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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新传》04章 武帝晚年的巫蛊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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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武帝晚年的巫蛊案,是西汉时期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此案引起了汉武帝晚期政治的重大转变。但是,为什么会发生此案,则一直扑朔迷离,异说纷纭,成为武帝一生历史中的一个巨谜。宋洪迈《容斋续笔》即云:“汉世巫蛊之祸,虽起于江充,然事会之来,盖有不可晓者。”

什么是巫蛊?“巫蛊”二字历来不见达诂。说者或牵扯《易》之蛊卦,(易卦之蛊,乃故老之故的借文,与巫蛊并不相干。)皆妄不足论。蛊,即蛊惑。蛊之古音通鬼,(《说文》:“臬桀死之鬼亦为蛊。”)又通诅,是一种诅咒之术。所谓“巫蛊”,即巫鬼之术或巫诅(咒)之术也。《汉书》谓巫蛊起自胡巫。巫蛊之术,其源实来自匈奴民族所信之萨满巫术。(萨满,女真语,指巫师巫术。《三朝北盟会编》:“珊蛮(萨满)者,女真语巫妪也,以其变通如神。”其来源则甚古老,为北狄、东胡(通古斯)民族所普遍信仰。)

巫蛊之术的具体方法,就是以桐木制作小偶人,上面写上被诅咒者的名字,生辰八字等,然后施以魔法和诅咒,将其埋放到被诅咒者的住处或近旁。行此术者相信,经过这样的魔法,被诅咒者的灵魂就可以被控制或摄取。

战国晚期及汉代,由于民族的迁移与混合,巫术之风浸染中原,逐步由下层流行至上层。战国后期著名的邹衍就是一位大巫。武帝时的大儒董仲舒著《春秋繁露》,书中也有五行及祈雨巫术。儒家一向以理性见称,但汉儒则多信巫术。可见其时巫风浸润之广。武帝元光年间,皇后陈阿娇失宠,曾使用巫蛊之术诅咒其情敌卫子夫。武帝觉知后将她废黜,女巫楚服及宫人牵连被诛者三百余人。( 《史记·外戚世家》记载,“(陈皇后)闻卫子夫大幸,恚,几死者数矣。上愈怒。陈皇后挟妇人媚道,其事颇觉,于是废陈皇后,而立卫子夫为皇后。”所谓“挟妇人媚道”,司马贞《索隐》:“《汉书》云:‘女子楚服等坐为皇后咒诅,大逆无道,相连诛者三百人。’”)但其案影响尚较小。

而起于征和元年十一月的巫蛊之祸,则延绵数年,牵连诛死者有皇太子、卫皇后,公孙贺及刘屈氂二丞相,诸邑、阳石二公主及三皇孙,还牵涉到许多公卿大臣和重要人物,如江充、韩说、章赣、苏文、石德、赵破奴、任安、暴胜之、田仁、朱安世、商丘成、张富昌、李寿、马通、马何罗、景建等,都城长安在这次政治动乱中致死者数以万计。其结果,导致了汉帝国统治上层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酿成武帝后期政局空前之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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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蛊之乱的发生,包括四个阶段:

(1)酝酿和准备

(2)事件的触发

(3)矛盾激化为京城动乱

(4)平反与清洗

武帝天汉年间,国内流行疫病。这种疫病最初可能来自匈奴发动的生物战。由于汉武帝不断对匈奴发动大规模战略进攻,匈奴王庭远迁漠北。为阻挡汉军,匈奴使用“胡巫”的萨满巫术。这种巫术的“诅军”方法之一,是将疫马、牛、羊埋到汉军经过的水头水源上,或将染有烈性病毒的疫马施放给汉军,使汉军人畜染疫。(《汉书·西域传》及注)疫病随归师传回长安。一代名将霍去病在28岁的青壮之年早夭,肯定是由于染上了不治的疫病。(元狩年后,匈奴连续数位单于均以青壮年短命早夭,可能也是死于疫病。汉昭帝也仅二十一岁就病死。)

