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伊始，一切以战争为中心，蒋介石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战场军事指挥，就侍从室的业务来说，这个时期，一处忙得天昏地暗，二处则相对平静。
陈布雷回京以后，除了每日核办例行文电及送往迎来以外，为适应战时体制，不得不抓紧时间，做了这样几件事。一是先疏散家属，于1937年8月1日将王允默及身边的两个孩子送回官桥暂住，以解除后顾之忧，一旦有事，便能立即出发；二是迅速调整组织，经蒋同意，将侍二处职员精简了16名，并根据各人要求，或外放，或他适。在这同时，将陈方、李惟果、罗君强等3员大将招至麾下，安置在侍五组工作。侍二处副主任周佛海亦已到职视事。
此间，陈布雷与钱大钧的关系继续恶化。8月初，陈布雷曾以脑力衰竭，“决不能在战时任要务”为由，起草了一份辞职报告，坚请开去侍二处主任职，表示纯以笔札随侍服务，并请出蒋夫人从旁进言转圆，然终未如愿。这以后，一因战事紧张，两位“首辅”的注意力都有所转移；二团周佛海“入阁”，居中缓冲，钱、陈之间幸未酿成严重冲突事件。
8月13日以后，淞沪地区成为中日主战场。南京距上海，咫尺之遥，日机抬一抬腿就到了。自此，空袭警报不绝于耳，每日钻防空洞，躲避空袭，几乎成为人人必做的功课。16日，日机来袭3次，而防空警报自晨6时至晚7时，竟发出6次之多。随着淞沪战事的发展，敌机白天空袭，晚间加班工作，闹得整个南京城日夜不得安宁。陈布雷原本神经衰弱，怕烦怕闹尤怕惊，现在不但白天心神不安，精神高度紧张，随时准备在寓所和防空设施之间来回狂奔，而且常常于睡梦中也被防空警报惊醒，以至通宵不眠，弄得陈布雷简直是苦不堪言了。这期间，侍二处一迁永庆巷，再迁郊外富贵山，战争的气息，开始成为陈布雷生活的一个部分。
为建立战时体制，国民党中常会决议设立国防最高会议，为全国国防最高决策机关，以军委会委员长蒋为主席，以中政会主席汪为副主席，南京政府党政军的所有头面人物统统被罗列其中。随后，中政会停止活动，其职权由国防最高会议代行。在这同时，蒋介石进一步将军事委员会改造成大本营体制，对党政军事务大包大揽。陈布雷被蒋任命为这两大集权机构的副秘书长。此后，陈布雷的主要精力放在协助秘书长张群处理国防最高会议及大本营事务，与侍一处主任钱大钧较少接触，两“首辅”的矛盾，亦有所缓和。
9月中旬，陈布雷奉命起草蒋对国共合作问题的谈话。这个谈话虽然对以前“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作了种种辩解，但不得不承认：“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9月22日，国民党中央社全文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这次谈话，实际上认同了中国共产党的国共合作的宣言，也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确立。一个是“七一七庐山谈话”，一个是“九二三南京谈话”，这是蒋介石在抗战初期两个最重要的谈话。陈布雷作为这两个谈话的撰稿人之一，亦在文字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说到底，这“两个谈话”也还是官样文章，与他们在幕后的所说及所为，仍有相当的差距。就以陈布雷本人来说，对抗战的态度，也可以说是耐人寻味的。早在庐山谈话会时期，陈布雷就向同僚们表明对卢沟桥事变的态度：“能忍则忍，能和即备”。说得明白一点，这是一个“不扩大原则”，希望卢沟桥事变能就地消化，就地解决，尽量不要扩大成一场“全面战争”，盖因按中国的实力，还不具备打一场全面战争的资格。比较而言，这是一个稳健派的路线，既不主张发动全民抗日，亦不赞成推行对日妥协政策，走一条中间道路。陈布雷的这个话当然不是随便说说的，一方面，反映了他对敌我双方国力、军力的认识；一方面，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最高当局”的意思，是颇值得玩味的。若就事论事，陈布雷的“稳健派”理论，也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而且处在他的地位，所看到的问题，比之局外人，自然要深刻得多。问题是，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中间相隔6年之久，中日之间发生的大小事件，引发的大小危机，可以说举不胜举，中日间如果能化干戈为玉帛，还用得着等到卢沟桥的一声炮响吗？事实上，这一场战争，不是中国方面能不能忍的问题，而是在日本方面，根本不可能放弃其侵略野心，也根本不可能放慢其侵略步骤。以中国的一句老话来说，这就叫做“树欲静而风不止”了。所以说，陈布雷在这个时候重弹“能忍则忍”的老调，力主“稳健派”路线，老实说，我们不能看作是一种明智的认识和选择。
问题还不在于“稳健派”所能起到的作用。事实上，在当时“抗战派”与“投降派”两军对垒的情况下，“稳健派”发展的空间是十分有限的。严重的问题在于：“稳健派”对抗战前途所持的消极立场，对当时以周佛海、高宗武、陶希圣、梅思平为首的一批“和运先锋”，采取了默许与纵容的态度。结果是：养痛而遗患，姑息而养奸，这批人后来推出汪精卫做“和运”领袖，形成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卖国集团。
自然，以周佛海为首的一批投降派的秘密活动，并不是陈布雷所能全部掌握；周佛海等人后来之沦为臭名昭著的大汉奸，自有他们自身演变的主客观基础，自非陈布雷所能负责。但是，“和平救国”的这一股逆流，所以能于抗战初期，在一批国民党高层权要中猖撅泛滥，而且又是在蒋介石、陈布雷等人的鼻子底下大行其道，这不能不说是利用了蒋、陈所持的“稳健派”立场及“绥靖政策”。况且，当时“和运”的第一个开路先锋周佛海，不但是蒋介石十分宠信的近侍之臣，也是与陈布雷相知极深的好朋友。
真要说起来，周佛海等人叛国投敌，陈布雷是要打板子的。周佛海有些阴谋活动，陈布雷不但了然，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策划，一些所谓的“和谈方案”，正是借陈布雷之手转呈于蒋介石。甚至周佛海、高宗武等人最初与日本方面进行秘密接触，开辟和谈渠道，也是从陈布雷那里所奉的“上命”。因此，周佛海等人之落水，从国民党这方面来看，蒋介石自然要负领导责任，但陈布雷也不能辞其咎。对于这一点，在罗君强的《伪廷幽影录——对汪伪的回忆纪实》，以及周佛海投敌以后撰写的第一篇卖国自白录《回忆与前瞻》中，都有所披露。然而，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也还是来自陈布雷的日记。
说到这一点，不能不提到那个臭名远扬的“低调俱乐部”，也就是周佛海等人最初散布亡国舆论的一个团体。周佛海能创立这个“俱乐部”，自然要归功于他的那个西流湾8号的地下室。周佛海的这所房屋建于1932年4月，是为一二八淤沪抗战之后的建筑，吸取淞沪战争的教训，周佛海在建房时，特地在花坛下建造了一间地下室，这在当时的私家建筑物中是不多见的，足见周佛海的“先见之明”。西流湾8号房舍三面池塘环绕，池堤满栽垂柳，屋旁还有一片竹林，翠竹垂杨，春水绿波，环境异常优美。于是，周佛海的这所住宅自建成以后，便成了一批国民党要人吟诗作赋、附庸风雅的“沙龙”。
八一三淞沪战起，南京空袭警报一响，国民党政府的许多权要人物几度权衡，感到还是西流湾的地下室安全。于是，大凡能与周佛海够到关系的，一个个也就趋之若骛，纷纷往西流湾跑了。一时间，西流湾8号声名大噪，竟成为许多军政要人的“避难所”。当时，常住周宅的权要人物就有：大本营第二部部长、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国民党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代行司令长官蒋介石职权）顾祝同，第5集团军总司令朱绍良，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李明扬，国防委员会委员陶希圣，南京江宁实验县县长兼江宁区行政督察专员梅思平，军委会秘书处长兼侍五组秘书罗君强及侍五组秘书陈方等人。至于一度“莅临”的要人名人，那就更多了。诸如：大本营第五部部长陈立夫，主管对日关系的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以及文化界名人胡适、张伯亭等。
其时，周佛海任侍二处副主任兼第五组组长，不用说，与陈布雷的关系相当接近。并且，周受大本营第二部部长熊式辉之邀，兼任该部副部长。大本营第二部名为政略部，事实上周佛海所从事的“政略”，不外就是谋划对日和平的问题。当时，周有一句名言，叫做：“这次的中日战争，真是冤枉极了。因为是阴差阳错的打起来，就不能不糊里糊涂地打下去。”周佛海自称：他“从庐山谈话会回到南京以后，就和许多朋友，研究如何在适当情形之下，可以结束北方的抗战，恢复和平的关系。”当时在南京国民党高层，对时局有三种观察：一是战必大败，和必大乱；二是和必大乱，战未必大败；三是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周自己标榜：“我研究的结果，竟得第三种看法是对的。”周回忆：“我和几位朋友，就一面设法约人直接向蒋先生进言，一面设法传布我们的主张。”周佛海回忆这一伙人无形中以汪精卫为中心，酝酿和平运动，“凑巧主张相同的几位朋友，有些住在我家里，有些每日必来。于是空气渐渐传出，渐渐的引起了外面的注意了。但是我们毫不顾忌，而且把我们这个小小的团体，叫做‘低调俱乐部’。”
周佛海的这篇“自白录”，写于1939年，出于策略的需要，不得不来一个曹雪芹的笔法：“甄士隐”，把当时参与其事、但仍在重庆国民党政府做事的一些人名都一一隐去，给昔日的同僚们留了一个天大的面子。但是，罗君强的《伪廷幽影录——对汪伪回忆纪实》，写于新中国成立以后，自然就不必“王顾左右而言他”了。罗虽然只是“低调俱乐部”的一个二流角色，但是对这批“和运先锋”的幕后活动，大抵是清楚的。罗回忆：“蒋方内部最高统帅部的两个幕僚长何应钦、张群，都是愿和不愿战的。汪精卫和陈布雷、周佛海以及陶希圣等，也经常密议如何收拾战局，导致媾和的问题。”这就把陈布雷的大名点出来了。罗接着说：“低调俱乐部的臭名一经传出，引起大家的注意。于是熊式辉就警告周佛海说，这样传出将有大不利。周以后才专和高宗武、陶希圣两人密谈，然后出去和汪精卫、陈布雷接头。”以此可以看出，陈布雷当时虽不是“低调俱乐部”的成员，但是周佛海差不多也是把他当作自己人看待的。因此，周所从事的“和运活动”，开始时不但没有瞒着陈布雷，而且也是通过陈布雷与“最高当局”沟通的。
