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文集》同绥远负责人的谈话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绥远和平解放谈了大半年,现在才实现第一步,董其武[2]他们九月十九日已发了起义通电,我和朱总司令也发了回电[3]。现在要走第二步,就是实现合作。这一步很重要。要坚决执行中央的这个电报,这是党对绥远的基本方针,不但要求他们执行,共产党更要执行。

绥远属内蒙古区域自治的范围,省下面要成立盟人民政府委员会。关于伊克昭盟,华北局要与西北局商议,取得他们的同意,划归绥远领导[4],伊盟政府驻地可在东胜或别处。乌兰察布盟也要成立盟人民政府委员会。伊、乌两盟都设立军分区。两盟的蒙族和汉族都要有人参加政府委员会,这也要同他们商议。

绥远要成立军政委员会。军政委员会直属中央领导,省政府、军区归军政委员会领导。由傅作义[5]任主任,乌兰夫[6]任副主任,统一领导绥远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傅作义要负主要责任,因为他管辖的地区人多,有一百二十万人口,绥东解放区只有八十万人口;军队也是他的多。军区也要统一起来,由傅作义任司令员,乌兰夫、姚喆[7]任副司令员,薄一波[8]任政治委员。傅先生可再提名别的副司令员和军政委员会副主任。政府由董其武任省主席,奎璧[9]任副主席。政府也是统一战线的,一定要合作好。你们要使同志们了解这种合作的必要性和意义所在,有什么好处,原因在哪里。应当说,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打仗,是为人民求解放;和平解放,团结改造,也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你们回去开个党代会或干部会,薄一波去一趟,讲一个来钟头,花几天时间,让同志们把这个问题讨论透。这是统一战线问题,傅先生也要做工作。

对绥远起义人员实行团结改造的方针早已定下来了,实际工作就按傅先生提出的四个原则三个步骤[10]去进行,工作要有步骤地开展,做出更大成绩来给全国看。要合作把事情办好。双方过去是敌人,现在成了朋友。当然,合作后也要估计到可能发生一些问题,还要经过艰苦的工作与斗争。一年能办到算好,否则可以用两年。没有战争了,有些事情不能进行得很快,快了就会出毛病。要先做思想改造工作,后改革旧制度,有步骤地达到目的。原则问题中央电报上已经讲过: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军队现在暂不变动,待条件成熟再按解放军制度整编。这个问题在党内要特别讲清楚,争取一年达到目的,但也不能性急。蒋介石统治了二十二年都没有弄好,我们一年完成还不算好吗?

部队要组织生产,生产也是作战。干部要参加生产指挥和劳动。劳动可以改造思想,改造人。战士看到干部也挖地,官兵关系就可以改善,这就是政治工作。政府工作人员可以在业余时间搞生产,每天劳动一二个小时,主要是种菜、养猪。

我们对起义人员的方针是又团结又改造。只有团结,没有改造不行。反动阶级、反革命分子的阴谋破坏活动是不会罢休的,他们还要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这种斗争的时间还会很长,绝不能麻痹。过去是敌人,现在成了朋友,这是有条件的。凡愿意同我们合作与可能争取同我们合作的人,都要耐心帮助、教育、改造,很好地同他们合作,从改造中逐步肃清过去反动派的一切遗迹和对他们的政治影响,以马列主义思想代替国民党的反动思想。对那些坚决反对改造和破坏改造的反革命分子与特务,必须打击与镇压。要争取团结多数,他们内部也一样是两头小、中间大,思想激进的可以鼓励,进步缓慢的可以等待。对基本方针要拥护,但允许有差异。对他们不能用粗暴的方法,不能下大雨,要像下小雨一样才能渗透进去。要按照他们的具体情况和能够接受的程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强迫灌注。

