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在上海》9.1 日月不淹 春秋代序

李一氓

序诗
《无题》(1978年作)
电闪雷鸣五十春,
空弹瑶瑟韵难成。
湘灵已自无消息,
何处更寻倩女魂。

此仿李商隐体,虽属无题,实可解说:第一句指1926年汉年同志参加革命到1977年逝世;第二句指工作虽有成绩而今成空了;第三句指死在湖南不为人所知;第四句指其妻小董亦早已去世。说穿了,如此而已,并无深意。

我认识潘汉年同志是在1926年年底。

当时郭沫若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南昌政治部主任,驻南昌。政治工作的范围为国民革命军的第二军、第三军、第六军三个军及江西的地方工作。政治部办了一个八开报纸,每周一次(报纸名称暂时记忆不起了),可是没有适当的编辑,从南昌、武汉都找不着这样的人。后来郭建议从上海把潘汉年同志找来。

潘到南昌接任编辑工作后,这个小报办得很严肃,也很有生气。这是一份军队报纸,方针是给士兵以适当的政治教育,既反对封建军阀,也反对帝国主义,也要求团结。到1927年上半年,政治形势突变,南昌政治部由九江移到安庆,准备进上海、南京,因蒋介石叛变,半路又由安庆折回九江,时间已在7月底了。在得到八一南昌起义的消息之后,本来政治部可以全部赶到南昌去的,但张发奎不让去,只答应郭沫若和少数人乘摇车去南昌,政治部由他接收。这样在政治部工作的共产党人只能全部撤出,都回上海向党中央报到。在潘无法去南昌的情况下,这部分回上海的同志的领队,我们就决定由潘负责。于是他就和我们分开回上海了。

在南昌短暂的几个月中,潘汉年不仅显露出编辑报纸的能力,更加显露出政治活动能力。特别是在当时政治情况下,他不过20来岁,已经能够对政治局势表示自己的看法。就在这一时期,我们结成了真正的同志友谊。

南昌起义失败了,我在1927年9月回到上海,与潘汉年又见面了。

潘回到上海之后,一下就成为上海党内的“活动分子”或者说是“积极分子”,特别在江苏省委的工作范围之内。在大革命失败的当时,少数人叛变了,不少的人消极了;汉年同志不灰心,不丧气,仍然积极为党工作,今天讲来,这是很不容易的。当时江苏省委书记是李富春同志,李在南昌任第二军党代表时,党内任南昌军委书记,李是认识汉年同志的,而且信任他。根据形势,当时有必要组成一个中央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根据潘在左派文化界的关系,由他来担任第一任书记,是很自然的。接受任务后,潘发挥了他的组织才能,首先团结了左派,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合,相应地也发展了戏剧、电影工作,使党在宣传上有能力与国民党反动派、国家主义派、改组派、托派、新月派、现代评论派进行斗争。左联、社联的工作,通过党,一直发展到北京、天津、广州、成都……,一直发展到许多大学,今天还有不少老同志,就是通过参加左联和社联的活动,走上革命道路的。

在上海,我与潘为了工作,经常见面,更加熟悉了。

大概在1931年,汉年同志离开了文化工作的领导岗位,于是我和他有一个短暂时期互不见面。1932年,我也脱离了文化工作,又和他在一起工作。但这时国民党的血腥镇压,迫使党中央无法在上海巩固地领导斗争,而江西苏维埃运动的武装斗争日益扩大,因此在1932年秋天,我奉命离开上海,前往瑞金。这一离开,又是汉年同志替我精心安排的。

在上海时期,从1927年冬到1932年秋,我们在工作上的合作既配合一致,又互相谅解,因而取得了应有的成效。

1933年,党中央由上海迁到江西瑞金以前,汉年同志先到了江西。他到瑞金后,担任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我与他虽处在一个地方,但交通不便,不同在一个单位工作,所以不常见面。特别是1934年上半年,我经常离开瑞金,或是去福建河州一带,或是去雩都,临到长征出发时我才回瑞金,与汉年见面的机会更少。

长征出发时,汉年调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长,主任是李富春同志,他们又再次共同工作。长征开始时,本来想在湖南活动一个时期,为此特别组织了一个湖南干部营,成员都是湖南人,我当营教导员。湖南活动的目的未能达到,干部营解散了,成员各回原单位。我又当了新组成的干部队(都是党政干部)的指导员。干部队成立后,证明不便于军事行动,又解散了,我加入总政治部的行军队伍,编在宣传部。于是我又同汉年同志在一起,一直到1935年初遵义会议他离开部队去上海为止。

长征途中,每天在行军、宿营以后,汉年同志还要安排一些宣传工作,当时出一个油印的小报,有时候还根据行进情况,依照地区政治形势,发些宣传口号,这都是他的日常工作,他工作很主动。在行军宿营时,如毛主席的宿营地距总政治部不远,他经常会见毛主席,毛主席也很高兴见他。遵义会议后,毛主席恢复了军事领导,准备组织一次有力的战斗,消灭当面的敌人,决心把总政治部所有干部都派到连队上去,激励士气,参加战斗。汉年同志首先响应,下了连队,并对宣传部的同志指出这是毛主席直接组织的一次战斗,我们大家都要不顾一切,奋勇直前,争取胜利,拥护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因为军事形势有变动,这一仗没有打成,下连队的干部都又回到总政治部。关于这一段行动,我始终佩服他。他没有当过兵,又是一个文职人员,但临阵前那股勇气,不亚于一个军人,而且在政治上表现了他的高度水平。

