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4.1 以文会友


那时,第一师范每个学生每周作文一篇,各班将每次作文最好的几篇送交全校的一个教员委员会去评选,最后选出3篇、4篇或5篇作为模范,陈列在大阅览室的镜框里,供全校学生阅览。毛泽东的作文不止一次获得这种荣誉。他也以很大的热情阅读这里陈列的别人的作文。这也是一种见识和才智的交流。以文会友,这是中国自古相传的良好士风。毛因此同常有作文入选的同学萧子升交上了朋友。

萧子升(1894—1976),又名旭东,后来改名萧瑜。他的弟弟萧子暲(又名植藩,就是诗人萧三)是毛泽东在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念书时的同学。萧家就是湖南湘乡人,距韶山不过30公里,可说是小同乡了。萧子升年纪跟毛泽东相若,但入学较早,为第一师范第三班学生,比第八班的毛泽东要高三个年级,是学校里有名的高才生,不但长于作文,而且写得一手好字。平时言行学理学家的主敬,为老师和同学所看重。他与陈昌、熊光楚同级,都是杨昌济的得意门生,3人常去杨寓聆教;这种师生间的亲密往来,比毛泽东还要早些。由于他的学识和才华出众,是杨昌济第一个得意门生,老师还曾经有意将爱女许之,由于他早已成婚未果。1918年新民学会成立时,萧被推举为总干事,后来,学会会员成批去法国勤工俭学时,他是主要的组织者。在校时,毛常常看到萧子升被展出的作文,很愿意同他结识。一天,他们在走廊上相遇了,毛面带笑容地在萧跟前停了下来,打了个招呼,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今天下午上完课之后,我想到你教室里去看看你的作文。”萧回答说:“当然,欢迎你来。”由于毛泽东常常一清早到教室中大声朗读古文,已引起萧的注意。

下课了,同学们都出外散步去了,教室里就只有这两个约会的同学。这是他们第一次交谈,关于彼此家乡的事情完全没有提到,谈论的主要是学校的课程、教员等等,说得都很坦率。比如,他们都不喜欢体育教员,因为这几位教员常常打牌到深夜,早晨起不来,因而就缺课了。不久以后,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就写出了他对体育教员的不满:“教体操者多无学识,语言鄙俚,闻者塞耳。所知唯此一技,又未必精,日日相见者,惟此机械之运动而已。”

这以后,这两位同学时有接触,看作文本,一起散步交谈,作诗唱和联句。萧回忆说:“我和毛泽东同窗三年半,已经养成了黄昏散步的习惯。可我们并不常吟诗,因为我们最大的兴趣在于讨论,在于聆听彼此的见解。”“我的国文教师,一位来自宁乡的有名文人,王钦安先生,就常常夸我的文章有宋朝文豪欧阳修之风。毛很诚恳地说,他与王先生所见略同,还说王先生真正懂得了我的文章。”“我把写着二十多篇的作文两个大练习本借给了毛。”互看作文的时候,也不时因为不同意见而争论。萧写的一篇《评〈 严先生祠堂记 〉》,对范仲淹的这篇著名的文章表示了异议。他认为不论光武或者严光都没有范仲淹笔下写的这么好:光武贤君爱才,严光安于淡泊。毛不同意这个看法。不过他也不赞成严光的态度,他以为,刘秀做了皇帝,严光就应该出任辅相,如同张良辅佐汉高祖一样。就为了这篇文章,两个同学争论了一个晚上。

1915年6月,萧子升在第一师范毕业,当了小学教员,先在修业学校教了一个学期,又转到楚怡学校,教高年级。楚怡是湖南最有名的私立小学,校长陈润霖是留日的有名的教育家,所聘教员都是第一流的,刚毕业的师范生很不容易去那里任教。何叔衡也在这个学校教书,毛是经过萧介绍才认识何的。原先的同学不能朝夕相见了,只得借助于书信联系。现在保存下来的1915和1916两年毛泽东致萧子升的信,竟还有12封之多。这些信中多讨论有关读书求学自省的事,有论述古今中外学术思想的长信,也有畅谈时局和国家大事的长信。从这些信里,人们对于青年毛泽东求学的勤奋以及讲求治学的方法,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一封写于1915年7月,现已残缺不全的信中,毛泽东说:“弟近年来所有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苟舍谭论而专求之书,其陋莫甚,虽至今昏懵如前,未可知也。”从上下文看去,看来这是针对萧子升来信说今后要慎言而发的,但只就所引的这几句看,关于读书和质疑问难的关系,是极有见地的。单是读书,而没有友朋之间的切磋讨论质疑问难,所得不免浅陋;而质疑问难,不但可以益智解惑,而且通过不同观点的反复论难,有助于思想的深入。毛泽东一贯重视自修,以及喜欢组织读书会、学会,都与这一想法相关。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15年9月6日写的那封长信(约2300字)。信中,他把黎锦熙指导读书门径的意见,详详细细地告诉了萧子升。

