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饶事件成了爆发点
1955年4月5目，我由上海市公安局调北京中央公安部工作刚好一年，因饶漱石、潘汉年、扬帆案件的株连，被公安部专案组逮捕。
正是这一天，我从《中国青年报》第一版看到中共中央七届五中全会闭幕的消息，报道了高饶反党联盟中的高岗自杀，饶漱石被永远开除党籍。
翌日晚，公安部一位副部长找我谈话，要我彻底交代上海市公安局用特务等问题。我天真地以为一定是专案组不了解情况，弄错了。这些事公安部领导同志都知道。1951年春，公安部领导巡视上海工作时，曾对上海市公安局在对敌隐蔽斗争中使用特务有过定评，认为有成绩，也有缺点错误。而且他回北京给中央写了报告，认为上海表示纠正的态度还好。事实上我们已作了纠正。1952年公安部领导还通过一个案例，当面批评我是否在工作中缩手缩脚了。
万万没有想到，高饶反党事件成了新的爆发点，这一切又被重新翻了出来，而且上纲上线，成了莫大的罪名。
在多日严厉的审讯之后，另外来了两个40来岁的人，从其讲话口气判断不是公安部的，其一说：“饶漱石、潘汉年负路线之责，扬帆是主谋，你是执行。”
是的，解放上海之初，“以特反特”作为对敌隐蔽斗争的策略和手段，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饶漱石提出，经过市委会议认可的。其实，饶漱石这样做，是有中共中央1943年文件指示根据的。
我被关押600天后，审讯员以一种特别的神情告诉我，已查明潘汉年是个“内奸”，扬帆是个“奸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1961年3月，我从报纸上看到政府特赦一批战犯，溥仪、溥杰、杜聿明、王耀武及特务康泽等均被开释，而我仍被久悬不结，气得大口吐血，立时写信给中央监察委员会据理力争，但没有下文。到五一节我又写报告，翌日放我出来。关押了6年零1个月后，我被以执行“内奸”潘汉年、扬帆指示，“包庇反革命”的罪名免于起诉。
1963年得知潘汉年和夫人董慧亦获释，住在北京团河农场，半自由状态。扬帆则因拒不认罪，仍在狱中。“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我重被收监，长期关押达7年半，潘、扬更被“四人帮”重新判处重刑，受尽摧残折磨。直至1982年8月，中共中央颁发《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遗憾的是潘汉年和董慧已先后在1977年4月、1979年2月与世长辞），这件历时长达27年的共和国第一冤案，才算了结。
历史是怎样被颠倒的
上海解放初期，潘汉年同志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书记，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社会部部长、市委保卫委员会副书记、书记。在他直接领导上海市公安局工作之后，我才同他有工作上的联系，但他的名字，我则敬仰已久。
记得1938年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当时我还是一个参军不久的小青年。有位同志故意问我：“你知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驻福建人民政府的‘首任大使’是谁？”我目瞪口呆回答不出。他逗着我说；“潘汉年同志代表我们党同福建地方实力派陈铭枢和蔡廷锴谈判，实际上他相当于苏维埃驻福建人民政府的‘大使’呀！”
1943年。我在淮南解放区黄花塘军部参加整风学习，潘汉年给华中局和军部干部作辅导报告。报告中引证党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左倾机会主义给党的事业所造成的严重损失，使大家深受启发和教育。有一段时间，在晚饭后，我到黄花塘去，经常看到陈毅军长和戴着金丝边眼镜的潘汉年一面在田野散步，一面热烈交谈。这些昔日美好的记忆，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1949年5月，解放军“挟全国胜利之余威，军临上海”（陈毅同志壮语）。潘汉年任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秘书长，副市长，日常事务千头万绪，可是他才华卓越，日理万机，处理问题干练，遇事沉着不乱，从容不迫，有条不紊，驾驭自如。在上海刚解放的那些日子里，潘汉年同志始终指挥着我们度过一个个战斗的日日夜夜，领导着我们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敌对势力嘲笑我们“共产党只能管农村，管不了城市”。尤其是这座东方著名的大城市。旧上海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基地，也是国民党反动派特务统治的大本营。光特务组织就有军统、中统、国防部二厅、蒋经国、陆京士和毛森等系统28个主要单位，特务分子累万。此外，还有一大批反动党团骨干，盘根错节的蒋帮余孽和黑社会势力。面对这样复杂的情况，5月9日，扬帆传达了华东局关于接管上海的方针政策，从而提高了我们的思想，澄清了一些不正确的认识。
