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周恩来》10章 夫妻之间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夫妻关系,无疑可以为人楷模。既是反封建的,又继承了民族的 传统的优秀道德;既是反资产阶级腐朽化的,又焕发出解放的现代文明的新气息。

对于恋爱与婚姻,周恩来像大多数人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认识和 态度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周恩来15岁进天津南开学校,19岁毕业,在一所教育比较进步,并且很有特色的学 校里,度过了对一个人思想性格的形成有极为重要影响的时期。

南开学校是今日南开中学和大学的前身,于1940年在严氏学塾的基础上,仿照欧美 近代教育制度创办的私立学校,创办人严修在清朝做过翰林和学部侍郎,思想比较开明。 校长张伯苓是从北洋水师学堂以第一名毕业,又到日本欧美考察过,办教育很认真。

周恩来在这样的学校里读书,并且成绩优异。“心算比一般同学笔算还快”,并且 在全校不分年级的作文比赛中,以《诚能动物论》获第一名。

卷子上的姓名是密封的,所以完全以文论取,不会像现在的许多文学评奖,掺杂人 际关系的因素。名次是由学校创办人严修亲自选定,当他揭开评为第一名卷子的密封时, 看到了“周恩来”三个字。他深深喜爱这个学生,因为过去的两年中,周恩来代表南开 学校参加天津市各中等学校的校际演说比赛,都夺取了第一名。

严修十分器重周恩来的人品和才学,经过长期观察,慎重考虑,决定将自己的女儿 嫁给周恩来。并亲自托人向周恩来提亲。

这是周恩来第一次正式面对了婚姻大事。以严修的名望和社会地位,能娶他的女儿 为妻,无疑是令人羡慕,甚至是某些人所求之不得的。令人不解的是。周恩来却很有礼 貌地辞却了这次提亲。

对此,周恩来的同班同学张鸿浩曾有回忆。说周恩来在一次散步时,对张鸿浩谈了 自己的想法:“我是个穷学生,刚入学时,学习和生活费用靠伯父支持,现在虽然靠成 绩好,作了免费生,生活费用还要靠自己解决。以我这种情况,假如和严家结了亲,我 的前途一定会受严家支配。所以我辞却了这门亲事。”

周恩来的想法对于一名有救国抱负而又自尊自强的热血青年来说,是很正常,不难 理解的。

那正是血性、锐气、容易冲动,容易偏激的年龄。周恩来从日本回到天津,随即投 入五四运动的洪流中。周恩来参加组织了革命团体“觉悟社”。激进的青年学生们相约: 不恋爱、不结婚,全身心地投入到改造中国社会的斗争中去,避免结婚受拖累或给后人 添麻烦。

邓大姐对此曾回忆说:“他们那个团体有20多人宣布抱独身主义,周恩来也是其中 之一,还为此发表过文章。”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各方面的不断趋于成熟,周恩来在赴欧勤工俭学期间,自然而然 地放弃了因一时激情而宣布的独身主义,自然而然地面临了恋爱与婚姻这件人生大事。

旅欧初期,周恩来曾经有一位比较亲近的朋友,是个漂亮的姑娘。然而,好朋友未 必适合作妻子。一旦作为婚姻来考虑,这,位漂亮的姑娘就不行了。因为她仅仅是同情 革命,而周恩来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 的伴侣。

周恩来曾对他的侄女周秉德说:“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指邓颖超)。接着 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通信中确定关系的。”

周恩来与邓颖超认识、交往及后来通信,确定关系的基本情况,前面章节里写过。 我这里主要想就自己的所见所闻,谈谈他们婚后的夫妻关系。

周恩来与邓颖超亲爱和睦,关系融洽,首先得益于他们彼此的选择。

周恩来基本是属于国家,属于民族和人民的,极少属于个人,因而也更少属于妻子。 从1940年我来到他身边,直到他住进305医院,到他逝世,他与邓颖超的夫妻生活很少。 从邓颖超偶尔谈到的过去生活,可以知道在大革命时期,在红军战争时期乃至整个战争 年代,夫妻生活更少,他们都是无保留地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 的解放事业。

婚前,周恩来与邓颖超5年没见面,尽管他们确定了恋爱关系。

婚后的生活,邓颖超曾对我们回忆说:那时周公很忙,一早要从广州天字码头乘船 去黄埔军校,晚上进回广州,还要参加广东区委的会议,向干部讲课作报告。我有我的 一摊工作,我担任广东区委委员,妇女部长。两个人都很忙,见面不多,说个话的机会 都很少。婚后不过一周左右,发生了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刺一案,他就更忙了……

这种职业革命家的“蜜月”预示着今后漫长的夫妻生活都将是伴随着奋斗与牺牲的 革命进行曲度过。从统一广东到北伐;从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到冲出“四一二”“七 一五”大屠杀的血雨腥风;从南昌起义到坚持白区斗争,到投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从长征到西安事变,到抗日战争……到转战陕北。他们夫妻聚少离多。并且聚时匆匆, 离后悠悠,连毛泽东主席都两次大不忍地说:“可苦了恩来呀”,“你(邓颖超)这个后 勤部长没有当好,这么久,你连到前委来慰问(恩来)也没有啊……”

那种聚少离多的动荡颠沛的生活我曾经历过,不难体会。就是不曾经历过的青年, 也可以想见。因为就是建国后相对稳定的生活,他们也仍然在作出最大的牺牲与奉献。 实在说,周恩来与我们工作人员在一起的时间,远远超过与邓颖超在一起的时间。

他们各自有自己的工作,他们的最大乐趣都是为人民服务。这话讲起来似乎有点 “讲大道理”。“讲大道理”是“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被极端化以后才变了味道, 令人反感了。如果你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呆几天,你一定不会说这是“讲大道理”, 你将感慨万千地明白,什么叫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

周恩来的生活习惯前面章节都讲过,完全是围绕工作“见缝插针”,毫无规律可言, 吃饭和睡眠时间极少,而邓大姐基本是正常作息时间。所以常常是邓大姐睡醒一觉,周 恩来还在办公;邓大姐起床洗漱,周恩来刚回卧室吃了安眠药睡觉。邓大姐吃午饭时, 周恩来或早或晚刚吃早饭。除非请客,他们很少吃在一起,更少睡在一起。在我印象中, 一周难得在一起吃几顿饭或睡在一起。