黎锦熙原在第一师范任教,1915年9月1日,赴北京任职。毛泽东经常向他质疑问难,很重视他的意见。在给萧子升的这封信中,毛是这样谈到黎的:“闻黎君郡西好学,乃往询之,其言若合,而条理加详密焉。入手之法又甚备而完。吾于黎君感之最深,盖自有生至今,能如是道者,一焉而已。”他告诉萧子升,自己阅读斯宾塞《群学肄言》书中“缮性”篇的心得,这是黎锦熙推荐他看的。读过之后,他大为赞赏,“乃抚卷叹曰:为学之道在是矣。盖是书名《群学肄言》,其实不限于群学,作百科之肄言观可也。”

《群学肄言》是严复译《社会学研究法》的书名。作者斯宾塞是英国19世纪自学成才、著述丰富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强调用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他认为社会为其成员的利益而存在,而不是其成员要为其社会的利益而存在。当时毛泽东接受了这个观点,在他写的读书笔记和文章中反映了这些意见。

萧子升自己订有一个读书札记本,名为《一切入一》①。1917年夏,他请毛泽东写了一篇序言,约600余字。序言开头说道:“君既订此本成,名之曰《一切入一》,命予有以书其端。予惟庄生有言:吾生也有涯,而智也无涯。今世学术之涂愈亦加辟,文化日益进步,人事日益蕃衍,势有不可究诘者。”于是谈到如垒石筑高台,“积久而成学”。然后根据《群学肄言》书中所述治学方法,这样说道:“学如何精,视乎积之道而已矣。积之之道在有条理。吾国古学之弊,在于混杂而无章,分类则以经、史、子、集,政教合一,玄著不分,此所以累数千年而无进也。若夫西洋则不然,其于一学,有所谓纯正者焉,有所谓应用者焉,又有所谓说明者焉,有所谓规范者焉,界万有之学而立为科。于一科之中,复剖分为界、为门、为纲、为属、为种,秩乎若瀑布之悬岩而振也。”

毛泽东这一中西文化比较的见解是极其精湛的。这也可能同杨昌济的教导有关。杨认为中国自古有治身治心之学(伦理学),有治人之学(政治学),而独缺治物之学(指自然科学),因此物质文明不发达。由于社会发展的历史不同,中西方整个文化结构不一样。如关于自然,中国古代只有一部《尔雅》。中国的类书同西方的百科全书一比,截然相异。从《艺文类聚》到《古今图书集成》,中国以皇帝为纲,大一统的政治社会体系,历史纲常伦理占绝大篇幅,是伦理中心主义,最后才有一点器物、舟车、虫鱼、方术(治病)之类。西方则自然与人生分开:天文、几何、算术、物理、植物、动物、解剖、生理、心理,而后法、政府、国家管理、伦理等,越编越丰富。从分类说,中国没有层次,主题并列。类书中无植物、矿物、动物概括区别,五谷与玛瑙、玉器并列,蝗虫与旱、贼同属“灾异”。西方百科全书为私人编著,从中可见科学进步轨迹;中国为语录式(如出自《尔雅》),官修、饬修、御览(如《初学记》)。中国自古应用技术虽发达,但强调意会、师传,缺乏量的精确观念,没有几何学,不能产生科学理论。伽里略从物体落地算加速度,牛顿从物落追索月球运动。中国则讲天、地、人道,追求阴阳大概念;有政治,无政治学;有法,无法学。总之,中西文化是两种体系:中国从人生到自然,西方则从自然到人生,从而影响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眼光总是向上,而不向下:仰古圣先贤,轻凡夫俗子,技艺本流不在眼界之内。以至经济服从政治,权势当作权威,“非礼勿听”,“正宗正统”,容易推行个人迷信,专制独裁土壤特别深厚。

从现在保存下来的信件来看,萧子升可说是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早期最接近的好友。1918年,他们共同发起组织新民学会,又共同发起赴法勤工俭学。1920年,留法十多个会员讨论学会的根本方向——以何种手段改造中国与世界时,萧子升跟同在法国的蔡和森等多数会员和在国内的毛泽东等,发生了根本性的意见分歧。萧不赞成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而主张“温和的革命”,走教育救国的道路。当大部分会员逐渐成为共产党员时,他终于分道扬镳,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还一度当过国民政府的农矿部次长。30年代初再去法国,以后便长期侨居国外,直到1976年在乌拉圭去世。1959年,他应林语堂之约,写了一本同毛泽东青年时代交往的回忆录①。由于记忆不确切,或故意回避,或虚夸其辞,书中不实之处甚多,但如细加分析甄别,仍不失为了解他们当年友好交往的第一手资料。上面所引萧本人的回忆即出自此书。由于政治上的分野,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对于萧子升的评价就只有全盘否定了。

