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来到延安，从蓝苹变为江青，是她一生的转折点。
关于她是怎样由上海进入延安的，向来众说纷坛。
传说最多的，是她经重庆进入延安。
后来细查这一说法的根源，乃是依据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
这是一本严谨的史著。在第二卷的第六十页，写及中国电影制片厂摄制《中华儿女》一片：
“同年九月（引者注：指一九三九年），‘中电’又完成了《中华儿女》，由洪伟烈摄影。这是沈西苓抗战时期编导的唯一的一部作品，也是他最后的一部影片。……一九三八年夏，他加入‘中电’，担任编导委员，即着手拍摄《中华儿女》，前后花了近一年时间，于一九三九年秋完成公映。”
该书一九六三年二月第一版上，清清楚楚地印着，饰演《中华儿女》中刘二嫂一角的是蓝苹！
这就是说，蓝苹离开上海之后，曾到重庆参加过《中华儿女》一片的摄制。
于是，说她从上海经重庆赴延安，也就言之有据了。
不料，那是《中国电影发展史》一书小小的疏忽。在一九八0年八月所印第二版上，那刘二嫂一角由“蓝苹饰”改成了“康健饰”。
康健，亦即章向璞，原上海明星电影公司的女演员。
随着这一笔误的更正，种种关于江青由重庆进入延安的传说也就失去了依据。
也有人说她经武汉去延安，那是根据当时上海其他文化人进入延安的路线而作出的判断，难以证明江青也是走这一路线。
笔者采访了关键性的当事人徐明清之后，也就廓清了这一历史迷雾……
江青前两次来上海，都跟徐明清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三回来上海时，开初找过徐明清，后来失去了联系，其中的原因是徐明清被捕了！
徐明清记得，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由于一个名叫莫仲乔的人的出卖，便衣警察来到浦东，在女工夜校里抓住了她。
徐明清落入了敌人的魔爪。她急中生智，说要小便，进入学生何淑君家里，悄悄告诉这个学生：“我被捕了，叛徒是xxx，你赶紧转告王洞若！”这样，党组织很快就知道了这一重要信息。
徐明清在上海关押了三个月之后，被解往杭州。经党组织和陶行知先生多方营救。于一九三六年六月保释出狱。在狱中关押了一年多。
出狱后，徐明清回到上海，找到了党组织的领导人丁华、王洞若。王洞若是她过去在南京晓庄师范时的同学，也曾在“晨更工学团”共事。王洞若是徐明清在一九三三年介绍入党的，这时成了党组织领导人。她在汇报了自己的情况之后，问起了江青。她这才知道，在她入狱那段时间里，江青不仅在上海演话剧，而且演电影，“蓝苹”成了上海滩的“名演员”。不过，“蓝苹”出名，多半并非因为她的演技，倒是因为她在电通影业公司。跟编剧、剧评家唐纳闹恋爱、然后又吵离婚，一唐蓝事件”闹得沸沸扬扬。那时，上海大报、小报正在刊登江青和唐纳在杭州六和塔举行婚礼的消息，转眼间，又纷纷刊登江青离沪北上，唐纳追到济南，在济南宾馆自杀却又被救，唐纳、江青双双重返上海……
王洞若告诉徐明清，江青在生活上如此“浪漫”，大家对她都有看法，不过，她仍和王洞若保持一定的联系——虽然这时她的党组织关系并未恢复，也没有参加共青团的活动。她曾对王洞若说：“我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只好‘灰色’。”
徐明清回到上海，已经很难在上海开展工作，加上敌人已经抓过她，知道她的情况。
一九三六年七月，“东工委”向上海临时工委要求给西安增派干部，以加强东北军中地下党的工作。王洞若考虑到西北方面需要干部，便把徐明清派往西安工作。
买好火车票之后，徐明清听人说江青“瘦得像个吊死鬼”，便决定去看看她。
那时，唐纳刚和江青一起从济南回沪不久，“唐蓝事件”闹得满城风雨。
徐明清打听到江青住在法租界毕勋路（今汾阳路），找到了那里。那是一座楼房的底楼，一间半房子。不巧，江青不在家，倒是唐纳在那里。徐明清记得，唐纳梳着油光可鉴的小分头，看上去像“奶油小生”，讲一口软绵绵的苏州话。屋里只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收拾得干干净净。
徐明清跟唐纳是第一次见面，彼此不熟悉，话不多。她告诉唐纳：“我是蓝苹的朋友，叫徐一冰，明天要离开上海了。如果她有空，明天在火车站见一面。”
徐明清说着，拿出火车票，把明天离沪的时间、车次告诉唐纳，并给江青留了一张字条。
那天，徐明清回到浦东过夜。
第二天，十多个学生送徐明清到上海火车站。到了那里，不见江青。徐明清想，江青成了“名演员”，大约一定很忙。
火车快开了，徐明清看见一个脸色蜡黄的女人跑过来。细细一看，竟是江青。她真的“瘦得像个吊死鬼”，跟一年多前离开临海时大不一样。