由于总理时刻生活在工作人员的包围中,可以说,从两眼一睁到吃过安眠药入睡, 身边总有秘书等人跟着递汇报条、请示,送审批文件。所以,总理和大姐就连说话的机 会也是很少很少。

他们有什么事要说,多数是在卫生间,利用周恩来洗漱的机会,邓颖超去跟周恩来 谈点事,当然也有公事,主要还是谈点家庭里的事。所以,卫生间被我们称为“第一办 公室”,也曾被大姐苦笑着称为“成了我们的谈话间”。我们也自觉,逢大姐来跟总理 谈话时,尽量不跟大姐抢这几分钟的洗漱时间,除非有特别重大的事。

有时大姐跟总理一道吃顿饭,很高兴,很开心,秘书们却为急事急件所迫,常常到 餐桌旁去请示报告。邓大姐从没为此生气。我在总理身边几十年,只听大姐说过一句算 不得牢骚的苦涩话。那是一次吃饭,由于不断有秘书来请示报告,总理不停地放下筷子 又抓笔,甚至吃两口饭就得说七八句工作上的话。邓大姐开始还独个儿慢慢吃,趁秘书 来去的空间抢说几句话。后来怕总理这顿饭吃不饱就不枪时间了,让总理在秘书来去的 空间抓紧吃几口饭。再后来,见总理又批文件,又交待工作,抽空往嘴里拨口饭,她心 疼地皱起眉头,放下筷子,默默地望着总理,好久好久目光一瞬不瞬。

终于,当总理把一个急件交我时,抬眼看到了对面望着自己的妻子,感觉到那目光 的异样,小声说:“小超,你怎么不吃了?别等我,菜要凉了的。”

邓颖超脸上掠过一丝笑纹,那个笑给我留下极深印象,包含了多少感情多少心意啊。 光是革命者,不会有这种笑,光是贤妻良母,也不会有这种笑.必须兼有革命者和贤妻 良母这两条,才可能有这种笑。

“你也快吃。”邓颖超柔和地催促,接着抬眼望住我,说出那句苦涩的话:“你们 也给我们老俩口留个说话的时间呀。”

我无限歉疚地望着邓大姐,张一张嘴,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对不起总理和邓大姐。但我知道这种说法只反映我们的心情却 并不正确。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总理和大姐确实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 用张佐良同志回忆时讲过的话说,叫作“一片赤诚可对天。”

总理找到邓大姐做伴侣,是他一生的幸福,也是他远见卓识的一个证明。战争年代 的颠沛漂泊、奋斗牺牲且不说,就是进城后,中南海所有的人,上至毛泽东下到一般服 务人员,无不公认周恩来是“最忙的一个”。我们嘴上不敢说,心里是常常拿江青与邓 颖超相比的。这一比,不仅是比出毛泽东在生活上的不幸和周恩来的幸福,同时还比出 了作妻子的难处:

作革命家的妻子难,作革命领袖的妻子更难,作周总理的妻子才是难上加难啊!

幸亏周总理早在旅欧初期,结交了一位同情革命的“美丽的姑娘”时,远见卓识地 作出判定和选择:“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 周恩来冷静思考的结果是,这位伴侣必须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得了革命的艰 难险阻和惊涛骇浪”。于是,他明智地选定了邓颖超。

江青也曾跟随毛泽东经历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她与毛泽东的婚姻最终却不能不说 是一场悲剧。可见,光是能经大风大浪还不够,作为领袖的妻子,必须要具备优秀的品 性。比如江青和邓颖超,她们的品德和性格就有很大差异。

邓颖超是个乐于奉献的人,她一切的奋斗都是为了“给予”;给予党。给予人民。 所以,她耐得了“女人的寂寞和委屈”,理解丈夫,支持丈夫全身心地去为理想持搏, 为人民服务。

江青是个勇于索取的人,她一切的奋斗都要求得到报偿;她的奋斗精神确有超过常 人之处,但奋斗后的索取,也必须加倍地超过常人。所以,她耐不得“女人的寂寞和委 屈”,不理解丈夫,经常跟丈夫大吵大闹,结果是越吵越闹感情越糟。

邓颖超从来不追求名誉地位。四届人大时,毛泽东亲笔批准邓颖超担任人大副委员 长,周恩来压下这个批示,邓颖超不知道,知道后也支持丈夫这样做。

江青太重名誉地位,中共八大没有当上代表,一会儿疑神疑鬼怀疑汪东兴搞名堂, 一会儿又找丈夫闹,认为这是毛泽东剥夺了她应该有的代表资格。

邓颖超不谋求权势,从不打总理招牌办事。她处处谨慎,避免给总理招来麻烦。

江青权力欲太强,终于发展成野心。她挂在嘴头上的话是。“我代表主席看望你们 来了……”搞得毛泽东不得不再三再四申明:“她是她,我是我,她不能代表我,她只 能代表她自己。”

邓颖超不借助周恩来的名望、职务,所以她有独立的自我,反而受人尊重。江青总 想借助主席的威望,反而失去自我,结果应了主席所言:“积怨甚深”。

这里比较一个具体例子。江青常常是径直闯“宫”,强要见主席,发表见解,干预 政事。邓颖超从来无须周恩来声明“她是她,我是我”,从不过问周恩来的公事。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周恩来每天工作十几小时的办公室,秘书和卫士可以随时进, 邓颖超却自觉地不进。办公室有三把钥匙,周恩来一把,机要秘书一把,值班卫士一把, 邓颖超没有。

几十年的时间,我眼前天天重复一个画面:当周恩来连续工作超过10小时后,邓颖 超的身影就会越来越频繁地在门口出现,走过来,晃过去,最多不过贴在门缝处探头张 望,却不进总理办公室一步。

“恩来,该活动一下了。”邓大姐在门口最爱讲的就是这句话,每天讲一遍,不多 打扰总理,能提醒他活动一次就满足。

有时也提醒:“恩来,该吃饭了。”如果周恩来仍然不停止办公,那就加重点语气, 改称:“总理,该吃饭了!”

