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丽血时代》鲜卑血汉族魂的伟大君王


文明冯太后于公元490年逝世后,孝文帝才真正做了皇帝。他亲政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九年,却完成了北魏从平城迁都洛阳、汉化、改革等等在中国历史上影响甚巨的历史任务。可以这样说,日后隋、唐光荣赫赫的大一统国家,孝文帝拓跋宏是真正意义上的奠基者。

虽然文明冯太后生前“威福兼作,严明猜忍”,有过棒罚孝文帝的举动,甚至一度曾想废黜这位孙皇帝,但孝文帝至孝天性,“酌饮不入口五日”,毁慕过礼。“绝酒肉,不内御者三年。”汉族大儒们往往假装在父母墓前作庐守墓,常常出现偷偷与妾侍生子的丑闻。孝文帝鲜卑君主,自小受着无比正统的儒家教育,孝行严谨,真正做到了德行如一。在他短短的九年执政期间,多次到冯太后的永固陵拜谒,思念祖母的抚养慈恩,着实令人感动。反观前后汉族政权,母后临朝后,一俟幼君长成,坐稳帝座,总是逐渐显示出对“牝鸡司晨”的愤慨、怨毒之念,在太后死后一般都是宣泄无遗,不念一丝嫡母护育之恩。

长图远略 迁都洛阳

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南齐武帝永明十一年),经过深思熟虑,孝文帝准备迁都洛阳。

孝文帝迁都,史书上所讲的原因太过简单:“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风沙常起,将迁都洛阳。”寥寥数语,给人以孝文帝迁都好像只是因为平城气候所致。其实大谬!从道武帝拓跋硅以平城为都城,就不断四处迁移人民聚集在平城周围,计口授田,采取汉人制度,从事农业生产。六镇兵民之粮,率多取于平城供应。后来,京城人口日益增多,官吏队伍逐渐庞大,粮食供给问题慢慢凸显出来。明元帝时期,每逢欠收荒年,北魏大臣们最重要的朝议就是商量是否迁都。因为当时交通极不发达,用牲畜从关内运粮到平城,不仅沿途消耗多,成本也极其高昂。而洛阳处于北魏王朝的相对中心地带,可以“通运四方”,加之平原地区交通便捷,民以食为天,这样一来就解决了最根本的问题。

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平城的地理位置太接近北方蛮族柔然。道武帝、太武帝时代,胡血勃勃,战士凶悍勇武,自然可以把柔然打得嗷嗷狂逃,不敢轻易窥视。随着北魏日益南扩,王朝的军事实力和将士素质却不升反降,打南朝没问题,对付凶悍又多良马的北方柔然仍有吃力之感。平城邻塞,稍不留神,柔然铁骑就可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平城包围起来,国都如果有了闪失,北魏王朝就有可能会轰然中坍。明朝之亡,其实就是亡于定都北京,使得满洲铁骑入关后可以飞速而至扑杀。明成祖朱棣雄豪,当时的明朝军将都是和蒙古人打过仗并取胜过的爷们,无论体力和心理都有优胜感,因此在北京定都可以安然无恙。明朝末期,即使用克隆技术制造一个百分百保真的明成祖重为皇帝,军非昔日军,将非昔日将,战士们更是体格孱弱,安于享乐,清兵打来照样玩完。因此,孝文帝迁都洛阳真乃明智之举,不仅可以避开北来柔然的危险,又可以借机南扩,运气好的话还可以混一南北,成为中华正统帝王。

当然,当时迁都的选择,有洛阳和邺城两处地点。洛阳位于黄河南岸,邺城处于黄河北岸。文成帝时代,大臣们的迁都之址多倾向于邺城。因为冀、定二州的粮食、布帛是北魏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是,一直受正统儒学熏陶的孝文帝以华夏正朔自居,自然要定都传统的京都洛阳。邺城之地,曹操曾据之遥控汉朝,羯族石勒和前燕慕容氏也曾经营过,总让人感觉定位不正。因此,孝文帝的洛阳之选,实可谓是费尽心思。

孝文帝决计迁洛,又恐群臣不从,便以讨伐南朝齐国为由,派人当朝卜卦。太常卿呈上卦象——“遇革”。

孝文帝作欣然状,“汤武革命,应于天而顺于人!”“群臣莫敢言”,大家不知这位锐气正盛的帝王葫芦里面卖的什么药,都不敢接茬儿。

孝文帝的叔父、任城王拓跋澄出班,谨慎而又坚决地表示了不同意见,认为南伐不合时宜。

散朝后,孝文帝把拓跋澄唤入内宫,对叔父讲出实言,“当时就卦论卦,我怕众议纷纷,阻我大计,因此朕声色俱厉,以威吓文武群臣。我大魏兴自北方,徙居平城,此乃用武之地,非为文治之都。移风易俗,其道诚难。朕欲以南伐为名迁都中原,卿以为何如?”