武帝中后期以后疫病流行国中。(张华《博物志》记:汉武帝时,弱水沙土西国有人乘毛车以渡弱水来献香者,帝谓是常香,非中国之所乏,不礼其使。留久之,帝幸上林苑,西使千乘舆闻,并奏其香。帝取之,看大如燕卵,三枚,与枣相似。帝不悦,以付外库。后长安中大疫,宫中皆疫病。帝不举乐,西使乞见,请烧所贡香一枚,以辟疫气。帝不得已听之,宫中病者登日并差。长安中百里咸闻香气。)汉宫人多染疫者。武帝晚年也染疫多病。“上春秋高,意多所恶”,又 “以为左右皆为蛊道祝诅。”怀疑自己中了巫蛊之术。

《汉书·武帝纪》记: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秋,止禁巫祠道中者,大搜。”所谓“大搜”,臣瓒以为:“‘搜’,谓索奸人也。”晋灼注:“搜‘巫蛊’也。”

巫蛊之案是在疾疫流行的这样一种背景上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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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蛊之案的第一个受害者,是战功卓著的名将公孙敖家族。公孙敖是卫青好友,参与过多次对匈奴远征,封侯。太始元年春正月,公孙敖坐妻为巫蛊,腰斩。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又有人举报丞相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以巫蛊之术诅咒皇帝。

公孙贺武士出身,青年时代是卫青的好友,曾多次追随卫青征伐匈奴,以战功封侯。他娶卫子夫之姊君孺为妻,与汉武帝有连襟之亲,因而一度深受重用。先为太仆,太初二年(前103年)继石庆为丞相。而他的儿子公孙敬声则接替了其太仆的职务,父子并居公卿位,一时宠贵莫比。

但公孙敬声“将家族亲贵之势”,“骄奢不奉法”,擅自挪用“北军钱千九百万”,案发后被捕。公孙贺向武帝请求以立功赎子罪,自请追捕早被通缉但一直未归案的阳陵大侠朱安世以交换儿子。

朱安世被公孙贺捕得后,仰天大笑,说:你杀我一个,我灭你一族。于是自狱中上书首告,“举报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及使人巫祭诅上,于皇宫甘泉驰道埋偶人,祝诅皇帝有恶言。”

根据举报,武帝诏公孙贺全家“下有司案验于皇宫,穷治所犯。”

这就是巫蛊之案的缘起。受公孙贺之案牵连的有诸邑公主、阳石公主以及卫青的儿子长平侯卫伉。

“征和二年春正月,丞相贺下狱。”“父子死狱中,全家灭族”。(《汉书 公孙贺传》)公孙贺妻是卫皇后之姊、是卫青的姐夫。阳石公主是武帝与卫皇后所生的女儿。数月后,卫皇后女“诸邑公主、阳石公主皆坐‘巫蛊’死”。

公孙贺一案,遂成为点燃巫蛊大案和长安政变的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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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纠治公孙贺案时,武帝已染病。“时上疾,避暑甘泉宫”,长安“独皇后、太子在”。但是,武帝却不信任他们,而把纠治公孙贺案的责任,全权委托给了新任丞相刘屈氂和御史章赣。具体察办此案的则是一个政治背景复杂可疑的宠臣江充。

江充是赵国邯郸人,本出身于市井无赖。年轻时他将貌美的妹妹嫁给赵太子刘丹而成为赵王的座上客。后又与赵太子发生龌龊,即入长安诣阙举报太子丹有种种不法事。

武帝劾治刘姓诸王及家属极严,根据江充的举报,赵太子获罪死狱中。汉武帝赞许江充,任命他以谒者的官职出使匈奴。出使前武帝曾问他出使时作何计划,他说一切随机应变。江充在匈奴中活动了近一年。归后得到重用,武帝委任他担任钦差无定所的检查官“直指绣衣使者”,负责京师治安,“督三辅盗贼,禁察逾制”。

在任上,江充严厉劾察亲王贵戚及其子弟,敢于碰硬,因此深得武帝赏识。“上以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例如,江充曾将在驰道中奔驰的武帝之姑馆陶长公主的车骑“尽劾没入官”。又曾惩办在御用驰道中疾驰的太子家使。太子亲自出面说情,江充也不给面子。

