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着“大批判””开路，仗着“样板戏”作资本，江青一手掌握着“中央文革”，一手操纵着中央专案组，她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显山露水了，再不处在云雾之中了。
实质是第一的，名目是无谓的。“中央文革”这么个怪物，在中共党章上，在中共党史上，从未见过的组织，却在“文革”中无限膨胀起来。
按照《“五·一六”通知》的规定，“中央文革”原本只是“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那么个“小组”。用江青自己的话来说，只是“政治局常委的秘书班子”。
可是，这个“秘书班子”，却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
在“文革”开始时，中共中央书记处的阵营如下：
书记为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李雪峰、李富春、李先念、陆定一、康生、罗瑞卿。
候补书记为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决定。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准了这一决定，并且决定撤消他们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担任的职务。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还决定，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调叶剑英担任书记处书记。
随着陶铸在一九六七年一月被打倒，中共中央书记处陷于瘫痪状态。“中央文革”当即取而代之。
一九六七年二月，所谓“二月逆流”遭到批判，叶剑英、陈毅、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靠边站”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也陷于瘫痪。“中央文革”又进一步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
在“文革”初期，中央文件大都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共同署名下达的。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中央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却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共同署名。这么一来，“中央文革”也就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此后的许多中央文件，都以四者并列的署名方能下达。
“中央文革”权力的膨胀，意味着江青权力的膨胀。她是“中央文革”的第一副组长——实际上，在“中央文革”，她说了算，组长陈伯达也不得不听命于她。另外，随着“文革”浪潮的不断冲刷，“中央文革”成员之中也被“刷”掉不少，到了一九六七年八月底王力、关锋倒台，一九六八年初戚本禹被拘捕，“中央文革”的权力更加集中于江青手中。
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后，“中央文革”扩大成为“中央文革碰头会”。这个碰头会，除了“中央文革”五位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外，扩大的有周恩来、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共十二人。
“中央文革碰头会”由周恩来主持，他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之下，在“左派”们的包围之中工作。这个“中央文革碰头会”，实际上主持着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就这样，“中央文革”一时间成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凡是对“中央文革”、对江青稍有不满的，便可定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定为“现行反革命”，要“依法惩办”。
只要稍稍列一下当年署有“中央文革”名义的文件，便可看到江青手中拥有的权力有多大：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决定；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成立地专级、县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正式革命委员会的审批权限的规定；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准河北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在此前成立的省、市革命委员会，是以“中央”名义批准的；此后成立的省、市革命委员会，均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四者联名下达批准的文件）；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传达及其文件处理的通知；
“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党中央！永远忠于中央文革！”这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口号。“忠于中央文革”，亦即“忠于江青”。
步入“中央首长”之列的江青，到处发表讲话。起初，她的讲话被印入《中央首长讲话集》之中，随着她的讲话越来越多，各种版本的《江青文选》也就由红卫兵组织、造反派组织印行。内中，正式公开发行的，是一九六八年二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江青同志讲话选编》。这本书，收入了江青的八篇讲话记录稿（包括《纪要》），曾作为“学习文件”广为发行。