华东局指示，要我们首先从思想上明确依靠谁，团结谁，向谁斗争这个根本性问题。指出进城以后，必须坚决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人民，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便与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如果这个问题处理不当，就要犯原则错误。其次，亦要看到上海的情况十分复杂，社会改造要逐步进行，一定要分辩是非轻重，稳步前进，如果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就要犯策略上的错误。
华东局还指出，我们解放城市是从外部打进去，群众既会热烈拥护我们，但在思想上、政治上准备又不够，所以进城后对社会改造不能操之过急，以免使自己陷于孤立。因此，进城后先集中力量做三件事：（1）消除反动派的残余势力，安定人心，安定社会秩序，安定人民生活。（2）把国民党的机构接收过来并且管理好。（3）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恢复交通运输。
潘汉年同志是坚定地贯彻这些方针的。
当时，我们的处境仍很困难，国民党政权虽土崩瓦解，但仍凭借美国的支持，不甘心失败，对上海实行海上封锁，空中轰炸，作垂死的挣扎。800万蒋军大部被消灭，残存的反革命势力发生分化，一部分消声匿迹，另外一部分则继续疯狂破坏，散兵游勇趁火打劫，经济罪犯嚣张放肆，捣乱金融，哄抬物价。反革命特务间谍有的分散潜伏隐蔽活动，有的冒名接管，破坏解放军声誉。美蒋特务机关预伏的特务电台，每天同台湾秘密通电，供给情报，提供气象信息。反动统治的残渣余孽造谣惑众，煽动不满，甚至进行猖狂的反革命纠合。台湾、舟山敌人更不断派遣特务潜入上海，妄图对华东、上海军政首长、公安局长、起义将领、进步民主人士、文化人士等进行暗杀，并在闹市投掷炸弹、制造重大事件。这一切，给我们对上海这个烂摊子进行全面接管、整顿和恢复增加了重重困难。但是新生的人民政权发挥着强大的威力，敌人的任何企图未能得逞。全市没有一个党政军首长、一个知名人士遭到敌人的暗害。在我们的连续打击下，敌人纷纷瓦解向我投降，社会秩序迅速安定，人民开始安居乐业，生产逐渐恢复。这一胜利的获得，归功于党中央政策方针的正确，亦与陈毅市长和他的主要得力助手潘汉年同志的卓越领导分不开的。我们这些历史的见证人，对汉年同志在这条战线上的业绩是终生难忘的。在那些战斗的日子里，他经常听取军警关于治安和保卫工作的汇报，并及时给予正确的指示，而且还常常亲自上阵指导反间谍斗争。例如：在同反革命特务分子作斗争的问题上，根据当时我们处于敌情不甚明了，群众还未发动起来，以及我们力量尚未组织好的情况，汉年同志参与制定的军管会治字第12号布告，主要是打击现行反革命的破坏行动，历史已经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
为了保卫7月6日举行的人民解放军入城式和群众庆祝游行的安全，市委决定在七一前夕进行一次全市性大搜捕，并在瑞金路的原国民党励志社召开了专门会议。到会的有市委、市府、军队、公安、法院和工会、青年团等部门负责人，潘汉年同志主持会议。他针对主管部门制定的搜捕计划打击面过大指出：寄希望于通过一次大搜捕来彻底肃清上海特务、反革命破坏分子的想法是不正确的。如果采取断绝交通，挨户搜查的办法，群众必然反映很大。过去国民党经常采用的扰民办法我们不能采用。他强调这次搜捕目标要明确，行动计划要周密，搜捕面不能过大。
6月间，市公安局社会处对国民党特务布置潜伏在上海各角落极深的秘密电台进行了一次扫荡。同志们彻夜战斗，第二天，汉年同志亲自来到社会处接见胜利完成任务的同志，一面给予鼓励和慰勉，一面教育我们不要只知道破案，过于简单化，要提高反间谍斗争的水平。
在汉年同志领导下，市公安局在策动、团结、教育原国民党人员方面作了大量工作：