公孙贺案结束后,武帝为疫病所困,长居远离长安的甘泉宫中。江充目睹武帝已年老,怕他死后太子继皇位报复自己,在丞相刘屈氂的支持下,决定借公孙贺一案罗织陷害太子和卫皇后。《汉书·江充传》记:“(江充)奏言上疾祟在‘巫蛊’”。“于是上以充为使者治巫蛊。”他面见武帝,说武帝生病的原因是由于遭受巫蛊。于是武帝授权江充成立专案,对“巫蛊”作进一步调查。

案子愈查愈大,以致武帝“疑左右皆为蛊祝诅”。江充乘机指使胡巫檀何欺骗武帝说:“皇宫中大有蛊气,不除之,上疾终不差(病不愈)。”武帝相信其言,指令江充入宫穷治,又派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宦者)苏文等协助江充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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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充接受在长安大规模调查“巫蛊”一案的指令后,“知上意”久已不满卫氏集团,于是任用了一批来自匈奴和西域的“胡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胡巫多来自汉朝的敌国匈奴。“胡巫”与江充相勾结,罗织陷害,株连牵引数万人,通过查“巫蛊”,把一个长安城搞得乌烟瘴气。最终,则将调查矛头引向皇宫中的卫太子和卫皇后。《汉书》记:

“充将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蛊及夜视,视鬼,染污令有处,辄收捕验治,烧铁钳灼,强服之。民转相诬以巫蛊,吏辄劾以大逆无道,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

江充亲自带领胡巫入宫搜查。“入宫至省中,坏御坐掘地。”“充先治后宫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太子宫,掘地纵横,太子、皇后无复施床处。”

结果,江充果真在太子宫中掘出了桐木人和写有咒语的帛书,他得意洋洋地宣告:“于太子宫得木人尤多,又有帛书,所言不道,当奏闻。”

其实,太子宫及皇宫中所发现的巫偶,全部都是江充指使胡巫及宫人所预先设置。《汉书》颜师古注引“《三辅旧事》云:‘(江)充使胡巫作而埋之。’” “张晏曰:‘(江)充捕巫蛊及夜祭祠祝诅者,令胡巫视鬼,诈以酒辍地,令有处也。’师古曰:‘捕夜祠及视鬼之人,而(江)充遣巫污染地上,为祠祭之处,以诬其人也。’(《汉书·武五子传·戾太子刘据》记:

“(江)充典治‘巫蛊’,既知上意,白言宫中有蛊气,入宫至省中,坏御座掘地。上使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助充。充遂至太子宫掘蛊,得桐木人。”王先谦《汉书补注》:“掘得桐人六枚,尽以针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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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冤案就要罗织到自己和母亲卫皇后身上,太子情急,乃征求左右幕僚的意见。太子少傅石德劝刘据诛杀江充。他说:

“先前的公孙贺父子、两位公主及卫伉家人都已受陷害被杀。现在胡巫又来陷害太子,已挖到了木偶。皇上不会知道这是胡巫所设置,会认为我们真在诅咒他,我们无法自白洗清。我们与其坐而等死,不如动手杀掉江充和胡巫。难道太子忘掉前朝秦始皇的太子胡亥受冤屈而死的事情了吗?”

[“前丞相父子、两公主及卫氏皆已坐此,今巫与使者掘地得征验,上不知巫置之邪,将实有也,无以自明。

可矫以节收捕(江)充等系狱,穷治其奸诈。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请问皆不报,上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太子将不念秦扶苏事耶?]

石德用秦太子扶苏的悲剧警告刘据,并指出卫皇后及太子都已失去武帝信任。太子回答师傅:“我是皇上的儿子,不能这样擅自去做。我还要见皇上陈情。吾人子,安得擅诛;不如归谢,幸得无罪。”

太子仍想面见武帝,陈情辩白。但是,太子晋见武帝的途径早已被江充封堵。而江充则通过他们不断诬陷太子,向武帝报告太子要造反且“反形已具”。

当发现自己已无可能面见皇帝后,面临生与死的选择,刘据不得不采信了石德的话,下决心除掉江充。“征和二年七月壬午,乃使客为使者收捕(江)充等。”发使前,太子调动了宫廷卫队,“具白皇后,以皇后印信发中厩车载射士,出武库兵,发长乐宫卫,告令百官曰江充反。”太子命客诈称武帝使者,带兵将江充逮捕,江充的助手按道侯韩说拒捕被杀死。