“一冰，你上哪儿去？”江青问她。
“我去西北。这一去，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面！”徐明清答道。
看着江青又瘦又黄，徐明清叮嘱她要多多注意身体。
江青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话：“有苦难言！”迄今，徐明清仍清清楚楚记得这句话。
火车开了。她们只说了这么几句，就分手了。徐明清回眸望去，江青久久地在向她挥动着手臂。
此后，她与江青没有联系。她没有给江青去过信，江青也不知道她究竟在西北何处。
徐明清到了西安之后，不再用“徐一冰”原名，改名“徐明”。她先在东北军中任中共妇女支部书记，不久调往中共陕西省委军委工作，后来担任中共西安市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当然，她的这些党内职务，都是秘密的，中共处于地下状态。她的公开职业是陕西省立西安北大街幼稚园主任——这倒是她本来的专业，因为她在南京晓庄师范学的是幼儿教育。
过了一年——一九三七年七月下旬，一辆黄包车忽然停在西安北大街幼稚园门前。从车上下来一位穿着旗袍的小姐，带着一只小皮箱，说是找徐老师。
徐明清闻声出来，吃了一惊，喊道：“李鹤，你怎么来了？”
来者正是江青！
一别又一年，徐明清发觉江青的气色好了一些。江青说此行专为找她而来，就在徐明清那里住下——徐明清住在幼稚园里。
徐明清问江青，怎么会知道她的地址？江青说是王洞着告诉的。江青在“晨更工学团”工作过，在那里认识王洞若，并知道王洞若是中共党员。徐明清是王洞若派往西安工作的，到西安后仍与王洞若保持联系，所以王洞若知道徐明清在西安的地址。
江青提起王洞若，使徐明清记起一年前离开上海时，王洞若曾跟她谈起江青：“李鹤在上海，生活很不安定，让她离开这个环境，也许会好些。”在江青来西安之前，王洞若从上海写信告诉了徐明清，说江青要去延安。
当徐明清问起唐纳，江青叹了一口气说：“一言难尽！”
江青不愿多说，徐明清也就不便再问。当时，徐明清并不知道江青跟唐纳闹翻了，何况“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上海局面动荡，电影界萧条……思量再三，江青“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从王洞若那打听到徐明清在西安的地址，便悄然离开上海，在济南住了几天。
江青见了徐明清，说出了真正的来意：“一冰，我想请你帮个忙。”
尽管那时一冰已改名徐明，江青还是叫惯了老名字。
“帮什么忙呢？”徐明清问。
“我想到延安去学习，请你帮我找个关系进去。”江青说道。
徐明清问她带了介绍信没有，江青摇摇头。徐明清所问的介绍信，亦即中共上海党组织的介绍信。
江青这时打开了小皮箱，从中取出一本影集说：“这就是我的‘介绍信’。”
徐明清翻看着那本影集，上面贴着江青演话剧、电影的许多剧照。徐明清从未看过江青演的话剧、电影，很有兴味地看着，看罢，倒是觉得这本影集可算“介绍信”——表明江青确实是来自上海的演员，而且所演的戏、电影在当时还算是进步的。
在安排江青住下之后，徐明清立即把江青的情况和要求，向危拱之同志作了汇报。危拱之是叶剑英夫人，是一位经历过长征的女干部，当时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跟徐明清有着经常的工作联系。危拱之表示，可以把她带到八路军办事处谈一谈。因为当时党中央进驻延安只有半年多，生活艰苦，知识分子不多，十分欢迎知识分子投奔那里。
于是，徐明清陪着江青，坐上黄包车，前往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
她俩来到办事处。徐明清一看，邓颖超同志正坐在那里办公。徐明清跟邓颖超熟悉，就把江青介绍给她。江青恭恭敬敬地把照相册递了上去。
邓颖超翻看了影集，看了看江青，说了一句：“嗬，电影明星呀！”
这是周恩来夫人邓颖超跟江青第一次见面。
邓颖超事忙，没有多谈，说是这样的事由博古主管。她要江青把那本影集留下来。
此后，江青到八路军办事处又去了几次，徐明清没有陪她去。据江青说，她在那里见到了博古（即秦邦宪）。博古跟她作了一次谈话。这次谈话，实际上是对江青进行口头审查。江青谈及了黄敬，谈及了由黄敬介绍在青岛加入中共。
不久，江青就搬到八路军办事处去住。
一天，江青坐着黄包车到北大街幼稚园，面带喜色。她告诉徐明清：“一冰，博古同志通知我，明天就进延安！”
就这样，江青进入延安。时间是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上旬。
徐明清的回忆，把江青如何从上海进入延安，说得一清二楚，江青是通过王洞若——徐明清——博古，从上海——济南——西安，进入延安的。
