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1930年的即将过去，开始像蛤蟆一样把自己吹得胀鼓鼓的李立三的牛皮也吹“破”了。大举进攻中心城市的方针，使各路红军遭到的惨败。李立三和毛泽东之间犹如一场奇特的拔河比赛摇动了每个人的立场。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毛泽东在江西的成功，虽没有使李立三增加好感，但他也为红军在江西逐渐扩大所触动。在当时，就全国范围内的中共中央所领导下的武装力量而言，朱毛红军是最为强大的。这是一块肥肉。李立三不能不对这块“肥肉”垂涎三尺。
说实话，李立三在萍乡安源领导工人运动的时候，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而且在全国也有一定影响。那时，全国的共产党员只有900多人，而在李立三领导下的安源，就有250多名。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也获得了圆满成功。按照当时客观情况，可以说这里的工运成果，既为全国工运树立了标杆和示范，又对全国革命形势以极大鼓舞。
正是由于李立三身份暴露和他所领导工运的政绩，中央才决定将李立三上调到中央机关工作，并担任了重要职务。也正是由于此，李立三开始片面地估计了形势，脱离了中国实际，提出了什么“挥师武汉，饮马长江”的攻打中心城市的错误主张。事后的实践一再证明，这是把中国革命引向错误的路线。接踵而至的红军失败，也不得不使他后来被叫到苏联让共产国际的领导“训斥”。
事物就是如此，当一个人或者一个团体取得一些胜利或者一些经验的时候，必须也应该保持冷静的头脑，千万不能也没有理由被一时的胜利冲昏头脑。李立三就是吃了这样一个盲目骄傲的“亏”，也使中国当时的革命斗争受到了严重的损失。
然而，当局者又是“迷”的。再加上他又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于是，依然在上边大耍淫威。
就在这一年即将过去的时候，李立三的又一名代表，一个瘦小个子的人来到朱毛的红第一方面军总部。
他，叫周以粟。当时是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的负责人，此次是带着李立三中央的“攻击中心城市”的严厉命令，督促朱毛再次进攻湖南省会长沙的。
来着不善，善者不来。大有兴师问罪的派头。
宜春----当时朱毛红军总部所在地。
毛泽东以出乎意料的热情迎接了这位“钦差大臣”的到来。
毛泽东带着自己的参谋处长郭化若等人迎出宜春好几里。在这之前，毛泽东甚至还派了一个营的部队护送保卫直至宜春。这些举措，使这个小个子特派员很受感动，严肃的神情顿时变得缓和了许多。
毛泽东等人很虔诚的来到接待的地点----宜春城外的一个大路旁。
毛泽东远远地就把大手伸了过去。他的身材过于高大，以致于要弯下腰才能拉起下面的那双手来。而且，他们高矮之间的差距是如此之大，令特派员先生一时间显得手足无措。
好在宜春（古时候叫袁州）的山水风光颇叫人心旷神怡，毛泽东边走边讲，就像是几十年以后在这座城市里出现的导游。
沿途不少群众对着他们指指点点，评头论足着谁的官更大一些。他们甚至想问这一高一矮的两个人几个问题，但是都被武装卫士拦开了。
毛泽东随和然而风度十足地对着路人挥着胳膊，其姿态叫那些侥幸活下来的老百姓联想起30多年以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情景。
朱德当时没有出来迎接。以他的资历和年龄而言，特派员先生只不过是个少年而已。
红军总部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宴会之丰是几年以来没有的。毛泽东还特意指示郭化若，把南方人爱吃的仅有的一点腊肉做出来，给这位特派员吃。这是数日前在一户财主的宅院里缴获的，毛泽东自己没有舍得吃。
毛泽东对郭化若等人说：这也是战斗，只是不能写进作战文书！
酒席从中午一直吃到傍晚才散。朱德、毛泽东、彭德怀和特派员周以粟先后发表讲话。
毛泽东在讲话中，没有攻击李立三的中央，也闭口不谈进攻长沙时的惨败，只是很亲热地与周以粟同志“拉家常”。
朱德详细介绍了红一方面军当前的情况，包括编制装备和战斗力、组织思想、士气，以及地方党的政权、群众工作等等。这些情况使得特派员周以粟感到一方面军的部队兵强马壮，所使用的办法没有什么可指责之处。
彭德怀副总指挥则以个人体会的形式，谈了攻打大城市的利和弊。他说：
“我曾率三军团一度攻打长沙，徒劳无益地坚守了十天，最后被赶了出来，不仅葬送了10000多地方武装，正规红军也遭到巨大的损失。这样的苦头，我是吃够了！从某种程度上，那是白白地送死呀！”
席间，朱毛还陪同周以粟检阅了列队在晒谷场上红军队伍。这些官兵精神饱满，口号响亮，步伐整齐，装备精良，年轻的脸上布满了兴奋之色，好似在接受重大检阅，有的同志自小没有见过这种场面，不免有些紧张，就是心里犯嘀咕，当时也不敢问出声来。事后，大家都在议论和猜测。有的干脆说：原来中央派来的这个大干部，就是这个样子，还不如咱们的“毛政委！”。有的说，你看他那个劲头，一看就不是个“官”，一点“官像”都没有，简直是个“跟差的”；再看咱们的“毛政委”，一看就是一个“大官”！
另据聂荣臻元帅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的序言中说：“1929年12月，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进一步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规定红军的性质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强调革命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用党的路线教育部队，纠正各种错误思想；解决了如何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问题，树立了我军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1930年6月，以红4军为骨干组成红一军团，以红5军为骨干组成红三军团。8月，红1、红4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共3万余人。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