关于政治工作人员,师以下暂时不派。对派去的同志要进行教育,要他们注意研究情况,了解别人的心理,懂得新的工作方法,使这些干部去后不致发生问题。要使他们知道,如果搞不好是会被别人赶出来的,即使不被赶出来,你站不住,也是要出来的。我们在接收石家庄的工厂时就有教训。我们派去的干部不能在业务上给予帮助,又不作具体调查研究,只是大讲了三天反帝反国民党的大道理,讲完了又没有新的,人家就不愿意听,不赞成你。他们后来重新当学生,和工人一起学习、劳动,调查研究,开展对敌斗争,业务上成为内行,才成了工人的贴心人,谈话别人也爱听了。我们有许多同志,对新情况、新事物不作调查研究,自己又不懂得,就在那里办事,不懂货就不识货,这怎么能办好事情呢?对新部队也一样,你不了解情况,还是用老办法不行。派去的人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要估计到可能闹别扭。事实上,双方都在观察,看对方对自己怎么样。那边情况比较复杂,不但人是旧社会出来的,还有国民党特务隐藏在群众中,北平和平解放时又有一万二千军官回到绥远,他们没有起好的影响,在那里做了“政治工作”。这值得我们检讨,过去没有把这件事办好,是因为在一种敌对的情绪下,没有把他们当同志看。共产党这次派去的同志要表示态度,承认我们过去工作没有做好。我也在做工作给同志们看,使我们今后同他们合作得好。最近归绥方面的学习高潮,证明可以用合作的方法改造这些人,团结他们。在这方面,傅先生也要担负责任,采取友好态度。我们的同志去了,一定要采取友好态度,不能排挤他们;你排挤他们,他们不信任你就是有道理的。那一万二千人也要使他们感到与共产党合作有好处,新政策好,思想能进步,生活有保证并能改善。如果达不到这个要求,我们的工作就算失败了。要使绥远二百万人民,十万军队、干部都感到合作有好结果,会比过去更好,这样他们才相信我们。如果只停留在口头上,他们就会不满。总之,做好事,不做坏事,他们就会欢迎,这一条一天天地得到了证明。双方加重责任,双方做好工作,就能解决问题。傅先生到归绥走一趟起了作用,你可以做给他们看,这样对人民有利,将来可以造就出很多好干部。当然,共产党的责任更大。我们派去的人,他们见了会精神紧张起来,比如怀疑共产党是不是讲理,看不看得起人,是不是挤得人站不住,没处去,没饭吃,没法生活,没有工作岗位。你们要做好工作给人家看,使他们政治上进步,生活上有保证,发展有前途,这样才感觉我们好,才能佩服我们。切不能采用国民党特务的那套办法。

和平改造是可能实现的,现在有这个条件,应当有信心。我们有三百万党员、四百万军队、四亿人民作保证,还怕不成功吗?归绥方面也要有信心,看到前途。过去我们研究绥远问题,就认为有可能和平解决,对这一点是有信心的;但是用和平方法能不能都顺利解决,还存有疑问。现在事实已经证明能行。傅先生去归绥时,也有人怀疑,怕没有前途,只要有前途他们就愿意合作。你们要特别注意,人家就是怕没有前途。北平和平解决后,我们就手软了,认为对绥远不好再用兵打了,于是出现了绥远的和平解放。但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和平合作问题。现在形势很好,全国快解放了,归绥方面也在学习马列主义。你们去了还有一个互相观察的时期,你们说话要兑现,不能骗人。共产党去了,如果做的同说的不一样,就跟国民党一样了,先甜后辣,别人会说我们学了蒋介石“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傅先生也会失信于人。所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要同人家越搞越好,使他们相信我们。特务也要给饭吃。新政协各方面的人都有,没有人说开得不好的,主要是工作小心谨慎,与人协商,与人为善。新政协给全国做了一个榜样。

