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史话》101章 府院不和黎段水火


黎元洪的一生,是幸运也是不幸,他在辛亥起义时糊涂地做了民国元勋,又在袁世凯称帝失败后,莫名其妙地坐上了总统宝座。袁世凯在做民国总统时,感觉到做得很不舒服,因此逐渐产生了总统不如皇帝的错误观念,一念之差演成“洪宪称帝”的悲剧。黎元洪则是在总统任内没有过一天舒服的日子,因为黎、段之间势成水火,遂致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也无法调和。

黎、段两人有新仇,也有旧恨,旧恨是当黎以副总统身份兼领湖北都督时,段奉袁的密令以绑票方式来武汉,押他上火车,结束了黎在湖北的局面,从此黎在北京做了袁世凯的政治俘虏;新仇是段虽拥黎继任总统,可是在袁死后段去见黎时,一言不发,面孔冷酷有如对待一个陌生的政敌,加上张镇芳又从中挑拨。张镇芳是袁临终时四个接受顾命大臣之一,可是段祺瑞却最瞧不起张,由于张是袁的表弟,洪宪帝制时,张在大典筹备处办事,贪污舞弊,所以段经常骂他是“黄带子”、“掌柜的”。张自然也恨段入骨。黎继任总统后,张在黎的军事智囊哈汉章面前放了一把野火,他说:“我们在项城(袁)的灵前讨论总统问题时,老段反对黄陂(黎)继任,是东海(徐世昌)竭力促成的。”这句话很让黎相信,所以黎非常恨段,对徐世昌则有好感。

至于段呢?压根就瞧不起黎,因为在清朝时,段曾做过统制(等于师长地位)、军统(等于军长地位)和提督,并且署理过湖广总督,可是黎那时才不过是一个协统(等于旅长地位);到了袁世凯时代,段则是北洋系首屈一指的大将,而黎虽是副总统,在段眼中,不过因缘时会,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到北京后只是个政治俘虏;袁死后,黎的总统是段一手“提拔”起来的,如果段不支持黎,黎根本登不上总统的宝座。他在袁死的当天晚上告诉黎派来探听消息的张国淦说:“我姓段的支持黎,就是一句话,不会让姓黎的落空。”

因为段有这些观念,所以完全不把黎放在眼中,黎则看段有如芒刺在背。黎、段之间便因此无法谐合。

黎接任总统后,对当时的各项问题由不问而要问,由要问而多问,他认为小事可以不问,大事必须过问,这对段是无法忍受的。段本已苦于国会给他的困扰,使他不能独断独行,再加上黎元洪遇事总是掣他的肘,使他感到非常受不了。他有时向他的亲信抱怨说:“我是要他来盖章签字的,不是请他来压在我的头上!”

段拥黎为总统只是叫他盖章,这一点可以从段的秘书长徐树铮的一句话中证实。有一天徐树铮拿了三个人事命令到总统府请黎盖大印,黎偶然问到这三人的出身和历史,徐树铮就很不耐烦地说:“总统不必多问,总理早已研究清楚,请快点盖印吧,我的事情还忙得很哩。”黎听了这话真是气得头上要冒出火来,他脸上发青地对手下人说:“我本来不要做这样总统的,而他们竟公然目无总统!”

黎任总统后调张国淦为总统府秘书长(后来张辞职,改由丁士峄),以林长民、贾寿坤、雷豫钊、欧阳葆真、刘远驹、张则川、瞿瀛、施泰祺八人为秘书。军事幕僚有哈汉章、金永多、蒋作宾等。

军事幕僚们经常建议黎必须掌握兵权,他们的理由是:“责任内阁制是指政治而言。军事方面总统既然是全国陆海军大元帅,就不能不管军事,大元帅没有军权,总统有什么做的价值?”这些话黎很听得进去,他把自己的总统地位和袁世凯做总统时候一比,觉得袁当时何等威风,自己今日何等可怜,自己虽不想大权独揽,可是要制止军人的跋扈擅专,则应该把军权抓在自己手上。黎这个意图和段完全对立。段认为袁世凯当年最大的错误就是成立“全国陆军统率办事处”以集中军权,段的解释是:他以内阁总理身份而掌握全国政权,又以陆军总长身份而掌握全国军权。段今日的地位是建筑在军事独裁上,他之所以能控制住北洋系,就因为他有军权,如果让总统管军权,他岂不是手无寸铁,总统一纸命令就可以撤换了他吗。所以这一点他是誓死必争的。

当陈宦带了一师部队离开四川时,黎的军事幕僚擅自打了一个电报劝陈宦自动解散军队,陈宦居然不向内阁请示就奉总统命而行。段为此恨黎的几个军事幕僚入骨入髓,他公开指哈汉章、金永炎、黎澍、蒋作宾为府中四凶。段认为黎竟然过问到督军问题(陈宦督湘是黎所坚决主张的),以及解散北洋军队,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段一直要对付陈宦,“杀鸡给猴子看。”

民国元年宋教仁所致力且因此而丧生的理想——责任内阁制,到了袁死后,竟在段祺瑞组阁时实现。因此,这一期间的总统府和国务院的权力,恰恰和袁时代相反,黎虽能忍让,可是也有限度。段的强项,在袁世凯末期已表现出来,他对袁都敢使气,何况他平素就瞧不起黎元洪,如今两人共事,他更不把黎放在眼中了。