这样称呼是为了表明,我不仅因为你是我丈夫才关心你该吃饭了,更因为我们是战 友、同志,我必须站在全国人民的利益上来提醒你爱惜身体,按时吃饭。

总理逝世后,一些同志找邓颖超了解总理生前的各种事迹经历,邓颖超说不上来, 只能歉意地说:“他的工作我不了解,许多事秘书知道,我不知道,你们找秘书问去 吧。”

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后,第二天便订立了一项协议:两人可以在一个地方或一个机 关工作,但不要在一个具体部门共事。几十年来,他们都遵守了这个协议。

1982年,有人找邓颖超了解周恩来生前做的一项工作,邓颖

超说不出,她不了解。但她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一个严格遵守保密纪律的共产 党员》。这是她所了解的周恩来——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 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越是党的负责干部,越是担负责任重大,越要以身作 则地做到这一点;越是对自己亲近的人,越要警惕不出例外。

从通信确定恋爱关系时起,周恩来与邓颖超就确定了允许并尊重对方可以有秘密, 只属于个人的秘密,不像传统世俗的旧观念,所谓夫妻一体,就不能有各自的独立性和 隐秘。

周恩来和邓颖超确定恋爱关系后,彼此都不知道对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邓颖超对 我们讲过,直到结婚时,经组织沟通,彼此才知道对方已经加入共产党。但他们谁也没 有责怪对方隐瞒了自己。

周恩来去南昌领导“八一起义”,与邓颖超握手言别,分明是生离死别,周恩来却 什么也没说,直到离开武汉的那一刻,才笼统说一句:“我今晚要去趟九江。”去干什 么?呆多久?何日再相见?怎么联系?周恩来没说,邓颖超也不问。直到12天后,国民 党的报纸登出了“南昌起义”的消息,邓颖超才知道丈夫是去干了惊天动地的造反的大 事业。

这种“互不打听”的关系一直保持到生命终结。周恩来在弥留之际,有一次醒来, 与邓颖超手握手地互相望着,充满了无限依恋不舍的神情。他们彼此是最了解的,又是 最陌生的。

周恩来的嘴唇轻轻抽动,邓颖超俯下身去,望着周恩来,等候他讲什么放不下心的 事。

周恩来从喉咙里轻咳出一声,终于吐出郁积心底很久的一句话:“我肚子里还装着 很多话没有说。”

邓颖超轻轻点头,目光里流出的是信任和理解。她用少有的温柔与平静,回答一句: “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他们彼此握紧的手用了用力,便全明白,全理解,全讲清了。那情那景,令我们陪 护在身边的同志深受感动,并且对夫妇之道的认识一下子提高到了一个新境界,新层次。

当时,陪护总理的主要是我和卫士高振普,后来又增加了乔金旺。我们曾由总理和 大姐的这两句对话,忆及许多往事。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总理的办公室里电话一个接一个,人来人往忙得不可开交。 但是除了军事秘书,无论是邓大姐还是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却不知在忙什么。直到 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宣布了,我们才和全国人民一样惊喜欢呼起来。

以后爆炸次数多了,就难免漏出点风声。

那是一次试爆前,总理办公室又是电话不断,一夜末睡。第二天早晨邓大姐起床后, 见到值班警卫乔金旺,就关心地问:“总理睡了没有?”

老乔摇摇头:“还没有睡。”

“什么事啊,又一夜不睡?”

这本是随口问话,并非是存心打听。乔金旺从军事秘书嘴里听到一点影子,也就随 口回答:“听说是风向不对。”

邓颖超出于关心,便推开总理办公室的门,探头问一声:“恩来呀,听说是风有问 题?”

周恩来与邓颖超彼此的称呼,细琢磨是很有讲究的。

周恩来认识邓颖超时,周恩来21岁,邓颖超15岁,周恩来就叫邓颖超“小超”。这 个称呼一直叫到他去世。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同事中邓颖超渐渐由“小”到 “大”,称呼自然而然起了变化。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邓颖超是革命同志中年龄小的 一个。所以大家也叫她“小超”。到了抗战结束后,重庆的党员干部里,多数是新鲜血 液,都比邓颖超年轻,所以不知不觉就改称了“大姐”或“邓大姐”。周恩来始终把邓 颖超叫“小超”,鉴于大家已改称呼,则对着邓颖超叫“小超”,对第三者讲话时,也 随大家叫“大姐”或“邓大姐”。

邓颖超结婚时,称呼周恩来为“恩来”,偶尔也称“周公”。到了长征前后,周恩 来蓄一部又长又黑又密的美髯,邓颖超便以这部大胡子改称周恩来“胡公”。抗战爆发 后,周恩来主要在重庆主持南方局的工作,住处叫“周公馆”,邓颖超就很少叫其他, 基本只称呼其为“周公”。“周公”一直叫到进城,叫到建国,便基本不叫了。改称 “恩来”和“总理”。一般倩况,夫妻间称“恩来”,公事和社交场合称“总理”。就 是说,在称呼上也是“公私分明”。

现在,邓颖超在西花厅家中,只面对周恩来,自然是称“恩来”。偏偏她问的“风 向”问题又是公事,周恩来一听就生气了,猛地睁大眼,望住邓颖超严厉责问:“什么 风向问题,是谁告诉你的?”

邓颖超自知犯了忌,无意中介入了周恩来的公事中,不敢隐瞒,用知错的语气解释: “我只听老乔说了一句是风向不对么……”

“你把老乔叫进来。”周恩来放下了手中的公事,这是要认真追究了。

乔金旺不安地走进总理办公室,脸有些红。

“你怎么知道是风向不对?”周恩来声色俱厉,“是谁告诉你的?”

乔金旺噎住了。这事无论如何不能把军事秘书“卖”了呀。他索性低下头不吱声了。

周恩来见乔金旺这样,也没再发脾气。因为贴身警卫不是瞎子聋子,偶尔听到一句 半句打电话或交谈中的话也是难免的。他对门口的邓颖超吩咐:“你跟老乔谈一谈,怎 么能随便和人谈这类事情呢?”