太子将全部怒火集中于江充,亲自监临,将其斩首。“乃斩江充以徇,炙胡巫上林中。”临刑前,他责斥江充:“赵虏!乱乃国王父子不足邪!乃复乱吾父子邪!”与此同时,又将协助江充制造巫蛊案的胡巫烧死于上林苑中。(颜师古注:“服虔曰:作‘巫蛊’之胡人也。炙,烧也。”“胡巫受(江)充意指,妄作蛊状,太子特忿,且欲得其情实,故以火炙之,使毒痛耳。”)

匈奴背景的胡巫在巫蛊一案中扮演了一种神秘而重要的角色。他们是否具有政治背景,史未明言,我们今日也难以深考。但是,通过胡巫所带来的具有神秘主义特征的萨满巫术,介入上层权争,乃是巫蛊之案的显著特色。

江充的另一个助手御史章赣在混乱中受伤突围,逃到甘泉宫向武帝告变。

太子杀掉江充后,并没有就此罢手。他派兵攻入丞相府,去捉拿幕后指使江充的丞相刘屈氂。

但是,刘屈氂逃脱了。他派右丞相(丞相长史)乘驿站车马直奔甘泉宫向武帝告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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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事件的最高潮,是卫太子、皇后卫子夫母子遭遇的悲剧。

武帝在甘泉宫起初听到章赣等来告变,尚不认为是太子发动叛乱,而认为可能是江充逼太子过甚,所以太子杀掉了江充。直到丞相刘屈氂来报,他才相信太子实际是谋反叛乱,可能要篡位夺权。

于是,武帝下令丞相刘屈氂率正规军杀回长安,讨伐太子。武帝为此赐玺书说:“捕斩反者,自有赏罚。以牛车为橹,毋接短兵,多杀伤士众。坚闭城门,毋令反者得出。”

接着,武帝本人也由甘泉宫来至长安城西的建章宫,亲自指挥对太子的军事行动。武帝下诏发三辅近县兵马以及朝中二千石以下官员,统由丞相统帅,讨伐太子。并遣使收缴卫皇后玺绶,迫使皇后卫子夫含愤自杀。

太子除长安宫中卫队外,手中并无正规军队。他曾派人调任安指挥的北营军马,但任安接受调令后却紧闭营门,拒绝出兵。(任安也是卫青旧部将领。由于他接受了太子的调令,尽管没有出兵,武帝认为他首鼠两端,后来还是杀了他。临死前他曾写信给好友司马迁求救,司马迁回信即著名的《报任安书》。)太子手中无军队,只能以皇帝名义“矫制”释放长安中都官狱中关押的数万罪徒,散给武库兵器,命石德统帅,与刘屈氂指挥的正规军对战。

卫太子以仁善知名,在民间是比较得人心的。他杀江充的举动得到长安市民的支持,许多市民参与了太子的军队。太子军与丞相刘屈氂率领的政府军“合战五日,死者数万人(《汉书·刘屈嫠传》),一时间,长安城内,刀光剑影,杀声震天,血肉纷飞。经过五天的动乱和厮杀,太子被击败,不得不逃离长安。汉武帝下旨严令各地缉拿。

太子带着家人逃亡至湖县(今河南灵宝西),藏在泉坞里一户友人家。主人家贫,让家人织草鞋,“卖屦以给太子。”为了生计,太子使人去寻觅一个富裕的故人,结果被朝廷派出的密探发觉,太子遭到地方官吏的围捕。县卒张富昌破门而入,太子不愿被捕后遭受小吏的欺辱,“入室距户自经”。其友人与来兵格斗而被杀害,跟随太子的两个皇孙也在混乱中被杀死。捕太子的地方官新安令史李寿及张富昌皆因此立功封侯。

此一事变的结果,是整个卫皇后家族及其与武帝所生的几乎所有儿女、孙子,除太子之孙刘病已被侥幸隐藏获救外,尽皆死于非命。


分类:秦汉朝历史 书名:汉武帝新传 作者:何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