周佛海与罗君强后来都沦为大汉奸，他们关于陈布雷支持“和运”的说法，自然要打一个折扣，不可全信。不过，在抗战初期，陈布雷与周、陶、梅、罗等一批“和运先锋”有着不同寻常的密切关系，这是无庸置疑的。当时，陈布雷也是西流湾8号的常客之一。每隔几天，抑或一两天之内，陈就要赴西流湾8号一次，与周佛海或交换时局，或谈天说地等。总之，在那段时间里，周佛海是陈布雷最重要的“知己”之一。以至陈布雷一度成了被这班“和运先锋”包围得水泄不通的人物，他们曾密谋拉陈布雷出来“跳火坑”，与声势强大的“抗战派”进行抗衡。
“主和派”要把陈布雷推出来主持“和议”大计，这句话大概有点危言耸听了，然事实上确有此事。1937年8月18日，陈布雷在日记中记述：“夜佛兄约往谈，与宗武、沧波等谈甚久，知胡、陶诸人有重要救国意见陈述。”
胡即指“我的朋友胡适之”，传统知识分子人格的代表性人物，典型的学者名流；陶即是陶希圣了。对于陶的政治人格，曾有人戏之为是一个“见江言和，见冯言战，见蒋和战皆言；见国骂共，见共骂国，见日国共皆骂”的“多头政治”类人物。胡、陶有什么重要的救国意见陈述？陈布雷在日记中虽没有详述，但看过了“我的朋友胡适之先生”的日记，我们也就了然了。这就是：“主旨为大战之前要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理由有三：（1）近卫内阁可以与谈，机会不可失。（2）日本财政有基本困难，有和平希望。（3）国家今日之雏形，实建筑在新式中央军力之上，不可轻易毁坏。将来国家解体，更无和平希望。和平外交的目标：（1）趁此实力可以一战之时，用外交收复新失之土地，保存未失之土地。（2）彻底调整中日关系，谋50年之和平。步骤可分两步：第一步为停战：恢复7月7日以前之疆土状况。第二步为‘调整中日关系正式交涉’——在两三个月之后举行。”
胡适后来转而加入抗战派阵营，但在抗战伊始，竟也是大唱“低调”的“主和派”大将之一。其实，早在庐山谈话会结束之后，胡适就已经急匆匆地赶到南京，决向最高当局贡献救国方略。胡适是民国超级大儒，也是专家学者、贤达耆宿、绅士名流心目中的领袖人物，以至一句“我的朋友胡适之”，竟一度成为民国名流交往的金字招牌。胡适现在要“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自然被“主和派’视为扛鼎人物，而引为自豪。据此，由大唱“和议”的急先锋高宗武在家中设盛宴，恭请胡适之先生高座，并由萧同兹、程沧波、裴复恒等人陪宴，共同讨论时局大计。国民党中央社社长萧同兹与《中央日报》社长程沧波既是陈布雷亲密战友，又都被当时的舆论称之为国民党“青年智囊团”的精英分子，都是政坛上的活跃人物。
胡适在7月30日的日记中，记载了他与这一批“青年智囊团”座谈的内容：“我们深谈国是，决定了两事：（1）外交路线不能断绝，应由宗武积极负责去打通此路线；（2）时机甚迫切，须有肯负责任的政治家担负此大任。”在当时，谁是胡适及这批青年智囊团眼中“肯负责任的政治家”？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我打电话与布雷，勉他作社稷之臣，要努力做匡过补阙的事。”
胡适的这句话极值得注意：这说明当时“主和派”的一批中坚人物，因时机十分迫切，急于要推出一个主帅，主持“和议”，以便推进“主和”大计。于是“青年智囊团”一致向胡适推荐了陈布雷。这当然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主和派”看中了陈布雷在政坛中枢所处的重要位置，不但蒋介石对之有言听计从之宠，而且在国民党政坛上亦有一呼百诺之威；另一方面，认为陈布雷与“主和派”的观点较为一致，至少也是比较接近。以《诗经》来唱和，这就叫：“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胡适赞成“青年智囊团”的推荐，且当场给陈布雷打电话，请他出来就“主和派”的帅位，为“和议”大计摇旗呐喊。
7月30日，也就是陈布雷从庐山回到南京的第二天，便接到了胡适的这个电话，大概有点措手不及了。因此，在这一天的日记中，陈布雷没有记述胡适要他“作社稷之臣”的建议，仅以简短的一笔带过。陈写道：“胡适之来电话，主张后方准备未完前，勿轻易发表文件。”仅从这句话中，我们当然看不出陈布雷在这个问题上的真正态度。不过，我们只须根据陈布雷的一贯性格，就可以作出大致不差的推测，陈布雷不可能接受胡适的建议：作“主和派”心目中的“社稷之臣”。从陈布雷的气质来说，从来就不是个“主帅型”人物；从他的政治个性来说，他更不会在蒋介石的手下，担当某一派别的领袖人物。如果是这样，陈布雷也就不是陈布雷了。然而，陈布雷也绝不是个无所作为的人物，对于他的政治目标，对于他赞成的时局大计，他会根据他的身份及地位，恰如其分地从事“匡过补阙”的工作，这也是无庸置疑的。比如，在“和议”这个问题上，陈布雷可以利用其“首辅”地位，向蒋介石引见胡适等“主和派”人物，或将“主和派”人物对于时局的大计，转呈于“最高当局”。
果然，经过陈布雷的安排，蒋于第二天就约见‘主和派”人物了。除了胡适之以外，一起被召见的还有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以及北京大学教授陶希圣。中午，蒋、宋夫妇做东，在官邸设宴招待胡、张、梅、陶“四大教授”，陈布雷作为唯一陪客出席。下午，蒋与四教授漫谈时局。据陈布雷在日记中记载：“委员长与四君接谈，论大局形势至为明晰。伯苓先生老成慷慨，谓国事非一时泄愤所能有济，及闻委员长指示之言，知政府有整个准备，则表示欢慰不置。”胡适则在日记中记载：“蒋先生宣言决定作战，可支持6个月。伯苓附和之。我不便说话，只能在临告辞时说了一句话：‘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他说：‘我知道他。我是要找他谈话’。”
从陈、胡两人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胡、张、梅、陶等人都是主张和议的。但经过蒋先生的一番开导，张伯苓的思想弯子很快转过来了，胡适之的思想弯子却没有转得过来。而且张伯等表态之后，弄得胡适之一肚皮的“主和大计”都无从当场贡献了，只好利用向蒋告辞的机会，把高宗武这样一位“青年智囊”推了出来，认为“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蒋不但当场应允：“我是要找他谈话”，而且于当天下午就召见高宗武，垂询大计。可见，蒋对胡适之的建议是十分重视的。事实上，自此以后，蒋介石的确是将打通外交路线的重任，交给高宗武负责了。
不过，胡适之先生大概怎么也没有想到：他所推重的这样一位“能负责任，并有见识”的青年智囊，日后负责打通的“外交路线”，竟是替汪精卫、周佛海等卖国巨奸开辟了一条叛国投敌的秘密通道。应当承认，胡适之的“主和”，只是出于一种政治策略，目的只在于赢得“主战”的时间而已；而周佛海、高宗武等人的“主和”，其实就是“投降”的代名词，两者不可同日而语。所以，胡适之自己也清楚：“我们此时要做的事等于造一种Miracle（奇迹），其难无比。虽未必能成，略尽心力而已。”胡适之与陈布雷一样，都是书生论政，对于政治，只看到表面的悲壮，而未看到其背后的阴谋，往往只凭着一股热情奔走呼号。结果，在全面抗战初期，他们都成了被“投降派”加以利用的“传声筒”。
但是，胡适毕竟是“胡适”，到了9月初，仗打了一个多月，中国军队的表现不坏，适之先生的思想弯子也就转过来了。当时，胡适受命以非正式使节赴美国及欧洲，进行国民外交。行前，胡适去看汪精卫和高宗武，调门一下子高扬了。胡劝告他们“不要太性急，不要太悲观”。胡并对高宗武说：“我们8月初做的‘在大战前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工作，是不错的。但我们要承认，这一个月的打仗，证明了我们当日未免过虑。这一个月的作战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对内表示我们肯打，这就是大收获。”胡适中途“脱逃”，对于“主和派”阵营来说，无疑是一大损失。
胡适赴美之后，“低调俱乐部”顿失一大支柱。于是，只好退而求其次，继续抓住陈布雷不放。意在通过陈的力量，博得“最高当局”的同意，以打通中日外交谈判的渠道。自然，以蒋、陈的绝顶聪明，都不是甘于被人利用作傀儡的强势人物。问题是：陈布雷奉行的是“稳健政策”，而蒋则是惯于在重大政治问题上骑两头马的。蒋的策略是：一边在战场上指挥中国军队抗战，一边在外交上积极打通“媾和”渠道。能打则打，打不赢则和；能和则和，和不成再打，这就是蒋的“吾道一以贯之”。从蒋、陈所奉行的政治策略来说，与“主和派”都有着某种共通之处，至少，他们认为“主和派’的观点可以借鉴。于是，蒋、陈要利用“主和派”，而“主和派”则利用了蒋、陈。仅从陈布雷的日记中，就可以看到在8月23日到刃贝月13日这一段时间里，陈布雷先后11次来到西流湾8号的“低调俱乐部”，与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罗君强等人反复讨论时局，策划如何通过高宗武打通外交路线。可见，他们之间的互相利用，已经到了很深的程度。
周、陶、梅、罗后来成为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四大台柱”，周佛海甚至被称为汪精卫叛国降日集团的“总参谋长”，陶希圣被称为汪精卫的“政治参谋”，高宗武被称为汪精卫的“开路先锋”。汪精卫叛国降日，罪在万世，十恶不赦，但是，若非周佛海等人居中出谋划策，若非高宗武等人为他开路架桥，汪即使要作“儿皇帝”，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如果不是蒋介石、陈布雷纵容、默许甚至指使周佛海、高宗武等人秘密策划对日停战言和，从事对日妥协活动，周、陶、梅等人能当上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军师？高宗武能当上汪精卫降日卖国的开路先锋吗？
陈布雷与“低调俱乐部”成员之间的频繁接触，大致到11月上旬结束。其时，日军从金山卫登陆，导致淞沪战场形势逆转，中国军队溃退，并撤出淞沪战场，南京国民党政府亦开始布置西迁汉口及重庆事宜。到了这个时候，陈布雷亦看出日本的议和条件，其实与灭亡中国无异，因而意识到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继续鼓吹“和平”，不但不太可能实现，甚至会成为麻醉中国军民抗战意志的“鸦片”。同时，汪、周等人那种对抗战的极度恐惧心理，亦使陈布雷极为反感与鄙视，以至讥讽他们是“软骨头”。至此，陈布雷与周佛海等一班“和运先锋”，在政治上注意保持距离，在交往上则逐步疏远，并注意将自己融入“抗战派”阵营，从而写出了一系列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佳作。