至于江青为什么要从上海投奔延安，除了她在上海失意，除了当时投奔延安是左翼文化人的时代大潮，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那便是黄敬去了延安！
虽然江青在上海跟唐纳、跟章泯同居，但是她对黄敬毕竟还是有很深的感情。正因为这样，一九三六年春夏之交，黄敬化名黄文山来沪，她曾抛弃唐纳，又去北平跟黄敬生活在一起。只是唐纳在济南自杀未遂，江青姐姐发来电报，江青才赶往济南，不得不和唐纳携手同回上海……
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原是李大约之子李葆华。一九三七年二月，李葆华调离北平。据当时跟黄敬一起共事的陈伯达向笔者叙述：“柯敬史同志宣布黄敬、林铁和我组织‘北平三人委员会’，主持北平工作。”
柯敬史，亦即柯庆施。“三人委员会”，相当于市委书记。也就是说，中共北平市委由黄敬、林铁、陈伯达三人负责。
不久，黄敬接到了前往延安的通知。那是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召开中共的苏区代表会议。据陈伯达回忆，中共中央北方局刘少奇、彭真前往延安出席会议，而中共北平市委去的代表是黄敬。会议定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二日至十四日。
黄敬从北平去延安，是和斯诺夫人尼姆·威尔斯（即海伦·斯诺）同行。
黄敬很早就结识美国记者斯诺，所以斯诺曾说：“北大有个好青年俞大卫。”俞大卫，亦即黄敬。斯诺在一九三六年六月进入延安采访，住了四个月，写出了著名的《西行漫记》。斯诺的延安之行是通过宋庆龄安排的，黄敬也出了大力。
斯诺夫人也希望访问延安，以写作《续西行漫记》。她的延安之行，是由黄敬直接安排的。
斯诺夫人在几篇文章都谈及“大卫·俞”——黄敬：
“大卫·俞告诉我，共产党五月份要在延安召开一个会议，这将是中共领导人的一次空前盛会。如果我能及时到达，赶上这个机会，就能见到所有的领导人。这些领导人平时总是被敌人的封锁线所隔离，相距数百或数千英里。大卫作为华北代表要上那儿……”①
①海伦·斯诺，《延安采访记》，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我的延安之行是由俞启威安排的。他在一二·九运动后常来我家，……他对我谈了五月延安举行共产党代表大会。大卫是北京共产党的书记（但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一点），是这次大会的代表。他说他同我应坐同一次车前往，但要假装彼此并不相识。我们就这样做了。”②
②尼姆·威尔斯，《谈〈西行漫记〉及其他》，《读书》一九七九年五期。
据斯诺夫人的《延安采访录》和《续（西行漫记）》两书所载，她是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从北平坐火车前往西安。她在郑州给斯诺发信说，“w在火车上病了，他晕车。d平安无事，我把铅笔等物送给了他，他似乎很喜欢。”
此处的“d”，即“大卫·俞”，亦即黄敬。“w”即王福时，东北大学校长的儿子，担任斯诺夫人的翻译。
四月二十三日，斯诺夫人“深夜跳窗逃出了西京招待所”，躲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黄敬离开西安。四月三十日，抵达延安，“我看见了第一颗红星”。
五月二日，苏区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会上，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刘少奇作了《关于白区的党与群众工作》的报告。会议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党的政治路线，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作了准备。就在这次会上，黄敬结识了毛泽东。
斯诺夫人在《延安采访录》中，专门写了一节《同大卫·俞的谈话》，记述了黄敬对中国革命的种种见解。她写道：“我记得他五月二十日就离开了。”这表明，黄敬是五月二十日离开延安的。
和黄敬一起去延安开会的北平代表，还有中共清华大学支部杨学诚，师大党支部林一山，民先队（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部李昌。
黄敬回到北平不久，“七·七”芦沟桥事变就爆发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黄敬的延安之行，给了江青以影响。
