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史话》189章 徐世昌辞职


吴佩孚在北洋军阀中毫无问题是个突出人物,因为他懂得政治战,会抓题目。当他还驻军衡阳时,就有取消南北两个政府和另组第三政府的野心。直皖战后,他即通电主张召开国民大会,想利用国民大会这个机构恢复北京政府所解散的旧国会,驱逐皖系所扶植的北方总统徐世昌,另外建立一个他所满意的中央政府。他一直不喜欢徐世昌,他在衡阳时,徐就任大总统,他拍电给徐就不称徐为大总统而称为东海先生。他的国民大会计划,由于张作霖和北方军阀的反对,所以没有实现。

民国10年,西南很多省份宣布自治,主张建立联省自治政府,可是吴主张中央集权,武力统一,联省自治是他所反对的,所以这种形式的“第三”政府也不符合吴的愿望。因此当湘军援鄂时,他就出兵击退湘军,击退湘军后,他又发起召集庐山国是会议,这个会议就是他原来主张的国民大会的翻版,可是张作霖和北方军阀仍不赞成,使他改造政府的野心又一次落空。

如今,他的最大障碍奉系又已被击倒,他的威望如日中天,当然可以旧调重弹,召开他所喜欢的国是会议了。不过,他认为直系只控制了北方的十几省,如果再发起一个会议,国民党、皖系、奉系和西南联省自治派都不会赞同,因此他乃改采另一途径。

直奉战争以前,息隐天津的黎元洪就曾向吴佩孚暗送秋波,黎元洪的策士哈汉章、金永炎等经常秘密到洛阳向吴佩孚进言。旧国会议长吴景濂也曾到过奉天,游说张作霖用“恢复法统”来促进南北统一,张作霖建议召开统一会议就是以恢复旧国会,改造政局为内容的一种作法。

奉系战败后,吴景濂又去游说吴佩孚的大将王承斌,吴、王两人都是奉天省兴城县人,又是表兄弟,吴字廉伯,王字孝伯,当时人称“兴城二伯”。吴请王向吴佩孚进言,恢复旧国会。同时在天津的黎元洪策士与旧国会参议院议长王家襄、研究系分子梁启超、熊希龄等通过张绍曾的关系,怂恿吴佩孚也用“恢复法统”的方法来“统一全国”。

吴当时对“统一全国”四个字最听得进,同时吴看出“恢复法统”对直系最有利,因为南方的借口就是护法,反对北方的新法,所以才成立护法政府。如果北京政府恢复了法统,南方政府就失去了借口,也失去了根据,这一来,在政治上已经使南方政府无所凭借了,岂不是不战而胜。

同时如果迎接黎元洪复职,补足了他未任满的总统任期,国会和总统都成为直系的傀儡了,要他们怎样,他们便怎样,这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做法,也是曹操迎立汉献帝的故事。

11年5月10日吴佩孚从天津到了保定,立即召开会议

讨论未来政局的趋向。旧国会议长吴景濂、王家襄都参加了这个会议。

吴佩孚虽然有他的打算,可是曹锟左右的人却是另外一种想法。他们认为现在直系已经基础巩固了,解决政局的办法就是替曹锟“红袍加身”,立即发动政变,逐走徐世昌,让曹锟做总统,何必费力气做文章,把到手的天下送给已被赶走了的那位不中用的黎元洪。

然而吴佩孚当时的影响力最大,他不赞成如此做,大家便不敢太猖狂。保定会议因此决定先“恢复法统”,统一全国,然后利用国会选举曹锟为名正言顺的大总统,如此才是正途。

5月14日吴佩孚密电征求北方军人的意见,当天就得到江苏、山东、湖北三省的同意。

5月15日孙传芳发出通电,赞成恢复旧法统,迎黎元洪复职,电云:

“巩固民国,宜先统一,南北统一之破裂,既以法律问题为厉阶,统一之归来,即当以恢复法统为捷径。应请黎黄陂复位,召集六年旧国会,速制宪典,共选副座。法统既复,异帜可消,倘有扰乱之徒,应在共弃之列”。

接着孙又另有一电给广东的护法政府,电云:

“自法统破裂,政局分崩,南则集合旧国会议员,选举孙大总统,组织广东政府以资号召。北则改选新国会议员,选举徐大总统,依据北京政府以为抵制。谁为合法?谁为违法?天下后世,自有公论。惟长此南北背驰,各走极端,连年内争,视同敌国,阋墙煮豆,祸乱相寻,民生凋弊,国本动摇,颠覆危亡,迫在眉睫。推原祸始,何莫非解散国会,破坏法律,阶之厉也。传芳删日通电,主张恢复法统,促进统一,救亡图存,别无良策。近得各方复电,多数赞同。人之爱国,同此心理,既得正轨,进行无阻,统一之期殆将不远。惟念法律神圣,不容假借,事实障碍,应早化除。广东孙大总统原于护法,法统已复,功成身退,有何流连?北京徐大总统,乃新国会选出,旧国会恢复,新国会无凭,连带问题同时失效。所望两先生体天之德,视民如伤,敝屣尊荣,及时引退,中国幸甚!”

孙传芳在直系中这时还是二三等角色,由于他驻军长江一带,对南方有吓阻作用,所以吴佩孚选他来发通电,试探各方空气,而他也乐得受人利用,以建立改造政局的“首功”。

16日吴景濂和王家襄参加保定会议后回到天津,立刻组织“第一届国会继续开会筹备处”。这个消息给许多寂寞了好几年的政客一剂兴奋剂。

16日曹锟、吴佩孚、田中玉、陈光远、李厚基、齐燮元、冯玉祥、刘镇华、萧耀南、陆洪涛等联名请王士珍出山,组织内阁。在这通列名电报中,李厚基本属皖系,田中玉、刘镇华都是投机分子,直系战胜后,他们便跟在直系后面摇旗呐喊,借以保全地位。

5月27日吴佩孚有一密电致徐世昌,主张恢复旧国会,大意略谓:目下解决时局办法,可分为两大纲,(一)常法,(二)变法。常法即恢复第一届国会,变法即召集国是会议。常法有三利:(一)法律上有根据。(二)手续便利,不致多费时日。(三)易与西南护法各省融洽,可为促成统一捷径。变法有三不利:(一)法律上无根据。(二)手续纷繁,徒费时日。(三)西南表示反对,去统一之时愈远,故于二者之中决定取常法而不取变法,前经通电与西南各省及中央直辖各省区磋商,今已得十余处之复电,均赞成恢复旧国会,一俟各省区复电到齐,即当转呈,并请中央积极主张云云。

同日,江苏督军齐燮元亦有电报给徐世昌,电云:

“我大总统本以救国之心,出膺艰钜,频年以来,艰难干运,宵旰殷忧,无非以法治为精神,以统一为蕲向。乃不幸值国家之多故,遂因应之俱穷,因国是而召内讧,因内讧而构兵衅,国人之苦怨愈深,友邦希望将绝。今则关外之干戈未定,而西南又告警矣。兵连祸结,縻有已时,火热水深,于今为烈。窃以为种种痛苦,由于统一无期,统一无期,由于国是未定。群疑众难,责望交丛。旷观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对于政府欲其鼎新革故,不得不出于改弦易辙之途,欲其长治久安,不得不谋根本之解决。今则恢复国统,已成国是,万喙同声,群情一致。伏思我大总统为民为国,敝屐尊荣,本其素志,倦勤有待,屡闻德音,虚已待贤,匪伊朝夕。若能俯从民意之请愿,仍本救国之初心,慷慨宣言,功成身退,既昭德让,复示大公,进退维公,无善于此。”