这八篇讲话是：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二月二十日）；
《江青同志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为人民立新功——江青同志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江青同志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
《江青同志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
《江青同志在接见河南、湖北来京参加学习班的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江青同志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十二日）；
《江青同志在北京工人座谈会上的讲活》（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中国的报纸，是很讲究排名顺序的，笔者仔细查阅了“文革”期间的报纸，从各种报导中的排名顺序，勾画出江青的政治地位逐步上升的历程。
最初，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人民日报》所载《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革命》（新华社讯），可以看出江青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刚刚结束后的地位——排名第二十五位。那篇报导是这样开列名单的：
“毛主席、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陈毅、贺龙、李先念、谭震林、徐向前、叶剑英、薄一波、李雪峰、谢富治、刘宁一、肖华、杨成武、江青……”
说实在的，在那么多的老帅、那么多的老革命之中，江青能够挤到第二十五位，已经算很不容易的了。
一年多以后——一九六七年十月二日，在《人民日报》所载《毛主席同首都五十万军民欢度国庆》报导中，江青升至第十七位：
“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宋庆龄、董必武、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谢富治、江青……”
到了一九六八年五月二日，《人民日报》所载《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同首都五十万军民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报导中，江青迅速地升至第九位：
“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江青……”
在江青之后是“张春桥、姚文元、董必武、陈毅、刘伯承、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这清楚地表明，“中央文革”的新贵们，超过了老帅们。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日，《人民日报》所载《毛主席同全国工人代表和首都军民欢度国庆》报导中，江青地位显赫，一下子升到第六位！
报导是这么写的：
“同毛主席、林副主席一起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同志。”
这里所开列的，自周恩来起至温玉成，实际上就是“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的名单。江青，跃为中共第六号人物之际，她尚不是政治局委员，甚至连中共中央委员都不是！
报导的“笔法”是颇为奇妙的。
在开列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名单之后，接着是“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来京参加观礼的负责同志和工人代表”长长的名单。此后才这么写及：
“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陈毅、刘伯承、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以及在北京的其他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这时，江青虽然名列第六，但她的实际职务还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
对于江青来说，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下午举行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是至为重要的，在这次会议上，她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从此在党内有了正儿八经的职务。
会议公报上是这么写的：
中央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 林彪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叶群 叶剑英 刘伯承 江青 朱德 许世友 陈伯达 陈锡联 李先念 李作鹏 吴法宪 张春桥 邱会作 周恩来 姚文元 康生 黄永胜 董必武 谢富治
虽然那“按姓氏笔划为序”，回避了政治局委员们的真正序列，但是关于中共“九大”的两次新闻公报（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二十四日），都点明了江青排名第六位：
“今天在主席台前列就座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在江青之前的五位，即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为政治局常委。江青，实际上成了不是常委的常委——因为她是毛泽东的妻子，如果她进入常委，过分的显眼了。