皇帝讲出实话,任城王拓跋澄也只能附和:“陛下欲依凭中原以经略四海,正是周、汉兴隆的气象啊!”

孝文帝不放心,又问:“北人习常恋故,必将惊扰犹疑,怎么办呢?”

拓跋澄此时回答果断,“非常之事,故非常人之所及。陛下圣机独断,那些人又能怎样?”

孝文帝大悦,连说:“任城王,你真是我的张良啊!”

虽然有数位大臣上书谏阻,孝文帝心意已决,拜辞文明太后永固陵后,率三十万大军,遍从文武,以南伐为名,浩浩荡荡向洛阳进发。

十月,大军到洛阳后,“霖雨不止。”孝文帝先下诏令“诸军前发”,然后,他自己戎服乘马,做出执鞭御驾亲征的模样。

文武大臣见状,忽喇喇跪倒一片,纷纷拦阻。事先安排好的主要“演员”李冲作反对状,高言道:“陛下南伐,天下人所不愿,只有陛下您一人想这样做。为臣等敢以死谏阻,请陛下勿行!”

孝文帝也作大怒状:“朕正欲经营天下,一统南北,卿辈儒生,屡屡阻我大计,再欲拦阻,刀斧无情!”说着话,孝文帝策马,挥鞭欲去。

安定王拓跋休等人没经过“排演”,见状大惊,一拥而上,抓马笼头的抓马笼头,拖后腿的拖后腿,声泪俱下,阻止孝文帝亲征。

看看火候差不多,孝文帝故作沉吟状,似乎被群臣打动的样子,便说:“这次兴军动静甚大,动而无成,何以示后?朕世居幽朔,欲南迁中原。如果你们不让朕南伐也行,我们就迁都在洛阳,诸位以为如何?”

预先安排好的“群众演员”南安王拓跋桢见机发言:“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如果陛下停止南伐,迁都洛邑,此乃臣等之愿,万民之幸也!”

群臣皆呼“万岁”。随众之心,万口一词。

其实,大臣中诸多的鲜卑人都不想迁都洛阳,但又都“惮于南伐”,两害相权取其轻,就都退而求其次,不再竭力反对迁都。

如此大事,一举而定,孝文帝自然欢喜。十一月,他留尚书李冲和将作大匠董尔等人留据洛阳营造新都城,自己途经邺城,暂还旧都平城。

迁都洛阳,是北魏孝文帝一生中最重要的功业之一。众所周知,历史上所有的改革都是非常艰难的,而国家的迁都更是事关国体关键中的关键。虽然歌谣中有:“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但不少中老年鲜卑贵族仍旧留恋“老家”的生活风俗和习惯,洛阳一带的气候,于他们而言还是太湿热了些。孝文帝迁都,最根本的考虑是文化、政治意义层面的,只有迁都于传统汉地,才能真正彻底汉化,填平鲜卑和汉人之间的心理鸿沟,从根本上消除种族之间的矛盾。最终,孝文帝在实际意义上取得了成功,尤其他稍后施行的门阀政策,不仅维护了鲜卑高门,也同时大大提高了汉族高门的地位,使二者处于平等地位,完全消除了西晋末、东晋十六国时期胡人国家成立后那种不可调和、不可避免的民族矛盾(当然,北魏最终又灭亡于六镇起义的阶级矛盾。)。

太和十八年(494)春,孝文帝回到旧都平城,在任城王拓跋澄等人的协助下,逐渐说服了不愿迁都的鲜卑旧臣。年末,由于得知齐明帝弑少帝自立,以维持正统自封的北魏孝文帝准备亲自统兵伐齐。出发前,他下诏严禁国内士民穿着胡服,“国人多不悦”,鲜卑族臣民对此诏都很反感。

太和十九年(495),孝文帝亲自率兵渡淮河,率三十万铁骑,屯兵寿阳。此次出兵仓猝,加上天气湿热,士卒疲劳,北魏军队基本没有什么战果而言,久攻数城不下。而且,洛阳又处于草创之际,本来就消耗了不少人力、物力,加上军中后勤供应短缺,又有不少鲜卑贵族反对,孝文帝不得不撤军。