1915年9月27日,毛泽东给萧子升信中谈到热心求友之举:“仆自克之力甚薄,欲借外界以为策励,故求友之心甚热。如足下诚能策励我者也。仆无他长处,惟守‘善于人同’、‘取人为善’二语。故已有得,未尝不敢告于人;人有善,虽千里吾求之。前望足下上希古人,乃本心也。近以友不博则见不广,少年学问寡成,壮年事功难立,乃发内宣,所以效嘤鸣而求友声,至今数日,应者尚寡。兹附上一纸,贵校有贤者,可为介绍。”

1915年11月9日致黎锦熙信中,毛也谈到这件事:“两年以来,求友之心甚炽,夏假后,乃作一启事,张之各校,应者亦五六人。近日心事稍快惟此耳。”

1915年,毛泽东22岁了,他常感伤自幼失学:少年学问寡成,壮岁事功难立;单靠学堂一天上几节课是不行的,必须多结胜友,以求学业广博,报效国家。这时正是袁世凯接受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宣布次年改元“洪宪”,准备元旦登基做皇帝之时。于是在9月中旬,有此非凡之举:发出“征友启事”,署名二十八画生(毛泽东三字繁体共28画),意欲结交对学问、时事感兴趣,又具强烈爱国心的青年。他自己回忆说:“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同我联系。我指明要结交坚强刚毅,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启事”最后引用《诗·小雅·伐木》中“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句。“启事”寄发长沙一些有名学校,并在信封上注明,“请张贴在大家看得见的地方”。省立女师校方接到这封信曾发生误会,后来经过通讯处(一师附小陈昌转,陈昌是二班学生,正在附小当教员)打听,才知原委,了解到“二十八画生”是一个很优秀的学生。“应者五六人中”有罗章龙和李立三,他们都是长郡联立中学的学生。同李立三只交谈过一次,没有深交。据罗章龙回忆说①,他到第一中学访友,见到墙上贴有这个“启事”:

“启事是用八裁湘纸油印的,古典文体,书法挺秀。引句为《诗经》语:‘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内容为求志同道合的朋友,其文情真挚,辞复典丽可诵,看后颇为感动。返校后,我立即作一书应之,署名纵宇一郎。逾三日而复书至,略云:接大示,空谷足音,跫然色喜,愿趋前晤教云云。旋双方订于次星期日至定王台湖南省立图书馆见面。”“我们就坐在一长条石上,直谈到图书馆中午休息时止,足约二三小时始别。谈话内容涉及很广,包括国内外政治、经济以至宇宙人生等。而对于治学方针与方法,新旧文学与史学的评价等,谈论尤多。谈到音韵改革问题,主张以曲韵代诗韵,以新的文学艺术代替‘高文典册’与宫廷文学。在旧文学著作中,我们对于离骚颇感兴趣,曾主张对离骚赋予新评价。关于治学问题,润之认为,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均属茫然!因此主张在学问方面用全付力量向宇宙、国家、社会作穷源竟委的探讨,研究有得,便可解释一切。关于生活方面所涉及较少。临别,润之表示‘愿结管鲍之谊’,并嘱以后常见面。”

罗章龙在《椿园载记》此处注解说:“斯诺著《西行漫记》内称毛自述:‘征友初得三个半人,第一个为罗章龙,另外还有两个。’据所知其中一个为湘阴黄焕,即黄铭功老师的侄子,亦联中学生,体弱多病,早逝了。所谓半个人指李隆郅(李立三)。后邹彝鼎提到此事云:按通俗解释,一个人是完全的人,半个是残阙不全的意思,含有贬义。但按古典,此语亦有所本。昔苻坚谓仆射权翼曰:‘吾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得一人半耳。’翼问:‘谁耶?’坚曰:‘释道安一人,习凿齿半人也。’”①(见《高僧传》)

之后,罗章龙与毛来往密切,每逢周末,常漫步市郊各名胜处,也到板仓杨寓晤谈。两人都能诗,有过唱和。一次,还一同步行去韶山,在茶店休息,毛泽东还帮助老农熟练地打草鞋。罗章龙是新民学会第一批会员中唯一不是第一师范的学生,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党员,20年代初,在北方做工运工作。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后,同毛泽东夫妇、蔡和森夫妇一起在上海党中央工作。大革命失败后,罗还曾同毛一起回到长沙领导秋收起义。1931年四中全会后,两位青年时代的老朋友就分了手,没有再见过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