淞沪失守，陈布雷因忧虑沪地诸友的安全，而处于忧惶万状、日夕不安之中。考虑到南京将不守，国民政府各部门已经陆续开始西迁，陈布雷即着手布置西撒事宜。11月10日，陈布雷即安排车辆去慈溪，接王允默及子女等先行西上。初拟先到庐山暂住一段时间，静观事变。数日后，因形势急转直下，遂从众议，决定不去庐山，而是经江西直达汉口。16日，陈布雷往访交通部政务次长、川籍财阀卢作孚，托他在重庆帮助觅屋，预作安身之处。此后，陈布雷先将行李整理成13件，托友人携至武汉；次将在鼓楼医院工作的次子陈过，安排搭长兴轮西行。11月20日及23日，陈布雷安排侍二处同仁，分两批搭轮西上武汉。至24日，陈布雷得知王允默等家人均安抵汉口，四弟、六弟、八弟、五妹、八妹、九妹等亲人，均在西上途中，“半月来系念家人手足之心，今始为之稍慰”。
11月26日，蒋指示“此间已无要务，可到武汉待命”，催陈布雷速行。陈归寓匆匆收拾行装，晚9时30分谒蒋告别，“凄然有感，几于泪下”。晚12时30分，陈布雷率侍四组秘书王学素，侍五组秘书陈方，书记居亦侨等，乘普全轮西上，自此与南京作8年的告别之行。同船者另有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主管国际宣传业务的大本营第五部副部长董显光等。27日，船过皖中重镇芜湖，陈布雷与董显光、萧同兹等人漫谈宣传业务。28日，船过九江，陈布雷上岸拜谢警备司令陈鸣夏，因数日前王允默一行路过九江时，陈司令曾给予热心照料。29日，船至武汉，陈布雷等人弃船上岸，暂居于电话总局，得知王允默及子女一行适于当天早晨赴渝，陈布雷颇以为憾。
12月10日，南京失守前夕，陈布雷接到铃大钧从庐山打来的电话：蒋召其赴庐山一行。当晚11时，陈携居亦侨登江顺轮下行，于第二日上午抵达九江。随即乘汽车至庐山莲花洞，再换轿上牯岭，下榻牯岭图书馆。此时距7月间在庐山召开名流谈话会，虽然只有4个多月，然国事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陈布雷深觉“感慨不能自己”。当天下午谒蒋，奉命起草《为南京撤守告国民书》。
12日，蒋下令南京守军撤退。上午8时，陈布雷开始撰拟文槁，初时觉端绪太繁，文字颇不易组织，索性搁笔，先到牯岭路12号，向蒋说明在庐山多住一日。下午，陈布雷与居亦侨一起，步行至交芦桥，小憩石上，坐听溪流，泉水潺潺，聊息杂虑。此时，空气澄洁，日光煦暖，陈布雷心境至宁，转而思路顿开，文思上涌，脑海中顿时浮现出“人人敌忾，步步设防，由4000里国土内，到处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壁垒，以制敌之死命”的场景。次日上午，陈布雷将满腔激昂之情注于笔端，下笔狂扫，一挥而就，很快将《告全国军民书》草就。下午略作补充，即告完稿。就在这一天，日军攻入南京，开始了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14日，陈布雷将文告呈核，即于下午3时30分下山，经九江乘江新轮西上。
16日，蒋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在武昌为南京失守发表《告全国军民书》，号召全国军民抗战到底。蒋在文告中指出：“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国之民心。”该文告反映了陈布雷对国情的正确把握及对抗战前途的坚强信念。
同日，陈布雷遵蒋命，从汉口电话总局移寓武昌胭脂坪，借住于武汉市公安局长蔡孟坚的住宅。
武昌初期，侍从室人事再次进行重大调整。侍一处主任钱大钧调任航空委员会主任，遗职由军委会铨叙厅厅长林前接任；侍一组组长邹竞升任侍一处副主任；侍卫长何玉龙亦因病辞职；侍二处副主任周佛海调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侍二处事务从此很少兼及；侍四组组长汪日章调任行政院简任秘书兼机要组长，遗职由“江西才子”陈方接任。这一次人事调整，正式确立了陈布雷的“首辅”地位。由于钱大钧、何玉龙、汪日章相继调离或辞职，原先在侍从室呼风唤雨、一手遮天的“三剑客”不复存在，陈布雷的“敌对势力”几被扫荡一空；由于新任侍一处主任林蔚为人深沉平易，态度温和，喜怒不形于色，不像钱大钧那样飞扬跋扈，党同伐异，原先“双首辅”的均势架构，逐渐被打破，重心日益向陈布雷倾斜。从此，正式确立了陈布雷作为国民党首席“军机大臣”的权势地位。
在此基础上，陈布雷为进一步强化事权统一，提高办事效率，注意大力清除钱大钧的遗风，整饬侍从室的风气。先后建立了组长以上干部双周会报制度，两处主任每日谒蒋制度等。荡涤侍从室内一度弥漫的纪律松弛、业务漫不经心等习气。为了表明群而不党与铁面无私的君子之风，陈布雷甚至拿身边的两员亲信开刀，借以树威立信。王学素因未能当上侍四组组长，工作上日见消极颓唐，陈布雷屡次对其“正言切戒之”。然事后“察其形色，似甚不治”，并未解决问题。陈为之感叹：“此皆平日宽纵太过之所致”。居亦侨更是出格了，先是请假不归，后则请假超时，陈布雷一怒之下，一度将其免职，这真是挥泪斩马稷了。
武昌时期，重建中心，百乱待理，又经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及筹建三民主义青年团等等，是为陈布雷最为忙碌的一个阶段。此间，月月有写不完的重要文章，需要陈布雷‘绞尽脑汁；周周有开不完的重要会议，需要陈布雷出席列席；天天有数不清的重要电函，需要陈布雷批阅核发；时时有络绎不绝的权要宾客，需要陈布雷送往迎来等等。以陈布雷所主管的业务而言，可以说，除军事之外，政治、经济、宣传、文化、外交、金融、国防、党务、行政等各个领域，陈布雷无一不参与大计。
仅以1938年4月份为例，陈布雷的主要活动计有：参加各种会议或会谈25次，其中大会7次，审查会3次，茶会及招待会2次，纪念周2次，侍从室会报1次，参事会谈3次，官邸谈话5次，中常会2次等，差不多摊上每天1次；另外，撰拟修改各种文稿函电28件，其中：撰拟重要函电7件，改定谈话稿2件，起草讲演词4件，修改训词、杂文4件，改正讲演词5件，核转外交研究报告6件等，亦差不多摊上每天三件；此外，陈布雷访友7次，接见宾客约30余人。平均摊派，每天访友接客亦在正人以上。
对于这个月的工作，陈布雷曾作如下回顾：“工作较前月份不相上下，唯体力精神大见减逊，几有三分之二时间在小病中，正式请病假者6天，亦未尝完全休息。所患仍为神经之疾，骨酸脑痛特甚，而心思之烦躁不宁与忧虑之无法排遣，则更引为痛苦者也。工作虽无贻误，但应办之件未能按时迅速处理，延搁二三日者往往有之。每日用脑时间总不能超过三四小时以上，间有三四日能集中思虑以从事，则作事即见迅速顺利，以此知余之体力、心力实依工作性质繁简而消长者。本月中不能早起是一大病。”窥一斑而见全豹，陈布雷的工作节奏，大致可知。
数不清的文山会海，超负荷的脑力支出，使陈布雷的脑病日益加重，失眠症开始频繁发作。或于临睡、初醒时作梦中吃语；或于梦中与人讨论十分复杂紧迫的问题，以及起草极难动笔之文字；或于梦中因形势险恶迫切，大呼头痛而惊醒，醒而思之，又并无此事，然则早已一身大汗淋漓矣。如是几日，每以为常，陈布雷深觉神经受伤，已经十分深重，绝对不宜在侍从室供职。但时局如此，国事如此，自己怎能一走了之。就是在这种“左支右绌，如坐针毡”的尴尬境况下，陈布雷仍写出了许多坚持抗战的名篇，其代表作即为《告全国军民书》，这是为纪念抗战建国1周年而写的文告。同时发表的重要文告还有：郭沫若起草的《告日本国民书》，张子缨起草的《告世界友邦书》。这3篇文告均以蒋的名义，在7月7日以5种语言，连续不断向国内外广播。这3篇文告的内容，都比较准确地表现了中国军民抗战到底的坚强决心，因而被称为是象征抗战前途光明的“三联壁”；加之起草文告的作者，都是独步国中的文章高手，陈布雷与郭沫若更是享誉海内外的两大才子，以至3篇文告发表后，迅速引起轰动，从而产生了广泛影响。张季鸾甚至评价陈布雷的《告全国军民书》：“淋漓酣畅，在统帅昭告全国之书告中当不能更详尽于此，篇幅虽长而不觉其冗，气势旺盛，通体不懈，是抗战前途光明之象征也。”
陈布雷奉命撰拟这篇文告时，已经是6月28日。即便如此，在这段时间里，仍然是会议不断，文稿不断，函电不断，来客不断，杂务不断，加上疾病不断，敌机空袭亦不断，即为“七不断”，真是大伤脑筋。时间紧是紧了点，但由于受到一年来全国军民抗战热情及巨大牺牲的鼓舞，信笔写来，自感气势磅礴，有如神助，当陈布雷写到：“我们民族有一句古训：‘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是何等壮烈的气概”时，陈布雷自己也被感奋了。并坚信：“这就是说我们中华民族，决不会被敌国凶暴所威慑，而且敌人越凶暴，我们越能坚忍。我们要自信中国5000年的历史，凡是中华民族的敌人，自古以来，就没有不被我中华民族消灭的”。“就是一兵一弹，也要与敌人拚命决斗到底，而且必能得到最后胜利。”
自抗战以来，大凡国民党军队每丢失一处地方，陈布雷就要为蒋起草一篇合军民书，诸如平津失守、上海失守、南京失守等等；每遇到一个纪念日，陈布雷都要为蒋代撰一篇告国民书，诸如八一三、九一八、双十节等等，陈布雷确是成了名副其实的文告大师。任何一件事情，作多了，便不免有点陈词滥调。以至到了这一年的双十节，陈布雷奉命起草《告全国国民书》时，实在是提不起兴致了，每写一段，即昏沉不能再续，辄小寐30分钟。如是三辍而三作，苦恼之至。
6月上旬，日军兵分两路，直扑武汉而来：一路沿皖江逆水西上，连下安庆、马当、彭泽、湖口等要隘；一路自皖中重镇合肥南下，连陷舒城、桐城、潜山等重镇。8月间，国民党政府各院。部、会驻武汉办事处开始撤离，限期迁移重庆。9月29日，随着长江要塞田家镇的失守，所谓的中日武汉大会战，已经没有多少精彩的镜头了。10月18日，蒋召陈布雷，面授“告国民书”要点。按照一年多来起草“弃守文告”的丰富经验，陈布雷已知不日将弃武汉他去，一次新的迁徙，即将开始。
10月20日，陈布雷一边准备文告，一边筹划侍从室职员遣散西行事宜。侍一组组长陈希曾劝陈布雷先行。陈因未得蒋命，终不能决。21日，陈布雷将文告修改完毕呈核，再拟军委会发言人谈话稿一篇，向中外记者解释自动放弃武汉的缘由。事毕，陈即奉蒋谕：先行赴湘。
11月22日下午5时，陈布雷谒蒋告辞，6时率陈方、李惟果、翁祖望、王学素等僚属，登顺江轮西上。自1937年11月下旬离宁赴汉，到1938年11月下旬辞鄂入湘，滞留武汉，刚满一年。
然而，这次辞鄂入湘之行，却给陈布雷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上船之后，陈方、李惟果、翁祖望、王学素诸人感于心绪茫然，就在船上酌酒浇愁。陈布雷不胜酒力，也就早早洗漱，于10时就寝。由于未服安眠药，一夜蒙蒙咙咙，不能安睡，次日6时即醒，捱到上午10时起床，算是睡了一年来的第一个懒觉。