统一语言 变姓改制

公元495年,孝文帝太和十九年七月,拓跋宏又亲下诏令:“今欲断诸北语,一统正音。其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可以允许延缓;三十以下,久在朝廷之人,禁止讲鲜卑语。如果触犯,当作降黜。”不久,又下切诏:“不得语北俗之语于朝廷,违者免所居官。”

很快,北魏又依据《汉志》改革度量衡。年底,孝文帝又废除了北魏长久以来以货易货的交换方式,下令铸造太和五铢钱,并诏令公私使用。

建成金墉宫后,孝文帝又在洛阳立国子监、太学、四门小学。

太和二十年(496)正月,孝文帝又做出令人吃惊的举动,他颁布诏书,以为“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拓跋氏改姓元氏。”

不仅改皇族拓跋氏为元氏,对于鲜卑贵臣大姓,北魏孝文帝也下诏改姓:拔拔氏为长孙氏,达奚氏为奚氏,乙旃氏为叔孙氏,丘穆陵氏为穆氏,步六孤氏为陆氏,贺赖氏为贺氏,独孤氏为刘氏,贺楼氏为楼氏,勿忸于氏为于氏,尉迟氏为尉氏,“其余所改,不可胜记”。

为了使汉化改革更加彻底,孝文帝又“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并下诏“定诸州士族,多所升降”,品定鲜卑族的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为与汉族四大姓相仿的鲜卑大姓。

当然,孝文帝也有矫枉过正之嫌。咸阳王元禧娶隶户女为妻,孝文帝“下诏切责”,并命令他的六个弟弟重新纳娶正室夫人,“前者所纳,可为妾媵”。好好的鲜卑贵族女孩,一下子因为此道“命令”而成了小老婆。至此,六王分别娶汉族大姓的女儿为正妻。

其间,还有一个小插曲:孝文帝与大臣廷议,有人诏议薛氏为河东茂族,孝文帝表示不同意,“薛氏,蜀姓,岂可入郡姓!”正巧,当时担任宫廷执勤任务的羽林监薛宗起正在殿门,听孝文帝如此说,便气呼呼地从殿门处直入中堂,入禀道:“臣之先人,汉末仕蜀。二世之后,复归河东,至今已有六世,非蜀人也!今事陛下于北土,难道以后就是虏姓了吗?”言毕,年少气盛的将军把手中的铁戟摔在当庭,不顾而出。

孝文帝也笑了。他忙派人召薛宗起回殿,说:“爱卿你说你薛家不是蜀姓就罢了,奈何又挤兑朕为胡虏呢?”于是宣布薛姓为河东郡姓,还鼓励说:“爱卿名宗起,实为起宗啊。”可见,孝文帝不乏大度、幽默和宽容,少了汉族皇帝的忌刻和阴毒。

太武帝时,崔浩想“大整流品,明辨姓族”,得罪了不少鲜卑权贵,并最终导致他数族被诛。如今,鲜卑帝王自上而下进行汉化,竟然能一举成功。

当然,孝文帝的“门阀主义”并没有得到广泛支持,汉族重臣李冲等人都坚决反对,他们纷纷以“贤才主义”为宗旨,站在士人立场上抵制门阀主义矫枉过正的形式化。但是,中华之事,有时要达至成功,往往需要“矫枉过正”才能行得通。凡事皆有利有弊,孝文帝大兴门阀,胡汉高门倒是一泯界限,北朝的“寒人”阶层除有武功外,再无寸进之阶。因此,武人阶层乐于见天下“有事”。原先的六镇鲜卑将士逐渐丧失了“国人”崇高的地位,见摒于“清流”之外,最终揭竿而起,给北魏皇权造成了致命的重击。

孝文帝迁都、改姓等等举措,一直以来并没有遇到根本性的抵制和反抗,但他的太子元恂却“以身作则”,首先有惊人之举。太子元恂“体素肥大,苦河南地热,常思北归。”孝文帝赏赐他堂皇汉制朝服,太子元恂只在上朝时穿穿装样子,一回东宫就又换上“胡服”。中庶子高道悦为东宫官属,常常苦谏,劝他别惹父亲不高兴,这位十四岁的大胖孩子不仅不领情,内心十分仇恨跟前这位唠唠叨叨的大儒。其实,所有这些表现,不过是青春期的逆反心理。放在常人身上也罢,但身为太子,一举一动就是天大的事情。