江青终于步上权力的峰巅。她是一个权欲熏心的女人，如今如愿以偿！
耐人寻味的是，在她成为中共第六号人物的整整三十年前——一九三八年，她与毛泽东结合。
韬光养晦，徐图进取，从三十年前上海滩上争风吃醋又争强好胜的一名演员，到三十年后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江青可谓处心积虑，用尽心计。
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中央文革”的五位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全部进入了政治局。此后，“中央文革”这“草台班子”也就随之收场。“中央文革”，是江青们走向政治局的阶梯。既然已经成了政治局委员，也就把这阶梯弃之不用了。此后，下达的文件均以“中共中央”名义，再也不见那不伦不类的所谓“中央文革”了——虽说“文革”还在进行之中。
进入了政治局，成了“第六号人物”，江青自鸣得意。特别是她一手扶植的“哼哈二将”——张春桥和姚文元，也跟她一起进入政治局，江青以为羽毛渐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有了自己的势力。
另一个有着羽毛已丰之感的人是林彪。他成了中共唯一的副主席：中共“八大”时，设四名副主席，即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一九五八年五月，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增选林彪为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这样中共有了五位副主席。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的职务不再提及。在中共“九大”时，江青曾建议多设几位副主席，并吹嘘自己“有掌握国家全盘领导的能力，就是许多人不了解我”。江青的弦外之音，是她可以成为副主席。毛泽东一眼就看穿她的用意，说“多设几位副主席可以，江青不能当副主席”。①江青当不成副主席，她也反对别人当副主席。如此这般，最后的结果是只设一位副主席，亦即林彪。林彪成了唯一的副主席，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的接班人的地位“铁定”了。
①金春明，《“文化大革命”论析》，一九一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林彪颇为得意的是，他手下的五员“虎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全部进入了政治局。“林家班子”的格局已经形成。
林彪跟江青的关系，变得非常微妙而复杂，千变万化着。
江青和林彪，彼此互相利用着：
江青最初要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露脸，曾借助过“林彪同志委托”，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弄出了那份《纪要》；
林彪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任命江青为中央军委文革小组顾问。同年九月，又任命江青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
一九六八年三月，江青要提级，周恩来不批，林彪一下子把她从行政九级提高到行政五级；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林彪在接见部队干部的大会上，“高度评价”了江青。林彪说：“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的女同志中间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内干部中间很杰出的一个干部，她的思想很革命，她有非常热烈的革命情感，同时，又很有思想，对事物很敏感，很能看出问题、能发现问题并采取措施。过去由于她多年身体不好，所以大家不了解她，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期间就看出她伟大的作用。她一方面是忠实执行毛主席指示，在另一方面她有很大的创造性，能够看出问题、发现问题。文化革命中间树立了许多丰功伟绩。固然是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中央文革同志的努力，党中央同志的努力，但是她有她独特的作用，她始终站在这个运动的最前线。”就在林彪讲话的时候，叶群领众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林彪如此看重江青，其实是看重她的“第一夫人”的地位和作用。他深知，取悦于江青，即可取悦于毛泽东。对于他来说，毛泽东才是至关重要的。
“投木报琼，投桃报李。”江青也在关键的时刻支持林彪。
就中共党章而言，唯有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上写了这么一段话：
“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指定某某人为接班人，载入党章，这在中共党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最初，“中央文革”的“秀才”们，在整理关于党章修改意见时，写上这么的情况：
“许多同志建议，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并写入九大的报告和决议中，进一步提高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
这“许多同志”，原本只是一些“造反派战士”。他们也只是建议在“九大”的报告和决议之中，写入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七日，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党章时，江青坚持要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这一条写入党章。江青说，林彪“很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他那样谦虚，就在党章上写他”。