总理这句话含了两层意思。一是乔金旺不该知道这件事,二是即便偶尔听到了,也 不能跟任何人说,就是跟邓大姐这样的有夫妻关系的老革命家也不能说。

见总理开始办公了,邓颖超忙把乔金旺叫走。

“你呀,你也不要太紧张。”邓颖超先安慰一句老乔,然后批评和自我批评一起说: “总理呢,是严格要求。几十年都是这样,我了解。挨点批评就挨点批评吧。以后有什 么事情不该跟我讲的可以不跟我讲,不该知道的我也不问就是了,咱们都接受教训。”

正因为邓颖超能够摆正关系,保持独立的自我,各安其位,所以免去了周恩来许多 不必要的麻烦,并深得周恩来的信任。必要时,周恩来敢于放心地托付邓颖超一些事。 比如他的办公室门上的钥匙和保险柜上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平时装兜里,睡觉 压枕下,起床时马上又装兜。邓颖超没有这两把钥匙。但是,一旦周恩来要出国,这两 把钥匙交别人不放心或不合适,他只交邓颖超保管。他相信邓颖超会像接受保密任务一 样把钥匙珍藏起来,不会暗去开门开柜。

记得有次出国访问,到机场时,周恩来想起钥匙还在兜里,忙装入牛皮纸信封,封 死后,交机要人员送邓颖超保管。周恩来出访回来,与邓颖超见面时,第一件事就是邓 颖超交还那个封有两把钥匙的信封。

周恩来笑着说:“嗅,你连信封也不打开检查一下?”

邓颖超说:“你怎么交给我,我怎么还给你。”

周恩来笑得更欢了,说:“我忘了告诉机要一声,这信封里还有我写给你的一个便 条呢……”

不久前看到一些老同志的回忆,江青是不该问的到处问,不该看的想方设法要看到, 为此跟机要秘书闹过脾气。与邓颖超比较起来,他们最后命运的不同,其根源首先不是 在于自身吗?

志同道合未必能为夫妻,性情相宜也只能提供好的感情基础。加深这种感情并使之 持久,毕竟还须双方的努力。周恩来属于妻子的时间很少很少,但他会温柔,善体贴, 懂关心,所以他可以在很有限的时间里,给予妻子最大的满足,这无疑是他们夫妻之间 关系亲密融洽的重要原因之一。

周恩来客人多,来谈话的,开会的,每天不断。他热情好客,喜欢朋友同事一道聚 餐。到钟点了,他习惯说一句:“别走了,一块儿吃饭吧,今天大姐请你们的客。”

周恩来习惯讲这句话是有来历的。

刚实行薪金制时,总理留客习惯说:“别走了,一块儿吃饭吧,今天我请客。”

这本是家常话,并没什么不对。可是,有一次客人都是几十年的老战友,这些人到 一起喜欢开玩笑,有事没多找点玩笑话气氛才显亲热。大家互相讲玩笑话,便有人说: “我们到总理这儿来就像一群敲竹杠的。”

周恩来笑着说:“敲敲好么,我愿意请客。”

邓颖超就在一旁笑着说:“怎么老是说你请客呀?你一个月有多少工资?你们是吃 我的,别以为是吃你的。不信咱们分开算一算。”

这是夫妻间常开的玩笑话,谁都知道,中国的传统是夫妻一体,在钱上是不分你我 的。寻常百姓家也常有这种玩笑话,说完就完了。

但是总理心细心秀,从玩笑话中想到更多内容。

一般妻子都希望丈夫有作为。女人爱男人首先往往是看这个男人是否有理想、抱负、 追求,能否自强奋斗不息。庸庸碌碌的男人是最不招女人爱的。但是,一旦男人作出成 就,女人是希望得到男人的理解和承认。这就像我们现在一首歌中所唱的:“军功里有 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

总理在各方面都是出类拔萃的,邓大姐也是妇女中出类拔萃的,虽然他们所处的位 置都是令人敬仰的,但作为夫妻,情感上也有普通人的一面。邓大姐一句玩笑话过后, 别人都忘了,总理却没有忘,当真让我和管理员算算帐。

我管大帐,管理员管小帐;过去总算流水帐,却没算过这笔“夫妻帐”。我说: “大姐开玩笑呢,何必当真?”

总理笑得蹊跷,悄声说:“大姐说的是实话,我心里有数,请客其实都是花她的钱。 所以我才要你们算出来。”

邓大姐亲属极少,只有一个侄子,也从未找大姐要求什么帮助。总理亲属多,每月 固定拿出100元帮助这些亲属,其他临时性的援助还不少,包括接济来北京看病的周家 亲属,包括婚丧之类大事,邓大姐从不让总理操心,都是主动解囊相助。她对我们说: “这样可以解除总理的后顾之忧,也可以减轻社会负担。不要让他们麻烦政府或向单位 申请补助……”

所有这些情况,总理心中都是有数的。但他还是让我们算了一次帐。

一个月的帐算下来,总理的工资扣除各种开销,所剩无几。总理特意和大姐一道看 帐,然后慨叹说:“哎呀,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这开销全靠大姐垫着呢。”

大姐嘴角漾出柔和的发自心底的一层浅笑。

从此,总理仍然喜欢请客。如果他不请客或少请客了,大姐肯定会不安,那就见外 了。总理一如既往,只是改了一句话,“今天是大姐请你们的客。”这样一来,夫妻一 体,大姐更高兴,感情也更深更融洽了。

周恩来深明夫妻生活不能流水帐,那样的生活越长越消磨感情,整天厮守也守不住, 反而会破裂,会死亡。

周恩来善于用忙里抽闲的一点时间,给夫妻生活带来新鲜和乐趣。有时甚至搞点孩 子式的恶作剧,这种小小的恶作剧确实能起到活跃夫妻生活,带来大乐趣的好效果。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有次周恩来在新6所办了一夜公,天亮时走出楼门,轻轻地 发出惊喜之声:“噢,下雪了!”