由于日军占领北平，中共北平市委的处境很困难。中共中央北方局发来通知，要黄敬去太原。
笔者在访问陈伯达时，据他回忆，黄敬此行与他同行。
当时，陈伯达离开北平，到天津工作。然后，他带着妻子诸有仁、长子陈晓达坐船到了青岛。不久，黄敬也来到青岛。他们结伴，从青岛来到西安。
陈伯达由西安进入延安。黄敬则于一九三七年九月由西安到达太原。那时，周恩来、刘少奇、彭真在太原，和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谈判。黄敬向他们汇报工作后，奉命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来到晋察冀军区所在地五台工作，先后在那里担任中共晋察冀区党委书记、冀中区党委书记、冀鲁豫区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平原分局书记。这样，黄敬没有进入延安，而是在晋察冀军区工作了多年。不过，有时他要去延安开会、办事……
据江青对维特克说，她是从西安搭乘一辆运米的卡车北行，朝延安进发。正遇大雨，半途道路不通，等了好几天，仍无法通车。只得改为骑马。她从未骑过马，勉强骑了上去，十分艰难地前进，总算到达延安南面八十公里、位于洛河之滨的洛川。
很巧，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洛川召开重要会议，史称“洛川会议”。
据江青自云：
“当时，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正在洛川开会，我甚为惊慌，深恐在他们面前昏倒，但仍决心会见党中央的领导同志。
“他们全体都出来迎接我（对著名的文化人，平常都是这样盛大的欢迎也说不定），我心里想绝对不能在他们面前昏倒，一定要挺身而立，还好，我和他们都握了手。后来听说，这次会议，非常重要。”
江青对维特克的谈话，不时夹杂着“吹牛”的成分。诸如“党中央的领导同志”“全体都出来迎接我”之类，便属“吹牛”。
不过，由此倒可以确定江青到达洛川的时间——因为洛川会议是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召开。在洛川，江青搭上一辆卡车，终于来到延安。
由此，也可以确定她到达延安的时间，即一九三七年八月底。
第一次见到延安的宝塔山，见到延河，见到旧城墙，见到南门上刻着的“安澜”两字，江青都显得新鲜、激动。
喝着小米粥，生活在头上包着毛巾、身上穿着蓝布衣服的陕北农民中间，这跟灯红酒绿的大上海有着天壤之别。没有自来水，只能在混浊的延河中洗衣。苍蝇飞舞的茅坑代替了抽水马桶。漫天风沙代替了上海滩舞厅里的香风。
她被安排在延安的第三招待所（又称“西北旅社”）暂住。登记旅客名字时，她不再写“蓝苹”，而是用“江青”。①
对于取“江青”这名字，她是花了一番心血的。据云，含义有二：
其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蓝”，蓝苹也。也就是说，虽然江青“出于”蓝苹，却立志要干出一番“胜于”蓝苹的事业来。
其二，“江青”出典于唐朝诗人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一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和江青差不多时候来到延安的，还有上海的女演员李丽莲。她参加过四十年代剧社演出《赛金花》，也在由夏衍编剧、明星影片公司摄制的《压岁钱》一片中，饰演过张曼一角。
江青来到了延安之后，就受到了审查。这倒不是审查她作为电影演员的历史，因为她随身带着的那本剧照相册以及李丽莲都足以证明她确是上海的影、剧演员，而且所演的戏、电影一般都是属于左翼的。
问题在于她的党籍。她深知，进入延安，党籍是至关重要的。她是一九三三年二月在青岛由黄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可是，这年七月，当黄敬被捕、她仓促逃往上海之后，就跟中共组织失去了联系——尽管她来上海时，所接触的田汉、徐明清都是中共党员。黄敬在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时，在北平恢复了中共党员身份，所以后来担任了中共北平市委领导职务，而江青在上海却没有恢复党籍。正因为这样，她从上海来到西安，找到徐明清时，并没有带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介绍信。也正因为这样，她进入延安，要求恢复党籍，中共组织不能不对她进行审查。有人说“江青”是毛泽东为她取的，这不符合史实。因为她一九三七年进入延安之初所写的自传，便署名“江青”（原稿现存在中央档案馆），当时毛泽东还不认识她。
