就是燕子展翅飞翔的样子。商族人天性喜欢远游,兴致盎然地赶着马车牛车从事贩运,使他们成为最早的商人,并且使用贝壳作为原始的货币。这也是后来生意人之所以被叫做商人的原因。商人作为东夷人的一支,同样也强勇有力,持弓带箭,尚武好猎,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天性谨厚,心性柔顺、好让不争。汤先生据说就是仁让的楷模,还特别喜欢小动物。有一次他出外打猎,看见族人们把整片林子用罗网包围起来,网孔大小正好能钻进鸟头,鸟脖子的羽毛一旦卡进去,欲进不能,欲退不得,只好被人摘下来活捉。当有成群迁徙的鸟路过时,一次就能网到几百只不止。

汤先生的族人们把网围好,一共四面,密不透风,想把林中的鸟赶尽杀绝。在敲鼓制造噪声之前,一名神汉先行祷告:“圣明的上帝啊,我们祈求:四面八方的野鸟,一个不留,都撞到网上来吧。”汤先生一听,笑了:“呵呵!夏桀才这么干呢!赶快把网撤掉三面,愿意向左飞的,向左飞;愿意向右飞的,向右飞;一定要向前死不改悔的,那请撞到我的网上来吧!”

这个“网开三面”的故事随后传开,邻居的诸侯们纷纷议论:“汤先生的道德真是完美无暇,连禽兽都受到他的庇护,更何况人呢?”于是,一个叫伊尹的大政治家,就背着他的炒菜锅,慕名来投奔汤了。

顺便说一句,吃鸟是陋习,鸟和其它野兽一样携带非典病毒,不要吃。

“你有什么本事啊,伊尹师傅?”汤先生发问了。一边问话,一边还把嘴里的石球用舌头推来挡去,以免它影响气流。

伊尹背着炒菜锅——因为他的职业是一名厨子,一拱手:“汤公,我是个大厨,我的本事是煮饭。我从煮饭中悟出了治国安邦的道理。”说着,就从背上解下炒菜锅。说“炒菜锅”还不准确,炒菜必须是铁锅,铁锅传热快,可以实现中国菜“热油旺火快速爆炒”的作法,色、香、脆俱得保存。但当时还没有铁器,伊尹这锅是陶制的,陶锅传热慢,不能爆炒,所以做肉、做菜的方法都只能是煮。

“那快说说吧。”

“煮米也好,煮肉也好,煲汤也好,都要使用文火慢慢地来,”伊尹说:“我把各种作料切碎,成分搀和一起,和济五味,酸中带甜,甜中带咸,辣而不烈,淡而不薄,咸而不厚,甜而不腻,酸而不酷,混合天成,这就是调和主义、中庸思想,精妙细微,不能言传。具备中庸思想的香味溶于水中,无影无形,它浸入肉的体内,甘美异常,再从肉体散发出来,勾人馋嘴,直传到几百米远,肉就算煮到最高境界了(类似广东人的煲汤啊)。我把这种观念引入为政,为政就要讲究调和,调和是为政的道理,调和各种势力,譬如春风沐雨,君臣相符,百姓克偕,全在一锅当中,这是为政的化境。而调和的极至就是中庸,把握此理,向东向西,从心所欲,有志必逞,无往而不克。”

汤先生听罢,站起来一揖到地:“伊尹师傅的锅主义和煮文化,真是振聋发聩,我耳目为之一新,疑问焕然冰解。您这个厨子的才干,是足以经纶天下,匡扶宇内的。真天赐我瑰宝也。”

(注:而西方人跟我们不一样,西方人吃的是苏美尔人培养出的麦子,走上了“烘烤”的路,烘烤面包,烘烤肉。而我们,则从煮小米中悟出了“煮文化”,煮的时候,肉汁、菜羹就要调和,讲求各种因素的协调,咂摸着汤的滋味,维持一种模糊的平衡,不越出既定的规矩,不破坏已有的秩序,养成了中国人和顺安静的本性。

“做人不可不聪明,亦不可太聪明;做事不可太落后,亦不可太争先”,凡此种种格言,都是我们“煮文化”的体现,说白了就是中庸。中庸可以避免过激,但也失去了冒险和创新。中庸就是模糊,所以当官向来就模模糊糊。我们煮的时间太长了,以至于煮肉的锅,都上升为国家权力的象征——三足两耳的鼎。)

伊尹,顾名思义,诞生在伊水上,也就是洛阳地区。夏王朝统治的核心。

既然伊尹来自夏朝,那他应该会说夏朝话,于是汤先生派伊尹回去当卧底:“我听说夏桀残贼诲内、劳民伤财,但不知道是真的假的,请你跑回看看吧。”

伊尹奉命离开山东曹县,西行回到中原,钻入夏王朝的都城(河南巩义),开始从事间谍工作,收集情报。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007。为了隐藏他的身份,汤先生还开枪为他送行——亲自追杀他,朝他放了几箭,使伊尹好像是被东夷驱逐了似的。

伊尹凭借自己的大厨手艺以及莫须有的英俊外表,成功地渗透到夏桀后宫,与上流社会的妹喜女士关系暧昧。妹喜是个小巧型的美女,个儿不高,瘦弱纤细,轻盈袅娜,娇美欲滴,有点像张柏芝,被夏桀爱得发狂,两人日夜欢乐,须臾不能舍。夏桀常置妹喜于膝上,与之嬉戏。妹喜喜欢听裂缯之声,夏桀就给她找来大匹绸缎,撕成一条条地听。但是好景不常,夏桀又喜欢上了另外两个四川来的美少女:琬小姐和琰小姐,都是性感的女俘虏,与夏桀打得火热。妹喜稍受冷落,心痛得无法呼吸,找不到昨天留下的痕迹,眼睁睁的看着夏桀却无能为力。于是她装作漠不关心,偏和大厨伊尹鬼混在一起,一起向流星许了很多的心愿作为抗议和报复。

伊尹从无辜的妹喜嘴里不断套情报,比如夏王军队的布署位置等等,使得后来东夷人灵活地绕开了夏桀的主力防线。伊尹成功的间谍行动,后来被记录在《孙子兵法》、《阴符》等古书中,孙武把它总结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一个叫苏秦的战国人看了这些书,被伊尹的冒险行为深深吸引,也成了历史上的一个知名间谍,这是后话。

妹喜还带伊尹参加了宫廷沙龙,观看那臭名昭著的饮酒比赛。群臣喝多了,就互相持着膀子,东倒西歪地努力站起来,把靡靡之歌反复唱起,又举起杯子向夏桀敬酒。夏桀安排了一群三陪女,给他们搂着抱着,不胜欢娱,男女杂处,兴云作雨,据说三个月不出来。宫殿里弥漫一股奇怪的味道。

伊尹又走访了一些当地人民群众,发现聒噪之声传遍大街小巷。原来是夏桀的流行乐演唱组,一共三万人,都穿着文绣衣裳,从早到晚呕歌不断。人们扶老携幼跑到宫门看奇怪,夏桀不喜欢被偷窥,就放老虎出去,追着市民屁股跑。