雪花纷纷扬扬,轻盈飘忽地铺盖了大地,柔软得令人不忍践踏。对于连续工作了24 小时的周恩来,需要的应该是睡眠。但是。鲜冷的空气驱走了困倦,柔软的雪花引发人 情思绵绵。他面对雪天雪地凝立片刻,对我们吩咐道:“给大姐打个电话,请她来一下, 我有事情要跟她说。”

可能总理想起了什么重要工作?我们赶忙往家联系,邓颖超估计是有急事,匆匆赶 来新6所。

“什么事呀?恩来。”邓颖超进门就问。

周恩来已经穿上他那件海军呢大衣,一边往出走一边说:“出去说,我们边走边 说。”

邓颖超对这个提议很满意,因为她有个嗜好,喜爱雪,喜欢欣赏雪景。新6所里的6 栋小楼造型精巧雅致,满院草木丛茂;春天花开烂漫时自然贪心悦目,冬天赏雪也是相 当诱人的。

薄薄一层积雪在脚下发出一种似有似无,扑朔迷离的声息,这种轻盈的声音很容易 使人陶醉,使人神思悠悠。怕破坏这种感人的宁静气氛,所以走了一段路没人作声,而 邓颖超已经情不自禁地与周恩来越走越近,像热恋中的情人一样挨近身体,融入一致的 步伐和节奏之中。

“到底是什么事呀?”邓颖超的声音不知不觉变得柔似流水。

“请你来踏雪。”

“啊?我以为你有什么大事……”邓颖超的声音由高转低,最后几个字讲得已近乎 喃喃,那抱怨嗔怪中分明充满了极大的喜悦和感动。因为周恩来已经接上话:“这事也 不算小呀,你是喜欢踏雪的。可惜下雪的时候不多,我们一起踏雪的机会更少……”

就这样,两位经历无数大风大浪的职业革命家,在这样轻盈温馨的气氛中,紧紧走 在一起,走过一圈又一圈。

那天的雪不冷,真的有一种温馨。

他们谈了许多往事,都是与雪有关。甚至谈到了雪山。那是长征路上,周恩来患了 阿米巴肝脓肿,一直高烧昏迷。邓颖超虽然也患了肺结核,吐血,仍然从连队赶到总部 担负起照护周恩来的责任。周恩来昏迷在木板床上,邓颖超就在地下铺点稻草睡。

“那次还是靠了从雪山上找来的冰块,我才活下来。”周恩来回忆着,“用冰块局 部冷冻,才排出脓来。”

“那天从早上10点一直敷到下午五六点钟,你一说肚疼,我就松口气,说明你清醒 了。”邓颖超伸手接接雪花,轻轻叹一声,“我扶你起来,你整整排了半盆的绿脓。”

周恩来深情地望一眼邓颖超,说:“那次病来得凶猛,大概跟虱子有关系。我那个 羊毛背心,用力抖一抖,虱子就能下雨。”

邓颖超神往地说:“我一个小时就挤死170多个虱子,指甲都被血染红了……”

我说“神往”并非用词不当。其实,欢乐本身未必是幸福,苦。难往往才是真正联 系着幸福。任何人,他的一生,欢乐总是模糊的,记不真切;然而苦难和伤痛却无法忘 怀,特别是当这种苦难与奋斗同在的时候。刻在心里不忘的才是幸福。难道不是这样吗? 多少当年的知青,他—们一生难忘的是北大荒,是延安,是内蒙古和云南。不断有知青 相约回到插队下乡的地方,拥抱乡亲,拥抱大地,放声痛哭。他们忘不了那片给予他们 幸福的土地和生活。但我还没听说什么人成群结队去拥抱欢乐一宵的歌舞厅或者哪个留 过情影的花前柳下……

这以后,邓颖超就有了去新6所踏雪散步的嗜好。服务处的李维信同志曾回忆说: “邓颖超喜欢来这里散步,特别是赏雪。她对我有个特别关照:下雪时提醒我一声来看 雪景……所以,每年冬天下雪,我都不忘给她去个电话,请她来看雪景。”

我相信,邓颖超每年冬天在新6所踏雪赏景时,周恩来一定会在她的心头明光闪烁, 紧紧伴随着她。

周恩来以谈“重要事情”的办法“诓”来邓颖超一道踏雪,给邓颖超一个意外的惊 喜。同样,应该作谈话的重要事情,周恩来偏不及时谈,最后也留给邓颖超一次难忘的 意外之喜。

那是50年代,周恩来担任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那时能走出国门的人不多,一旦组 团出国就是大事,总理必须同出国人员谈话。那次,邓颖超要出国参加一个国际会议, 按惯例,周恩来应该同她谈话。可是,一直到出发那天,总理只是忙他的工作,并不同 邓大姐谈话。

大姐要乘晚上10点的火车出国,都快动身了,总理仍然不同她谈话,会议上都采取 什么方针,政策?持什么态度?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这可是代表国家,而非夫妻间 的小事。邓大姐急了,推开周恩来办公室的门,不叫“恩来”,高声叫“总理”。

“总理,我要向你提抗议了!”邓颖超紧皱眉头:“别人出国你都谈话,我出国你 怎么不找我谈话2”

周恩来忙于批阅手中的文件,看也不看邓颖超地摆摆手,表示自己忙得厉害,不要 这个时间打扰。

邓颖超生气地退出来,独自去作出发准备。

晚上9点,邓颖超上汽车赶往北京站时,周恩来不忙不慌地走出门,也上了汽车。

邓颖超以为总理送她去火车站,要在汽车上谈话,故意赌气,不提谈话的事:看你 谈不谈,我叫你自己找我谈:

谁知,邓颖超不提,周恩来就不谈,到了火车站仍然不谈。看你能沉住气还是我能 沉住气!邓颖超憋着这口气,偏不提谈话事,周恩来果然跟着她上了火车。其实,大姐 料定总理必然要跟她谈话,公事而非私事,周恩来那样认真负责的人怎么会不谈话就放 任她出国?她只是想早点和周恩来谈谈,要分别了,平时没说话时间,出国前有这个机 会,正好多谈谈。可谁想到呢,周恩来迟迟不谈,难怪她心中有气。

在火车上,周恩来虽然聊了些话,却并不谈国际会议的事。眼看要10点了,邓颖超 终于沉不住气,一边频频看表,一边催促:“快开车了,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周恩来笑着只顾谈闲事。

“你没别的正经事要交待的吗?”邓大姐一次次暗示,周恩来就是不响应,好象真 忘了出国前谈话的惯例。

“要开车了。”邓颖超终于不打算抱希望了,最后看一眼表,开始“逐客”,“你 怎么还不下车呀?”