上午11时50分，船过湖北嘉鱼县。午餐之后，陈布雷与陈方、王学素等人，就坐在大菜问中闲谈。至下午2时15分，船行至沔阳县所属王家洲地界，忽见3架日机，先是凌空掠过；继而又掉头向顺江轮扑来，以机枪向顺江轮猛烈扫射。自八一三淋沪抗战以来，日机在南京及武汉上空横行，如入无人之境。一次次的空袭，一次次的扫射轰炸，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然彼一时，此一时也！以前每遇空袭，不但有地下室或防空洞避难，而且预先都有警报。而这一次是在浩瀚的大江之上，一叶扁舟，水上漂泊，不但没有人报警，一船人全无心理准备；而且光天化日之下，目标显而易见，加之这时是逆水行舟，顺江轮行速既慢，又无处可以逃遁，只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一任日机宰割了。
日机第一次俯冲下来，一阵暴风骤雨般的狂射，陈布雷等人随即卧倒在大菜间内，幸而无恙。枪声暂停，陈方忠心可嘉，匆忙将陈布雷扶进船舱，拉过一条被子，盖在陈布雷身上，权当掩体了。随即，日机的第二轮俯冲扫射开始，陈布雷自知今日恐难逃劫难，遂闭目自持，初想：抗战时期，前后方牺牲者多矣，自己生平虽无大贡献于国家，然立身行己，差无羞作，死亦无憾；继思：“父亲49岁弃儿而逝，我即使不幸被难，长儿已25岁了。”如此一想，陈布雷顿觉心绪宁静许多，不复初时的惊慌失措了。
然而，与他风雨同舟的陈方，早已是心胆俱裂，连连大呼：“我的老母奈何？”王学素更是狂呼奔入，大喊大叫：“陈主任，陈主任，我受伤了！”目睹此景，陈布雷颇感凄然，当即找出毛巾，为王学素包扎左臂上一块并不致命的伤口。
日机第二轮俯冲扫射结束，卫士匆忙奔入船舱，将陈布雷扶入顺江轮的底舱，险情才有所缓解。所幸这班日机并不清楚这条船上载着满舱的“军机大臣”，更不清楚国民党的首席“军机大臣”、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先生就隐匿其中。否则，凶残的日军，若不将这条船炸个底朝天，岂会善罢干休。
这一天，3架日机共对顺江轮俯冲扫射5次，始迤东而去。经过清点，这次空袭造成的损失计：领江丁昌仪及卫士4名伤重致死，另有10余人负伤。侍从室人员中，除王学素受伤外，另有侍二组司书左弼全身伤及3处。陈布雷因藏于底舱，故而有惊无险，饶是如此，穿入舱内的弹痕竟有三四处之多。最妙的是李惟果的鞋履被子弹击穿，而皮肉竟无丝毫损伤。此后，李惟果逢人便说，生死有命是千古真理。
因害怕日机复至，江轮旋即停泊江边，陈布雷等一行登岸，到村民家小憩，饮以茶水，检视伤者，敷以云南白药。晚6时，天色薄暮，陈布雷一行重新登船，驶至新堤，先将死者掩埋，次将重伤者送入医院。并决定采取统敌而行的战术，改道驶至沙市，然后弃舟上路，由鄂入湘。24日，船行一天，暮抵湘省华容县境塔市驿；26日下午抵沙市，泊一日，至晚动身。此后即弃水走陆，经公安、常德、宁乡、湘乡、湘潭，直趋衡山。
29日晚8时，陈布雷一行抵达南岳祝圣寺，与侍一组组长陈希曾等人会合，谈途中情形，均称险极。当晚，陈布雷一行不及上山，宿山下南岳站中国旅行社招待所。次日上山，被安排在第70军军长李觉公馆暂住。又次日，蒋返衡山，陈布雷往谒，“承询舟中情形，温慰备至”。宋美龄以女性的心理，对舟中遇险的情形问得更为详细，并为陈布雷安全脱险，额手称庆。
10月31日，周佛海从重庆给陈布雷发电，报告自广州、武汉失陷以后，上海、香港两地谣言极炽，重庆等地亦传说纷坛。陈布雷闻报，感叹：“国事日棘，交通日艰，人心之安定为不易矣。”一个多月以后，陈布雷这才知道自己再次上当。原来这个时候的周佛海，正在紧锣密鼓地策划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叛国投敌案，周的这通电报，不过是一个障眼法，意在麻痹陈布雷雨已。
其实，早在10月22日，陈布雷乘船离开武汉时，另有两个人同日开始了神秘之旅。一个是梅思平，身上密藏他和高宗武与日本军方在上海谈判达成的卖国条件，于这一天从香港飞抵重庆；另一个是周佛海，将原定干25日飞离武汉的日期提前，亦于这一天从武汉搭机飞成都，然后返回重庆，与梅思平及汪精卫、陶希圣等人在重庆会合。从10月25日开始，四巨奸连日举行秘密会议，正式决定拥戴汪精卫“出马”，响应日本近卫内阁的招降条件，秘密从重庆出逃，到南京另立反蒋反共政府，与日本实现“和平”。并决定委派高宗武、梅思平作正式代表，与日本军方的代表就“和平方案”作进一步谈判。
要说陈布雷仅凭周佛海的这通电报，就能看出这伙异类的卖国祸心，当然是不现实的。但是，要说陈布雷完全没有一点警惕性，也不竟然。就在接到周佛海电报的这一天，陈布雷从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送来的近期《参考消息》中，读到一则消息，很快引起警惕：汪精卫于10月21日在重庆对路透社记者发表谈话，宣称中国并未关闭和平之门，“如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不妨害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为讨论之基础”等等。陈布雷意识到：汪精卫未得蒋先生或中枢授权，竟于全国抗战的关键时刻，擅自发表“和议”言论，显然是有失身份的。尤其是此前曾发生了一起高宗武私赴日本事件，从日方带回的先决条件：是要蒋先生下野，由汪先生出马，蒋为之大发雷霆。在这种情况下，汪站出来公开“倡和”，会不会是另有图谋？
所谓高宗武私赴日本事件，是指周佛海等人经过密谋，以搜集敌方情报作借口，经蒋同意，派遣高宗武赴香港建立机关，暗中与日本联络，亟谋与日本恢复外交关系，促成外交谈判的渠道。搜集敌方情报的工作，本属侍从室的工作范围，又要绝对保密，据此，蒋把这一工作交陈布雷单线掌握，每月批给特别活动经费8000元。岂知高宗武赴港后，竟采取“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策略，接受周佛海的鼓动，潜赴日本，与日方达成由汪精卫“出马”，主持“和平”交涉的共识。高宗武回港后，意识到此行是背着老蒋干的，且会谈结果于蒋大不利，故不敢到武汉面蒋，只是将此行的结果写成一份报告，派人送到周佛海手上。周看完之后，呈交汪精卫，汪看完之后转交蒋阅。蒋看完之后，自然是大为光火，当即把陈布雷找去，声色俱厉地说：“高宗武真是太大胆了，谁允许他上日本去呢？！自今以后，我与高宗武断绝关系，完全与他无关系了。”不用说，高宗武每月8000元的活动经费，被蒋断然下令停止支付了。这是1938年夏间，发生在汉口的事情。
事实上，高宗武赴日期间，日方不但提出了要蒋下野，要汪上马的条件，而且特别关注陈布雷对待“和议”的态度。据此，高宗武一方面明确说明自己的上司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周实在是热心地推动着”；一方面则模棱两可地向日方暗示：周佛海“同侍从室主任陈布雷是特别亲密的朋友”，“陈布雷是侍从室主任，处于微妙的立场，因此什么事情都不明说。然而周佛海非常积极，毋宁说，他是站在第一线上。”高宗武的潜台词就是：陈布雷是隐在“主和派”幕后的重要人物。
其实，陈布雷自到武汉以后，就不再介入“低调俱乐部”的任何活动，并多次直言批评周佛海的消极悲观情绪，弄得周极为不快。高宗武赴港后，周佛海曾一度积极活动赴港，陈布雷明确指出：“赴港小住之意须打消，因有种种关系，不便前往，否则，恐起物议。”这说明，陈对周佛海及高宗武的活动已经有所警惕，并开始注意，予以控制。
联系到周、高等人的种种诡秘活动，陈布雷认为需要对汪精卫擅自发表“和议”的动机加以注意，因而将上海等地报纸关于汪精卫接见外国记者谈话的评论摘呈蒋阅，意在请蒋留意江的言行，这也是陈布雷的小心和机敏之处。岂知蒋看了后，竟认为江的谈话：“与既定国策无违背，沪评不足介意。”蒋既不介意，陈布雷也就无话可说了。结果，两天之后，梅思平带着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策划的“和平方案”，于11月2日离开重庆，经河内于11月9日抵达香港，与高宗武会合，前往上海，在日本大特务土肥原特务机关所在地重光堂，与日本军方的代表再度会谈，并草签《日华协议记录》，这也就是臭名昭著的“重光堂协议”。一个半月以后，汪、周等人相继出逃，当汉奸去了。
在经历了“沪评不足介意”事件之后，陈布雷在衡山李公馆接待了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周恩来。陈布雷跨入蒋家的大门，正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时期，与共产党的重要人物素无接触，对真正的共产党人是什么样子，可以说知之甚少。即便是对周恩来这样与国民党频繁交往的中共著名领袖，也算是第一次会见（从陈布雷的日记中，未看到陈布雷此前有会见周恩来的记载）。周恩来是由交通部长俞飞鹏陪同来访的。不过，在陈布雷来说，周公是他仰幕已久的人物，今日得以在衡山相会，也算是得遂平生所愿了。
此后，陈布雷在衡山李公馆还接待过共产党的叛徒张国焘。张国焘是单独找上门来的。张叛离共产党，表示从此要跟着蒋先生做事，很让陈布雷这样的书生大开眼界，大概也有点不屑的味道。半个月后，张国焘再次访陈。两次见面，陈布雷的评价还算不错：“此君见解颇平正，视阵线论者不同，然余未与深谈也”。张国焘走陈布雷的门子，或许是想贡献反共大计，或许是想套套近乎，亦未可知。只是陈的警惕性颇高，总是爱睬不睬的，不肯与张深谈，张颇有无功而返的遗憾。
陈布雷上衡山不数日，敌机接踵而至。11月7日至9日，每天都有数十架日机飞临衡山及衡阳上空狂轰滥炸。王家洲之险，陈布雷等虽大难不死，但毕竟吓得不轻，尤其是陈方等人，大有一朝被蛇咬的感恨。故衡山空袭伊始，陈方等人莫不战栗。11月9日，敌机两次飞临衡山与衡阳上空轰炸，衡山祝圣寺及南岳街等处均落弹多枚，几处地方火烟腾起。此时，陈布雷与陈方避居衡山磨镜台地下室，虽无危险可言，却是战栗无以自持。据侍从室情报参谋唐纵回忆：“芷町（陈方）已成惊弓之鸟，自称惶惑不安，拟求离开磨镜台，自寻安全之道。”当时，宋美龄的女打字员牵着一条狗，在地下室里来来去去，陈方喟然叹曰：“何以人而不如狗乎？”陈布雷亦叹曰：“此其时也。”
陈布雷曾经回忆：“自（10月）15日以后，粤海告警，敌势益张，忧愤百端，莫可名状，卒于24日转移阵地，放弃武汉。自兹抗战转入更艰巨阶段，个人之生活及工作亦将与以前之16阅月迥乎不同矣。孱躯薄植，居于最高当局近侍之地，而毫无诸献以分忧劳，往往中夜惊醒，不知何以自处也。23日王家洲遇敌机扫射，幸免于害，实属危机一发，留此微躯俨同再世，倘复不知奋勉，其将何以为人乎！”
11月13日下午，陈布雷、陈方、翁祖望等一行9人，乘汽车先行离开衡山，前往桂林。经衡阳、祁阳、零陵、全州、兴安、灵川，一路彻夜未眠，于第二天上午8时到达桂林，暂寓于乐群社。