伊尹发现,由于夏桀胡作非为,导致人间出现灾情,伊水洛水彻底干涸,庄稼受到影响,黄帝在天之灵吃不到子孙献上的谷物祭品而饿得嗷嗷直叫。怪异现象连翩而至:夏都城里的狗,突然疯了,成群结队嗥嗥地跑出去,纷纷跳入山涧。美人们则把脸蛋涂黑,用草绳捆束头发。歌星都吞下木炭变成哑巴不再唱歌。朝野的坏人成功发财,西王母一怒之下折断头上的天平,表示人间没有法度。城外飞鸟的羽毛纷纷落下,夏王都好像飘了白雪,野兽们在“雪”中瘸着脚,狐狸钻在洞里不敢出来,家猪们则衔着草垫子坐在水中,马牛到处拉屎(不过这最后一条即使在太平盛世也是这样)。

由于没有文字可凭传递信息,伊尹亲自跑回山东曹县,把这些珍贵而激动人心的信息报告给汤先生:“我观察了夏桀的厨房,粮食聚集得太多,堆积成山,多得吃不了,于是酿成整池的美酒。而他的农夫,在田里干活使用石铲、石镰、石斧、石刀,根本打不出多少粮食,骨铲、蚌镰、蚌刀也都不好用。夏桀有如此多的粮食,不是说明他国家富有,只是说明他征敛过度。万民不堪其苦,势必民怨沸腾。但是,夏桀是个乐观的人,就像水壶一样,屁股已经烧得通红,还有心情在吹口哨。”

汤先生露出满意的笑容,兴奋地站起来:“实话告诉你说,我这个人一贯志向远大,与天地等高。我早就准备好了给夏桀收尸。我平时轻赋薄敛,利用田猎机会,训练武士。我想挥动这些虎狼之士,与夏桀会猎于中原。”

“眼下进攻夏桀,我看时机未到。”伊尹提醒说,“通过我的观察,夏桀虽然无道,但作为大禹的后代,是天下的共主,在诸侯中仍有威信。夏王朝已历四百多年,轻易不容易撼动。我们只有区区七十里的封地,地狭人稀,好像一盆鲫鱼瓜子,做不出什么大宴的。”

“那您的意思呢?”

“我们必须寻找更多的鱼,才能凑足一盘菜。有莘氏,就是一条大鲨鱼,地肥人悍,武力冲天,四邻为之侧目,就在我们北面。他们的女孩,味道也好极了。如果您能跟他们攀上亲家,有了这娘家支持,就陡然阔了。”

“可是,我跟她不认识,没有感情啊。”

“我认为,感情是可以培养的。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家境殷实的女人。这一点你不知道吗?”

汤先生想了想,取出嘴里圆滑湿润的石球,傻傻地捏了一会,又放回去说:“那好吧,就豁出我自己吧。”

在中国古代,婚姻是家族的行为,而不是当事人的行为。家族掌门人出于政治目的、经济目的、扩大家族势力目的而结婚,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虽然牺牲了个人情爱。

当夏日的夜晚,满天里沉碧一色,一颗小星,缀在月华波纹的外圈。汤先生和有莘氏的公主拥在虎皮与丝绸布置的地铺上——这是婚床。房间里黑乎乎的,含有松树脂的木条点着摇曳的火光。他们俩互相没什么话好讲,就一起抬头,望着天顶的星星(因多在房顶开窗,固可以望见)。他们看见明月洗尽了满天的铅华,鲫鱼瓜子获得了强大鲨鱼的联盟。

夏朝末年的这场大干旱,足以跟夏朝初年大禹时期的洪水媲美:伊洛干竭,五谷焦死,严重影响国民生产,伊洛俩水的干涸就等于宣布夏王朝命脉断绝。

针对天气亢旱,东边山东地区的伊尹找到了有效的solution。伊尹不但会给人做饭,也会给植物做饭:用人畜粪便喂养植物——使用肥料是农业技术上的一大进步。庄稼们乐了,吃的又饱又香。光有粪没有水也会烧死禾苗,伊尹进一步推广水井以抗旱情。商族农业水平一点都不比华夏差啊。

其实,东夷人还率先养猪,东夷人的猪渐渐向西传去,浸染进入华夏,这时根据考古挖出的猪骨头分布得出的结论。东夷族的黑陶烧制温度高,质地更坚,黑泽照人,也向西传播,取代了华夏地区的红陶成为流行款式。他们的“蛋壳陶”更是令华夏人瞠目结舌。东夷人甚至创造了世界上最早使用高岭土的记录,用以烧制白陶,是瓷器发明的前奏。东夷族的青铜技术逐渐萌芽,添补了华夏族在这一领域内的空白,成为未来商朝青铜器文化的先声。总之,东夷人在手工业、商业上有着傲人的成绩和领先的地位。

东夷族与华夏族的对立,不光是凤与龙的纠葛,最终也将“龙凤合流”:龙有了鸟爪,凤有了蛇颈,相互取得对方的特征,融合成为统一的汉民族。

从东夷进攻华夏,第一个障碍就是河南西部的葛国,挡在夏桀与商汤之间,是夏桀的忠实属国和汤先生的眼中之刺。汤先生觉得有必要颠覆这个小国,以方染指中原,于是派出核查人员到葛国转了一圈,没有发现大规模杀伤武器,倒是看见国君“葛伯”是个好吃懒做的无神论者,不喜欢祭祀,因为祭祀需要烧掉埋掉大牛大羊,他舍不得。汤先生决定以此为口实,派出外交人员向葛伯提问:“贵国不敬上帝,长期拖欠缴给上帝的会员费,我们特来问问为什么?”

葛伯正在啃羊腿,学名叫做炙羊腿:把羊肉串起来,架在火上烤,一边往上涂调料,以免烤糊了,就是炙,做法类似现在的烤鸭。当时炙品有炙牛肉、炙羊肉、炙猪肉、炙雉、炙兔、炙鹑等等。把鲜嫩的牛羊鹿麋肉切成薄片,用调料浸了生吃也不错,类似日本人的生吃鱼片——这叫做脍。这就是所谓的“脍炙人口”。

葛伯放下肉碗——因为是跪坐在地上吃饭,陶碗底下有一个高的脚,戳在几案上,免于吃时有弯腰缩颈之苦。葛伯说:“我们这个地方不产牛羊,好不容易有几只也被我吃了,哪有富余祭祀上帝?”

祭祀上帝要求用纯一色的牛、羊、犬、豕,确实不好置办。汤先生就派人送了肥大的牛羊给葛伯去。结果葛伯把这群牛羊全都自己吃了,上帝还是饿着肚子。

“您怎么还没有祭祀啊!”汤的外交人员大惑不解。

葛伯又推脱说:“我们不是不懂得祭祀的重要,只是每次祭祀除了牛羊还得具办酒食。我们的田中大旱,种不出粮食来,哪有给上帝的?”