周恩来笑得蹊跷,作势作态地看表:“早着呢,还差两小时呢……”

“你的表停了!”邓颖超又急又气,“已经10点……哎哎……”

话音没落,列车已经驶动。邓颖超喊了两声哎哎,绝望地把目光从车窗外移向周恩 来:“叫你磨菇,这下子热闹了……”

周恩来淡淡地望一眼车窗外,不经意地说:“还是很正点的啊。”

“你怎么办?”邓颖超算服了周恩来的静气,“在前面停一下?这可是趟国际列 车。”

“我已经安排加挂了一节公务车,我要去天津同市领导谈工作。”周恩来故意讲得 很平淡。

“你、你,你怎么不早说?叫我……”邓颖超松口气,真有点哭笑不得。

周恩来直到这时,才像个恶作剧的孩子一样开心得意地笑响一串,说:“咱们老俩 口都忙,一直没机会聊家常,我这样安排,没人来打扰,不是很好很别致吗?可以尽情 聊上两小时……”

邓颖超那种欢喜兴奋的情绪洋溢于色,两眼闪闪发亮。她的喜悦也带给了周恩采更 大的喜悦,老俩口在火车上,谈国际会议,聊家常,那真是一次终生难忘的愉快的旅行。

车到天津后,公务车停了,国际列车继续行驶。周恩来留在天津处理工作。邓颖超 从苏联回国后,与周恩来聚齐,又一道去南开中学等地漫步;旧地重游,回忆往事,老 俩口难得那么轻松愉快。当时,我们工作人员都为他们那种纯洁深厚的恋情所感动,心 里热,眼睛也热,那真是一种特殊的教育。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情能够深挚持久,为人楷模,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他们对爱情的 专一。

曾经有一位美国的社会学博士来中国访问。他搞社会学,对中国的文明却难以理解。 他曾见到周恩来的保健护士郑淑云,一本正经地问:“周恩来这个人说话你们为啥都愿 意听!是不是因为他长得漂亮?”

“不对,先生,你说得不对。”郑淑云用东方的文明指正西方的文明:“我们的总 理有一颗美好的心,他总是用事实说话,他总是以身作则,他要求别人的事首先自己都 能做到,所以我们都愿意听他的话。”

周恩来英俊、威武、睿智;高雅、潇洒、风度翩翩。在西方人或许多东方人看来, 这是很能吸引女性的。一些记者在观察时,也常常以自己的心思和观念去作评论。说什 么“甘地夫人为周恩来的魅力所倾倒”,说什么周恩来是“东方第一美男子”,连林巧 稚也完全被“倾倒”了。

这些评论是浅薄而低俗的。

周恩来的魅力无疑是引人的,但这魅力决不在于漂亮,而在于心灵的高尚、高雅、 高洁、高绝!

林巧稚是说过热爱崇敬总理的话:我以前是信仰上帝的,现在我的上帝就是周恩来。

林巧稚谈她见到周恩来第一面的印象时,绝没有只字说他“漂亮”“英武”,而是 感动于他的领袖风度。

那是刚解放时,周恩来邀请一批专家学者赴宴,以期打消他们受国民党宣传而产生 的对共产党恐惧的心理,相互沟通思想情感,解除误会。林巧稚经亲友再三劝说才决定 去赴宴。她亲眼看到周恩来走到协和医院一名教授面前,伸手要同这位教授握手。这位 教授却自恃清高,傲慢地没有伸出手。周恩来毫无不悦之色;既无粗鲁人容易有的怒形 于色:也无文人相轻,容易发生的以眼还眼。他是那么大度从容,那么谦虚和蔼,一如 春风吹拂地和这位教授谈笑,寻找出谈话的共同点。两种作风一对比,令全场人感慨万 千。林巧稚当即作出判断:周恩来确实有领袖风度!

以后,随着接触增加,林巧稚又多次讲过:一个国家领导人如果都像周恩来那样, 国家就有希望了。

实事求是讲,所有见到周总理的女人,确实都热爱周总理。但这种热爱绝对是一种 崇敬的纯洁之情,正像所有的男人也一样都热爱周总理。不过,也应该承认,同样的热 爱,在夫妻关系中,对这种热爱产生的反应还是存在微妙的差异。

记得那是1962年的三八妇女节,周恩来和邓颖超请一批妇女代表到家做客吃饭。大 家早就准备了照相机,一进西花厅就争先恐后地“咔喀”起来。

其中的侯波因为长期在中南海担任摄影师,照相机会多,所以不是那么“逮住机会 不放”,照几张就自觉地退到了一边。其他女同胞则不然了,见一次总理不容易,真有 些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劲头,围住总理不放,你帮我“咔嚓”一下,一次不放心还要 两次,我又帮你“咔嚓”,再“咔嚓”,没完没了啦。

这时,在一旁的邓颖超等待一会儿,终于皱眉头了。忽然冲侯波大声说:“侯波, 你怎么老照不够啊?”

侯波早就退一边不照了。但在场的女同胞中,只有她与邓颖超熟,是“自家人”。 邓颖超说只能说身边人,自家人,当然不好说其他客人。但话显然是说给大家听的。

果然,女同胞们听到这一声,便陆续停止了拍摄。周总理这时仍然是那种从容似春 的自然表情,愉快地招呼大家:“好了,照了相就该入席了。今天是大姐请你们的客 啊。”

于是,气氛仍然保持了热烈欢快,没有发生任何拘谨或不自在的情况。

饭前,细心的总理不忘小声问候一声侯波:“挨批评了?”