一九六九年四月，在中共“九大”前夕，在中央讨论党章的会议上，江青又说：“林副主席的名字还是要写上，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
张春桥附和道：把林彪的名字“写在党章上，这就放心了。”
康生也力主此议，跟江青唱同一个调子。康生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为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百年大计，是关系到我党、我国今后命运，关系到我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事。林彪同志很谦虚，他要求把党章草案中提到他那一段删去。我们的意见，这一段必须保留。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会上公认的，是当之无愧的。”
就这样，在“中央文革”的“秀才”们的一片赞成声中，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被写入中共党章。
在中共“九大”之后，都有着羽毛已丰之感的林彪和江青之间，不时产生着矛盾，却又眉来眼去，你利用着我，我又利用着你……
就在江青手下的“秀才”们和林彪手下的“武将”们在政治局里形成两股势力的时候，一位“大秀才”从江青的“战友”倒向林彪，使林彪“有文有武”加强了力量。
这位离江青而去的“大秀才”，便是“老夫子”陈伯达。
据陈伯达告诉笔者，他多年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对于江青此人志大才疏、刚愎自用、心狠手辣、心胸狭窄的品性是颇为了解的。正因为这样，最初要他出任“中央文革”组长，他曾再三推辞。陈伯达说；他不愿当组长，并不在于“中央文革”本身，而在于江青是副组长。他深知，他“领导”不了江青，无法当组长。然而，毛泽东提名他为“中央文革”组长，他不得不从命。
据陈伯达回忆，一九六六年七月九日夜，周恩来打电话给他。周恩来说，翌日见报的两条新华社电讯，要写上他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这将是他的这一职务第一次公开见报。
那是在七月九日这一天，刘少奇接见了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当晚，周恩来、康生、陈伯达、陶铸举行盛大宴会，庆祝亚非作家紧急会议闭幕。新华社为此发出两条电讯加以报导，内中都要写及陈伯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
在电话中，陈伯达请周恩来转告新华社，在电讯中不要写及他的“中央文革”组长职务，因为他想在适当时机辞去这一职务。周恩来没有同意。翌日，《人民日报》及全国各报都刊载了新华社这两条电讯——这是陈伯达担任“中央文革”组长职务第一次公开见报。
在“文革”初期，陈伯达曾和江青有过合作，他也曾为江青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露面而吹喇叭、抬轿子。然而，自从他生了一场病，中共中央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发出《关于江青同志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的通知》以来，“中央文革”的实权就握在江青的手中。虽然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仍与江青保持着“联盟”，一起反对陶铸，一起打倒刘、邓，但是他和江青的矛盾日深。特别是江青的“嫡系”张春桥、姚文元，在“文革”中扶摇直上，也不把他放在眼里。最后，“中央文革”只剩下五名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陈伯达完全处于孤立地位，那四人联合起来反对他。陈伯达搬出了钓鱼台，回到北京米粮胡同家中居住。
“中央文革”的内讧，终于爆发了。陈伯达赠给笔者一份他在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六日所写的手稿，内中有这么一段回忆：
在九大前，江青和康生出谋划策，以所谓我“封锁毛主席的声音”为借口，在东大厅搞了一个大会，到会的人在大厅里几乎坐得满满的，江青自己宣布：她是会议主席，“陈伯达做检讨”。她同康生二人“你唱我和”。我只说一句话便被打断。江青说：“陈伯达不做检讨不让他说了”。她也不让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发言。当时工作人员一般都穿军装，我在会上穿的也一样，江青提出要摘掉我衣帽上的帽徽领章。我看，这个会是为打倒我而开的会，没有什么可辩的，大喊一声：“大字报上街”！（即赞成打倒我的大字报上街），叶群在会上高呼：“拥护江青同志”。
陈伯达和江青、康生的矛盾发展到如此激烈、尖锐，表明“中央文革”早已严重分裂，“组长”名存实亡。
江青给陈伯达加上“封锁毛主席的声音”的罪名，其实是由争夺中共“九大”政治报告起草权引起的。
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由林彪念，以林彪名义发表，而政治报告却是由“秀才”们捉刀的。毛泽东指定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人起草。陈伯达跟张、从早已不和，不愿和他俩合作。于是，陈伯达甩开张、姚，独自起草。
张、姚也不示弱，联合康生，三人另行起草。
陈伯达抢先起草，写出初稿，送呈毛泽东。毛泽东看了，跟陈伯达谈了意见，内中有些意见很重要。比如，毛泽东不同意陈伯达稿子中“刘邓路线”一词，指出：“邓小平同志打过仗，同刘少奇不一样，报告上不要提他。”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陈伯达只向周恩来说过。
后来，江青从毛泽东那里得知毛泽东曾跟陈伯达谈及起草政治报告的意见，而陈伯达并未向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传达，她气坏了。
于是，江青就给陈伯达加上“封锁毛主席的声音”的罪名，召开了斗争会——须知，当时陈伯达是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
陈伯达斗不过江青。