公元496年10月的一个晚上,孝文帝外出,太子元恂与左右密谋,召牧马轻骑,率众想逃离洛阳,夜奔平城。临行,他竟手刃高道悦,亲自刺死了苦口婆心的属官。

察见宫内乱起,同为宗室的禁军首领元俨立刻守住皇宫及洛阳各个城门,元恂毕竟羽翼未丰,东窜西窜,跑到半夜也没能跑出去。尚书陆琇得知消息,连夜疾驰,奔告孝文帝。

孝文帝“大骇”,又不敢声张,仍旧继续按既定行程,到达目的地后才不紧不慢地还宫。回洛阳后,孝文帝立刻把元恂逮至御前,亲手用大棒教训他。气急之下,他又令其弟咸阳王元禧代自己猛揍这个忤逆之子,“扶曳而出,不起者月余”。喘定后,孝文帝马上于清徽堂召见群臣,议废太子。

太子太傅穆亮、少保李冲都是太子名义上的保傅,“并免冠稽首而谢,”表示自己有训导无方的责任。孝文帝并未迁怒于人,表示:“卿所谢者,私也;我所议者,国也。古人有言,大义灭亲。今元恂违反背尊,欲跨据恒朔谋逆。天下未有无君之国,此小儿今日不灭,乃是国家大祸。”于是,废元恂为庶人,拘于洛阳,“以兵守之,服食所供,粗免饥寒而已。”这位太子身陷囹圄,颇知咎悔,常常一卷佛经在手,很是归心向善。但是,生于天家,有些过错绝对犯不得。一年后,孝文帝巡视代地,中尉李彪上奏说太子又与左右谋逆。已经对元恂大感寒心的孝文帝不问真伪,派兄弟元禧携诏书毒酒,于河阳监所赐死元恂,时年十五,“以粗棺常服”,随便找个地方在当地埋掉。更可惜的是,他母亲白死了,儿子并没有当成皇帝。

除此以外,鲜卑勋贵穆秦、陆睿等人也不喜南伐迁都汉化之举,想拥立宗室阳平王元颐,最终都为孝文帝镇压,并未造成太大的事端和动荡。

北魏孝文帝的汉化,还有不少细微之处,诸如改定官制,一洗昔日杂乱无章的鲜卑旧制,非常系统地统一了内外文武官员的职号;又改定律令,废除残忍的枭首、腰斩等酷刑,除去了从前北魏族诛连坐甚众的酷法,显示出孝文帝的仁德大度。

北魏孝文帝初期(其实是在文明冯太后掌权时期),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举措,即均田制。太和九年(485),北魏颁布均田法。法律规定:男子十五岁以上,国家授给露田(不栽树木的田)四十亩,女子二十亩。此外,还授男子桑田二十亩,需对每家课种桑五十株,枣树五株,榆树三棵。不适合种桑树的地方,男子授麻田四十亩,女子五亩。均田法还规定,桑田可留给农民作“世业”,死后可以不归还国家,其余土地,身死时要还给国家。因此,这些举措限制了农民的自由迁徙,保障了北魏的租调来源。均田制制定得严密,充分照顾到田地的肥瘦、远近、宽窄等诸多因素,同时,又辅以“三长制”,强化了地方组织,搜括荫户,最终使北魏均田制的实施顺利而到位,“课有常准,赋而恒分”,不仅对当时中国北方的农业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鲜卑国家的经济结构,使得农业逐渐占据了绝对重要的地位,加速了鲜卑王朝脱离奴隶制的过程。

一生事业 万古流芳

回溯中华历史,仔细推敲,可以发现北魏孝文帝是中华民族大融合过程中最最关键的人物之一。正是从他开始,汉人渐渐消除了对“胡”族统治者的恶感,消除了以往中原地区最难泯灭的民族界限,使北人南化,南人北化,文治武功,源远流长。孝文帝,如此雄才大略之主,把鲜卑种族的勃勃生机,注入至汉文明衣冠礼仪之中,精粹相揉,惠及海内,大隋盛唐,皆由此肇源而出。

太和二十一年(497)夏,孝文帝改革顺利进行,便又想彰显武功,发兵二十万,直向南朝杀来。但天下事无完满,孝文帝南伐没有多大成功,在宛城还被南朝南阳太守房伯玉埋伏的虎纹衣士兵差点暗杀掉,受惊匪浅。左兜右转,魏军也没有占得什么大便宜。太和二十二年秋末,南朝齐明帝崩殂,笃信儒教的孝文帝下诏称“礼不伐丧”,引兵而还。

回军途中,孝文帝因为年长日久的四处征伐劳累,忽患重疾,便赴邺城养病。

太和二十三年春,孝文帝还洛阳。不顾自己病躯未愈,一入城,孝文帝就召任城王元澄入见,问:“朕离京以来,风俗有改变吗?”