那时，毛泽东在红军战士中的威望已经非常高了，而且这种威望是在战争实践中形成的。红军战士认的是“理”----能够打胜仗的“理”，而不是什么“权威”。况且，当时的红军战士大都是百姓出身的工农群众，他们虽没有多少文化，没有多少见识，但他们知道只有打了胜仗的领导才是好领导，才是英明的“大官”。所以，他们从内心里看不起那些从什么中央来的“钦差大臣”，那自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朱毛还引导特派员周以粟同志参观了从敌人手中缴获来的大量武器弹药。无一例外的是，这些缴获均不是攻击大城市时的战利品，而恰恰是在运动战之中缴获的。
然而，尽管战士们不理解或不信这一套，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朱毛红军总部的领导却不能这样做。因为，“特派员”毕竟是中央派来的，必须认真地接待。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的意思，也是这支部队的纪律。于是，总部高规格地接待了这位“钦差大臣”。
在城中，当地群众载歌载舞欢迎这位中央派来的代表。城市和乡村里到处都是一片红旗飘扬，欢声笑语。
农民武装队队员在押着乡绅游街，被游斗者头戴高高的尖顶帽子，上面还用毛笔写着大红的字，并用红笔打着“X”。
当晚，机关的同志给特派员周以粟同志布置了比较考究的客房，并报告了一直陪同的毛泽东。
毛泽东听后，笑嘻嘻地说：
“周同志不去住了，今晚我要与他长谈。”
周以粟非常乐意地接受了这一显示亲昵的邀请。而且一天下来，毛泽东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也非常愿意与毛泽东长谈。因为，在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接受教育，可以增长知识。只是由于自己的特派员身份，不好说出来。
在来红一方面军的前夕，可能也是李立三等人的灌输，周以粟虽不认识毛泽东，但对毛泽东的印象极差，给人留下的一个感觉就是：毛泽东肯定是一个固执任性，而且眼里根本没有上级的高傲分子。通过现在的接触，通过与他的交谈，现在这种感觉全然不见了。
据郭化若的回忆，毛泽东同周以粟确实谈了整整一夜。中途，参谋处长郭化若几次进去送水送烟，都看到周以粟眉开眼笑，而毛泽东则是侃侃而谈，打着手势越讲越起劲。毛泽东把他的思想和理论，全部地灌输给这位中央来的“钦差大臣”了。其大意是：
“我们闹革命，很重要的最为关键的是，要根据我们中国的基本国情，要根据我们目前的具体实际。我们也知道打城市的好处。但是，现在的时机不到。我们就是这么几条枪，就是这么些军队，城市那么坚固，我们几次都是以失败而结束的。与其现在白白送死，还不如积蓄力量，壮大队伍，先占领最为偏僻的广大农村，然后再占领大城市。这就叫做‘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将来，我们再反过来，从城市里向外扩展，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发展好。”
“可能我的这些说法，有的人不同意，甚至是大发雷霆。肯定会认为我是‘右倾’，认为我是没有革命精神。其实，他们根本不懂得，人是要吃饭的，人是要走路的，子弹是会杀人的，人死了是活不过来的！光靠一时的革命热情，光靠一种蛮干，那是要断送中国革命的！”
开始，周以粟确实认为毛泽东的这些理论和思想，是错误的。但越听越觉得很有道理，很符合实际。如果按照毛泽东的这一套，估计是可以行得通的。中国如果有了他的领导，估计今后是有希望的！
通宵的长谈，结果使这位中央长江局派来的中央“特派员”周以粟同志，放弃了他来指责毛泽东的使命，以180度调头的态度，转而坚决地拥护毛泽东的主张，心悦诚服地称赞毛泽东的领导。这真是应了中国历史上一句谚语：不打不成交。
并且，这位“特派员”还发自肺腑地说出了中共党史上最为著名的名言：
“山沟里有马列主义！”
实际上，这句发自肺腑的历史名言，是出自一位来找毛泽东算帐的、责令他攻打大城市的“钦差大臣”的口中。这也许是一种历史的讽刺！
应该说，这名言是真理、是实话，是对伟人毛泽东的折服，也是他自己的一种觉醒。更是对中共党史的一种无意中的伟大贡献！
在中央“特派员”周以粟的支持下，毛泽东在宜春召开了一个会议，即很有名气的袁州(今宜春市)会议。
会议决定：
“不去攻打长沙，也不去攻打南昌，而是去攻打孤立无援和没有影响的吉安。”
这是，朱毛红军战略转变过程中又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
顺便值得一提是，攻打长沙的教训再也不能重复了。毛泽东、朱德再也不愿看到战士们无畏地流血了，再也不愿意看到他们自己创造的队伍在一天天的减少。另外，当时进攻长沙的另一个后果是，导致了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和毛泽东的堂妹被杀。毛泽东家的土地被查封，更甚的是，按照传统中国最恶毒的惩罚之一，国民党反动派派人去掘毛泽东家的祖坟。
同时，这次会议，把当时热衷于攻打长沙的彭德怀的红三军团的部分干部们也说服了，并以会议决定的形式定下来，再也不去做那些明明知道白送死的“傻事”了。通过循循善诱的形式引导红三军团开拔到江西，对于而后反围剿的胜利，对于扩大红军的队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的这一招棋，可谓深谋远虑，独具慧眼。
前来说服毛泽东的中央“特派员”周以粟同志，反倒成了毛泽东的“俘虏”。这在郭化若等参谋人员看来是很意思的事情。只是他们为周以粟“特派员”担心，觉得周特派员回去以后不好向中央“交差”。
然而，随着事情的发展，担心的情绪变成了多余。
李立三跨台了。两个月内，李立三失去了党内一切职务，和他的前任瞿秋白一样，他被召到苏联的莫斯科，挨训受责，继而被关进了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