江青为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撑腰，让毛泽东多次跟他们谈话，撇开了陈伯达，对陈伯达“封锁毛泽东的声音”！
这么一来，毛泽东也就采用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
陈伯达写出政治报告，装入牛皮纸口袋，密封，写上“即呈毛主席”。可是，这牛皮纸口袋很快从毛泽东那里退回来，上面写着毛泽东字迹“退陈伯达同志 毛泽东”。陈伯达细细一看，那牛皮纸口袋竟未拆过！
陈伯达大哭一场，因为毛泽东对他的稿子连看都不看，就原封不动退回去了！
毛泽东采用了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这下子，陈伯达作为“大秀才”、作为“马列主义理论家”，威风扫地！
陈伯达扳着面孔，步入中共“九大”会场。他以为，这一回彻底完蛋了！
不料，毛泽东仍给他“面子”，他仍被选入政治局，依然坐在第四号椅子上。
不过，经过中共“九大”前的那一番围绕政治报告起草权的角斗，陈伯达跟江青以及康生、张春桥、姚文元闹翻了，闹僵了。
陈伯达是一个有野心而无原则的人。他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从来没有形成一股独立的力量，他总是附庸于别人。他的擅长，是手中的那支笔，而他却缺乏组织能力。“中央文革”既然吵翻了，散伙了，他不能不另找新的伙伴。林彪正野心勃勃，雄踞于中国政坛。他改换门庭，选择了林彪；而林彪呢，手下尽是“武将”，正缺乏“大秀才”。双方的政治利益，决定了陈伯达倒向林彪——虽说在历史上，陈伯达跟林彪并没有什么渊源。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东坡的名诗《题西林壁》，流传千古，形象地勾画了多雾的庐山。
不识真面目的庐山，在中国当代史上两度成为中共党内大搏斗的所在：一回是在一九五九年炎夏，那批判“海瑞”——彭德怀的庐山会议，曾震撼着华夏大地；另一回，则在一九七0年酷暑，又一次庐山会议召开了。
庐山多雾。尤其是夏日清晨，群峰被雾海所淹没，庐山成了“牛乳世界”。
就在雾浓如粥的清早，常有一辆轿车从“芦林一号”缓缓驶出。车前，有两位战士手执马灯开道，轿车跟随着马灯徐徐向前，其速度比往常步行还慢。如此这般，当轿车驶抵脂红路一七五号，常常要花一个来小时——按正常车速行驶的话，用不了十分钟就到了！
车上坐着脸色倦怠的毛泽东和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①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正在庐山召开。激烈的斗争正在进行。
①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九日采访于成都。
毛泽东公开的办公地点在芦林一号。那里不仅有宽大的办公桌，而且有为他特制的宽大的木板床，似乎表明他睡在那里。
其实，他的真正的住宿处是脂红路一七五号。那是美国亚细亚银行在一九二0年建造的一幢别墅，面积为六百六十四平方米。一九二四年，转到美国托克博士手中。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召开前，先行上山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选中了这幢僻静宽敞的房子，作为毛泽东住房。
毛泽东依然保持着夜晚工作的习惯。形势是那样的严峻。自以为羽毛已丰、急于抢班夺权的林彪，串通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向毛泽东发动进攻。毛泽东通宵在芦林一号找人谈话，一个个做工作。拂晓，当毛泽东结束了工作，准备从芦林一号返回脂红路一七五号休息时，扑面而来的浓雾使他的轿车行路艰难，何况庐山的公路往往一侧是悬崖，稍一疏忽便会出现险情。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张耀词安排警卫战士手执马灯在车前开道……
这一回，江青是作为政治局委员，堂而皇之出席了庐山会议。上一回，她是在听说贺子珍上山之后，才急急地以家属的身份上了庐山。②
②据毛泽东机要秘书高智的回忆。笔者于一九九二年四月二日至三日在西安采访了高智。
庐山上的新斗争，是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展开。可是，这场斗争被罩上了浓雾，叫人难识真面目。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讨论的议题，是关于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围绕宪法的修改，两个问题一时成为毛、林交锋的焦点：
一是在刘少奇死后，还要不要继续设国家主席？
二是在修改宪法时，要不要在前言中写上“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这原是《毛主席语录》林彪所写《再版前言》中的一段“名言”。
看似平常的两个问题，潜伏着幕后不平常的争斗：
毛泽东坚决反对设国家主席，因为他已看出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以求形成“两个主席”的格局；林彪力主设国家主席，明明是为了自己当国家主席，却偏要说成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否认自己是“天才”，林彪坚持毛泽东是“天才”——世上有无天才，原本是可以平心讨论的理论问题，可是在庐山上却成了一场政治斗争的焦点。
尤为微妙的是，毛林之争在幕后，而公开爆发于会场却是两位“秀才”之争！
毛派“秀才”乃是张春桥，林派“秀才”则是陈伯达。两位“秀才”围绕宪法的修改，爆发了空前激烈的论战。
张春桥依据来自江青的指令，江青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反对在宪法前言中写上“天才”之类字眼。
林彪把张春桥定为“陆定一式人物”，要陈伯达以及“五虎大将”——黄、吴、叶、李、邱，集中火力攻击张春桥，“但在发言中半个字也不能涉及江青，否则就要碰壁”。
于是，在会上，陈伯达这位“理论家”，从“理论”上阐述了恩格斯、列宁以及毛泽东关于天才的论述。吴、叶、李、邱则接着起哄，攻击张春桥“想利用毛主席的伟大和谦虚，妄图贬低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
一时间，张春桥成了“靶子”。