侯波笑道“大姐没拿我当外人。”

总理也笑了:“你永远是‘自己人’嘛。”

周恩来就这样漂亮适度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们所有工作在总理身边的人,都从心底感受并承认他在爱情问题上的专一、诚挚 和高尚严肃。他对所有的女同志都是尊重而礼貌的。确实有的首长对女同胞有时有点随 便,但周总理从没有任何时候,任何一次,对任何一位女同志有任何的失礼、失态或随 便。有些人别有用心地热衷于提总理旅欧初期结识过一位女朋友,那是一名青年在选择 伴侣前再正常不过的交往,总理从来不曾隐讳这一点,在与邓颖超确定恋爱关系时也坦 诚地公开这一点。总理的人品确实像高山白雪一样晶莹璀璨,投射出圣洁的光芒,我们 无法和他相比,但可以向他学习,向他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总理自己做得好,并不要求别人也一定达到自己的水平。他还善于理解人,全面地 看待人。

有位骁勇善战,立下赫赫战功的大将,偶尔陷于情感不能自已,做了件出格的事。

事情反映上来,周恩来同这位大将谈话,在严厉的批评中,甚至怒不可遏地拍了桌 子。对总理来讲,拍桌子大概绝无仅有这么一次,吓得那位大将脸色苍白,一屁股坐到 沙发上动弹不得,那种剽悍骁勇,八面威风的劲头丢得一丝儿也不剩。总理这时便有点 于心不忍地放柔和了声音。叫那位大将也好喘一口气,听他深入一层地讲道理。

事后,总理对这件事又严格保密,不使这件事影响这位同志的威信。而且,每次谈 到这位同志,总是谈他的优点,功勋及工作上取得的新成绩,从不再提这次错误,也严 格要求知道这件事的人不许有一点自由主义,无论公开或私下都不许再有任何议论或传 播。

这位大将曾无限感动地说:“我最服总理。他批评人严厉,不留一点情面,但我服 气。因为他自己一身正气,对待同志也是一片真诚可对天!”

周恩来的善于理解人,体贴人,也突出地表现在对待妻子上。

有段时间,邓颖超身体不太好,情绪也不太稳定,这是和进入更年期有关系。周恩 来对此很理解,并且很会体谅、体贴妻子。记得有一次夜里开会,凌晨4点才结束。我 跟随他驱车回西花厅。

前面讲过,西花厅分前院后院,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卧室、办公室都在后院。汽车距 西花厅还有段距离,周恩来就吩咐司机提前熄火,让汽车靠惯性悄无声息地滑行到前院, 停下来。

周恩来下车的动作很轻,并嘱咐一声:“动静小点。”

我们轻轻关上车门,怀抱文件准备从正门走向后院时,周恩来竖起一根指头在嘴前, 轻嘘一声说:“走这边。”

我们两名秘书一名卫士很快就明白了,他是怕惊动邓颖超,所以避开了邓颖超卧室 方向的正门,改从小道绕行。与往常不同的是,他一改往常走路如风的习惯,动作极轻 极缓,真可以用蹑手蹑脚来形容了,好象前面有一个外壳很脆的美梦,动作稍重一些就 会踩破一般。

到了办公室,周恩来在椅子上坐下来,松弛一下肩膀,然后才解释:“小超最近身 体不好,你们要注意一些。”

那段时期,邓颖超吃不好饭,情绪不稳。总理千方百计抽出时间陪她出去散步。

总理走路快,一阵风,几十年的习惯了,虽然散步时格外注意,但不知不觉就会走 快了步子。这时。邓颖超说:“恩来呀,散步你也走那么快,我都跟不上了。”周恩来 不像一般作丈夫的喜欢“以我为中心”,“夫唱妇随”,他首先考虑的总是去适应妻子。 他马上放慢脚步、重新挨近邓颖超,歉意地一笑;“你瞧,我这个习惯还真不好改呢。”

于是,老俩口又定入了同一个节奏中。在我的印象中,总理是喜欢听到妻子这种娇 嗔的怨懑,仿佛是一种爱的享受。

那段时期,邓颖超失眠严重,离不开安眠药。有一次,她服下安眠药可能量大了点, 一下就昏过去了。护士紧张了,大声呼唤:“大姐!大姐!”

这异常的叫声惊动了正在办公的周恩来。他丢下笔和文件,赶紧跑向邓颖超的卧室。 我从没见过他如此紧张急切,三步两脚冲到床边,俯身挽住邓颖超连声急呼:“小超! 小超!小超啊!”那真是一股真情至感的彻底流露,至今想起都让我心里热辣辣地感动 不已。

周恩来对邓颖超始终称呼:“小超”,这与李富春恰好形成一个对照。李富春始终 称呼妻子蔡畅为“姐姐”,即便在隆重的公开场合也不例外。而且每次别后重见,一定 要拥抱亲吻,并不介意旁边人怎么看。如果说周恩来在邓颖超面前像个大哥哥,那么李 富春在蔡畅面前就确实像个小弟弟,我曾亲眼见蔡畅像大姐姐一样捧住小弟弟李富春的 脸亲吻,这大概是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受到巴黎那种西方文明影响的原因。

在中央首长中,周恩来与邓颖超,李富春与蔡畅是被人们一样赞颂的好夫妻。如果 说周恩来与邓颖超始终保持着一种深沉的爱,那么李富春与蔡畅就是始终保持了热烈的 爱。

有天晚上,周恩来在西花厅召集几位副总理开会,忽然想起什么,边往出走边说: “不行,我得迎迎李富春。”

李富春与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友谊都是源远流长、极为深厚。在李富春的性格中, 始终有一种热烈活泼的因素在闪烁,使人常常能鲜明地感觉到他体内循环着的青春洋溢 的热情和血液。比如他喜欢穿皮鞋,喜欢倾听皮鞋踏在地板上的咯噔咯噔声或是走在坚 硬地面踩出的咯吱咯吱声。如果是一个人走在幽长的走廊或是漫步于静夜笼罩的庭院里, 他会为这种有节奏的脚步声激起一种莫名的喜悦之情,并暗暗为之陶醉。

周恩来太了解他这个“毛病”了,匆匆迎到了前院。李富春一下车,周恩来忙伸手 示意那条通向后院的小道:“富春,走这边。”

李富春那双皮鞋显然刚擦过,锃亮锃亮,好象怕别人看不见似地,咯噔一声响亮地 迈出了步。

“嘘!”周恩来皱眉头,指指他那双威风十足的皮鞋:“静点,不要惊动小超,她 近来身体不好。”