元澄谨答:“圣化日新。”

孝文帝说:“朕入城,见车上妇人犹戴帽,穿小袄,依旧北鲜卑的装束,如此又怎谓‘日新’?”

元澄回言:“穿鲜卑旧服的人少,不穿的很多。”

孝文帝语重心长:“任城王,此话怎讲?如果放任自流,满城妇人肯定都会穿回鲜卑旧服!”

元澄及留守诸官,闻言皆伏地叩首,免冠谢罪。

不久,孝文帝又处理了冯皇后与太监高菩萨通奸案,幽闭冯后。

四月间,感觉自己身体有所恢复,孝文帝又御驾亲征,想完成他统一中华的梦想。行至梁城,病势加重。不久,孝文帝疾笃,只能北还。行至谷塘原,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孝文帝安排身后大事,先赐冯后自尽,以防她日后垂帘称尊,淫乱国家;接着,又亲写手诏给太子元恪,嘱咐他亲任叔父元勰等人,并遗诏元澄等六人为辅政大臣。

公元499年阴历丙午,元宏崩逝于谷塘原,年仅33岁,谥孝文皇帝,庙号高祖。其子元恪即位,是为世宗宣武帝。

孝文帝一生,除了他迁都、改制的宏伟大业之外,个人品德方面也良善多多,史不胜书:

“(孝文)帝幼有至性,年四岁,显祖曾患痈,帝亲自吮脓”。

文明太后掌权后,眼见孝文帝日渐聪明,忧其日后不利于冯氏家族,“将谋废帝。乃于寒月,单衣闭室,绝食三朝。”由于大臣李冲等人苦谏,冯太后才又回心转意。对此,孝文帝从未对祖母记恨于心,只是深念李冲等人救护的恩德。

友爱诸弟,始终无亏。

宫中太监进食,惶恐间把热羹浇在孝文帝手上,又曾发现饭中有死虫等物,孝文帝“笑而恕之”。

冯太后执政,太后身边有太监说孝文帝坏话,太后“杖帝数十。帝默然而受,不自申明”。冯太后死后,孝文帝也不追思旧怨,对讲坏话的太监打击报复。

南征北战之前,有司上奏要修砌皇帝专用的驰道,孝文帝均诫令:“粗修桥梁,通舆马便止,不须去草铲为平地”。

出征南朝,进至淮南齐境,“如在内地,军事须伐民树者,必留绢以酬其值,民稻粟无所伤践”,最早施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北魏国民和敌国人民待遇如一。

本性素俭,常服浣洗旧衣。御骑马鞍不施金玉,周勒铁木而已。

听览政事,莫不从善如流。哀思百姓,恒思所以济益。尚书奏案,多自寻省。百官大小,无不留心,务于周洽。每言:凡为人君,患于不均,不能推诚御物。苟能均诚,胡越之人也亲为兄弟……及躬总大政,一日万机,十许年间,曾不暇给……钦明稽古,协御天人……加以雄才大略,爱奇好士,视下如伤,役己利物……

史官美言,绝非虚誉!

当然,后世少数学者,尤其以明清之际的大儒王夫之为代表,从中华“正统”出发,认为孝文帝拓跋宏一切行为皆归于“伪”,其立国学、定族姓、禁胡服、载考绩、改胡姓,等等所为,“皆汉儒依托附会、逐末舍本、杂谶纬巫觋之言,涂饰耳目,是为拓跋宏所行之王道而已。”王氏所说,全盘否定孝文帝改革,并诬之为“沐猴之冠、优俳之戏而已矣”。如此,一直以“索虏”视拓跋氏,真是太过偏激。但是,只要想一想王夫之所处的时代,正是明朝亡清朝兴的时代,王夫之托史讽谕,不承认“索虏”正统,当是别有一番深意。为此,我们当代人读书,应该追本究源,认识到文字后面的深刻寓意,这也确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无论如何,无论汉族学者生前身后如何“诋毁”孝文帝,他的丰功伟业绝不会泯灭无闻,且会日益为后人重视。就史论事,元宏确为我中华大家庭中的一位赫赫人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