国民党军委会东方经济研究所所长邓葆光，解放前夕去香港，该所重要图书资料均已运往香港。我们利用邓的女友吴嫣（吴丽丽）同邓通信，引桥铺路，果然把邓争取回来，潘汉年、扬帆同志亲自接见了他，经过做工作，邓即把100多箱、约万余册珍贵图书资料交还祖国，这批图书资料不少是善本、孤本，相当珍贵，曾获周恩来总理的嘉许。
解放前，著名民主人士张澜、罗隆基，曾被国民党软禁于上海虹桥疗养院，受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控制。军统曾有意加害张、罗，因得到稽查大队长阎锦文的保护未逞（阎受与我地下情报工作负责人吴克坚有联系的杨伟的影响）。解放后，党中央邀张、罗赴北京共商国是，阎害怕我们因他的历史不放过他，他定要跟去，张、罗也执意要把闽锦文带去。潘副市长出面做了许多工作，认定阎保护他们有功，并特别对阎作了妥善安排后方才了事。
1950年1月25日与2月6日，美制蒋机先后对上海杨树浦发电厂及江南、英联船厂等滥施轰炸。市公安局全力以赴，1月26日即将由台湾派沪不久，频频提供轰炸目标的罗炳乾特务电台及时侦破，于“二六”轰炸的第二天，报潘将罗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1951年2月4日，将对我危害甚烈的国民党保密局上海站徐松坚一举破获。在市公安局召开的庆功会上，潘副市长到会祝贺。
汉年同志对公安保卫队伍的建设一贯高度重视。1950年7月，社会处第一期干训班开学，陈毅、潘汉年、刘长胜、宋时轮同志都亲临讲话。潘还时常留下与训练班干部一起进餐。技术侦察部门肩负着特殊的使命，终年埋头工作。潘亦专门去看望他们。
潘汉年执行的是党的正确路线
我手边尚保存1950年3月22日在华东公安会议上潘汉年讲话的记录，不妨摘要重温一下。
汉年同志详尽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后指出：上海度过由于美蒋封锁造成的经济困难，恢复生产，安定秩序，为保证500万人民的生活，粮食公司以低于收购价供应市民。他强调顾大局、讲政策的重要性。工人打老板，资本家不会认为是部分工人不谅解，而会对政府政策发生怀疑。他指出中国大陆解放多是军事解放，但内在政治因素起很大作用。《约法八章》的颁布，对解放全国有极大作用。政策照顾起义人员，这样就有很多留下来的旧人员，给他们机会能为人民服务。但这些因素不免也成为特务得以暂时存在的客观条件。他指出，要打倒敌人必须熟悉敌人，要战胜敌人必须学习敌人的长处。敌人的方法对我们有利无害的可用，不好的东西不能用。如肉体处罚、严刑拷打，反革命认为是唯一法宝，我们决不能用。
公安部门建立起来的首要任务，是肃清那些公开破坏的特务，对城市中带短枪、炸弹的破坏分子和特务组织，只要发现，力求追踪消灭，不能让其得手，助长敌人气焰。
关于稳步前进的方针，他指出，不管任务如何重大，情况如何复杂，一定要把情况弄清楚，不能急躁。反革命活动最易激起我们急躁情绪，产生过急做法，这样容易到处去抓，牵连过广。“不打没有准备的仗”，“不打没有把握的仗”。乱抓，抓了再清理很不好。这样，真正的敌人抓不到反而溜掉了。在斗争策略上，他坚持在“准”、“稳”基础上的“狠”。要打得准，就要看的准，诱敌深入，当敌人暴露要对我破坏时，一定要给予有力的打击。
他举例说，对流氓打架喜欢采取形式上的处罚，不了解只有将其后台弄出来才能解决问题。
他概括地说：上海解放已经9个月，有些成绩，贯彻基本方针，树敌不太多。
他特别指出，由于我们由农村到城市，工作改变，环境改变，和黑暗面接触多，容易产生蜕化堕落。加上我们公安人员有权在手，容易违反政策。他告诫说，不能利用权力侵犯人民的利益。他最后提醒老同志，要在提高自己方面下狠功夫。
在另外场合，他批评我们只会埋头苦干，而不懂得用现实材料去教育提高群众。批评我们不善于更有效地执行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方针，他曾当着许建国局长的面批评提篮桥监狱关押的案犯中有许多未能及时依法处理，他说：“再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这些公安局长要受处分。”
现在回顾后来在内部肃反中走过的以逮捕代侦察，根本不讲法治，制造大批冤假错案、株连无辜的曲折道路，不正是离开正确方针，走向反面的恶果吗？！当然，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的这些正确的意见，必然会被一些“左”的人看成右了。实践证明，正是由于汉年同志的正确意见在上海工作中得到贯彻，从而保证了建国初期在上海公安保卫斗争中取得那么重大的胜利和成就。
上海镇反运动的实际指挥者