按照原先预案，国民政府第一步迁武汉，第二步迁重庆；军事委员会第一步迁武汉，第二步迁衡山，第三步迁桂林，第四步迁重庆。据此，蒋命陈布雷率领侍二处的文职人员，先期赴桂林等待，蒋拟于数日后飞抵桂林会合，至时将于桂林重建军事指挥中心。但是，这中间发生了两件大事，蒋不得不将赴桂林日期一推再推。一是需要查处11月12日发生的长沙大火案，二是决定在衡山主持召开一次军事会议。鸟无头不飞，蒋不来，指挥中心无从建立，陈布雷等人也就无事可做。于是，在桂林的这段日子，陈布雷既无文牍之苦，亦无杂役之劳，度过了自抗战以来最为闲适的一段日子。
桂林山水甲天下，果然不虚。陈布雷入佳后的第一感觉，就是：“地方瘠苦情状，迥异湘省，然山势之奇兀，与画本无异，乃第一次得见者也。”陈布雷这是第一次客居桂林，又正值无事一身轻的时候，自然不能不领略一下桂林的奇山异水。巧得很，浙江鄞县同乡庄仲文时任桂林市筹备处长。于是，抵达桂林次日，陈便与侍一处副主任邹竞、侍四组组长陈方等，由庄仲文及广西籍政界要人、三青团宣传处长、内政部常务次长黄季陆陪同，上午出东江门，渡河越桥，游月牙山、龙影岩（亦名龙隐岩）等处。中午，在山寺中用过素餐，续游七星岩。陈布雷一行，在向导的引导下，秉烛而行，由后岩通前洞，只见岩石及钟乳奇诡万状，陈为之感叹：“伟大极矣”。约行30分钟后，陈等出洞经普陀山循原路入城。此后，陈布雷意犹未尽，又与陈方一起，再游月牙山，并与邹竞等人一起，同赴虞山庙参观。发现该地岩洞天成，宽广平坦，既安全又舒适，当即决定选择此地作蒋的“行宫”。
桂林为旅游胜地，不但山水甲于天下，而且饮食亦集中了南北风味，可谓得各地之精华。陈布雷等人因下榻的乐群社每日供应的均是冷饭冷菜，不堪下咽，故到桂之后，每日均外出就餐。从粤味馆到川菜馆以及无锡餐馆、桂林酒家等等，差不多是食遍桂林了。印象最深的一次下馆子，是由原武汉行营主任、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浚做东，在中南路粤菜馆设席宴请陈布雷等人，主菜为海狗鱼及果狸。这一餐，被见多识广的陈方叹为珍品。
玩得好，吃得好，睡觉亦好，真是福莫大矣！以至陈布雷都有点不好意思了，为之感叹：“无事饮睡，竟不知是何生活也”。颇有那么一点“此间乐，不思蜀”的感慨。
要说陈布雷在桂林期间没有做一点事，也不是事实。其实，陈布雷每天至少有3件事是要做的，一是接待来访的各方宾客，谈谈国家大势，侃侃抗战前途，颇不寂寞；二是阅读当天的报纸及《广播消息》等，并摘要标出交缮，以备转呈蒋阅。21日，当陈布雷从报上看到因长沙大火案，原侍二组组长、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被蒋下令处决时，陈似有欣慰之感，以为“可为轻躁不沉着者鉴戒”；三是读书消遣。并曾多次步行至桂西路商务印书馆或坊间购买旧书，归而读之，其乐亦融融。
桂林的山水、饮食及悠闲的时光，给了陈布雷一次心理上休养生息的机会，如果不是侍一处副主任邹竞的贪财好货事件，陈布雷真要视这次桂林之行为天堂之游了。邹是江苏松江（今上海市）人，与侍一处前任主任钱大钧既为吴地同乡，又为江苏陆军学堂及保定军校的同学，经钱一手保荐，先后出任侍一组组长及副主任等职。邹之好货，与钱之贪鄙，大可说是一种货色。此次桂林之行，军委会考虑到车辆紧张，汽油尤缺，故由西南运输处预先安排卡车四五十辆，以及大量汽油、轮胎等材料，供侍从室备用。邹既为侍从室副主任，主管此事，竟对此匿而不告，全部藏于其乡下的亲戚家。陈布雷初不知有此事，倘在四处觅购汽油等材料，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只购得汽油150加仑。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陈方等人从邹竞的亲戚家里，发现了侍从室的大量存货，当即向陈布雷汇报。陈闻讯气得脸色发青，忍不住大骂：“如此割裂自私，毫不相顾，已属可恶，且闻利用公家车辆，为其亲戚搬运谷麦，此种贪鄙行径直是腐败军阀下副官、马弁之行为。余数年以来所以含垢忍苦，每日均有羞与为伍之感觉者，实非偶然也。”邹竞于抗战后期从中将军阶降到少将军阶，战后被免去军职，从此成了国民党政权的边缘人，这可能与陈布雷等人的揭发不无关系。
直至12月1日，蒋介石一行始抵达桂林，陈布雷随即奉命移入藩署八桂阁办公。此处距蒋的行辕仅一门之隔，蒋介石稍有余暇，便召陈布雷谈话，一方面是为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面授文件纲要；一方面则针对日本近卫首相的第二次对华声明，予以驳斥。所谓第二次对华声明，是指日本首相在1938年1月16日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第一次声明以后，又于11月3日发表第二次声明：“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等。近卫声明的目的，既是对重庆国民党政府的诱降，也是为了勾引以汪精卫为首的汉奸卖国集团下水。蒋对陈布雷说，所谓的东亚新秩序，“将断送民族命运于永久，较诸军事占领为尤烈，万不可中其奸计，宜愈战愈奋，与之作精神斗争”。蒋并指示：可根据他的谈话要点，准备起草一份驳斥近卫声明的长篇文章。
不数日，蒋召集侍从室人员谈话，训示关于支配工作与考核黜升之要点，并正式宣布林蔚将调任军令部次长，侍一处主任由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祖兼代，这是陈布雷出任侍二处主任以来，与第三位侍一处主任共事。
12月7日，陈布雷奉蒋命先行飞往重庆，侍二组组长於平远，秘书李惟果、俞国华等人同行。晨7时，陈布雷一行来到桂林机场，因气象报告重庆天气恶劣，不适宜于飞行，8时仍折回城里，以等待重庆方面的气象消息。至中午12时，陈一行再赴桂林机场，登机起飞。飞抵重庆地区上空，因气候恶劣多雾，飞机师不辨方向，未找到着陆目标，一度在涪陵降落，经辨明航线后续飞，至下午4时始抵达重庆珊瑚坝机场。此间，闻讯从重庆北碚赶来迎接的王允默，已在珊瑚坝机场翘首等待半天之久，看到陈布雷下机，王允默急匆匆地上前抓住丈夫的双手，眼泪止不住夺眶而出。掐指算来，陈布雷与王允默在南京一别，已是一年有余。在经历了九死一生的万里大迁徙，特别是在遭遇了长江王家洲的“危机一发”之后，还能在重庆与妻子儿女团圆，陈布雷大有“相见不胜欢慰”的感觉。
赴渝之前，陈布雷曾有电报到周佛海，托其帮助在重庆寻觅住所。经周佛海多方奔走，终在美专校街找到一处房屋，是为一幢两层小楼，楼上为卧室与办公室，楼下为饭厅与侍二处职员办公处所。陈布雷对新住所比较满意。从此，这处地方成为陈布雷的“流亡”寓所，在这里度过了难忘的7年抗战生活。
陈布雷一到重庆，当晚便逐一拜访朱家骅、叶楚伧、戴季陶诸友，均未遇。随后拜访副总裁汪精卫，无非是“问安”、“赐教”之类的一套官场话；并报告：蒋总裁亦将于次日由桂林飞抵重庆。谈话约30分钟，陈布雷即归寓就寝。
现在尚没有证据能够证明陈布雷一行飞往重庆，是否与得知汪精卫即将叛逃有什么联系。不过，陈布雷突然赴渝，并于当晚访江，犹如敲山震虎，的确让汪精卫、周佛海等汉奸巨头大吃一惊，于惊恐万状中匆匆修正叛国出逃的时间表。
本来，当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本军方代表在上海草签“重光堂协议”后，汪、周就与日方约定了秘密出逃的具体日程：第一步，周于12月5日先行飞抵昆明等候，并与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联络，为汪的抵达及叛逃预作准备；第二步，汪与陈壁君于12月8日从重庆起身，陈公博、陶希圣同日从成都起身，分别飞赴昆明；第三步，汪、周、陶等一行随即从昆明出国，经河内转香港；第四步，日本近卫首相于12月11日赴大阪发表讲演，宣布调整中日关系新方针，即：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第五步，汪精卫发出响应近卫声明的谈话，表明接受日本近卫三原则的立场。至此，日、汪串演的“双簧戏”正式开场。
周佛海倒是不折不扣地依计而行，于12月5日以视察宣传工作为名，离开重庆，飞赴昆明。这一天上午，中央宣传部的处长、科长多人，还特地赶到机场，恭送周代部长上机。飞机临起飞时，周代部长还暗自大发了一通感慨：“别矣重庆，国家兴亡，个人成败，在此一行，惟因早下牺牲决心，故不辞冒险一行也。岂飞机离地之刹那，即余政治生命断送之时欤。”周佛海尽管卖国卖昏了头，但有一点还是清醒的，即飞机离地之时，即是其“政治生命断送之时”。周到达昆明后，一边游览名胜，以示其闲适；一边接见记者，以广召耳目，表现得十分活跃，意在混淆视听，转移国人的注意力。
然而，出乎周佛海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就在汪精卫将行未行之时，陈布雷竟于12月7日，也就是在汪精卫预定逃离重庆的前一天，突然由桂林飞赴重庆。同日，陈布雷并给周佛海发来一个电报，令其速返重庆。次日，汪的内侄陈春圃抵达昆明，带给周佛海的口讯是：“陈布雷已到（重庆），蒋先生今日可达，汪先生嘱一切慎重。”陈春圃并明确转告汪的决定：原定于8日离重庆的行动计划取消。
这样一来，问题严重了。首先，汪精卫不能如期离渝，近卫的声明也就不能如期发表。周佛海当即电告在港的高宗武、梅思平，要他们及时转告日本方面，请近卫暂缓发表声明；其次，周佛海“担心我们的计划大概被蒋介石晓得了”。否则，自己5日从重庆出来，汪精卫亦预定8日起程，何以陈布雷7日就赶往重庆谒江，蒋亦于8日到渝，天下事会有这样的巧合吗？
更让周佛海举棋不定的，即是否遵陈布雷之命返回重庆的问题。周佛海苦思焦虑了好几天，决定“不返”。原因是：一则，自己“落水”的决心已定，“迟早均须脱离，早则多挨几天骂，迟不过少挨几天骂，但届时恐无法脱身”；二则，梅思平曾两度从香港赴重庆，卖国的“蛛丝马迹，在在可寻，一旦发现，国未得救，而身先丧矣”！
其实，汪、周等卖国巨奸大概都有点过虑了。这以后，蒋、陈等人都忙于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提出反共决议案的问题，自然无暇顾及汪、周的动向。14日晚上，汪精卫竟以国民党副总裁的身份邀约陈布雷及教育部长陈立夫、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叶楚伧、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朱家骅、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等权要人物晚餐，餐毕漫谈国民党如何团结一致，共同对付各党派的问题。次日，陈布雷将汪的谈话要点报告蒋介石，得蒋称许，并承命起草电报3件，将谈话要点发至有关方面。蒋、汪终于在反共问题上找到了共识。