就在林彪指挥陈伯达等猛攻张春桥之后，一九七0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以陈伯达为“靶子”，猛烈反击。毛泽东写道：
“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
毛泽东称陈伯达是“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
毛泽东一言九鼎。他的《我的一点意见》，等于在政治上宣判了陈伯达的死刑。尽管陈伯达曾以“马列主义理论家”在中国政界享誉多年，此时如同泥足巨人，毛泽东一戳即倒。
陈伯达彻底垮台了！江青为之欢欣鼓舞，因为她早在中共“九大”之前，就要以“封锁毛主席的声音”的罪名打倒陈伯达。
陈伯达求见毛泽东。毛泽东当面批评了他一顿，并嘱他“找和你一块工作的几个人谈谈。”
陈伯达当然遵命照办。所谓“和你一块工作的几个人”，亦即“中央文革”那班人。
陈伯达去看江青，江青连声说：“稀客！稀客！”
“稀客”两字表明，这位“中央文革”的组长和第一副组长之间，已经许久没有来往了！
江青带陈伯达进入康生的房间，张春桥、姚文元正在那里。
于是，“中央文革”的“全体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最后一次聚在一起。
这次聚会，陈伯达低着头，硬着头皮听着当年的“伙伴们”对他的尖锐批判。
据陈伯达对笔者说，他只记得江青开头讲的一句话：“你们借口拥护林副主席，实际上反对林副主席……”
从此，“中央文革”散伙了。组长陈伯达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
一九七0年十一月六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决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新华通讯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社、中央编译局的工作，管辖工、青、妇中央～级机构及其“五·七”干校。组长为康生，组员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
康生自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之后，便称病不出，李德生后来调往沈阳军区。这个中央组织宣传组，实际上是以江青为组长，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为组员。江青掌握了中央的组织、宣传大权。
一九七0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称陈伯达为“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
此后，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又转发毛泽东主席关于批陈整风的指示。
于是，先是全党，然后是全国，掀起了一个新的运动，名曰“批陈整风”。陈伯达遭到了“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随着公开亮出“批陈整风”的旗号，庐山上的云雾算是散去了一部分。
可是云雾并未全部散去，林彪仍处于云绕雾障之中。
毛泽东在庐山上说过：“这一回保护林副主席。”虽说他明知林彪是陈伯达的主子，还是给林彪留了“面子”。
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把批判陈伯达说成是“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如此这般，也就拉了林彪一把。
也正因为这样，一九七0年九月六日发布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公报上，仿佛庐山风平浪静似的，声称：“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在会上讲了话。”公报还发出响亮的号召：“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毛泽东讲究“有理、有利、有节”。在庐山倘若跟林彪闹翻，为时尚太早——中共“九大”结束才一年多，那写在中共党章上的关于林彪为接班人的一句墨迹未干。然而，打倒了陈伯达，清楚地意味着林彪的地位已岌岌可危。
随着陈伯达的倒台，康生向前递进，成了中共第四号人物。江青同样向前递进，成了中共第五号人物，即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江青……
“批陈整风”运动一步步深入，触及到了林彪手下的五员“大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
林彪暗中磨刀。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林彪之子林立果在上海制定了政变计划，亦即《“571”工程纪要》。所谓“571”，亦即“武装起义”的谐音。
中国的政局，剑拔弩张。一场政变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
就在这极不平常的时刻，发生了一桩极不平常的事情。那是一九七一年七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一条消息——《第七、八期〈人民画报〉合刊和〈解放军画报〉合刊八月一日出版》。消息说：
两本画报都以单页篇幅刊登了毛主席的照片。刊登了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这张照片把林副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生动形象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给了人们巨大的激励和鼓舞。
那幅“林彪副主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是空前的，因为林彪通常总是戴着军帽，这幅照片却是免冠的，显眼地暴露出那光光的秃头。这表明摄影者绝非普通的摄影师，足以叫林彪取下那顶长年不离的帽子。
照片题名《孜孜不倦》，摄影者的名字却是陌生的，曰“峻岭”。
“峻岭”何人？江青也！
