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史话》054章 熊希龄名流内阁


民国2年五六月间,国民党尚未发动二次革命,北京政局很沉闷,赵秉钧的内阁看来是一个过渡,有一天袁的心腹杨士琦和杨度谈到袁世凯的政治趋向,杨士琦说:

“辛亥年南方闹革命时,项城不便直接取政权于清朝,当时最好的妙着是利用同盟会和革命军的力量来推翻清朝。清朝推翻了,项城和同盟会的合作关系就发生了问题,项城一定要排斥同盟会而独霸天下的,据我看,这个时期必然就要到来。同盟会虽然改为国民党,而且好像声势很大,可是项城绝不容许他日益坐大的,等到国民党被他铲除后,他必然要废止内阁制的《临时约法》,而代之以总统制的新宪法,到了那个时候,他在政治方向上的选择,只有两条路,或是维新,或是守旧。维新就要起用新人物来行新政,守旧则要把从前的旧官僚找出一个来,同时恢复一切旧制度。晳子,你是项城夹袋中新人才的魁首,将来前程远大,必须早为之计。”

这两杨(杨士琦和杨度)都是袁的重要干部,杨士琦和袁的关系很深,他的哥哥就是清末继袁之后做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杨士骧,而他本人追随袁很久,因此对袁的政治作风和企图自然最了解。不过,他仍还不能算彻底明了袁的真心,他以为袁是新旧时代交替中的人物,可以新,也可以旧;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其实袁是彻头彻尾的旧人物,温故而不知新,他只是会利用新人物,伪装懂得新事物。

杨度听了杨士琦的这番政治风向的分析,心中暗暗欢喜,竟然也以为自己不久就入阁拜相了。

二次革命爆发后,公然传出杨度或杨士琦组阁的消息。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袁却秘密地派吴芨孙到青岛去迎接徐世昌。徐世昌是袁的知交老友,清末他出将入相,辛亥首义,他是策动袁东山再起的主要人物,可是清帝退位后,他便去青岛归隐,他的言行和政治立场,完全是守旧的。他在青岛闹过这么一个笑话,德国胶州总督假青岛大学欢宴他,青岛大学的客厅非常堂皇,铺了厚厚的地毯,这位徐世昌公然把一口又浓又厚的痰吐在地毯上,使主人和陪客大惊失色,有人把这事写在桃花梦小说上,青岛人传为笑话。

袁的做法给杨士琦猜中了,不过他不是用新人物而是用旧官僚,邀徐世昌就是一个好证明。徐对袁的邀请当然很动心,不过他还要保持前清遗老的身份,因此不好意思马上答应,做出一个欲迎还拒的姿态。在袁来说,由专制而共和,再由共和而恢复专制,似乎不能变得太快,因此他对于徐不即来,也不勉强。于是他暂时放弃邀徐组阁。而改邀温和派的熊希龄组阁。

熊希龄是进步党党员,可是,他并不是主要的党魁。他在唐绍仪内阁中担任过财政部长,和黄兴大打笔墨官司,卸职财长后,外调热河都统,那是民国元年12月12日发表的。他在热河,发生了热河行宫盗宝案,使他被株连在这件案子中,颇受嫌疑,这正给袁一个好机会,因为袁平生最喜欢用有弱点的人,拿了他的把柄,就不怕这人不听话。袁的御人术中,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熊在热河接到袁的来电,请他返北京组阁,他竟自高身价,三番两次力辞,最后一电这么说:“今日以浅暴之徒,造成一寡廉鲜耻之社会,虽有孔子复生,无从为力,拟俟边局稍定,即归营社会实业之事,不愿与闻政治,并望总统致此世于郅治,龄得享共和幸福……”云云。袁复电则说:“……纵不能如孔子之期月已可;亦当念孟子之舍我其谁,想公弘毅,当韪是言。余虽不能冥忘世事。但若孤立无助,我将先公归田……公即不忍,望来京一行,计议大局。”于是熊才在半推半就中入京。未入京前,他的组阁大命已发表,且得国会同意。

民国2年7月31日袁任命熊希龄为国务总理。这时候,南北战争还在进行,南京还在争夺战中,广东、湖南、福建、四川都在闹独立。在北京,国民党虽然仍是国会中的第一大政党,可是已经是有名无实,发生不了大作用。袁这时提出以进步党的熊希龄组阁,在国民党议员看来,进步党的内阁比军阀内阁好些,而进步党在国会中是第二大党,因此国会投票表决熊希龄为国务总理的时候,自然非常顺利地获得通过。