潘汉年是在遵义会议后奉党中央命令,带着遵义会议决议,离开部队去上海的。离开前,就连我,他也没有告诉,我只是在总政治部少了一个宣传部长时才觉察到的。在这方面,又可以证明汉年同志是很遵守组织原则,遵守秘密工作原则的。

1935年春分别后,到1937年夏天,我又同他在上海相逢。那时,我奉命回四川工作,而四川的工作关系,即是和刘湘的统战关系,是在汉年同志手里。我在去四川之前,必须首先去上海找着他,然后由他介绍,才能去成都进行工作。我是由西安去上海的。在上海,他详尽地介绍了联系工作情况,为我完成这次任务作了妥善的安排。可惜时局急剧变化,我没有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又由成都回延安了。1938年初,他奉命去香港,我奉命去新四军,大家都离开延安,又在武汉匆匆地分手了。

1938年、1939年、1940年我始终在皖南。他大概总是在香港、上海、重庆、延安跑来跑去,我料想他在抗日统一战线上,为党做了不少艰巨的统战工作、调查工作、联系工作、宣传工作。

1941年发生“皖南事变”,我在战斗失败后突围出来,辗转到了香港,准备从香港转上海去苏北,向新四军军部报到。那时他还同廖承志同志一起,主持在香港的我党的统战工作。我向他们报告了皖南事变的经过,通过他们,把我的报告送到了党中央。

在香港,我急于只身去上海,好转回苏北军部。汉年同志认为不妥,要我在香港等他一路走。这样,我只得在香港留下来。在香港期间,他出主意,陪我去过一次澳门,慰问叶挺同志的夫人。叶挺同志在皖南事变中被俘,我既到了香港,有责任去慰问叶夫人。在留香港期间,潘还叮嘱我不要出去乱走,更不要暴露新四军的身份。即或在香港的熟人之间,也不要来往过密,以免去上海后惹麻烦。过了三个星期,他陪我坐船到上海,一路平安。到上海后,他把我交给江苏省委,然后派交通把我送到苏北。在整个香港、上海逗留期间,他还怕我花销不够,给了我一定的费用。住在上海,有时他也来我住处看我,要我注意安全。1941年夏天,我终于回到苏北盐城军部。1955年“潘扬事件”发生后,有好多疑点,使我不大相信这个案子。他要出卖我,真不费吹灰之力,但他反而多方为我着想,是不是看在我们两人交情的份上?可是在他的身上,也没有其他什么人出问题,又是为的什么?

华东局和新四军军部在淮南黄花塘时期(1942年—1945年),上海工作归华东局管,潘有时也从上海到华东局报告工作,或者留在华东局一个短时期。那时饶漱石颇不安分,总想挤走陈毅同志,并且挑拨部分糊涂干部反对陈老总。但大部分同志都不赞成饶漱石的做法,拥护陈毅同志。这些同志后来迫不得已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反对饶漱石,支持陈毅同志。汉年同志在上海工作,与华东局和军部内部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也卷入了这个斗争,支持华东局和军部广大干部的正确意见。这个给中央的报告,就是汉年同志受这些同志的委托从军部带到延安转到中央手中的。可见他在党内斗争中也是是非分明的,有原则的,并且勇于支持正确的一方面。

1945年日本投降,1946年到1949年解放,我都在北方工作,没有见过汉年同志。以后一直到1955年,有时他到北京开会,遇到一起;有时我从国外回国休假,到上海,他以主人资格招待过我。这段时间,社交活动多,工作关系少,这就没有什么可记录的了。至于他在上海任职期间,现在上海还有不少干部、不少党员、不少非党人士,和他共同工作过,有过工作关系,有过私人来往,或者直接间接认识,他的工作成就、工作态度,他们当然都很熟悉。我不曾在上海工作过,就很难说什么了。当然,他并不是什么完人,任何缺点都没有;在上海的工作,也并不是全无可以指责的地方。但就他本人而论,自有他引起上海同志们怀念他的地方。

1955年春以后,因为他和我是众所周知的好朋友关系,我也受到一些嫌疑,虽然时间很短。事后甚至有负责同志追问过我,“潘汉年的事你难道一点都不知道吗?”所以对于这个案件,我也就只能躲之唯恐不及了。我知道什么呢!他是1977年在湖南去世的,距今已5年过去了。重新来回忆这段历史,从1926年算起,我们大家都经历了一场接一场的大风暴,有时惊心动魄,有时也目眩神伤。党的60多年的斗争经验教训,既有积极的,大部分是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消极的东西,有如病毒一样,肯定地影响了党的健康发展。从“潘扬事件”,以至“文化大革命”,沉痛的教训,总值得时时警惕,永为鉴戒,不可翻覆。

汉年同志逝世于湖南,使我不得不想起屈原的《离骚》。如: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依前圣以节中兮,。胃凭心而历兹。济沉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
“站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不量凿而正柏兮,因前修以菹醢。”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
幸恕征引稍烦,聊当安魂之曲。

                      1982年11月25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