这张照片是江青在一九七一年六月九日亲自登门为林彪拍摄的。她要林彪捧起《毛泽东选集》，那红色的封面、金色的大宇，表明了他对毛泽东的虔诚——实际上，林彪正在暗中磨刀，要暗杀毛泽东，哪有心思捧读《毛泽东选集》？！
终于，就在这张“杰作”发表后的一个多月——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一时五十分，林彪、叶群、林立果乘坐的二五六号飞机越过了中国国界，进入蒙古上空。凌晨二时三十分，这架飞机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汉，机上八男一女全部摔死。
这便是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就在林彪出逃前夕，叶群还从北戴河给江青打电话：“林彪同志问候江青同志，请江青同志保重！”
江青则在电话中说：“请林副主席放心！”
叶群派人给江青送去了几个西瓜。
就在九月十二日下午，江青还带着林彪所送的四个西瓜游颐和园。江青在和她的随从们吃西瓜时，还特地说：“这些西瓜是林副主席送给我的，我再送给同志们。这是林副主席对我们的关心，我们大家一起谢谢林副主席！”
据粉碎“四人帮”之后从江青住处查到的一份电话记录统计，仅仅是从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一年九月上旬的两年零九个月中，江青和林彪、叶群之间的通话便达四百七十余次，平均每隔两天多就要电话联系一次！
“九·一三事件”发出巨大的冲击波，冲击着中国的政治舞台，也冲击着每一个中共党员，每一个中国大陆老百姓。
人们百思而不解：两年前被写入党章、明文规定为接班人的林彪，怎么会一下子成了叛国投敌分子？人们的思想，转不过这个弯来。
毛泽东明显地衰老了，虽然林彪自取灭亡，毕竟也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威信：林彪这个接班人，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
中共中央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八日，发出了《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传达的范围限于高层。《通知》指出：“林彪叛党叛国，是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是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的总暴露、总破产。九届二中全会上，国民党老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敢于那样猖狂进攻，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主要原因就是依仗林彪这个黑后台。陈伯达路线，实际上是林彪、陈伯达路线……”
这份在“九·一三事件”之后第五天发出的中共中央《通知》，清楚地说明了林彪事件的性质，林彪陈伯达之间的关系。尽管当时这份《通知》是在“严格保密”状态中下达的，“根据内外有别、有步骤地传达的原则，目前只传达到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以上的党组织。有关林彪的文字、图画、电影等均暂不改动。”
江青急转弯，她“控诉”起林彪来：
“这几年，他（引者注：指林彪）采取种种阴险毒辣的手段，想把我干掉。”
“我是在同林彪的接触中，并同他进行斗争中，逐步地了解了林彪。”
一九七一年十月三日，中共中央又下达通知：
“为彻底审查、弄清林陈反党集团问题，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集中处理有关问题。中央专案组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吴忠十人组成。在专案组领导下，设立工作机构，由纪登奎、汪东兴两同志负责进行日常工作。各地、各单位今后凡向中央上报有关林陈反党集团的揭发材料，统请以绝密亲启件送交中央专案组统一处理。”
江青进入“林陈专案组”，而且名列第三，这表明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江青的政治地位不仅稳固，而且加强了。在中共党内，她排名第四——毛泽东、周恩来、康生、江青。
不过，那份“林彪同志委托”的《纪要》，毕竟曾给人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加上“峻岭”那幅《孜孜不倦》，人们对江青颇有微词。
给江青帮了大忙的，是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写给她的那封信。
那封信的内容，经毛泽东同意，曾由周恩来转告林彪。林彪诚惶诚恐，当即表示接受毛泽东的批评。为了消除林彪的顾虑，毛泽东销毁了此信的原件，但留下了一份抄件。
过了五个多年头，林彪从党的副主席变为反革命集团头目，毛泽东找出了那封信的抄件。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二十三日召开的全国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此信作为会议的最重要文件印发，政治局九人分头至各组解释此信，传达到全党。
信是毛泽东写的，而此信是毛泽东写给江青的，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毛泽东对江青是极为信赖的，这才把如此重要的意见写在给她的信中；第二、这表明江青早在一九六六年七月便知道毛泽东“看穿”了林彪，因此江青也老早“看穿”了林彪。批林整风会议的简报上登载了江青对此信的解释，声称毛泽东早就看出林彪“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于是，全党都学习毛泽东写给江青的这封信，反复咀嚼着那些“预言式”的话语：
“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
人们读着这封信，惊叹毛泽东的超前的预见——林彪果真是以政变相抗，以政变告终。
这封信的广泛传达、学习、讨论，大大提高了江青的政治声望——虽然她跟毛泽东在“文革”中早已完全分居，只是“政治夫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