汤就派出一批劳动力前往葛地助农,老人小孩们往地头送饭。葛伯的老百姓觉得等着庄稼长出来太漫长,干脆先把饭抢来吃了罢。于是冲上去要盒饭。一个送饭小孩坚持原则,反抗抢劫,说:“没有饭卡不给饭。”对方就急了,抡起石块把小孩砍死了。小孩临闭眼还攥着沾满了鲜血的盒饭。这个暴行激起了商族上下的愤慨,汤先生不失时机地组织起他的第一次翦夏之征,叫上他老婆的有莘国,以及盟友仲虺的薛国武装,成功地把葛国灭了。

汤的翦夏之战,合计十一次征伐,从葛国开始。据孟子说,汤向东征讨,西夷就埋怨,怎么不来打我啊;向南征讨,北狄就埋怨,为什么偏偏到我这儿来得这么迟呢?老百姓都期待着他来打,如大旱之望云霓。汤先生杀了他们的国君,老百姓就如同下雨一样爽。汤于是无敌于天下。

当然这是孟子为了推销他“仁者无敌”的论调而胡乱吹嘘的,事实恰好相反,无敌于天下的绝对不会是痴仁者流。虽然后代学者把汤美化为讲求仁义的圣王,商族实际上不重文教而崇任刑罚。所谓儒者的理想,毕竟掩盖了不了血淋淋的事实。汤先生把“猪啊羊啊送给葛伯去”的学雷锋行动不能掩藏他故意制造战争借口的启图。

葛国被汤先生灭了。那些奔逃着的亡国者,被纷纷追上来刺倒。跌倒之后又被踩在脚下,用石斧在脑后制造斧痕。商的战斗英雄们以猎取敌人的头颅作为荣耀,头盖骨是他们的最爱,齐着眉弓经耳际到后枕锯下来,做成饮酒的酒杯,样子有点像北京人最近戴的“猪嘴”口罩,人头皮也不错,是荣誉的象征。出土的头盖骨上往往留有砍偏了的痕迹,表明被砍者尚在挣扎。

国破人亡、流血浮尸、呼号之声,经过时光大网的过滤,至今已微弱无闻。葛伯之族在亡国之后流离失所,成为葛姓的先人。很多很多年以后,一些葛姓的人被安置在山东诸城,为了区别开其它的葛姓,就叫“诸葛”。这是诸葛亮先生姓氏的来源。原葛国的位置,在河南省西部的宁陵县。现在宁陵县已经不缺牛羊了。羊的存栏55万只,牛存栏7。3万头,猪就不用说了,28万头,是畜牧大县了,呵呵。被刻意丑化为馋鬼的葛伯的在天之灵,睹此不知该作何想。

汤的策略是先弱后强,由远及近,逐个翦除夏桀的羽翼,削弱孤立夏桀。汤的工作从葛国开始,然后进一步向东推进到韦、顾、昆吾三国,这是夏桀在河南东部地区的三大防御支柱。夏桀不敢怠慢,动员人马补充支持前线,可是韦、顾已经陷落,勉强保住了昆吾。

夏桀一方面加兵昆吾,巩固东方防线,一方面传令山东东夷诸族从后面攻袭商汤。看来,东夷族不是团结一致的群体(这也是他们与华夏竞争中一贯占下风的原因),一些东夷部族接受了夏桀指挥,从背后攻击商汤。汤看到自己有腹背受敌的危险,赶紧向夏桀谢罪,请求投降,发誓效忠夏桀,恢复纳贡。

夏桀没有看过鲁迅的书,不知道“打落水狗”的可贵论点,所以表现出妇人之仁,放掉了商汤。这与夏桀“残暴”的恶名声颇不一致,使得我们不得不怀疑史书上对他众口一词的指责或许有人为捏造的成分。

不过,汤的行为毕竟给夏桀敲了警钟,使他意识到诸侯已有二心,为了控制事态,夏桀下令在山东济宁会见诸侯,告诉大家他是天子,仍有威力。地点之所以选在山东,是为了专门给东夷诸族看的。不料东夷之中有个“有缗国”牛气烘烘,故意不等散会就先行退席回国,不给夏桀留面子。夏桀为了杀一儆百,就率领参加会议的各路诸侯联合出兵征伐有缗。有缗国地小力弱,当然无法抵御,被灭国了事。有缗的下场让东夷诸族不寒而栗、人人自危。夏桀灭了有缗,非但未能加强自己的权威,反倒搞得东夷人离心离德,从此战事向对夏桀不利的态势的转折。等商汤再度兴兵伐桀的时候,这些东夷诸族不再响应夏桀调遣。夏桀处理东夷事务的失算,在于他一味借助威吓而忘记了拉拢。

商汤招集人马、训练军队,在接下来的十来年时间里,进一步拆除夏的屏障,终于摆出了决战的态势,以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进攻夏桀。所谓“必死”,就是形容商族战士视死如归,如火烈烈。尽管如此,商汤觉得还是有必要给大家讲几句话。他接过副官的大斧子,站在战车顶上,取出嘴里石球,扯开喉咙说道:“诸位,我听到一些议论,说我商汤不够怜悯你们,耽误了你们干农活,去打什么鬼仗!不过,不是我偏要犯上作乱,实在是夏桀罪恶太多,上帝命我征伐之。你们又要问了:”夏桀到底有什么罪,值得我们这样兴师动众?‘夏桀贪婪,耗费民力,害苦了夏朝人,普天之下谁人都知道。人们一致怠工,不跟他合作,诅咒他这个太阳早点灭掉,宁可与他同归于尽。夏朝烂到这种情形,我能不管吗?现在我要求,你们顺着我的意志去实现上帝的心愿,我就会重赏你们,决不食言。否则,死了死了地!“

战士们都举拳发誓:“我志愿跟随商汤,放弃家里的农活,去打狗日的夏桀。”汤先生很高兴,刚要整军进发,就看见伊尹风尘仆仆跑来了。

伊尹这几年没少往夏朝那边跑,不断刺探情报。“司令,你听我说,”伊尹对商汤讲道,“这次我从妹喜嘴里套到可靠消息——光这一条情报就顶一个师,夏桀刚刚做了一个梦,梦见天上有两个太阳。西边一个太阳,东边一个太阳,两个太阳搏斗,结果西方日胜,东方日败了。”

“啊?什么意思,东方的就是我们啊,东方的输了吗?”汤司令无比沮丧,“你没记反吧?明明应该是我们嬴啊。”

“梦就是这样的啊。不过我有好办法,司令,如果我们出其不意绕到夏都西边,从西边发动攻势,我们岂不就成了西边的太阳,夏桀成了东边的太阳,西边的太阳必胜,不就是我们一战而王吗?”