李富春的样子有趣极了,张大嘴无声地“噢”,还点点头。脚底放轻就可以了吧? 他还用手捂住了嘴,叫人想起“掩耳盗铃”的寓言,又从他的脚步上联想起哪部电彤里 偷鸡的镜头,连周恩来也忍不住想笑。

那真是生动活泼的中南海里的常人生活。

李富春朝气蓬勃,爱好广泛。下棋、订牌、打台球、看戏、看电影,这些活动占领 了他的几乎全部业余时间。他知道周恩来在所有这些方面都不比自己兴趣差,只是总理 太忙,不得不牺牲这种兴趣和娱乐。

那天开完会后,李富春聪明地抓住时机和理由,劝说周恩来:“你呀,会工作还得 会休息才行嘛。小超身体不好,你也带她出去活动活动,看看戏嘛,度过这段‘困难时 期’。”

“我是要好好安排一下时间呢。”周恩来赞同地点点头。

作为身边工作人员,我的体会,总理在这方面确实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有时为了能 陪陪邓颖超,甚至牺牲已经少得不能再少的睡眠时间。

有几个星期六,周恩来陪邓颖超去看戏,看过梅兰芳的,看过马连良的。

记得有几次节目都很精彩,大家都陶醉在演出中,不时响起掌声。周恩来在鼓掌时, 总要看看腕上的表。戏正演到高潮时,他忽然对我吩咐:“到点了,我们走吧。”

我依依不舍地朝舞台上投去最后的一瞥,只好跟随总理提前退场。

开始我以为总理是因为工作多,忙不开,所以提前退场。而且,事实上他也确实忙 不开。每次看戏之后,他的睡眠时间肯定又要减少。

不过,有一次他没有什么急待办理的公事,仍然提前退场了,我便忍不住问了一句: “总理,今天又不忙,这么精彩的节目为啥不看完呢?”

周恩来说:“你们大姐身体不好,不能熬夜,一定要按时作息,按时服药睡觉。”

那段期间,周恩来真是从各方面关心邓颖超。有时应该在楼上接待客人,他也关照 我们改在楼下,说:“今天大姐也参加,就在楼下见客吧,省得让她爬楼了。”

每天晚上10点,他一定要关心地问邓大姐是否上床安睡了?然后自己才回到办公室 开始工作。在周恩来这样的关怀体贴下,邓颖超终于度过了这段“困难时期”,以良好 的心情恢复了健康。

1962年,邓颖超因为患子宫囊肿,住北京医院动手术。总理那么忙,每天仍要抽空 去医院探视。现在看一些电影,导演表现主人公忘我的工作精神时,总爱重重地来一笔, 如何妻儿重病,生死未卜也仍然不去看一眼。其实大可不必一味作这种文章。谁能忙得 像总理那样睡觉都得见缝插针,一年难得两次睡够5个小时,一生难得自己睡醒一次, 都是由我们工作人员强迫叫醒,甚至吃饭多数都是在运动中进行:就是这样忙,他也要 千方百计抽一点时间去探望病中的妻子,实在陷于会议中脱不开身时,也要去打个电话 问候一声。这才是至情至性,有忠有义的真丈夫!

尤其使我感动的是,邓大姐出院那天,细心入微的总理担心门口那个台阶高,怕大 姐术后身体虚弱,上台阶出意外,影响刀口愈合,和我们商量:“能不能麻烦你们抬一 下大姐?”

我们深受感动,忙准备了一把藤椅,当大姐在门前下车后,就让她坐藤椅上,抬她 过台阶。她说:“不用,我自己慢慢来。”大家说:“不行,你刀口还没长好。这是总 理再三关心嘱咐的。”

当我们抬大姐过台阶时,她眼圈湿了。这既是对大家同志情谊的感激,更是为丈夫 的细心关怀所感动。

感情从来是相互的。周恩来对邓颖超的理解、关心、体贴、照顾,换来的是邓颖超 加倍地关心、体贴、照料丈夫的情谊。家里的事,邓颖超尽量处理好,不叫总理有一点 分心。她既不干扰总理的工作,又时时操心着他的身体。条件允许时,总理可以在家吃 顿安稳饭时,她一定要和医生、炊事员一道商量食谱,从营养到口味都要考虑到。

可以这么说,我们值班秘书和卫士,天天都要接到邓颖超的电铃、电话及至派人来 嘱咐,关心总理吃饭了没有?起来活动一下没有?睡觉了没有?甚至关心到“上厕所了 没有?你们该提醒他上一下厕所了。”

有多少次我们围在总理身边紧张地汇报、等候取批件、接受指示时,看到邓大姐在 办公室门口悄悄而焦心地闪过来,晃过去,心疼地朝屋里张望……

唉,总理属于全国人民,她不敢“自私”;但总理在她心中,她无法不心疼。这种 复杂而痛苦的心情,只有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亲眼目睹才会有最直接最真切的感受和 体会。

总理被癌症缠身住院后,邓颖超天天去看望。那情景我将在本书的最后一章写到。

我这里只讲一条。

那是1976年1月15日,在周恩来的追悼会上,全场哭成一片。我看到邓大姐一直咬 着牙不敢放松,怕哭出声。

有声无泪是号哭;有声有泪是噔哭;有泪无声是痛哭。我们的邓大姐从始至终泪流 不断,那是最病最痛的哭啊!是从心里绞出来的泪。当她捧起总理的骨灰时,我看到她 的手颤抖得厉害,身体连晃几次。内心巨大的伤痛使她晕眩了,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才 重新站稳,没有倒下。

“恩来同志,”她哽住许久,从心底冲出悲恸欲绝的颤抖一声:“你安息吧——!”

顿时间,我们所有人放声大哭,只觉天昏地暗,仿佛整个世界都要沉陷一般……

十几年过去了。有一次我们几位老人又聊起周恩来和邓颖超深厚感人的夫妻之情, 几位一旁听讲的中青年妇女忽然擦起了泪。

我问:“你们怎么了?”

她们一边擦泪,一边说:“要是天下的男人都能像总理那样作丈夫,那该多好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