现在共产党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又有了政协全国委员会,我当主席有责任使各个方面都有利,使别的党派也有利,否则会引起不满,会被人骂,甚至会被推翻。绥远也一样要注意,归绥就有两个“党”,我们的与傅先生的。军政委员会就架在这个矛盾之上,要处理好。现在全国都在执行统一战线,华中、华南的政府也一样是统一战线的政府。农村和城市的情况不同,没有别的党派参加政府,但也有非党干部。没有非党干部参加政府就会出毛病。共产党要永远与非党人士合作,这样就不容易做坏事和发生官僚主义。苏联也是共产党与非党合作,《真理报》说,政府干部中党员占四分之三,其他是非党干部。中国永远是党与非党的联盟,长期合作。双方要把干部都当成自己的干部看,打破关门主义。关门主义过去是有的,“三怕”的说法就是证明。没有统一战线,革命不能胜利,胜利了也不能巩固。搞统一战线哪能怕麻烦,怕捣乱,怕人家吃了你的饭?切不可叶公好龙[11]。长征二万五千里不是因为有统一战线,而是因为太纯洁。这次政府的名单中,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还是一半一半好,要搞五湖四海。别人在民主革命困难时期拥护共产党,为我们说过好话,帮过忙,我们胜利了不能不要人家。傅先生交出了北平,解决绥远问题就要有所不同。这证明我们的政策正确,今后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中国已归人民,一草一木都是人民的,任何事情我们都要负责并且管理好,不能像踢皮球那样送给别人去。国民党的一千万党、政、军人员我们也要包起来,包括绥远的在内,特务也要管好,使所有的人都有出路。没有这一条不行,眼睛里只看到绥东解放区八十万人民就会弄错事情。湖南有十万失业军政人员和广大的孤寡没有人管,如果只管共产党的孤寡就会出乱子,那就不是大禹治水,而是伯鲧治水了[12]。因此要统筹全局,要使干部懂得一有前途,二顾全局。用和平方法改造过来,也会有不愉快的事,要经过曲折与激烈的斗争才能实现。抗战初期,蒋介石认为共产党是政治问题,想用“溶共”的方法来解决我们,却不知道我们是不怕火的真金,越溶越强大,最后把蒋家天下夺过来,为人民所有。新政协讨论通过我们提出的《共同纲领》,是我们同资产阶级直接交锋的开始。资本家想要我们只搞农业,由他们搞工商业和交通运输,这怎么行?我们不但要学会搞政治斗争,还要学会搞经济工作,这是一个战略问题。

绥远组织政府,也要用协商的办法,互相打通思想,这样做事快得多。不同意的先不要办,即使同意,也要看是心里愿意还是嘴上愿意,若勉强就缓办。军队也要协商。这是中国的特点。上面要得到傅先生同意,下面要得到干部们同意。特别是军队,不同意就办,最容易出乱子。你们对党外同志要当成自己人看待,同他们长期合作。这回工作若做好了,对双方的干部都是一大进步。这是过去我们从未做过的,要用新的方法去做,要用心。问题摆在面前,要我们去好好工作。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绥远,指绥远省,当时辖区为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巴彦淖尔盟东部及呼和浩特市、包头市等地,一九五四年撤销。

[2]董其武(一八九九——一九八九),山西河津人。原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政府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八日派代表与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签订《绥远和平协议》。九月十九日,率军政各界和蒙、汉各族代表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市)通 电起义。

[3]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董其武率部通电起义,九月二十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复电,说:“看了你们九月十九日的声明,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自从傅作义将军领导北平和平解放后,人民表示欢迎,反动派表示反对。反动派还企图破坏绥远军民和平解放的努力,但是终归失败,你们已经率部起义,脱离反动派,站在人民方面了。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

[4]伊克昭盟的工作,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由中共中央西北局直接或间接领导。绥远和平解放后,经中共中央华北局与西北局商定,划归华北的绥远省领导。

[5]傅作义(一八九五——一九七四),山西荣河县安昌村(今属临猗)人。原任国民党军华北“剿总”总司令,一九四九年一月率部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和平改编,对北平和绥远的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6]乌兰夫(一九○六——一九八八),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人。当时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书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

[7]姚喆(一九○六——一九七九),湖南邵阳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绥远军区副司令员。

[8]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委员。

[9]奎璧(一九○三——一九八六),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人。当时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副书记,后任绥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10]傅作义提出的四个原则是:一、坚持团结;二、肃清特务;三、纪律要整顿;四、军队要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三个步骤是:一、彻底实现解放区化与解放军化,同国民党反动政权完全脱离关系;二、恢复交通;三、解放军派干部去进行思想改造。

[11]叶公好龙,出自汉朝刘向《新序·杂事》。这里是用以比喻口头上拥护统一战线,实际上又害怕搞统一战线。

[12]大禹、伯鲧,都是传说中的中国古代部落首领。鲧为禹之父。他们先后奉尧、舜之命治水。鲧采用筑堤堵水的方法未能治平水患,禹改用疏通江河、兴修沟渠的办法治理洪水获得成功。情我们都要负责并且管理好,不能像踢皮球那样送给别人去。国民党的一千万党、政、军人员我们也要包起来,包括绥远的在内,特务也要管好,使所有的人都有出路。没有这一条不行,眼睛里只看到绥东解放区八十万人民就会弄错事情。湖南有十万失业军政人员和广大的孤寡没有人管,如果只管共产党的孤寡就会出乱子,那就不是大禹治水,而是伯鲧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