熊本人被总统提名,和被国会同意,虽然极为顺利,可是他的内阁却很难产,阁员名单迟迟不能决定,这是由于人选和职位的安排非常困难,这些困难不是来自国会,而是来自袁世凯。熊既然接受了组阁大命,就希望组成一个全国的第一流的“人才内阁”,想把全国的“大名流”都网罗在新阁中,足以一新耳目。在熊的心目中,所谓的人才和名流,当然是属于进步党或从前的君主立宪派。熊的想法和袁的打算是不相符的。袁对于内阁中的财政、陆军、外交、内政、交通几部的人事决不放手,早有安排,只留下教育、司法、农商三个部给熊支配。这三个部都是冷衙门,在袁与同盟会合作时期,他曾把这些衙门分配给同盟会,民元第一个袁政府的内阁,蔡元培是教育总长、王宠惠是司法总长、宋教仁是农林总长,如今把同盟会换成进步党,在袁看来,进步党手无寸铁,决非当年同盟会和后来的国民党可比,配给三个部,代价已算很高了。

熊希龄组阁后,杨度拜相的希望落空。熊希龄和梁启超、杨度之间有一段不寻常的关系。清朝末年,熊希龄以道员记名,随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当时的宪政报告几篇大文章,就是熊去请杨度和梁启超执笔的,他们三人自那时便已订交。在随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之前,熊是在湘抚陈宝箴下面作事,陈很器重熊。皮鹿门在湘南讲学时,熊亲自摇铃召集听众,时人戏撰一联曰:“鹿皮讲学,熊掌摇铃。”由于他是陈宝箴的红员,又有人戏撰一联曰:“四足不停,到底有何能干?一耳偏听,晓得什么东西?”熊从湘抚的红员又屈身为体操教习,又由教习而为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法的随员,最后以“清才硕望”拜命组阁。他的内阁以名流内阁相号召。他没有忘却当年和他合作,捉刀写考察宪政的杨度,他们是同乡,又是老友,何况杨度也的确是才高北斗,名满天下。因此他向袁报告,想延揽杨度入阁,袁说:“我无所谓,你去和晳子商量商量。”熊找到杨,杨表示欲为交通总长,这使熊颇感为难,因为交通部乃是梁士诒的禁脔。梁士诒当时是总统府秘书长,又以财政部次长代理部务,他不入阁,因为他任总统府秘书长地位尤为重要,他是交通系的领袖,交通方面的一切事权,他都不会放松的。杨度想当交通总长,熊知道很难通过,可是又无法拒绝,乃向袁报告,袁和梁士诒商量,梁只淡淡地说了一句:“晳子对交通是门外汉”。杨的交通总长便落空了。

熊知道梁士诒否决了杨度的交通总长,想起多年老友之情,很是过意不去,乃再访杨,欲以教育总长相屈,他期期艾艾地说:“请晳子帮帮我的忙,屈就教育总长如何?”杨很干脆,只是应声答了一句:“我吗,我是帮忙不帮闲!”这是一句双关语,因为当年写考察宪政报告,杨度是帮了熊希龄一个大忙。熊当年为五大臣随员的工作就是写考察报告,可是熊自知对各国宪政知道得太少,只好请杨度和梁启超捉刀。梁因为是维新派,如果说出名字来,在清政府不会通过,所以只说杨度一人。熊当年的这一个工作,对他日后事业关系极大,杨既然对熊有这件事的帮忙,现在熊拜命组阁,竟想以冷猪肉相酬,杨所以才用冷语答复熊。杨薄总长一席而不为,并不是不想一过总长的官瘾,而是想留此身以待更好的时机做更大的官,因此,教育总长这个闲曹对杨来说是不屑一顾的。自这次组阁后,杨度和梁士诒便种下了极不愉快的关系。他们是清末经济特科的老同年,同为袁的两大智囊,可是却完全不合作。

熊希龄的名流内阁,虽然难产,总要呱呱落地的。

财政总长袁本来属意周自齐。周自齐字子廙,山东单县人,副贡出身,生长于广东,因此和粤系财阀接近,梁士诒很支持他。由于梁启超一直要当财政总长,而袁又不肯给梁,于是财政总长一职只好由熊希龄以国务总理兼任。

陆军总长仍由段祺瑞回任,军事方面袁仍然把全国陆军大权交给最亲信的老部下。

海军总长仍派刘冠雄,在发表任命前,刘曾上了一个报告给袁,要求袁用刘的老师严复为海军总长,自己为次长,袁却批了:“断不准行。”

