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身边工作20年》第28章


自从跟随毛泽东以后,中共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很少没有胡乔木参加的,但是,这一次彻底地例外了。

大跃进的挫折,带来了国民经济的大调整。经过5年的调整,经济出现了好转。但是,自庐山会议开始的“左”倾思想升级的势头并没有被遏制住,反而愈演愈烈。八届十中全会提出阶级斗争理论,是这场演变的起点。

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发表公报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大大发展了1957年以来“左”倾的阶级斗争观点,两个阶级斗争的存在,由以前的过渡时期,逐渐地扩展到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并认定资产阶级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历史根源。就其逻辑发展而言,理论上显然已不可能再远了,仅此足以发动任何层面上的社会革命了。

而实践上显然走得更快。随着反修防修运动的开始,全国城乡所谓的“阶级斗争”也全面展开。在农村,先是批“单干风”,接着是“四清”;在城市,则是“五反”运动。这些都是作为贯彻八届十中全会关于“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而展开全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具体内容。但是,这也为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正面冲突,提供了历史的契机。到1964年的下半年,政治气氛已十分紧张,中国社会已到了十分危险的边缘。

11月底,毛泽东在一次听取工作汇报时说,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

毛泽东显然是有情绪的,原因很复杂,我们不必在此妄加揣测。

1964年底,中央召开全国工作会议,研究社教运动问题。考虑到毛泽东身体不适,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没有请毛泽东出席;邓小平也好意地说过,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了。

在刘的主持下,会议制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纪要》,共17条,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全国。

刘、邓没有请毛泽东出席会议,使毛泽东十分不快,但刘、邓二人却丝毫没有觉察。

1965年初,工作会议转入第二阶段,刘仍劝毛泽东不要参加。这回毛泽东没有听,执意参加了会议,而且当面批评刘少奇领导四清运动的一些做法。刘少奇进行申辩。

毛、刘的冲突公开化。

1月3日,三届人大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当天,毛泽东就在工作会议小组会上批评刘: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死开会。

随后,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了南方。在南方视察期间,毛对刘领导中央工作十分不满,多次不点名批评。

毛泽东后来在与斯诺谈话时就说过,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决心要“搞掉”刘少奇。

1965年,毛泽东作出重大决定,决心将一起战斗过近半个世纪的刘少奇赶下台。

一场剧烈的社会震荡自然不可避免了。

毛泽东决定从意识形态着手,对此,他是驾轻就熟的。

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了署名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胡乔木读到这篇文章后,知道是有来头的。

但运动来得如此之快,则是胡乔木所没有料到的。

对于本书的主人来说,这一切似乎没有太大的意思。自从跟随毛泽东以后,中共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很少没有胡乔木参加的。但是,这一次是彻底地例外了。

毛泽东在杭州遥控着运动,而胡乔木也在杭州休养。

长久地离开政治,使胡乔木备感寂寞。他突然接到中办的通知,要他回北京参加运动。由于《海瑞罢官》的事,胡乔木深感不安。离开杭州之前,胡乔木决定见毛泽东。但毛泽东迟迟没有答复,这又使胡乔木感到意外和遗憾。惆怅之余,胡乔木只得打点行装,准备由杭州取道上海回北京。

胡乔木刚到达上海,杭州来电话,说毛泽东要见他。胡乔木匆匆赶回杭州。他知道毛泽东很忙,又处于气氛紧张之时,除了问候之外,就没有多说。毛泽东的话也很简洁,他要胡乔木回北京后少说多看,多了解情况。胡乔木怎么也无法想象,这竟是他最后一次见毛泽东。在以后的十年间,他们虽然都在北京城,但终未能见上一面。

当胡乔木到达北京时,运动已如火如荼。最初的一段时间,胡乔木根本弄不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在7月的一次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江青讲完话后,特地看着胡乔木说,你的诗词主席费的心血太多,简直是主席的再创作。以后,不许再送诗词给主席,干扰他的工作。

胡乔木的诗兴戛然而止,不过,他已逐渐体会,在那个时代,普通人尚无法找到世外桃源,他又怎么能独自在诗国里徜徉呢?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上世纪80年代初,胡乔木重新拿起笔,并迎来自己诗歌创作的高峰时期,当他写下最后一首诗时,竟是他去世的一个多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