徐世昌被这一连串的“逼宫”电报弄得头昏眼花,这位北洋元老,最有经验的老狐狸,面对当前局面,也有手足无措之苦,他毕竟还是个老油条,所以装做很谦和的姿态,发表一个电报,电云:

“鄙人忧患余生,忝膺国宰,原思竭尽智虑,力求和平,保全黎庶,统一国家。乃事变纷乘,朝夕迁易,百艰躬试,劫运难消。兢惕忧戚,衰颓益甚,茹荼集蓼,莫喻此衷。顷阅孙传芳勘电所陈,忠言快论,实获我心。果能如此进行,使亿众一心,悉除逆诈,免斯民涂炭之苦,跻国家磐石之安,政治修明,日臻强盛,鄙人虽居草野,得以余年而享太平,其乐无穷,胜于今日十倍。况斡旋运数,挽济危亡,本系鄙人初意,鄙人力不能逮,群贤协谋以成其意,更属求之而不得之举。一有合宜办法,便即束身而退,决无希恋。先布区区,敬候明教。”

徐世昌比袁世凯当年高明了一点,不像袁用咬牙切齿的态度对待陈宦的劝退电,可是徐所谓的“合宜办法”也与袁所耍的“筹商善后”手法异曲同工,无非是拖延时间,等待新的变局。

徐不如袁之处,袁在最后,虽然众叛亲离,但还有几个死党,而徐世昌在这个时候,却没有一个人支持他。

5月20日旧国会筹备处在天津发出通电,定于6月1日“依法”自行集会。28日曹锟、吴佩孚联名回电表示赞成。徐世昌还想做最后努力,挽救他自己的垂危命运,因此他去拜访王士珍,请他出面组阁,可是这位北洋元老依然像以前一样,毫无表示,深藏若虚。接着徐世昌任命董康兼署财政总长,高恩洪署理交通总长,派彭寿莘为第十五师师长,改任张锡元为察哈尔都统。徐这些做法,都是根据曹吴的意见发表的,也就是愿居总统之名,一切唯曹吴之命是从的具体表现。然而曹吴并不将就。

6月1日旧国会议员以吴景濂和王家襄为首,共有203人联名发表宣言,指徐世昌为非法总统,全文如下:

“民国宪法未成以前,国家根本组织,厥惟《临时约法》。大总统无解散国会之权,则六年六月十二日解散参众两院之令,当然无效。又查《临时约法》第二十八条,参议院以国会成立之日解散,其职权由国会行之,则国会成立以后,不容再有参议院发生,亦无疑义。乃两院既经非法解散,旋又组织参议院,循是而有七年之非法国会,以及同年之非法大总统,选举会。徐世昌之任大总统,既系选自非法,大总统选举会显属篡窃行为,应即宣告无效。自今日始,应由国会完全行使职权,再由合法大总统依法组织政府,护法大业,亦已告成。其西南各省,因护法而成立之一切特别组织,自应于此终结。至徐世昌窃位数年,祸国殃民,障碍统一,不忠共和,黩货营私,种种罪恶,举国痛心,更无俟同人等一一列举也。六载分崩,扰攘不止,拨乱反正,惟此一途。凡我国人,同此心理,特此宣言。”

天下事就是这么可笑,从前痛斥国会为暴民专政机关,要挟北京政府迅予解散的北洋军人们,现在却都变成了旧国会的拥护者,欢呼“法统重光”。

徐世昌不管外间如何驱逐他,却尽一切努力赖着总统的位子不让。

6月2日吴佩孚的驻京代表钱少卿一连打了好几次电话到总统府,问总统何时离开北京?徐世昌正在设宴招待回国不久的顾维钧。席散后,才宣布辞职,离职全文云:

“查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内载‘大总统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以副总统代理之。’又载‘副总统同时缺位时,由国务院摄行其职务’,各等语,本大总统现在因病,宣告辞职,依法应由国务院摄行职务”。

徐世昌颁下辞职令后,即将总统印信交付国务院,当日即挂专车由北京去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