当时，负责审查江青党籍问题的，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郭潜。他在抗日战争之后，被国民党军队俘虏，到了台湾，改名郭华伦，担任台湾“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笔名陈然。
据郭潜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在台北接受日本作家伊原吉之助的采访时，回忆道：
“江青于‘七七’事变刚发生之后，单身来到延安。九至十月发生党籍问题。”
“江青的党籍恢复申请，因‘无证据’被批驳。江青于是在招待所空过了九、十两月。在此期间，好像巴结了同乡康生。她以前的情人黄敬于十月来到延安，找到了证人，乃平安地恢复党籍，立即进了‘党校’，受训六个月。陈然（引者注：即郭潜）的太太，曾在‘党校’教过江青。”
郭潜作为当事人，把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说得十分清楚。
起初，江青十分焦急。新来乍到，人地生疏，一时又找不到证人。可是，党籍问题不解决又不行。在上海，话剧界、电影界，党籍问题不那么重要，而进了延安，这是至关重要的“政治生命”。
就在江青成天价等待之际，徐明清的到来，使她欢欣鼓舞。
一九三七年九月中旬——在江青到延安后一个多月，徐明清接到中共中央组织部的通知，调她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这样，她离开了西安，也到了延安。她住在中共中央组织部招待所。
那时，王观澜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科科长、中共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那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是部、科二级制。陈云、李富春为正、副部长。
王观澜准备与徐明清结婚。他与她是同乡，上中学时认识。王观澜家在临海城里。徐明清家在农村，上中学时进县城。进城后她在女子师范上学，他在浙江省立第六师范上学，虽然都在临海县城，但是男女分校，本来不见得会相识。很巧，徐明清的同桌女同学包玉珍，是王观澜家邻居。徐明清常去包玉珍家玩，认识了王观澜——他原名金水，字克洪。后来，王观澜和徐明清都走上了革命道路，志同道合，又有同乡之情，也就越来越接近。一九三七年底，王观澜和徐明清在延安结婚。结婚仪式很简单，当时在延安的“合作社”吃顿饭，毛泽东、洛甫（张闻天）、李富春、蔡畅都来吃饭，就算是“婚礼”。
结婚前，徐明清用的名字是“徐明”。她在中央党校学习，恰巧班上有个男同学也叫徐明，是北方人。谁喊了一声“徐明”，两个徐明一齐答应。哪儿寄来一封给徐明的信，两个徐明都嚷嚷着要看信。为了区别于那个“男徐明”，王观澜给妻子的名字加了一个字——“清”。王观澜说：“明清，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又明又清，多好！”从此，她的名字就叫徐明清。
徐明清对笔者说：“现在，有的书上说我和江青一起改名，混入延安。那是胡扯！我是组织上调我去延安的。我到中央组织部报到时，介绍信上写的名字也是徐明。我的改名，中央党校的同志们都知道的——因为两个徐明在党校曾传为笑谈。……”
徐明清在中央党校学习期满后，分配到中共中央组织部，担任妇女科副科长，科长为长征女干部张竟秋。后来又担任中央妇委委员和陕甘宁边区妇联主任。
进延安之后，江青到中央组织部招待所找过徐明清。她们之间，仍叫惯了“一冰”、“李鹤”。
据徐明清告诉笔者，江青初到延安，领导上为了考验她，曾派她到农村做调查工作。那时，陕北农村中流传着顺口溜：“陕北好地方，小米熬稀汤，臭虫称大王……”这顺口溜形象地勾画出当时陕北农村生活的艰苦。来自大上海的江青，在陕北农村的表现还算可以。
为了审查江青的历史，组织上曾找徐明清了解。徐明清当时为江青写了一份证明材料，这份材料迄今仍保存在中央有关部门。徐明清就自己在上海、临海、西安跟江青的接触，如实写了江青的情况。诚如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一份文件中涉及徐明清同志历史问题时所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中央组织部审核，徐明清同志在延安写的证明材料，并未证明江青一九三三年在上海有党的关系，是实事求是的。”