这个调换赛场的建议得到了汤先生的批准,事实上,伊尹这一招歪打正着,落得高妙。众所周知,夏桀的防御重心都是针对东夷人的,所以重兵布署在国都巩义以东。商汤的六千子弟兵从南边迂回穿插绕到国都以西,发起发起强大迅猛的冲锋。(这里加个地图),属于军事学上的避实就虚,出其不意。这使人联想起希特勒绕开法国人钢筋混凝土垒筑的马其顿防线,向北迂回攻掠欧洲,活活把人气死。

夏桀对于国都西侧突然冒出地平线的商族部队大为惊恐,他的主力部队都集结在国都以东两百公里的昆吾(河南许昌)一线。史书上说两军接刃不久夏桀就主动撤退,飞也似的向东线昆吾靠拢,寻找友军救援,并且在狂奔的过程中士卒离散,形成溃乱局面(这也是为了衬托商汤的“仁者之师”所向无敌)。

昆吾之君接住夏桀,与尾随而至的商汤仓促迎战,被汤司令击破,昆吾之君战死。在汤司令的压迫之下,夏桀残军不得不继续向东撤退,跑了一百多公里才收住脚步。从这里再往东跑,就是山东东夷的地盘了,夏桀没有了退路。于是他就转过身来,与追击而至的汤司令做孤注一掷的最后一搏,这就是著名的“鸣条之战”,发生在鸣条(河南开封地区)。

东夷族一贯拥有优秀的武器装备,早在蚩尤时代就传说打造青铜兵器,使用金属戟杖头盔(虽然这是缥缈无证据的传说,但也反映了东夷地区的青铜历史源远流长)。到了商汤汤时代,东夷的青铜技术已有萌芽,这给他们带来战场上的主动,使华夏族惴惴不安(从前的“夏后杼”就改进了华夏族的皮甲,以防御东夷的利箭强矛)。但是夏桀的战士一路奔命,估计早把皮甲这样的重装备半路丢弃,以求跑得轻快一点。于是,鸣条之战中,商族的六千子弟兵从士气到武器都占上风,附近诸侯国友军的支持也使他们春风得意。而夏桀在这一地区的铁杆属国早被商汤翦去。失去羽翼的夏天子只好孤身作战,逞其匹夫之勇。夏桀一手持矛,一手扬斧,双手挥动如轮,只身冲陷敌阵。四野的天云沉凝欲堕。夏桀颇以勇力著称,据说能双手拉直铜钩,两臂生擒犀兕(兕是母犀牛),神力冠于华夷。虽然东夷战士以骁勇犀利见称,但在夏桀的劈打之下,也纷纷倒毙,头破胸穿。夏桀身后还豢养着一班勇士,都能手裂虎豹。凭着他们出色的单兵作战能力,夏桀硬是在几千人的围追堵截之下血战突围,裹带着一部分亲属(据说包括妹喜女士)冲出险恶的矛林箭雨。这一场景使人联想起项羽的垓下之战,以二十八骑突围而去。

这时,鸣条西边有汤司令拦截,东边是东夷之地,夏桀只好往南方逃窜,深入了非典病毒多多的荒障之地。他渡江来到长江以南的安徽巢县地区(有巢氏的老家。在战争年代,有巢氏的巢,经常被燧人氏的火烧掉——鲁迅语),在那里夏桀捂着伤口终于死掉了。他临死对妹喜说:“我后悔当年没有把商汤杀死在夏台监狱,结果自己成了这个样子。”(当初夏桀曾以威胁公共安全罪逮捕夏桀,由于心慈面软又释放了他,跟项羽鸿门宴放掉刘邦差不多吧。那些历史上的最终胜利者往往属于狠角色,而不是我们儒家号称的仁者。)

在经历了十七位君主统治之后,夏朝终于灭亡了。如果包括中间有穷朝(Jr。后羿)的四十多年,夏朝从禹至桀,共享国四百多年左右。

夏桀在临死前没有反省自己的错误,他只是懊悔从前疏于防范、过于仁义,两度放过了商汤。看来他还是应该相信鲁迅打落水狗的观点。对敌人仁义,是愚蠢的。“仁者无敌”这话,是骗人的。我想,项羽自刎乌江岸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感慨吧,鸿门宴的失算,遂使刘邦竖子成名。

商汤把取代夏朝的过程称为“革命”,就是革去夏朝之命的意思。商汤成了继立的商朝的第一任王,王字就是战斧之形,象征着他的武力和权威。他任命伊尹、仲虺作相,把纯白色的衣服制定为最高等级,上衣下裳,腰束宽带,除了佩玉,腹前还有一条“蔽膝”直垂到膝下,这是古代中国的领带,只不过是系在肚子下面(这种领带一直延续着穿到了明朝,我们等到秦始皇时再详细介绍)。

据说商汤还制定了《汤刑》以维护帝国的秩序。从文献上可以推见商王朝刑罚颇重,刑杀的手段有斩首、肢解、火刑、沉水、活埋、弹射之类,但很少关进监狱去蹲几年。大约在监狱里蹲着还有饭吃,不受风吹雨打,这在当时看来不是处罚而是享受。所以商人要以残害肢体的形式表示惩罚,一次性就够了,砍玩脚就放回社会,从而节省了修建监狱和招募看守者的费用。总之,当时监狱业不发达。

商人刑杀人的动作如今保存在“伐”、“期”这样的汉字当中。比如“伐”像以戈截人首,“期”像以钺砍人首,左旁被反缚两手的人已是身首分离。“卯”是把人对剖,分置在案子上。“陷”字是置人于土坑中,抛土填埋。“燎”如燃木之像,上边放人。这些恐怖的汉字为我们今天依然使用,只是不知道其中隐含杀机。轻杀本来是商朝的传统,酷刑是早期人类的共性,后人不了解,却把这些罪恶都归结到后来的商王末帝“纣王”身上,是不公平的。

商汤总结了自己的成功经验,在于能用“非己之民”,也就是联合其它诸侯共同颠覆夏朝。这给他带来了好处也带来了坏处,使他不能独享新的王朝。交通、通讯等技术手段的落后,也要求庞大的国土必须分国而治。商汤被迫分封那些劳苦功高的合作者,在一次诸侯大会上把他的“帝国”分给三千诸侯来承包。这一数字已经明显少于大禹时代的万国诸侯,体现着整个中国统一化的进程。

我们仍然不能高估商汤对帝国的控制力度。我们可以称当时的埃及是一个庞大的帝国,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是一个帝国,而把商朝称作帝国还需慎重。商王的直接控制区,不过是五百公里直径的圆,所谓“邦畿千里”,对应于地图上就是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是华夏族与东夷族的结合部。这个圆圈以外的土地,成为诸侯们的舞台。

为了防御各种野心不死、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异姓部族,商汤干脆把自己锁在一座严丝合缝的城里,以对付进攻者的弓箭。于是有了夯土的城墙,可以遮蔽敌箭、隐蔽自己行动和迟滞敌人进攻——城这个重要的文明标志,也是在商朝初期才开始成形,受战争行为的催化而出现。

建造这样的城,意味着砍伐林障、加工木材、堆砌土料、制造工具、设计器械,这些东西刺激了青铜工具的发展。在施工过程中人们还需要缜密沟通,促进了文字的发展。于是,修城这种出于战争防卫目的的行为,直接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跃进。这是战争给历史的积极推动力。(两河流域、埃及文明之所以发达,也在于早期那里的城邦国家之间不停地打架,迫使大家空心思革新技术、发展经济、推进文明。)

商汤国都的准确位置历来众说纷纭。我们所能断定的是,商汤及其继承者先后修筑了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当时的城邑,一直到一千年后的春秋时代,都是非常狭小,每边长才几百米,用土围子围着,跟一个普通中学差不多。唯独商汤新修建的偃师商城,规模达到了空前绝后的水准,等于一所大学的面积,比如清华大学。