外交总长由孙宝琦出任,孙并不想干外交,可是因为孙和法国驻华公使很友善,当时中俄交涉正由法使调停,因事择人,孙乃出长外交。

交通总长既不给杨度,而周自齐的财政总长干不到,乃顺理成章地把周自齐送到交通总长位子上。

内务总长是朱启钤。朱启钤字桂莘,贵州紫江县人,曾拜徐世昌为义父。

司法总长是梁启超,他勉强接受。

教育总长由汪大燮出任。汪字伯棠,浙江杭县人,是君主立宪派,汪在前清大官中算是一个干员,缜密勤慎。熊组阁前,他由日本返国,熊一再邀请他出山,他提出条件必须与梁启超和张謇一同入阁,他认为要牺牲大家一块牺牲还想得过,否则自己已做过十多年官僚,今日何必画蛇添足,多此一举。

农商总长请张謇是极其适当的人选。

民国2年9月11日,熊希龄的“名流内阁”,又称“人才内阁”终告组成。

袁世凯于9月4日发布命令,准外交总长陆徵祥、财政总长周学熙、司法总长许世英、农林总长陈振先、交通总长朱启钤辞职。

11日,特任孙宝琦为外交总长、朱启钤为内务总长、梁启超为司法总长、汪大燮为教育总长、段祺瑞为陆军总长、刘冠雄为海军总长、张謇为工商总长、周自齐为交通总长、熊希龄兼财政总长、张謇兼农林总长。

在组阁的筹议期间,财政困难达于极点,为财政问题连开几次会议,北方八省均有代表参加,由会长梁士诒主持。当时,梁士诒既是交通系首脑,在财政方面亦紧握大权。熊兼财政总长后,梁才解除了财政次长的职务。

熊内阁仍然短命,于民国2年9月11日成立,3年2月

12日改组,熊下台,由孙宝琦代理。

前面曾一再谈过,民国初年政府最大问题是财政,具体一点说,这时的中国,谈不上财政,只有借债。一个政客在政治上的势力,就看他借钱的能力,能向外人举债,便表示他在本国政治上有势力。

熊希龄是袁世凯任总统后的首任财政总长,迨他组阁后,又以国务总理之尊兼任财长,可是这位财政专家却困于财政。

当民国2年岁末和民国3年岁初之间的旧历年,需用的支出共为770万元,如照预计,向京奉、京汉两路商借250万元,收江西、浙江、陕西、山东、江苏、河南各省国税所解款,每省多则40万,少则15万,根据各省呈报,总额有240万元,两项合共500万元,其余尚差之300余万元,则以即将发行之六厘八厘公债略为通融,勉强便可渡过难关。但实际情形呢?各省解款到京,合计仅110万元,不到预期的半数,另加五国银团年底预垫借75万两(折合约100万元),收入和支出相差甚巨。至于京奉、京汉线的收入,交通部声称将以供给支付借款本利及保险费,不肯通融。于是这位长袖善舞的凤凰总理,便不免捉襟见肘了。

年关已届,腊鼓频催,熊总理大有王小二过年之苦。在这万难时期,交通系首领梁士诒露了一手,他在除夕的前三天,捧了500万元银票呈给袁,请袁亲手交给熊。这一手使得第一流财政家的熊希龄大为丢人,据说熊接钱时面红耳赤,不胜难堪。

熊自上台那一天起,就因为财政总长人选问题与袁意见相左,袁虽允熊自兼财长,可是交通系的首领梁士诒却在财政上常给熊下不了台,加上各省军阀都气势汹汹地向国务院索讨军饷,熊简直无法应付,曾建议大举裁兵,节省财政开支,全国陆军以甘师为限。这建议被陆军总长段祺瑞坚决反对,甚至在国务会议席上拍案大骂,使熊极为难堪。

熊不只受交通系和军方的夹棍,还得罪了法制局派以及财政部的旧派系。财政部的旧派系和熊搞不拢,纷纷投入交通系。熊和北洋军系的人又毫无往还,其在政坛上完全孤立无援,仅赖进步党的梁启超、张謇和汪大燮,而这三位名流,在当时的政局中已起不了作用。

熊是个乡土观念很重的人,他和湖南都督谭延闿私交极厚,二次革命时,他力主不对湖南用兵。谭延闿离开湖南后,他更强调勿派兵入湘,这一主张和北洋军系的人完全相反,据说熊在组阁前曾向国民党的某要人表示,决不派一兵一卒赴湘,因此不肯自食其言。谭延闿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入京听候处分时,熊使不出力量帮他的忙,他知道谭的湘督一席要撤换时,建议调云南都督蔡锷督湘。蔡不仅是湖南人,又是进步党领袖梁启超的得意门生,熊向袁保证蔡是拥护“中央”的,并强调国民党在湖南的力量已经消灭,就没有派“中央军”到湖南的必要,因“中央军”到湖南,只能引起湖南人的排外感,有害于湖南而无利于“中央”。熊这番努力完全为了乡梓,他知道北洋军的纪律很坏,所以竭力阻止北洋军入湘,他的努力当然是失败。