北洋时代军阀割据局面,是逐渐形成的,其实凭心而论,袁并不愿见军阀割据,尾大不掉。无奈军人霸占地盘后,袁的利益和他们的一致时,他们就奉行命令,不一致时,他们就可以不理睬,因此割据的形势是自然形成的。

在袁世凯时代,他曾授意黎元洪发出主张各省军民分治,和废督裁兵的通电,袁希望借此试探能否在各省行得通,只要各省不坚决反对,袁意思是先将都督和民政长两个职务分开,然后着手裁兵,各省都督一律裁撤,各省军队一律直属中央,把各省军阀割据的局面转变成中央(袁一个人)集权的局面。当然,这个计划是得不到各省军阀的支持,不过这是一股正流,全国明达之士都支持废督裁兵的计划。这个计划虽孕死腹中,然而黎却因此而获得虚名。

黎自己当总统后,自然而然更想贯彻这个主张,所以他极力推行这个计划,他虽然是个没有实权的总统,可是他并不甘以没有实权而自居,他认为当年他提出这个主张时,全国都有共鸣,袁死后天下大变,在此时旧调重弹,或者可以行得通的。在裁兵这一点上,段祺瑞是完全站在黎这一边的,这当然由于利害上的一致,而非见解上的雷同。所以北京政府在军务院撤销后,立即发出“收束军队”的号召,责成各省军事当局将以前派出作战的军队撤回原防,并着手编遣各地民军,以及自从战事发生后扩充的新编军队,北京要求所有军队都应接受北京政府的直接管理。

黎、段虽然对裁兵问题意见一致,可是在目的上则显然不同。黎的意思是全国普遍裁兵,无论南北,不厚此薄彼;段则是要大量裁减南方的军队,对自己所能控制的北洋军则不愿裁减,相反地还想继续扩充。黎的目的是:总统和总理应该分权分工,总统以陆海军大元帅地位管理军事,内阁总理则专管政务。军权既要集中于中央,总统的权力就要提高,使总统在实际上具有指挥全国军队和任免全国军事长官的大权;段的目的是:全国军权都应该由陆军部掌握,所谓中央就是责任内阁,并不是总统。

至于废督问题,段认为当袁权势最盛时,曾把都督一律改称将军。同时计划废省改道,以削弱地方军阀的权力,可是废省改道计划完全行不通。段有鉴及此,乃想出一条比废省更为巧妙的方法,拟将全国行政区改革,缩小省区,把全国划分更多的省。北京内务部根据段的特别指示,制定了全国划分为49个省和特别行政区,只有东三省因外交关系暂不更动。缩小省区计划,在北方各省都一致反对,于是只好束之高阁了。

在护国倒袁期间,由于战争的关系,所以南北双方都尽量扩充军队,当时全国军队究竟有多少数目,谁也无法统计,因为如果调查人数,是为了达到扩充的目的,自然尽量夸大。可是袁死后,全国重归和平,当务之急,在于复员,减小军队员额是复员的第一步,但这却是极其困难的问题。

段拟就了一套裁兵计划,是规定全国陆军为40师,每师1万人,另编20个独立旅,每旅5000人,合共50万人。此外各省可以保留一些非正规性质的警备队,但全国警备队不得超过200营,每营500人,合共10万人。在这个计划中,陆军和警备队的区别是陆军有一定的番号而无固定的防地,可以调来调去。警备队则以维持地方治安为职责,其调动范围不出省境。这与袁在时的计划并无两样,袁是把全国军队分为中央军和地方军,规定中央军是正规军;中央军不仅在数量上超过地方军,同时在素质上也优于地方军。这时,北洋军多已有了正式番号,西南各省的军队则被列入暂编性质,其番号是××省暂编陆军第××师。暂编的含意就是等候整编,整编后可以编为中央军,也可以编为地方军。北洋军既然是正规的中央军,自然可以随时调赴各省驻防,可是地方军就不能任意活动。根据这个原则,段祺瑞在袁死后,还想继续北洋军留驻西南境内的已成之局,这便造成了更混乱的情势。如在四川和湖南两省,尤其是四川。

段祺瑞要求西南各省裁军也未达到目的,因为这时只是表面上的和平和统一,事实上西南各省对北京仍采取一种貌合神离的态度,继续把持税款,扩充军队。

不只是各省不肯听命中央,甚至平素以笔杆为武器的进步党也想在西南地区建立私有武力,这可以从梁启超给他信徒的信中看出这种野心:“吾侪自命为稳健派者,曾无尺寸根据之地,惟张空拳以代人呐喊,故无往而不为人所劫持,无时不为人所利用。”进步党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组织,只是通过梁启超和蔡锷的关系,在四川和贵州有点力量,后来由于岑春煊和陆荣廷的关系而在两广有点力量。梁启超很想把四川、贵州和云南变成进步党的根据地,建立武力基础,把进步党变成一个有实力、有根据地的党派,以便在中央争取更大的权力。

军阀和割据的局面就是在这些问题中逐渐形成的,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