偃师商城长1。7公里,宽1。2公里(五个天安门广场的大小,实在很小。不过,全世界的古城,一般也都就这么大)。虽然不大,但遗迹至今尚存,有七个城门,以及纵横交错的道路通达城内外,切成棋盘形制。城墙全用夯土筑成,现今还有一到两米高的残迹留在地面,经风受雨。但它还没有外包城砖,只是裸露着坚硬的黄土罢了。城墙也不是垂直的,需要借助斜坡来支撑,所以上窄下宽,底下最厚的地方可以用于形容人的脸皮,达到二十米之厚。城墙内侧还有“马道”,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士兵可顺马道直登城头。护城河在当时还没有出现。一般,护城河、城墙二者有一个就足够保家卫国了——因为当时的攻城设备还很不完善。

即使这样一个用现今眼光来看很小的城(三个紫禁城故宫的大小),在当时已显得颇为宽绰,以至于人们把墓地、大垃圾坑、制陶场这些脏乱差的窝点都搬到了城里,体现了当时财富的匮乏,以至于手工艺场被视作价值不菲,要保护在城里(后代逐渐搬出)。

在整个城的南半部里边又建了一个小城,是王室居住区,叫做宫城,用两米厚的夯土墙围上,只有一个足球场大小,地下有排水网络可以泄走雨水和人们的小便。商汤的王宫是当时的帝国大厦,有两重屋顶(样式类似紫禁城里的殿,叫做四坡重檐式),建造在几百平米的夯土平台上,只不过屋顶铺芦苇,还没有琉璃瓦。圆木的柱子,立在宫殿的前脸,协助支撑巨大的屋顶。

商汤立在柱子之间,眺望旁边的小殿,那是祖先们的宿舍,商汤叫它“宗庙”。宗庙是个恐怖神圣的地方,殿门内外都埋着人殉者的尸骨:武士们在地下依旧左手执盾,右手持戈,头戴羽饰,屈身而跪,身后带犬,人犬相守,长短兵器交加,门禁森严,保护着祖先们于阴间的宿舍。

显然,商汤的这个舒适的老窝已经与后代的城池相去无几,只是迷你一些,而且可以分成uptown和downtown两部分,就像现今的纽约一样。Downtown是商汤的宫城,在南城里,庄严优美,是贵族们居住游乐上班之所。平民则在宫城以外与大城之间——uptown。如果商汤在uptown游走,他可以看见数十口水井,一边半地穴的坑屋,屋里有低矮的土床,保留着神农氏时代的习俗。他们一般都是可怜的上班族,在手工业场上班,卫生条件也并不很好,以至于商汤要求,谁敢在大街上乱倒炉灰,就砍断谁的手。商朝的刑罚是相当苛酷的。商汤也可以看见一些隆起于地面上的大点房子,门口往往埋着人殉,这就像停放着一辆辆私家车一样,是有钱人家的奢侈表现——能弄点“人殉”的骨头装点门庭的,必是手头宽裕之人。

商汤走在新修建的商城里,发现旱灾还在继续,号称煎沙烂石,屋子的柱子石础(托着柱子的石块)闪闪发光,耀眼刺目。随行的“贞人”对他说:“按照我们神职人员的学术观点,对付从夏朝持续至今旷日持久的旱灾,燎祭是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人作为牺牲,架在柴禾上烧了,烟火慢慢飘上天空,香味献给上帝享用。上帝一高兴,就会命令气象诸神降下我们苦苦期待的雨。”

“这事不要麻烦别人了。众人有罪,在我一身。我的职责就是事奉上帝鬼神和祖宗,现在由于我的愚蠢,上帝降下干旱灾祸,那我牺牲自己好了。”于是商汤把自己泡在水里洗洗干净,剪发、断爪(爪是指甲,不是手,断掉指甲,免得上帝吃的时候恶心)。商汤素车、白马、身披白茅,脱光外衣,躺在台子上,和其它牛羊祭品摆成一排,伴着咩咩、哞哞的叫唤声,被一齐抬到了祭坛上,周围架起了柴禾。为了方便上帝品尝,人们给商汤的肚子上放了一盘调料。

贞人从兜里掏出面具戴上,看了看商汤,又拿出打火机。商汤委屈地闭上了老眼。当柴禾劈劈啪啪愉快地燃烧起来,感人的场面终于振动了上帝,晴天一个霹雳,上帝命令属下的气象诸神(风雨雷电)一起动员,哗哗拉拉下起普天同庆的一千里喜雨来。

商汤在位十三年后,驾崩了,死时不知葬在哪里。如果你想去缅怀商汤的伟业,建议到河南偃师商城旅游。希望你从这一片沉睡着的遗迹找到商汤先生游动的身影,他嘴里含过的石球,也许还丢弃在某个土坑角落。偃师这片废墟,清晰地鉴定着早商的历史,使它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据可查的朝代。

商汤死后,他的两个儿子“外丙”和“仲壬”相继走上领导岗位,分别工作了两年四年,反映了当时人们短命的事实。夏商人的平均寿命是32岁左右——如果我生活在那一时代现在已经该升天了。

接着,商汤的长孙“太甲”在伊尹的安排下接班了。伊尹详尽地告诫了这个年轻人不要轻慢贤人的言论,不要疏远年高德望的人,亲近愚蠢幼稚的人,他总结了十种国君必须避免的过错:沉迷于酒色歌舞、贪求财宝、迷恋游乐,又警告他说:“哪怕您做的善事再小,也会使诸侯感到庆幸;哪怕您做的恶事再小,也会给国家带来灾祸。”可是太甲并不爱听他的这些老生常谈,很快就开始胡作非为起来。史料上说他不遵成汤之法,其实也可能是尝试着进行了年轻人的改革。但他的行为招来伊尹的讨厌。伊尹以太甲“暴虐、乱德”为理由,将他放逐到桐宫去悔过自责。然后伊尹独自处理国家政事,并且接受诸侯的朝见,所作所为和商王没有什么两样。

伊尹作了三年国家负责人,按照一部史料《竹书纪年》上的说法,他最后被太甲发动宫廷政变杀死。太甲在桐宫被关了两年多,终于被关腻了,机智勇敢地逃脱回王都,杀了伊尹,恢复了王位。

伊尹的一生十分复杂,评论起来也很困难。他作了三年代理天子,用意或许都是好的,但以臣子的身份擅自放逐国君,这算不算篡国呢?这个困惑后代学者的大费思量的问题其实在当时不算很严重的问题,当时还没有发明后代的忠君思想,伊尹的“大逆不道”之举没有激起当时舆论界的震惊和谴责。一个君主倘若不贤,臣子似乎是可以驱逐他的。所以,伊尹的后代继续在朝为官而没有遭受清算,伊尹的亡灵也一并得到后代商王的隆重祭祀。