这就是说，徐明清只能证明江青在上海、临海、西安的经历，只能证明她曾参加中共领导下的一些进步活动，只能证明她加入过共青团，但无法证明她是中共党员——因为如果确实她是中共党员的话，那何必在“晨更工学团”发展加入团呢？只有先入团、后入党的，哪有入了党再入团的？
徐明清无法为江青恢复党籍提供证明，这使江青十分沮丧。
据郭潜回忆，“黄敬于十月来到延安，找到了证人”。黄敬作为江青入党的介绍人来证明江青确实曾经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加入中共，是最权威的证人，况且那时的黄敬已是中共高级干部。
不过，黄敬是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到达山西太原，向周恩来、刘少奇、彭真汇报工作，十一月进入山西五台县（太原东北部）。在他去太原和去五台之间，是否曾去过一趟延安，不得而知。如果去过延安的话，则正好是十月。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进入延安之后，曾在关于自己入党经过的材料上，写明介绍人是黄敬。组织部门于是通过地下交通，去函向黄敬了解，黄敬写了证明材料，证明江青是由他介绍入党。
比较郭潜和徐明清的回忆，似乎徐明清的回忆更可信些。不过，他们的回忆都一致表明，是由黄敬证实江青的中共党员身份的。
徐明清还说，由于组织上向黄敬调查江青入党问题，他得知江青进入延安，曾给江青写过一封信。
不过，这时的黄敬，已和范瑾相爱。范瑾，浙江绍兴人，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共，是一位能干的女记者。大抵是江青在上海跟唐纳、跟章泯同居，闹得满城风雨，使黄敬的心冷了，于是另择伴侣。
至于郭潜所说的江青“在此期间，好像巴结了同乡康生”，事情是有的，但不在九、十两月，因为那时康生不在延安。
经过两个来月的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由于黄敬的证明终于得以解决。这样，她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进入了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江青离开了延安的第三招待所，搬到了东郊桥儿沟。那里一座法国神甫建造的天主堂，如今成了中共中央党校的所在地。中共党校的学员，一律都是中共党员。进入党校学习，意味着江青的中共党员身份得到了正式的认可。
中共中央党校最初叫“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三日，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三月十四日）五十周年，在红都瑞金成立。
首任校长是任粥时，副校长杨尚昆。不久，由张闻天任校长，董必武为副校长。到达陕北时，中共中央党校最初以延安北面、瓦窑堡附近的安定镇第二小学为校址，董必武为校长。
一九三七年一月，中共中央迁入延安。二月，中共中央党校迁入延安桥儿沟天主堂。五月，罗迈（李维汉）接替董必武，出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
这年十一月，当江青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学员已多达四、五百人。
据当时的校长李维汉回忆：
“学员不再按原工作性质编班，也不再分高级班和初级班，而是按他们的来源和文化程度高低编班，共编了十五班：一、二、三班主要是红四方面军干部；四班是陕北干部；五、六班主要是老干部、高级干部（也有少数新干部）；七班是少数民族班，先学汉语，再学马列主义理论，学习期限最长；八班是抗大四大队转来的党员；九、十、十一班主要是白区学运干部和一些失掉党的组织关系的干部；十二、十三班是从国民党监狱中释放出来的干部；十四班是工农、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十五班我已记不清了。”
“课程比瑞金和初到陕北时期完整了，设有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主要讲联共党史）、党的建设、中国革命问题和游击战争，并设有各个相应的研究室。党中央也在这里设了一个‘党与群众工作研究室’，主任柯庆施，工作人员有王任重、王鹤寿、姜旭、李华生等。”①
①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江青被编在第十二班，亦即“从国民党监狱中释放出来的干部”。