16日，陈布雷突发怪病：颈项痛不可止，陈方、王学素等人来探视并汇报问题，陈布雷仅能颔首，而不能摇头。经侍从医官金诵盘诊断，系急性偻麻窒斯，须养息10日始能痊愈。自此，陈布雷遵医嘱，终日卧床休息，服药打针调理。
陈布雷因病偃卧在床，蒋介石亦将赴陕西武功主持军事会议。汪精卫抓住机会，于18日上午从重庆起飞，于中午抵达昆明，与周佛海、陶希圣等人会合。19日下午3时许，汪精卫、陈壁君、周佛海、陶希圣、曾仲呜等一干卖国巨奸，从昆明搭乘一架包机，飞赴越南河内，从此走上了通谋敌国之路。
陈布雷获悉汪、周等人出走的消息，已是12月21日。这一天，陈布雷真是喜忧双至。喜的是：金诵盘医官来诊，并告诉陈布雷，病情已有所减轻，三四日内当可复原；忧的是：陈方来接洽公事，并送来叶楚伧的一份信函，信中告知陈布雷：汪先生以事去成都、昆明，事前未曾说及，殊觉突兀。陈布雷看到这里，感叹了：“汪先生忧国心切，疑其有所感触而去。”当晚，又传来周佛海已赴港之说，陈布雷马上驰电劝其速归。但陈布雷清楚：若周佛海果已赴港，何能速归？
自22日以后，汪、周出走事件，不但成了整个重庆国民党政坛谈论的中心话题，而且也成了国际舆论关注的热点新闻。陈布雷虽在病中，但从晨8时起床，到晚11时就寝，谈的都是这个话题。上午，叶楚伧登门拜访，说汪精卫已抵河内，其重庆寓所即已准备结束。叶感叹：江之此行，一未告人，而决断如此，甚不可解。叶、陈都是老夫子，只知道江之行事每每乖常，那里想到汪的老谋深算。谈次相与扼腕叹息。下午，陈布雷与钱大钧及张群通电话，证实汪精卫出走，果与国策意见有关。也就是说，汪确是准备降日，这是陈布雷最为担心的事情。陈布雷认为要迅捷加强对日本方面的研究，并立即约见邵毓麟，托其代为搜集对日研究之资料。邵为陈的内侄婿，曾任驻日本横滨总领事，熟悉日本情况。中日战起，邵即回国，正处于“待岗”阶段。这次受命，为邵以后进入侍从室，专门从事对日情报的搜集与整理工作，奠定了基础。
22日下午，侍五组秘书兼军委会秘书处长罗君强来访，报告周佛海与陶希圣均拟辞去艺文研究会的职务，陈布雷竟感叹：“此又一不可解之事也”。所谓“艺文研究会”，是指在汪精卫直接支持下，由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罗君强等“低调俱乐部”的核心分子倡议，于1938年1月在汉口成立的一个表面上研究文化艺术，实际上从事反共降日活动的学术团体。艺文研究会在其酝酿及成立初期，曾得到陈布雷的大力支持，并通过陈的进言，由蒋从军事特支费项下，每月特批5万元巨款予以资助。艺文研究会设理事会，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为理事，汪精卫负实际指导责任。理事会设平行的总务与设计两个总干事，以周佛海为总务干事，以陶希圣为设计干事。总干事之下分设研究、总务、调查、出版、人事等组。其中，罗君强兼任研究会秘书及总务组主任干事。罗君强在这里所说的周佛海与陶希圣均拟辞去艺文研究会职务，所指即为此事。数日后，陈布雷奉蒋指令，通知军需署立即停发每月5万元的活动经费，并由罗君强向陈布雷办理了交代手续。
23日上午，叶楚伧再次来访，并携来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发给蒋介石的电报，其中说到：“汪先生此次匆匆离滇，曾以效电略呈在案。查汪到滇之日，身感不适，未及深探，其态度亦不似昔日之安详，不无诧异。临行时始道出真语，谓与日有约，须到港商洽中日和平事件，若能成功，国家之福；万一不成，则暂不返渝，亦不作为离开钧座之工作。职观其言行，早有此种心理。惟关系甚大，未识在渝时与钧座切实讨论及此否？现陈公博继续赴港，钧座致汪马电因无从探转，已交其携往矣。”
关于汪精卫经昆明出走一事，龙云的这份电报，透露了一些重要信息，也引起另外的众说纷纭的话题，因非本书主题，这里就不谈论了。
一再延期的日本近卫首相第三次对华声明，终于在12月22日公诸于世。其开篇第一句便是：“日本政府，本年曾一再声明，决定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同时，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这是与汪精卫的出逃互为呼应了。
据此，陈布雷与叶楚伧经过商量，决定采取以下对策，迅速予以回击。第一步，由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对近卫声明予以驳斥，向国际上表明中国政府决心抗战到底的坚定立场；第二步，为蒋先生起草一篇孙总理纪念周讲词要点，阐述中华民族只有绝不妥协屈服，乃可免于危亡之至理。同时报告汪精卫离渝之真相。随后将蒋先生的讲词整理成新闻稿，交中央社发表；第三步，在蒋的总理纪念周讲词的基础上，由陈重新起草一篇长文，题为《驳斥近卫东亚新秩序讲词》，全面系统地驳斥近卫的所谓：建设“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的东亚新秩序，正告汪精卫不要做出卖民族利益的国贼汉奸。
27日，陈布雷将自己关在美专街1号的两层小楼里，不出门，不见客，开始草拟《驳斥近卫东亚新秩序讲词》。陈布雷铺开稿纸，燃起一支烟，一阵凝神默思，当即笔走龙蛇。对于近卫声明的险恶用心，陈布雷一针见血地指出：“是敌人整个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企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自白，也是敌人整个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
对于近卫声明中的种种欺骗性口号及阴谋，陈布雷予以入木三分的揭露，使之大白于天下。诸如：所谓新生的中国，“是要消灭独立的中国，另外产生一个奴隶的中国”；所谓共同防共，“不过是要以共同防共的名义，首先控制我国，我们宁可举国牺牲抗战，如果这个共同防共的要求可以应允，还待今日吗？”所谓完成两民族的融合，“明明是要我中国民族‘消融’或‘熔化’于日本民族之内而与之‘合并于一体’”；所谓完全无缺之提携，“譬之吞噬，要连皮带骨的吞噬下去”，等等。陈布雷愤怒地写道：日人“灭亡中国之计划与工具，已经一切俱备；其侵略并吞之手段与心事，已毕露无遗。所缺者只待中国受其欺蒙受其威胁而向之屈服、上其圈套罢了。”在这里，陈布雷只差直呼“汪精卫”其名了。
从上午11时至下午5时，陈布雷写成4000余字，暂辍小憩。陈方携来当日重要文电，陈布雷随即核发。晚8时半，蒋召陈布雷往谈，提出几点需要补充的地方，陈当即携回促成。至晚10时许，初稿写成。陈布雷想了想，又补上一段：“我们这一次抗敌战事，是善与恶、是与非的战争，是公理与强权的战争，是守法与毁法的战争，也是正义与暴力的战争。我们古语云：‘德不孤必有邻’，世上公理的力量，终必抬头。最后胜利，必属我们。”
陈布雷朗诵了一遍，感觉不错。事实上，在陈布雷来说，这篇文章是早有准备。从日本近卫首相抛出第二次对华声明，到蒋、陈在桂林八桂阁的数次长谈；从获悉汪精卫出逃的消息，到几次整理蒋的纪念周讲演稿及新闻稿，陈布雷一直在酝酿腹稿，也可以说是多次试笔了。因此，这篇文章写来得心应手，一气呵成。陈布雷在《日记》中写道：“驳斥近卫声明之演词，长8000余言，余以11小时之力一气作成之，略无疲滞之感。”后来，陈布雷又以欣慰的心情回忆：“此文以一日之时间草成，为余抗战期间第一篇有力之文字。”自许之情，已是溢于言表了。
28日，陈布雷将文稿呈蒋核阅，略作修改后，于当晚以中。英文两种文字交国民党中央社正式发表。从时间上来说，这篇文章比汪精卫的《艳电》还早了一天。它对揭露近卫声明的本质，认清汪精卫一伙的叛国阴谋，以及表明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坚持抗战到底的立场，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战败之后，近卫曾在一篇《手记》中回忆：“近卫声明发表后，汪兆铭逃出重庆，当时余等认为，由于此宽大方针之发表，不久重庆方面必定有人前来，然认为继江之后亦应参加之何应钦诸氏，至终竟无一人到来，此为余等观察之错误。”“结果‘汪政府’之和平运动成为卖国运动，终乏成效。”近卫声明的失败，源于日本军国主义“观察之错误”，自不待言。此外，这与包括陈布雷等人在内的中国人民对近卫声明的及时揭露是分不开的。
次日，汪精卫《艳电》在香港出笼。这份响应近卫声明的卖国自白书，于12月31日传到重庆。陈布雷从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手里拿到《艳电》全文，当看到汪精卫无耻吹捧近卫所谓：“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并有所谓“以上三点，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的表白时，不禁跌足叹息。
这一天，陈布雷将自己的感叹写入日记：“所最遗憾者，由湘到桂转渝，本期稍稍安定，可佐理后方根本建设之工作，忽遇汪先生离开之一大不幸事件，精神心力枉作消磨不少。此国家之不幸，又非仅个人之怅惘也。”
1939年元旦，即新年第一天，蒋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讨论汪精卫事件，陈布雷列席会议。蒋第一个表示意见，主张宽大，“晓汪以大义，为留俊悔余地”等。蒋提出处分汪的总方针应为：（1）劝告；（2）警告；（3）开除党籍。蒋的主导意见当即遭到林森、张继、吴稚晖等党内元老派的强烈反对。经讨论表决，决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除一切职务。同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亦召开临时会议，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开除汪兆铭党籍决议》。
1938年，在陈布雷的一生中，是非常值得回味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从南京到武汉，再从武汉转衡山、桂林，最后抵达重庆，颠沛流离，长达一年之久。在这一年里，先后写下了大量的抗战文献，其中尤以《抗战建国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与《蒋委员长驳斥近卫东亚新秩序讲词》，是为抗战期间两篇得意之作。此后，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逐渐将其政策重点由抗日转向反共，陈布雷亦从宣传与发动抗战，逐渐转入为反共活动服务。继《天铎报》与《商报》两个辉煌阶段后，陈布雷的第三个辉煌阶段，亦差不多终结。
