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电影《西安事变》中毛泽东说出的“道白”。
分镜头是：
陕北。某室内。中央政治局会议室。
毛泽东在听取了常委的意见后，跷起腿，使劲地把烟蒂在鞋底上一“拧”，坚定地最后拍板式地说出了这样几句话。
他说：
“陕北的毛驴很多，毛驴托着东西是不愿意上山的。你们看过陕北的毛驴上山吗？陕北的老乡让毛驴上山有三种办法，那就是：‘一推、二拉、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意抗战的，我们也要采取对付毛驴的办法，让他抗日。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当然喽，要拉得很紧，推得有力，打得得当。驴子就会上山的。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就是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这样决定啦！”
1936年冬天，蒋介石坐镇西安，迫令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进攻陕北红军。但是，在当时的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推动下，东北军和西北军广大官兵对蒋介石的“剿共”政策不满，张学良和杨虎城在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感召下，也不愿意打内战而有意投身于抗日统一战线中去。因此，他们多次“哭谏”，希冀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可是，在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蒋介石依然一意孤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决意继续“剿共”。在这国难当头的危机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依然决然地对蒋介石进行了“兵谏”。
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领导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
蒋介石是人民的公敌，民族的罪魁。
破坏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是他；
屠杀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的，也是他；
发动十年反革命“围剿”，制造白色恐怖的，还是他；
对日本的侵略扩张实行不抵抗主义，把我国东北拱手让给日本的，仍然是他；
当日本帝国主义把魔爪伸向华北、妄图吞并全中国的时候，继续推行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策略的，依然是他。
蒋介石真是罪恶累累，罄竹难书，老百姓恨死他了，可谓恨之入骨。因此，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拘捕的消息一经传出，许多人喜出望外，奔走相告，强烈要求严惩蒋介石，以平民愤。当时，围绕如何处置蒋介石，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也议论纷纷，呈现出一种十分微妙而又十分复杂的局面。
就在事变的当天，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立即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发来电报，要求毛泽东主席派代表赴西安处理此事，共商抗日救国的大计，特别是要处理好蒋介石的善后事宜。
正是在事变发展的关键时刻，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作出决定：采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也就是说：共产党不杀蒋介石，反而主张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这一事变。
这使当时的很多人出乎意外，特别是一些党内、军内的许多人感到不可思议，不好理解。
所以，毛泽东来到红军大学作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报告。
毛泽东说：
“蒋介石罪恶滔天，欠下了全国人民无数血债。大家要求杀他，是可以理解的，不算过分。不杀他，确实不能平民愤。但是，蒋介石是不能杀的。”
有的学员含着眼泪说：
“为什么不能杀？蒋介石欠我们的血债太多了。他杀了我们那么多同志，现在就是将他这个屠夫“千刀万刮”、“碎尸万段”了，也难解我们的心头之恨啊！主席，你就下令把这个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杀了吧！主席，你可要为我们那些死去的战友做主呀！”
毛泽东来到那位鸣不平的学员跟前，语重心长地说：
“你们的心情，大家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你们的心是很纯洁的。但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在大事变中认不清方向，不知道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在现在的情况下杀了蒋介石，正中了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的下怀，国民党中的亲日派正打着‘讨伐叛逆’的旗号，纠集大批军队开赴潼关，逼进西安，扬言要炸平西安，阴谋用这种手段置蒋介石以死地，以便取而代之呐。各派军阀之间的争权夺利，大打内战，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即中国将会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如果仅仅从我们党的私利、私仇出发，杀蒋介石来解恨，忘记了民族危亡这个大局，我们就不配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了。我们共产党员就是要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不记私仇，以德报怨，迫使蒋介石改变反动的政策，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有的学员还提出疑问：
“好不容易把蒋介石抓住了，为什么还要把他放了？”
毛泽东进一步地解释道：
“我们必须明白，这次蒋介石被捉，既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被捉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又不同于滑铁卢被擒的拿破仑。前者是革命胜利的结果；后者是军事失利的必然。这次抓蒋介石是出其不意、乘其不备。他的军事势力还原封不动的放在那里、整建制的军队还保留在那里。如果我们不杀他，通过谈判，逼他改变态度，把军事力量用到抗日上去，岂不是更好么？如果我们只记得党和个人的恩怨，忘记民族危亡这个大局，那是不行的。我们要从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不能给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侵占我国领土创造条件。”
当时，还有学员担心地问道：
“如果蒋介石不谈判，不接受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抗日主张怎么办？蒋介石心狠手辣，毫无信义，放了他，他会抗日吗？”
毛泽东对此作了深刻的分析，认为：
“日本侵略者，国民党亲日派，他们惟恐我们不杀蒋介石，而蒋介石又最怕死。在这种生死悠关的紧要关头，蒋介石会认识到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再加上宋氏兄妹的劝说，蒋介石肯定会接受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抗日主张的。”
毛泽东为什么这样处理西安事变呢？
因为，在毛泽东看来，西安事变的发展可能有两种前途：
一种是杀掉蒋介石，这样将导致全国规模的内战，推迟全国抗战的实现；
还有一种前途是释放蒋介石，迫使他接受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正确主张，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日形成，实现全国抗战。
两种前途，权衡利弊，比较得失，这是我党领导人需要迅速反应，作出抉择的。
第一种前途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国内亲日派所欢迎的。事变发生后，日外务海陆军三省决议中假惺惺地提出，要抱着“冷静的监视态度”，“避免一切无用的刺激手段，监视事变的进行”。实际上则是积极地进行挑拨离间，玩弄“以华制华”的伎俩。在他们看来，只要挑拨南京与西安之间发生战争，就可以坐享“不战而胜”之成。日本外相有田还召见中国大使，扬言南京如与张学良等进行妥协，则日本政府不能继续采取“静观态度”。显然，其险恶用心无非是指望中国内部大乱，好让他们从中渔利。
第二种前途是符合中华民族利益的，释放蒋介石，人们可能会想不通，但又必须这样做。因为，事变可能引起更大的内战，而内战如延续下去，那么这次事变便无异为日本侵略者开了一条通路。
毛泽东充分估计了上述两种前途，高瞻远瞩，洞察一切，不为一党私仇所扰，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根本利益出发，全面科学地分析了当时的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决策。为此，决定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组成代表团前往西安，和张学良、杨虎城协商，并同蒋介石谈判。
在党中央的正确方针指导下，周恩来一行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蒋介石基于当时的情景，终于被迫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战的主张，西安事变因此得到正确的解决。
捉蒋-----放蒋----迫蒋。
这就成了毛泽东以大智大勇、大仁大义品格和胸怀，在处理中华民族利益问题上留给史册的最为精彩的一笔。
西安事变，彪炳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