然而后代的学者习惯了视皇权为至上、不可更移,看见伊尹驱逐太甲而自代,不由得暗自哆嗦,总不得劲。一方面,伊尹是个有着杰出贡献的正人君子,另一方面,即便商王太甲不贤,伊尹放逐他,在后代学者们眼中仍是谋逆篡国。一个原本高大全的形象全被放逐太甲的事给玷污了。于是后代学者花了很多功夫替伊尹遮掩避讳这一点。在的《尚书》一些伪造的篇章中,故事被改编成了这样:太甲被关在桐宫,深为悔恨,终于改邪归正,有了良好的表现,伊尹就把他又迎回都城复辟,归还了王位,好像根本没抢过一样,伊尹的人格于是完美无缺了,学者们才舒服起来。

其实这是替古人瞎操心。“还政”这样的事,古今中外的现实中还从没听说过。太甲呆在桐宫里关着,一天两顿饭傻坐着,又何从去判断他是悔过自新与否。然而,在忠君思想大泛滥的后代皇权社会里,自诩忠贞的老实臣子们,无端地替伊尹背上一大块心理负担,非给它改过来不可。当惯了奴才的人,也替从前的人缺乏奴性而忧心忡忡。

商王族似乎把手足之情看的颇重。太甲死后,他的两个儿子——沃丁、太庚哥俩相继即位,体现了兄终弟及的原则。沃丁、太庚这俩名号,奇奇怪怪的,带着“甲乙丙丁戊……”的序号,类似于“亨利四世”、“路易十三”,其实这是天干地支组合出来的日期。商人把一年分成12个月,闰年有13个月甚至更多,月有大月和小月,大月30日,小月29日。但当时没有阿拉伯数字,日的记数就以干支循环来标识。这一纪日法,被后代沿用了三千多年直到近代。

在商王去世的那一天的干支日,就演化成沃丁、太庚的名号。另一种说法是,这是商王的“骨灰盒”进入宗庙时的编号,叫做“庙号”。人们依照这些骨灰盒编号,排定给他们的祭祀时间。每隔十天要祭祀一个商王,随着死掉的商王越来越多,到了商朝末期,完全祭祀一遍祖宗,需要一年时间(商纣王大约可以体会到“历史的沉重感”吧)。

“骨灰盒”编号为太庚的这位爷进入祖庙以后,他的儿子“高”、“伷”、“密”哥仨相继做了商王,死后骨灰盒分别为小甲、雍己、太戊。他们都没有什么值得一谈的作为,除了这时候商朝开始衰败,诸侯常常不来朝见。在太戊执政的第七年,宫殿的门前,长出了一颗桑树和楮树,俩树在早晨的时候还都是小苗,到了黄昏已经合掌粗了。而且两树互相搂着抱着,合生在一起,姿势也不怎么雅。太戊非常恐惧:“是不是上帝对我不满意了,跑到宫殿前来吓唬我啦?”

伊尹的儿子“伊陟”这时候作首席政务官,说:“臣听说,妖邪不能战胜道德。现有妖孽出现,说明您的政策可能出现错误了吧?”太戊于是努力改进工作,这两棵树很快就枯死了。商朝从此复兴,诸侯又都来朝拜。伊陟赶紧大肆宣扬太戊的德政,说是得到上帝的福佑,妖树也惧怕而枯死了。为了报答上帝的福佑,太戊命令一名叫“巫咸”的神职人员在王都郊外举行了隆重的祭祀仪式。“上帝”这个词在商汤的嘴里就开始反复提到了。商汤“焚身求雨”就是朝着上帝来的。组织了男女演员,排练“玄鸟堕卵,简狄取而吞之,生下商人先祖子契”的舞蹈《桑林》,给上帝看,一边还有铙、铎、磬、鼓的打击乐器娱情。(巫咸还有个儿子叫巫贤,也接班当了神职人员。但巫启贤是不是神职人员,就不知道了)。

上帝其实是一个完全国产的词,在甲骨文、《尚书》、《诗经》、《史记》里上帝一词都屡见不鲜。后来,明朝传教士汤若望先生,为了让基督教在“顽固”的中国人之间流行,就从古书里翻出“上帝”这个易于中国人接受的中国词,来译他那个God。现在人们一说上帝,好像是高鼻梁大胡子卷曲头发的老外,其实在商朝人的心中,自有一个中国化的上帝在。

假如我们设想一下,商朝人心目中的上帝是什么样的呢?答案是,他梳着清朝人那样的大辫子。从商代墓葬中大量发现的形象资料标明,商朝男子多是梳辫子,而且式样较多,有从头顶正中编起一条辫子,然后垂至脑后;有左右两侧梳辫,辫梢卷曲,下垂至肩的,也有将头发编成辫子,盘梳于顶的(阿Q那样——也是清朝的)。商代妇女的发式,与男子大同小异,大姑娘梳辫子,小孩子梳两个小丫角。当然梳髻的人也有,甚至还有前后俩髻,发髻中间还插簪子以固定。甲骨文里的“夫”字,最上边一横就表示男子发顶上的簪子,以示爱美之心,而“妻”字上面簪子插得更多,使她的脑袋像一个鸟窝——有一位出土的商朝妇女,脑袋上插着26枚玉簪。

随着商朝帝国产生了君王,上帝也开始在天堂上班。在商人名目繁多的祭祀中,上帝是级别最高的神,排在第一位,代表着虚无世界的最大力量。这时所有帝国的通性:在没有君王的时候,天神也是泛神,风伯、雨师、西王母之类的,有了君王,也才开始有顶级之神,譬如上帝。这位拖着清朝大辫子的中国上帝,具有至高无上的威严。他住的地方在天上,但也经常跑到祭庙去作生意。降旱灾是他的拿手戏,“令雨”、“令风”、“令雷”,也是他的主打产品,就是命令下雨刮风。人们交上祭品给他吃,他就给这些产品。如果他吃的不顺心,就会下雨不止,形成涝灾、风灾,直到商王奏乐、唱歌、跳舞,献上美玉给他,以及黍稷给他吃,他才止风息雨。这的交易的仪式过程就是祭祀。祭祀时候要使用礼器。所谓礼器,包括酒器和鼎、鬲之类的炊器,带着饕餮纹、夔龙纹、蟠龙纹、云雷纹、蝉形纹、连珠纹、圆涡纹让人眼花缭乱,一副令人恐怖的气氛,威严、狰狞,镇慑和迷惑着每一个带平顶帽的商朝小民。商朝这些礼器目前挖出来好多,累计数千件。

我想,圣神和虐妖虽有正义、邪恶之别,但人们结交他们的策略却是一样的,就是用好话哄他,好酒灌他,好肉供他,他就风调雨顺,一旦你不奉承他了,不管是中国的上帝还是外国的God,他就下硫磺烧你,发大水淹你,只把几个时常念经讲他好处的,装在方舟上救起。

每到半夜,盘庚就睡不着了,即便喝上一些酒,也没有睡意。在旧的都城里,忧烦更是旧的,没有稳定的情绪。到了天色微明,盘庚的心境就给无形的风团搅动了。酒精的力量使得他头颅闲适又虚无。夜已极深,所余下的又很薄,盘庚便坐起来,点上原始蜡烛——芦苇的烛芯用布条裹上,布条再浸以油脂,等着天亮起来。