如果纯从文字生涯的革命性而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939年以后的陈布雷，已经“死”了。
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执监委员计155人。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整顿党务”，研究武汉失守后国民党的对日对内政策。陈布雷不但以中央执委的身份出席了这次会议，而且早在桂林时期，就开始为会议准备相关文件。蒋介石在会上所作的《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整顿党务之要点》等六七次演讲，大都出自陈布雷之手。这些讲演，无不贯穿一条“白线”：即加强新形势下的反共斗争问题，并提出了臭名昭著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8字方针。蒋介石的这些反共战略思想，固然不一定都是出自陈布雷的贡献，但是他作为蒋介石的文字侍从，对蒋的这些反共思想的形成、提升和系统，自然也起了画龙点睛、去粗取精的作用。
国事出现了重大转折，陈布雷的家事也出现了大不幸。1月19日，亦即会议开幕前两天，一个噩耗传来，何吟囗在陈布雷位于北碚的家中服用安眠药自尽。何之妻王旦文是王允默之姐，何、陈之间也就成了连襟关系。何吟囗夫妇入川后，一时找不到住所，而陈布雷因有川籍财阀卢作孚帮忙代觅了北碚的房子，于是何家就暂时落脚在陈家。一来解决了房荒，二来两家也有个照应。陈布雷返渝后，王允默留在重庆照料丈夫，留在北碚上学的孩子，王允默也就放心地托付给姐姐王旦文照拂。但是，因何吟囗一家在西迁途中，其子不幸身亡，何感于国破家残，终日忧伤警愤，不能自己，以至萌生死念，一走了之。
何吟囗之死，犹如一道挥之不去的阴影，始终笼罩在陈布雷的心头，但凡稍有余暇，抑或于夜深人静之时，吟兄那忧伤警愤、阴郁沉闷的痛苦形象，就在陈布雷脑海中浮现出来。
吟兄之死的强烈刺激，五届五中全会期间的忙碌，使得陈布雷再一次出现了头痛失眠、精力不继的现象。陈布雷本想于全会之后，作一个短期的休息，借以调整状态，恢复身心健康。然而，事与愿违，全会之后的工作不但没有减轻，反有加重的趋势。1月间，蒋给侍从室的两位主任下了一个很长的手令，规定每天军事、政治公文，各限10件呈阅，情报择其重要者每日不能超过10条，普通公文由各处主任迳自处理。不久，蒋为了集中精力考虑并推进国民精神总动员问题，又追加了一个手令，规定所有公事，暂由一、二处主任决定，特别重要不能决定者，得随时呈阅。这样一来，等于是让陈布雷代行“最高当局”的独裁权力了。残缺的心理，沉重的公务，巨大的威权，更压得陈布雷气喘吁吁，不堪重负了。
3月间，侍一处主任贺耀祖调任重庆市市长，遗职由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将军继任，这是与陈布雷搭档的第四任侍一处主任。张素有儒将之风，对陈之为人及道德文章极为钦佩。故张将军上任之后，与陈的配合极为默契，成为历届侍从室主任中的一对“黄金搭档”。
张治中走马上任，即发现陈布雷的身体十分糟糕，精神颓唐，情绪惫懒，甚至脸孔上经常摆着一副用脑过度的苦相。张出于至诚，当即劝导陈布雷要注意休息调整。张治中的善良使陈布雷大为感动，比较于前任钱大钧的攻讦打击，这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从张治中那里知道了陈布雷的情况，也开始重视起来。第一夫人宋美龄代表老公亲自登门慰勉，动员陈布雷作一段时间的异地疗养，并为他选择昆明作为休息地点，表示要亲自进行安排。
第一夫人亲自出马安排疗养，这在陈布雷的一生中，真是“皇恩浩荡”了。陈布雷曾经发牢骚：“委员长从不失眠，他不知道失眠者的痛苦。”意即埋怨老蒋只知骑马，不知爱马。这一次，蒋居然懂得爱马了，真是难得。陈布雷感激涕零之余，又开始犯贱了，当即向夫人表示：“去昆明太远，万一蒋先生有事，恐有不便”。宋想想也是，“回宫”指示老蒋写了一张二指宽的条子，再次亲送美专街陈寓，大意谓：“移地疗养不便，可在近郊疗养，修书敦促，请即离渝，保重身体。”至此，陈布雷把侍二处的工作拜托给张治中代为照应，起程前往北碚。这已经是发生在5月上旬的事情。
陈布雷先赴北碚家中休息数日，随后移住北碚缙云山石华寺，这里茂林修竹，环境幽雅，气候凉爽，风景绝佳，正是恰情养神的绝好去处。陈布雷赁居石华寺东厢，一边优游林下，一边为蒋整理1927年以来的日记。蒋的这批日记原先藏于地下室，日久潮湿，出现剥蚀现象。蒋批交陈布雷整理，并督促抄录副本。据此，陈调侍从室的金省吾、郭子猷二人上山抄录，对日记中难以辨认的地方，则加以查补重订。此事积40余日之功而毕。此间，陈另给蒋代撰《科学的群众时代》讲演1篇，复阅训练团讲稿多篇等。这次名为休息，其实仍在工作，但因山中气候凉爽，风景优美，加之工作压力不大，陈每于阅读书写之余，移步外出，优游于廊庙山林之中，嬉戏于山涧清泉之间，一个多月下来，尘虑尽消，“诸患尽除”。6月30日，陈布雷下山回渝销假。
然而，只要陈布雷一进入侍从室，一种沉重的世俗压力就会扑面而来。每天每旬每月都是办不完的公事，写不完的文字，开不完的会议，见不完的客人，理不完的矛盾，除了要处理各种繁杂的琐务，起草函电讲演，炮制各种急就章之外，陈布雷还要替蒋整理日记，校间年谱《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等。这真是：幕僚之尊，莫此为甚；幕僚之苦，亦莫此为甚。陈布雷的作用早已超出了“军机大臣”的范畴，恰似个十足的文字“保姆”。以至蒋平时读书，室内挂座右铭，日记里采用警句等，也都要由陈布雷一一安排。蒋阅读的《张居正评传》、《管子》、《纪效新书》等书，就是由陈布雷一手推荐和寻找的。蒋按照陈布雷的引导，阅读时往往即兴发挥几句，圈圈点点，涂涂抹抹，或摘几段语录，或写几句眉批，或留一点心得，无非是半通不通地发一点感慨而已。随后退交陈布雷加工润色，再附上蒋的言行录，广泛印发各中枢权要、封疆大支及高级将领等。蒋的办公桌旁挂着一幅座右铭：“居天下之广厦，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气魄倒也气魄，只不过是一张“牛皮”而已。出处还是陈布雷从《孟子》中翻找出来的。蒋的日记本也是自己设计特印的，每天一页，页头印有警句，不外是“早起清明在躬”、“志气如神”、“大器晚成”等。不用说，这些都是出自陈布雷的手笔。
此外，陈布雷还要替老蒋编定《实录》，也就是封建皇帝的“起居注”了。据此，无论是蒋在驻留期间，抑或出发各地，都规定由值日的侍卫官负责记录蒋每天的起居与行动，填写日报，交给官邸侍从秘书，定期汇送陈布雷按年月编制《蒋介石实录》。因蒋大权在握和精力充沛，这件事的工作量之大，自不待言。然陈布雷都是事必躬亲，不劳别人代劳。直到抗战后期，陈布雷实在忙不过来，才肯把这项严肃的政治任务，交秘书萧自诚协助办理。
其实，陈布雷不但是蒋的文字侍从，而且也是蒋的思想理论侍从和代言人。抗战期间，蒋一身兼领国民党总裁、行政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三大要职（抗战后期又兼任国民政府主席），持国权柄，秉持万机，每天既要召见许多人，垂询国事，面授机宜；每天也有许多人求见，逢迎帝心，贡献“大计”。自然，这些人大都不难对付，蒋三拳两脚，也就把他们打发走了。但一旦遇到一些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表示要与最高当局讨论某一方面的理论或学术问题，蒋就感到不大好对付了。于是，每当到了这些关键时刻，蒋的一句口头禅就是：“你可找陈布雷谈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一位学者找到国民党总裁蒋介石，表示要与他倾谈一次关于三民主义救国理论的问题，蒋连忙客气地说：“你可找陈布雷谈谈，他的想法和看法和我是一致的。”至于怎么个“一致”法，蒋没有说。不过，我们可以推测一下，蒋连自己的回忆录都要交给陈布雷去“捉刀”，自己的日记也要交给陈布雷去处理，可见，在蒋的心目中，陈布雷的确是可以信赖的心腹亲信和御用文人。事实上，陈布雷对蒋的心理考证如果不是十分周密，观点阐述及遣词用句如果不是十分精当，蒋会把回忆录、日记这种看家的东西交给陈布雷摆弄吗？！
1939年12月26日，陈布雷50岁生日。无论是从心境或事功来说，这都是陈布雷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阶段。
表面上，陈布雷对50岁生日淡然处之，不予重视，但在内心深处，却又十分看重这个日子。陈布雷的母亲39岁辞世，父亲49岁归天，父母都未能进入不惑之年。这在陈布雷的心理上，不能不说是一道很深的创伤，也不能不说是陈布雷忌讳的一个话题。尤其是一年前的长江王家洲遇险，陈布雷感到眼看着自己就过不了49岁这一关。可见，50岁生日的来临，在陈布雷确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人生大事。
不但陈布雷作如是想，就是陈布雷的家人，也都是企盼着这个日子的，大哥陈屺怀及四弟陈训慈很早就来信祝贺。全家人欣喜尽管欣喜，但以陈布雷的个性，又不愿意过份张扬，况且正在国难时期，一切都要节约，自己接近峰层，更要力戒招摇。
于是，在生日的前两天，陈布雷找到至友、《中央日报》社社长程沧波，以商量的口吻说：“沧波兄，布雷五十初度，大哥、四弟等均来函问讯。我恐朋友祝寿，意欲避开一两天。”程沧波想了一下，说：“我与康心之先生商量一下，你到领事巷住两天吧！”
程沧波所说的康心之先生，为川籍财阀与银行家，曾任四川省粮食储运局局长、四川省银行总经理、重庆《国民公报》社社长、董事长等职。其兄康心如为同盟会会员，曾与张季鸾一起创办《民信日报》及《中华新报》等进步报刊。后弃报经商，创办四川美丰银行，参与四川地方经济建设，为重庆银行界的领袖人物。康氏昆仲成为重庆各界一对“兜得转”的通人。
康心之公馆坐落在重庆著名的高级住宅区领事巷，地方幽静而宽敞。程沧波与康心之私交颇深，《中央日报》社西迁重庆后，程一时没有住处，受康心之之邀，就暂居在领事巷康公馆里。陈布雷与程沧波商量避寿一事，其实就是想躲到程沧波那里去。程沧波很快明白了陈布雷的意思，但考虑到陈布雷毕竟不是一般人物，故有与“康心之商量”一说。并且，按党国老例，避寿不等于不庆寿。3年前，蒋委员长五十大寿，说是为了避寿，从南京跑到洛阳，“躲”起来了。结果洛阳出动空军为他庆寿，而且南京照样搞什么献机仪式，花样之新，规模之大，都堪称民国之最。陈布雷当然玩不出蒋先生这一套，但小范围找几个知己庆贺一下，大家热闹热闹，也让寿翁轻松轻松，想来不会违背陈布雷的初衷。这是程沧波的想法，也是他的细心之处。