中共中央党校设有俱乐部，开展文娱活动。江青到了党校，很快成了活跃分子。俱乐部的主任是李剑白。当时，男“歌星”要算工任重，他唱《大刀进行曲》博得一阵阵喝彩；女“歌星”则是跟江青同班的许明，她唱《松花江上》，催人泪下，由此得了个绰号叫“松花江上”。
生活是艰难的。主粮是小米，很少能吃到米饭、白面。来了外国记者，招待吃饭，也只添几个煮鸡蛋罢了。学员们用的都是铅笔，难得一、两个人能用上自来水笔。
据郭潜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六日在台北回忆：
“江青的知识水准和政治水准都很低。内人曾在党校教过江青。关于江青，她曾经说过：‘江青在党的会议上简直不敢发言。理解浅陋，不能发言。偶尔发言，一开口就说：‘我不大明白，请诸位指教。’惹人嗤笑。当时的女党员，都看不起她。当时的女党员很多是长征参加者，学历高深者，党历或活动时期长久者，她们都看不起江青。’”
就在江青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不久，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延安上空忽地响起了飞机的轰鸣声。那时的延安，除了蒋介石飞机前来轰炸之外，难得听见飞机的引擎声。
那是一架苏式的运输机，徐徐降落在山脚下简陋的机场上。中共中央的负责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在那里迎候。
这架飞机是远从莫斯科飞来的，途中曾在迪化（乌鲁木齐）、兰州降落、加油。飞机是由苏联驾驶员驾驶的。
从飞机上下来三位要员，即王明、康生和陈云。
王明离开中国已经六年了。他是在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八日和妻子孟庆树一起从上海坐船赴苏，十一月七日到达莫斯科，在那里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
康生比王明稍晚离开中国，到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
陈云则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之后，奉中共中央之命，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此时，和王明、康生同机回国。
康生的突然出现，使陷于孤寂之中的江青，在中共高层找到了“靠山”。
江青和康生，在“文革”中一个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一个是“顾问”，一搭一档，干尽坏事。由此，人们追溯江、康之间的关系史，追到延安时期是恰如其分的。也有人追溯到山东诸城，似乎早年便有“勾结”，那就显得牵强、过分了：如前文所述，江青和康生都是诸城人，江青之母曾在康生家帮佣，两家相距不远，而且康生当过江青的母校——诸城高等小学校长。
不过，江、康那时未必相识。因为康生生于一八九八年，比江青年长十六岁。康生当诸城高等小学校长时二十岁，即一九一八年，那时江青不过四岁。康生在一九二四年夏离开诸城，那时康生二十六岁，而江青只有十岁。即便相识，也说不上有什么交情……
康生在十七岁那年（一九一九年）在诸城和胶县陈家庄大户陈玉帧之女陈宣结婚，生一子一女。后来到上海，结识有夫之妇曹轶欧。康和曹，一个抛弃了前妻，一个抛弃了前夫，结合在一起。
当江青从山东来到上海时，康生早已在莫斯科。
然而，事情却是那么的凑巧：当江青从上海进入延安三个月之际，康生从莫斯科飞来延安。江青正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而康生恰恰被中共中央派往中央党校，接替李维汉，出任校长！
李维汉这么回忆：
“我离开中央党校后，即由康生接任校长。一天夜里，他把我找去，说：‘你应该办移交！’我说：我不知道是你来作校长，因期限已到先走了。要交现在就可以交，印章和文件在校长秘书罗青长手里，教务处是王学文管的，管财务的有五人小组，每月开支由小组审查签字，有问题再找我。康生没有纠缠，说：‘不必另办移交了，你可以回去了！’我就回来了。这就是我在中央党校最后的工作。以后听说，康生一进学校就宣布罗迈（引者注：即李维汉）是‘半托洛茨基分子’，不能当党校校长。”
一个是中央党校的校长，一个是党校的学员，这时“同乡之谊”起作用了，两人大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触。江青正在中共高层寻找“靠山”，康生也就成了她的“靠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