1951年1月，上海市办理反动党团特务登记伊始，在市委召开的区委书记会议上，潘汉年讲话指出，对国民党员应区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北伐）和国民党叛变革命之后不同时期，提高了干部的历史知识与政策水平。
中央颁布镇压反革命的指示以后，潘汉年同志代表市委具体主持这一全党动员全民动员的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他在多次会议上，批判右的“宽大无边”的思想错误，正确指出，上海过去注意了对特务的斗争，而忽视了对那些浮在面上有罪恶有民愤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强调要党委领导、第一把手负责，结合爱国主义教育和冬防，充分发动群众。公安机关要走群众路线，和基层工会密切结合，嘉奖在斗争中涌现的积极分子和纠察队有功人员。控制杀人权限，组织人民巡回法庭。根据毛主席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指示，吸收民主人士参加对反革命案件的审理。既听取了各方意见，改进我们的工作，又使大家了解了党的毋枉毋纵的政策，从而使广大民主阶层站在拥护镇反运动的一边。他还亲临普陀区的公审大会，公审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封企曾和陈小毛，受害者愤怒的控诉，通过电台向全市广播，影响巨大。潘汉年同志是上海镇反运动实际上的指挥者。
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汉年同志对党的文化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在开展对敌隐蔽斗争工作方面，曾经作出重要的贡献。陈毅同志曾引用一句名言：“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高。”启示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要有宏伟的气魄，团结一切应该团结的力量。汉年同志是能从战略高度理解统一战线对于革命成败、国家兴衰的重要意义的，证明他真正理解马列主义的真谛并且善于运用于我国的革命实践。解放前后，有许多民族资本家，爱国民主人士，著名学者专家，经他动员由海外纷纷归来。他善于团结各阶层爱国进步人士，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共同奋斗。
汉年同志学识渊博，马列理论水平高，逻辑严谨、分析问题透彻，语言简练，他写文章作报告，从来不要秘书代劳。有一次，华东和上海联合召开清理中内层的干部会，原定饶漱石作报告，届时饶有事不能来了，只有请潘讲。我们事前为潘准备了一份讲稿给他参考，一直到临开会才送到他手里，他只来得及把段落题目看了一下就上台讲话。当时我们深感内疚的是讲稿送迟了，要影响他报告的效果，可是由于他平时对实际情况的深入了解和掌握，即席发挥，他的报告讲得非常成功。1951年鲁迅忌辰，汉年同志百忙中写出《鲁迅杂文的斗争性》的纪念文章，在10月19日《解放日报》发表。这样的学者市长，令人敬佩。
汉年同志参加革命很早，担任过很多重要的领导职务，为革命立下不少功勋，但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勤杂人员从不摆架子，宽厚和蔼，平易近人，没有见过他对人发脾气、耍态度，受到大家的敬爱。他曾对我们的警卫制度提出意见，他苦笑说：“晚饭后想到公园散散步，干什么要跟着警卫员，既惹人注意，又脱离群众。”
汉年同志一贯关心干部的培养。关心青年干部的成长。他对在他身边工作的青年干部要求严格，不许任何人生活特殊化，但放手让他们在实际工作中锻炼和提高。他在公安局讲话，细致地关照大家要注意仪表整洁，符合文明城市要求。他对干部的缺点和错误，从来不放松批评，但始终是抱着与人为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大多采用启发疏导的方式，不伤害同志的自尊心，因而效果良好，也深得干部的爱戴。
党中央为汉年同志平反昭雪，肯定了他的历史功绩，给他应有的正确评价和荣誉，读之不免感慨万分，潸然泪下。20余载的沉冤终于昭雪，长年累月压在我们心头上的巨石终于落地了，一个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形象，又矗立在人民的面前，并将载入中华民族的英雄史册，永远留在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