程沧波回到康公馆，便着手布置。所谓与康心之商量，自然不成问题。程沧波在康公馆先简单布置了一间寿堂，挂上一副寿联，燃上一对红烛，摆上两只花篮，朴素而又典雅。接着，程沧波又为陈布雷约上几个好友。人自然不能多，还要与陈布雷志趣相近的。程沧波想了一下，当即个别通知了于右任、邵力子、叶琢堂、钱新之、张季鸾、吴南轩等，另加康氏昆仲。于右任时任国民党监察院院长，邵力子时任国际反侵略同盟中国分会副主席、中苏文化协会副主席、国民外交学会会长。于、邵都是官场上人，但在权力角斗场上，已经渐渐淡出了；叶与钱都是江浙财团的领袖人物，叶是浙江宁波人，时任中国农民银行总经理，兼中央信托局局长，陈布雷的宁波同乡；钱是浙江吴兴人，时任交通银行董事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吴南轩时任复旦大学校长，加上《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康氏3兄弟及程沧波自己，一共10个人，正好一桌。程沧波再三关照被邀请的客人，不得将消息外传。
12月25日下午，程沧波悄悄地把陈布雷接到领事巷，于右任及康氏兄弟等人迎了上来。程沧波对陈布雷说：我准备晚间小酌，只请了诸位作陪，略表敬意。陈布雷连忙说：“我意避寿，反而扰兄为我祝寿，真是不胜惭愧。”嘴里如是说，脸上的笑容却是灿烂如花，可见程沧波这样安排，与其初衷暗合了。
晚餐之后，有人提议，由张季鸾、邵力子、程沧波3人陪寿翁雀战。民国新闻界赫赫有名的“四条汉子”，一共打了8圈。陈布雷自谓：不仅抗战以来从未作此消遣，而且自离开记者生涯后，也绝少有此娱乐。今晚一战，兴趣盎然。8圈既毕，尚未过午夜，程沧波复叫家人煮上咖啡，大家围炉谈天。一座人看到陈布雷眉头舒展，笑容频现，亦其乐融融。当夜，陈布雷留宿康公馆。次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早早赶来祝寿，陈布雷知道消息外泄，这里是蹲不住了，午餐后，仍回到美专街办公。
康公馆一夜，虽然尽兴，但毕竟是游戏一场。事过境迁，也就淡漠了。真正让陈布雷激动不已的生日礼物，还要算是12月24日蒋介石派人送来的一幅祝寿贺词：“布雷吾兄五十诞辰：宁静致远，澹泊明志；蒋中正敬书”。“最高当局”对这份特别的生日礼物所作的解释是“战时无以视嘏，特书联语以赠，略表向慕之意也。”
所谓“宁静致远，澹泊明志”，系套用诸葛亮《诚子书》中两句话：“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蒋对诸葛亮的原话可能记忆不清，把“澹泊明志”和“宁静致远”的先后位置颠倒，以至逻辑上发生问题。尽管如此，陈布雷仍感激不已，连连感叹：“知我者蒋公也！”陈并在《回忆录》中写道：“蒋公勖勉期许之意溢于言表，真不知何以报其惠也！”陈布雷的这段话，隐约有这样的意思，蒋氏以诸葛丞相“勖勉期许”，要他尽心辅佐自己。
陈布雷正是怀着这样的“首辅”之志，“知遇”之恩，供蒋驱策的。此后，陈多次对人说：“蒋先生给我这8个字，使我特别感奋！淡泊为立身之本，宁静为处世要着，淡泊则与世无争，宁静则坚忍不拔，和我平日所自勉正直平凡相表里。”陈并以“正直平凡”4个字教勉家人，谓“能守正直，则不致为环境所左右，他物所引诱，自然宁静；甘平凡，则透澈了解本身之能力志趣，以谋对国家社会作适当的贡献。”直到陈布雷去世后，王允默在回忆到这件事时，仍然感触颇深地说：“此虽诸葛武侯之名言，先夫子自云蒋先生贻此8字，可谓知其最深。”
“宁静致远，澹泊明志”这8个字，确是被陈布雷引为不世之荣。陈认为：这不仅是最高当局对自己的最高褒扬，而且它是古来君子完善道德修养的最高水准。诸葛亮在《诚子书》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位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失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这篇《诚子书》，通篇也不到100个字，但是却表达了一种高深的儒家文化思想的修养。陈布雷从幼而就学，长而为文，对这篇《诚子书》自是不知研读过多少遍了。在其内心深处，早已把诸葛亮所表达的人生修养，作为安身立命的人生坐标。
事实上，陈布雷一生所求，确也不外这几个字。不在于官，不在于权，不在于利，而在于“宁静”与“淡泊”。1936年11月在洛阳期间，何廉曾问及陈布雷：“何者为今日应提倡之伦理观念？”陈布雷当即答以：“对己淡泊，对事负责，为人热心”；谓：“持此12字，终身行之可也”。以此可见，积淀在陈布雷内心深处的价值观念，正是传统文人的那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道德理念，亦即“宁静致远，澹泊明志”所表达的人生理想。陈布雷后来之走上自杀的道路，正是在“兼济”无望下的“独善”罢了。
不过，冷静地一想，无论是“宁静”，还是“淡泊”，陈布雷似乎又从未做到。且不说其他，即以蒋介石的施恩和钱大钧的使奸来说，假如陈布雷真有淡泊宁静、宠辱不惊的境界，他还会有那么多的激动不已和痛苦不堪吗？可见，一个人真要淡泊宁静，谈何容易！对于陈布雷来说，虽无“淡泊宁静”之实，却有“淡泊宁静”之名。这才是问题的核心，也正是他的不倦的人生追求。观之陈布雷的一生，表面上看起来与世无争，一个谦谦君子。其实，在他的内心世界里，正深藏着一种强烈的无法遏止的欲望，这就是对“名声”的追求，求“君子”之名，求“忠臣”之名，求“孝子”之名，求“廉正”之名，等等。
“名”，成了陈布雷人生的“内核”，也成了陈布雷终生追求的最高境界。可以说，陈布雷的一生，始于名，成于名，累于名，死于名。从最初接受儒家文化的启蒙开始，陈布雷便戴上了“名位”的桎梏。童子试，陈布雷先是“名落孙山”，后是“金榜题名”。名次的巨大落差，耻辱感与荣誉感的强烈反差，在陈布雷的稚嫩的心灵上，打上了一道深深的印痕。宁波中学堂风波，陈布雷争名而失名，为名而败，为名所苦，从此对名更加爱惜。《天铎报》时期，《谈鄂》10篇，一举成名天下知。从此知道，“名”确是个好东西；《商报》时期，再次名扬天下，从此成为中国的名记者，名笔，名士，名流。国民党开府南京，陈布雷弃报人仕，成为蒋介石的私人秘书与幕僚，以一支笔言天下政，以三寸舌为帝者师，私心则在于追求千古名臣、名士的不朽事功，核心依然在一个“名”字。到了这里，陈布雷已经是作茧自缚，为名所累，无可自拔了。
陈布雷的失败，固然是失足“名”潭，为名所累，自作自受，怨不得别人。然平心而论，如果不是蒋介石的以名作饵，投其所好，恐怕陈布雷不至于会走到自杀那一步。蒋介石的精明和厉害，就在于他善于洞察传统知识分子的心理弱点，并有的放矢地加以运用。针对陈布雷这种“好名如命”的迁阔心理，蒋也就专在这方面下功夫，不惜以“名”作杀手铜，一次次地进行封杀。表面上，蒋对待文人，的确是礼贤下士，尊宠至极；而实际上，却是极尽榨取，竭力摧残，毫不顾惜。以蒋、陈关系来说，从南昌见面开始，蒋就看准了这个书呆子的心理弱点，开口是一个“布雷先生”，闭口也是一个“布雷先生”，直把陈布雷叫得五衷铭感，灵魂出窍，弄得陈布雷在“名”潭里越陷越深，不能自拔。最终的结局竟是：布雷“先生”，成了先死。
其实，蒋公开评价陈布雷，一生中只有两次。一次是题了“当代完人”4个字，但那是在陈布雷死后，作为对陈布雷的盖棺论定之语，陈布雷生前没有看到，姑且不论；一次是生日贺词：“宁静致远，澹泊明志”8个字。也就是说，陈布雷为老蒋卖命一辈子，便挣了这12个字。而且，这12个字，并没有花蒋先生一个铜钢，却为他收得一个心腹死士，可以说是以最少的投入，获得了最大的回报，这实在是独裁者最高明的驾驭手段。
不过，如果有人就此以为蒋喜欢给人戴高帽子，这就大错了。事实上，要得到蒋的高帽子，并不那么容易。虽然，权要人物死了，蒋送上一顶大而无实的高帽子，让他们欢欢喜喜的“走路”，这种情况是有的，但谁愿意为这个去死呢？再则，蒋需要元老人物帮忙时，也就恭维他们几句，哄他们出来为自己抬轿子、吹喇叭。但元老人物，一要“元”，二要“老”，这两条都不容易得到，不提也罢；还有一种情况，这就是蒋对社会名流，往往也喜欢当面奉承几句，说上几句不痛不痒的空话，不但借此博得一个礼贤下士的名声，而且可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社会基础，这是个好买卖。至于对亲信心腹，蒋是绝不肯送高帽子的。正因为这样，蒋对陈布雷的出手“豪阔”，正可以看作是一个例外。原因不外是：陈布雷系一介书生，只重名，不重权，不好利，这么多年来呕心沥血，无以为报，送他一顶高帽子，套在他的头上，逼得他今后只能按照这8个字去做，永远的“宁静”下去，永远的“淡泊”下去，更加的忠心耿耿，死心塌地，永远不能有非份之想。
陈布雷的失败，固然是失足“名”潭，为名所累，自作自受，怨不得别人。然平心而论，如果不是蒋介石的以名作饵，投其所好，恐怕陈布雷不至于会走到自杀那一步。蒋介石的精明和厉害，就在于他善于洞察传统知识分子的心理弱点，并有的放矢地加以运用。针对陈布雷这种“好名如命”的迁阔心理，蒋也就专在这方面下功夫，不惜以“名”作杀手铜，一次次地进行封杀。表面上，蒋对待文人，的确是礼贤下士，尊宠至极；而实际上，却是极尽榨取，竭力摧残，毫不顾惜。以蒋、陈关系来说，从南昌见面开始，蒋就看准了这个书呆子的心理弱点，开口是一个“布雷先生”，闭口也是一个“布雷先生”，直把陈布雷叫得五衷铭感，灵魂出窍，弄得陈布雷在“名”潭里越陷越深，不能自拔。最终的结局竟是：布雷“先生”，成了先死。
其实，蒋公开评价陈布雷，一生中只有两次。一次是题了“当代完人”4个字，但那是在陈布雷死后，作为对陈布雷的盖棺论定之语，陈布雷生前没有看到，姑且不论；一次是生日贺词：“宁静致远，澹泊明志”8个字。也就是说，陈布雷为老蒋卖命一辈子，便挣了这12个字。而且，这12个字，并没有花蒋先生一个铜钢，却为他收得一个心腹死士，可以说是以最少的投入，获得了最大的回报，这实在是独裁者最高明的驾驭手段。
不过，如果有人就此以为蒋喜欢给人戴高帽子，这就大错了。事实上，要得到蒋的高帽子，并不那么容易。虽然，权要人物死了，蒋送上一顶大而无实的高帽子，让他们欢欢喜喜的“走路”，这种情况是有的，但谁愿意为这个去死呢？再则，蒋需要元老人物帮忙时，也就恭维他们几句，哄他们出来为自己抬轿子、吹喇叭。但元老人物，一要“元”，二要“老”，这两条都不容易得到，不提也罢；还有一种情况，这就是蒋对社会名流，往往也喜欢当面奉承几句，说上几句不痛不痒的空话，不但借此博得一个礼贤下士的名声，而且可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社会基础，这是个好买卖。至于对亲信心腹，蒋是绝不肯送高帽子的。正因为这样，蒋对陈布雷的出手“豪阔”，正可以看作是一个例外。原因不外是：陈布雷系一介书生，只重名，不重权，不好利，这么多年来呕心沥血，无以为报，送他一顶高帽子，套在他的头上，逼得他今后只能按照这8个字去做，永远的“宁静”下去，永远的“淡泊”下去，更加的忠心耿耿，死心塌地，永远不能有非份之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