盘庚思索的事情,我们谁都不知道。在盘庚以前的一百多年间,商人突然迁都了四次,盘庚也要追这个时髦。商人为什么要迁都,古往今来总说纷纭,最流行的解释是躲避水灾,但是商人迁来迁去,一直在黄河两岸不远,并没有躲开水。并且甲骨文的记载中也没有河患的信息。迁都的另一个说法是反奢侈,城里的有钱人越来越有钱(有贝壳),而穷的则叮当响,贫富斗争,搞得社会不安定,所以搬迁一下,富人被迫丢下财产宝贝,穷人也有了创业机会。在新的艰苦地方锻炼,也去掉了奢侈之风。不过,古今中外的政府无不是往富饶舒坦的地方扎堆,像商人这样用自我找罪受的方法淘汰奢侈之风,还很罕见。并且商人几十年就迁一次都,应该还没来得及积聚得多奢侈。还有人认为当时的农业属于粗放经营,一块沃土耕种久了,慢慢失去肥力,所以需要不断变换耕作的地点,就像在一个固定的饭馆吃腻了要换个饭馆一样。不过,仅仅为了改换耕地,何必一定要迁徒到很远的地方,附近百十里就没有好地吗。而且商朝中期以后,人们就再也不迁都了,难道农业技术突然大跃进了。

盘庚在给群众代表训话的时候,也没有向我们暗示迁都的原因。事实上,商朝王位的“兄终弟及”或“父死传子”,都没有在法律上得到明确,王位传给谁因而变得暧昧不清。商汤时代制定的“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本身就潜伏着动乱的因素。因为继位之弟往往不肯把王位再交还哥哥之子,而想传给自己的儿子。于是出现哥哥的儿子与弟弟的儿子(堂兄、堂弟之间)争夺王位的局面。这种落后的继承制度,在后来春秋时代的吴国还会再次看见,堂兄堂弟之间为了互相防范,都穿上三层皮甲,并且成就了一个名叫做专诸的刺客。

新的商王抢来位子,往往要迁都,目的是离敌对的贵族远一点,摆脱政治对手们的牵绊、威胁,就像狗一旦捉到了骨头,一定要叼着逃走到没人的地方去吃一样。公元前1300年,商汤立国后的第三百年,王朝的都城已经经过四次迁徙挪到了山东曲阜。呆在这里的是商朝第十七位商王“盘庚”。在盘庚时代,“兄终弟及制”已经不是那么不容置疑了,死去的商王把位子直接传给儿子而不是交给弟弟,在前代颇有旧例可循。盘庚作为弟弟接了哥哥的班,而没有让哥哥的儿子接班,这使得他内心难免不安。哥哥已经经营曲阜地区很多年,曲阜到有哥哥一家的老部下与支持者,势力盘根错节。盘庚每到夜晚都担心有“专诸”那样的家伙破窗而入,志愿为哥哥的儿子取回王位。这也是他半夜常爬起来,握着青铜短刀不敢再睡的原因。盘庚有理由让自己离开曲阜,去一个艳阳高照的安全地方,享受自主自在的王者快乐。但是盘庚在群众集会上只能一再强调,迁都乃是先王(祖先)的意旨。

盘庚说:“我们的先王总是保护人民,总是为人民利益而搬家。你们为什么不想想先王们的故事呢?我想搬家,可是你们不体会我的苦心,反而大大地糊涂起来,发生了无谓的惊慌,想以你们的私心来改变我的主张,这真是你们自寻苦恼。譬如乘船,你们上去了,只是不解缆,岂不是坐待船朽吗?若是如此,不但你们要沉溺,连我也要玩完。你们一点也不审察情势,一味怨恨,试问这能有什么好处呢?”盘庚的话含糊其词,人们越听越不理解,于是他只好借助恐吓:“以前,你们的前辈事奉我的先王,非常老实。现在,你们不听话,不肯离开这里。我们先王就会在地下告诉你们的前辈,让他们好好地整治你们,到时候你们受罪该死就晚啦!现在我的计划已定,谁要不从,我就割谁的鼻子,灭了谁的种,一个都不留。”

大家吓得一捂鼻子,只好跟着盘庚上了已经准备好的船只,盘庚迁都的背后一定应该隐藏着一场史籍失载的高层政治斗争,所以才对民众威胁利诱。

虽然成串的贝壳(钱)方便套在脖子上带走,但粮食房子都没法要了。虽然据说商人驯服了大象作为运输工具,但总不能也把良田也拉走吧。反对派的贵族们被迫抛弃许多财富,迁徙削弱了他们的势力。他们也明白,到了新都将不再具备从前的地位和财富。但不等他们犹豫,已经被裹着来到河南北部的安阳(如今的殷墟),一看到处都是陈旧不堪、破破烂烂,过惯了好逸恶劳的生活的他们,更加来气了。于是开始散播流言,开始向盘庚叫嚣:“盘庚不是借助先王地意旨吗,那我们就搬出比先王更厉害的上帝来。我们要求占卜。”

占卜,是把居住在缥缈天上的上帝的意见,传达给三维空间的人们的一种途径。上帝向人间投下一种阴影,人们来阅读这种阴影,作出极具价值的结论和预言,告诉人们搬家的事到底对不对。这种宝贵阴影,都投在什么东西上呢?答曰:投在牛羊骨头上,也投在乌龟壳上。乌龟由于活的长,见多识广,成为占卜的最好载体,最灵验、效果最佳。乌龟盖子脱颖而出,越来越受到人们青睐,而生活在中国大地河流湖泊上的乌龟们,则倒了大霉。

盘庚是个年轻人,不怕叫板,立刻命令神职人员在乌龟壳上(多数是乌龟肚子那块壳)刻下当时开始出现的甲骨文,用以提问上帝:“迁都是对!迁都是不对!”这是一个双项选择题,让上帝选择正确答案。当然,有时候还出四项选择题,比如:“其自东来雨。其自南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北来雨。”这是向上帝问雨从哪个方向来。旁边还刻上出题者(神职人员)的名字以及出题时间。

接着,神职人员在乌龟壳背面钻几个浅窝,用火烧灼浅窝,就会开裂出一些纹路,这些纹路就是上帝在考卷上的作答。神职人员赶紧判卷子,这需要专业训练,他们能够从纹路翻译出上帝的语言。上帝回答的很细致,比如“大雨”、“小雨”、“雨小”、“雨少”、“多雨”、“疾雨”、“雨不疾”、“纵雨”、“延雨”、“退雨”、“去雨”,看得出上帝是个有耐心的人。神职人员把翻译出来的意思刻写在烧灼纹路旁边,这叫做“卜辞”。

关于这次该不该迁都,上帝的答复(卜辞)是:“迁都不对。”——不知道上帝是怎么搞的,总之,神职人员从纹路上读出,迁都是个历史错误。盘庚的脸立刻绿了,反对派的贵族们则欢喜雀跃,恨不得立刻跑在城里乱喊。

不过呢,要是上帝信口胡说怎么办,或者上帝喝多了瞎说怎么办?于是采取反复占卜的办法,多问问不就准了吗?等隔上三五天,又问同一件事,看看上帝是否忘了上次撒的谎。另一个办法是同时使用好几块乌龟壳,问同一件事,然后看看一致不一致。一般是商王拿着一块卜,占卜经理和占卜副经理各自拿一块,这也就是“三人为众”的原始出处,表示三个人的意识可以代表众人。