据说袁曾答应熊,派蔡锷督湘,可是结果却派了汤芗铭为湖南都督,调蔡锷入京暗中监视,熊内心的不舒服,可以想见。汤芗铭督湘后,在湖南大兴党狱,杀人如麻,北洋军这时已把湖南当作他们的征服地,烧杀淫掳,无所不为,湖南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旅京的湖南同乡,经常向熊控诉北洋军无法无天的暴行,要求熊以国务总理的地位,替3000万湖南人请命,可是熊能有何作为呢?

由于这些蛛丝马迹,因此这时的北京,盛传总统和总理不睦之说。不过总统府内的人士则力称毫无其事,当时政坛红人梁士诒曾语人说:外边老是传说内阁要垮台,这是从何说起,内阁刚上台还没有唱戏,如何便倒?梁的话自不是由衷之言,不过熊、梁虽然暗中勾心斗角,可是梁毫无问鼎总理之打算,只不过梁这时对于财政极有影响力,在这方面,熊、梁是有冲突的。

熊虽然已经四面楚歌,可是还在勉强挣扎。民国3年

(1914年)初,北京报纸竟把去年熊在热河都统任内,牵连热河行宫盗宝案刊出,堂堂国务总理公然和盗宝案有关,报纸毫不留情面,自然是有人主使的。熊看了很生气,曾函请内务部转知检察厅查究其事,警察厅将原信照转到地方检察厅,地方检察厅竟在信上批了“饬具诉状,原件却回”八个字,这对于现任国务总理是完全不给颜面,除了袁的授意,如何会这么做呢?

民国3年2月7日,熊请辞职,辞职书有云:“筹维鲜效,擘理多疏,任重才轻,心余力绌……恐误国事于无形,致愆尤之丛集。……”袁批准熊辞去财政总长兼职。熊再于2月12日上书恳辞总理,辞职书云:“窃希龄猥以才力竭蹶,贻误国是,恳请退避贤路,乃蒙钧谕优嘉,仅准免其兼任,希龄自顾何人,敢再渎请。惟是泛水之舟,操舵者既无驾驶能力,必须易人,乃可渡登彼岸。时局艰危,无以异此。倘自知其力不能胜,而复勉强支持,将恐载胥及溺,补救为难。希龄一身不足惜,其如国事何?谨再陈情,伏乞俯如所请,另简贤员,提任国务,俾得少免咎戾,曲荷保全,无任感悚待命之至。”袁乃予以批准,原批云:“据呈已悉,该总理兼任艰巨,夙矢精勤,前者陈请辞职,特许免兼财政,以节贤劳,至于任重钧衡,方冀情深维系,乃仍申前请,弥切去思,念时局之多艰,思得贤而共理,再三慰留,并命国务员合辞敦劝,维舟楫共济之忱,深切金玉弥育之感,既执祛之莫遂,怅回辔以无从,勉顺所陈,准免国务总理本官。此时高引,谅有幸于遂初,他日讦谟,愿无忘于辰告。此批。”袁在熊第二次辞职书予以批准后,派孙宝琦代理。

熊希龄于民国2年9月11日组阁成立,到民国3年2月

12日变卸,时间还不到半年,受够了气,吃够了苦。随熊去职的是汪大燮、梁启超、张謇。袁既准许这几位名流去职,同是又想以一些空名义来羁縻他们,于是发表熊希龄为全国煤油督办,张謇为全国水利局总裁,梁启超为全国币制局总裁。孙宝琦代理国务总理是看管内阁,以周自齐调署财政总长,朱启钤兼代交通总长,章宗祥代理司法总长,严修代理教育总长。

国务院秘书长陈汉第于熊辞职前,曾愤然对新闻记者说:“总理已寿终正寝,而我辈尚不能不亲视含殓。”由于这句话传出很多枝节,有家报纸刊载熊希龄对人说:我已病死,看不到抬棺材出门。这意思是说总统制已决定,副署于总统制等于是棺材出门。

熊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读者试一回忆,当民国2年秋季,袁要熊出而组阁时熊是多么意气昂扬,那时候袁是要这些名流政客和进步党为他装点门面,在国会中作袁的友党,帮助袁对付国民党,选举袁为正式大总统,推翻《约法》,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这些事一一完成后,名流内阁变成了袁的赘瘤,进步党也失去作为工具的地位,连黎元洪都要押解来京软禁,熊希龄算得什么,在这个时候,他不辞职也非下台不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