经过三次占卜,上帝的意见非常明确,都是不应该迁都。盘庚的脸变成紫茄子,朝着无辜的神职人员投去愠怒的一瞥,并且当即耍赖说上帝的意思不准。他再度把贵族和政府大员(据估计有两百左右人)召集起来训话:“像你们这样几天来到处乱跑,用谣言煽动人心,恐吓大众,毒害小民,不把我规诫小民的语言准确及时向下传达。这样闹下去,当然就会像上帝说的,迁都成了一件坏事。占卜不占卜,还有什么意义!我是根据先王的法度办事,我没有失德之处,你们不要忘了,我的威严好像烈火一样旺盛,我是你们的王!你们遵从我,就像把网结在纲上,才能有条不紊(成语出处)。要知道,即使你们象野火一样在大地上焚烧,使人近前不得,我也有力量扑灭。”

盘庚发了一通火,擦擦汗,又转而和颜悦色劝诫政府大员们办什么事都要同心协力,既来之、则安之,不要再闹了。最后又说道:“过去,我的先王和您们的前辈,一起过着安乐而勤劳的生活,我怎么会对您们动用非分的刑罚呢?如果您们乖乖地继承前辈勤劳地传统,我决不会掩盖你们的美德。从今以后,你们努力做好份内的事,不许乱说乱道。我也会把你们的前辈和我的先王一起祭祀,好了,让我们一起恢弘上帝和先王的意志,一心建设家园吧。国家治理的好了,是大家的功劳;治理的不好,是我一人的过失。”

反正都已经来了,再闹也不可能真回去,生存下去是第一要事,人们没有闲情逸致跟着反对派折腾。气质刚强的盘庚成为大家拥护依赖的对象。据说商道由此复兴,百姓生活安宁,诸侯来朝,闪烁起商朝中期一段人心振奋的时光。

与盘庚同一时期,西方有一个叫摩西的人,带着他的犹太流浪汉,千辛万苦离开了埃及。而地中海畔则爆发了特洛伊战争。随着“迈锡尼文明”(未来希腊文明的前身)走向衰微,并且他们的一个美女“海伦”也被东边的特洛伊人(处于亚洲西北角)泡走了。希腊地区的人组成联军,在迈锡尼王“阿伽门农”等一干英雄率领下,渡过爱琴海去抢海伦,更主要的目的是抢些奴隶和财富。战争打到第十年的时候,进攻一方的人因为分赃不均互相掐起来了。统帅阿伽门农仗着官大,每次都分到比英雄“阿喀琉斯”更多的战利品,虽然后者有攻城野战之大功,但阿伽门农抢了他的妞。后者怒火中烧,嚷嚷道:“你头上生了狗眼,身上却长着鹿心,不敢战斗于沙场,偏会欺负老实人。”于是英雄阿喀琉斯宣布消极怠工,不再临阵卖命。结果希腊联军败得叽哇乱叫,阿喀琉斯的亲密战友也马革裹尸了。阿喀琉斯急了,不再计较战利品的事,再次披挂了铠甲,挎着长剑,手挺长矛,驾着战车进攻特洛伊人,犹如一团烈火,践踏特洛伊人的纷纷倒下的尸体与盾牌。特洛伊人看看没办法,请求外援“太阳神阿波罗”帮忙,这位太阳神从云彩里发出一箭,正好射中阿喀琉斯致命的软弱之处——后脚跟。黑暗遮住双眼,灵魂随即消逝。希腊人没招了,最后使用木马计,赚进特洛伊城,夺回了半老徐娘的海伦,并把大火和屠杀留给这个富庶的王国。熊熊的火柱直冲天空,宣告不幸的特洛伊城的毁灭。

“迈锡尼文明”已经出现铁器,描写阿喀琉斯为阵亡的战友举行盛大葬礼时开了一个运动会,其中发给掷铁饼运动员的奖品就是一大块圆形的生铁,这是个值钱玩艺儿,可以做成铁犁。

当盘庚时代的中国人以落后西方(西亚两河流域、北非埃及)两千年的步伐在商朝中期开始迈入青铜时代时,西方已经在局部地区进入铁器时代。除了上边说的“迈锡尼文明”已经出现铁器,两河流域以北的赫梯王国冶铁技术最为完备和领先。赫梯王把铁视为专利,不许外传。埃及法老得到少许铁片,锻打成刀,视为珍宝,以黄金象牙配其刀柄。有了铁斧铁锯铁钉之类,造船业也就发达起来,可以跨海远征或者移民。铁制武器更给了赫梯人以力量,使得他们迅速崛起之后对两河流域和埃及地区构成巨大威胁。埃及法老动用倾国军马北上与赫梯人展开了一场古代世界的最大规模恶仗,双方各自动用了两千辆战车和各自两万战士(这是个天文数字,我们商汤革命的时候才有战车七十辆)。由于埃及法老孤军突进,遭到赫梯人围攻,法老拼死抵抗,情急之下甚至放出护身的战狮扑向敌人。幸亏赫梯军人因抢财物而队形分散,埃及援军亦及时到达,才避免了法老的被俘。这场发生于我国商朝中期的西方大战,又以拉锯战的形式持续了十年,终于把埃及帝国拖垮,从此由盛变衰,四分五裂,不断遭受外族人的侵袭,局面持续了一千年,直到公元前525年(我国的春秋时代)埃及被新兴崛起的波斯帝国吞灭之,从而彻底宣告了埃及文明的终止。西亚两河流域的文明(新巴比伦王国)也是同一时间亡于波斯帝国之手。

特洛伊战争结束后,中国这边在位二十几年的盘庚也死去了,但他没有能力让自己的儿子继位,这反映了当时王者权力还不是极端牢靠,人们可以把它像皮球一样夺来夺去。盘庚的侄子“武丁”继位之后情况才有了转化,“父死子继”成为商王继统的常例,其它家族没有能力插嘴窥视,政治从此走向稳定,这也是王权加强的一种表现,并且从此没有迁都的必要和实例了。所以我们有理由把武丁想象成一个非常powerful的君主,类似汉朝的汉武帝。中国真正崛起为世界文明大国,是从武丁时代开起。

武丁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喜欢祭祀和打仗。武丁把上帝当成了他的优质客户,给予无微不至的关照。经常在甲骨上刻下文字,询问上帝这会儿饿不饿。如果饿,那请问哪一天想吃什么东西,祭祀的用什么牲口,是想把牲口烧了吃还是喝血比较好,想一顿吃多少牲口呢?吃肉的时候要不要喝酒呢?当然,上帝的胃口很刁,武丁要用白牛、白羊、白犬、白豕作为牺牲给他(上帝也讲究个色、形、味儿)。白色是商朝的上色,就好比明黄色是皇帝的上色。

由于武丁奉承的好,上帝给了武丁极大回报,使他成为一名成功的战争指挥者。

“我去讨伐工方(一个方国),上帝会福佑我们吗?

我不去讨伐工方,上帝会福佑我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