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会蒋介石的意思，陈诚很有一套吞并杂牌军的办法，这使他的十八军很快便有了5个师
军阀存在的基础是自己掌握军队，军队效忠本人，所以一般来说军阀权力的大小、地位的高低都是和他的军队实力息息相关的。这样，作为军阀来说，最关心的就是保存并扩大军队实力。北伐战争过程中，一些军阀由于种种原因，服膺国民革命，加入国民革命军系列，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保存或扩大实力。但北伐成功以后，他们很快就和南京政府产生了分歧。因为南京政府要削弱他们的实力，要夺走军权。所以南京政府第二次北伐结束后，开编遣会议来削减军阀实力。而军阀们反对南京的口号，是反对集权于中央，编造不公和对军阀军饷和装备上的歧视。
蒋介石消灭异己，削弱地方军阀，采取的手段不尽相同。对那些拥兵自重，独霸一方，只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根本不顾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军阀，坚决地削弱或消灭。而完全服从国民党中央政府的非蒋介石嫡系的实力人物，诸如西北军的孙连仲、晋军的商震等人、孙传芳旧部陈调元。张宗昌旧部徐源泉等人，蒋介石并未解散他们的旧部，而且相当地信任和重用。对如孙殿英、石友三、韩复榘之类，只要能保存自己的实力，即使是汉奸也做得的人物，恐怕蒋介石要削弱或消灭他们，也无可厚非。
陈诚在蒋介石集团中，用快刀斩乱麻的武力手段，吞并杂牌军是最为有名的，而在江西前线，这种方法使用得最多。
1931年7月，蒋介石亲任总司令，对中央红军进行第三次“围剿”。9月15日，韩德勤部五十二师在兴国县的方石岭，遇红军伏击，随韩行动的2旅4团部队损失殆尽，韩德勤本人化装成伙夫逃出，仅以身免。韩德勤没法在五十二师继续干下去，只得上书辞职。1931年秋，蒋介石命令陈诚接过五十二师番号，划归十八军建制，陈诚将十一师独立旅和十四师攻城旅划入五十二师，自兼师长，以原独立旅旅长李明任副师长，柳际明任参谋长。原五十二师残部编为独立团，由王作华任团长。陈诚原来兼任的十四师师长由副师长周至柔升任，由霍揆彰任副师长。1932年3月，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通过新的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规定军为直属单位，军长不兼师长，五十二师师长于是由李明升任。
陈诚在接管五十二师以后，受到五十二师残部官兵很大反对。原五十二补充团和其它部队只编为一个独立团，因补充团仍然很完整，未受损失，所以补充团团长陈纯道反对。陈诚便以驻军最高指挥官名义召开团长以上军官会议，当场宣布陈纯道违抗命令，图谋不轨，命令副官邱行湘将其逮捕，听候处理。就在扣押陈纯道的当天晚上，吉安河东的县警备队被红军地方武装围歼，枪声密集，并有流弹射到设在吉安中学的十八军军部。陈诚以为是五十二师发生兵变，立即命令以军部为核心构筑阵地，急召韩德勤来军部，并命驻吉安凤凰圩的独立旅前往增援。后来查明情况，紧张情绪才缓和下来。
陈纯道被扣押后，经人说情几个月后才被释放。
四十三师是孙传芳残部四十七师在中原大战后扩编而成的，中原大战结束后，四十七师扩编为第九军，由上官云相出任军长，前往江西参加“剿共”。上官云相的基本部队四十七师第一次“围剿”时在九寸岭被红军击溃，第三次“围剿”时又被红军击败，郭华宗反对上官云相出任第九军军长，便将第四十三师带走，脱离第九军建制。1931年冬，四十三师驻在吉安西南潇水东岸、禾水北岸地区。郭华宗克扣军晌，引起部下官兵的不满。蒋介石于是下令陈诚对四十三师加以改编，陈诚便以“不听指挥，擅自行动”为由，要求郭华宗交出部队。郭以“未接到最高统帅部命令”拒绝，陈于是决心以武力强迫郭华宗交出四十三师。
1932年春，陈诚利用解赣州之围的十八军返回吉安的机会，命令十四师突然将四十三师包围，宣称如不接受改编，将把四十三师全师缴械。郭华宗最初不肯妥协，拒绝接受改编。相持两日，郭部旅长，陈诚在保定军校的同学孔令恂和团长韩锡侯等都赞成接受陈诚的条件。郭华宗众叛亲离，只得接受陈诚送他的三万元，离开了四十三师。陈诚便以刘绍先任师长，邹洪为副师长，旅团长以下人员不动，将四十三师划入十八军建制。
四十三师内部军官相当腐化，对士兵打骂、体罚、克扣军饷盛行。进入十八军建制后，军官对士兵态度和蔼，取消了打骂体罚，而且能按月如数领到粮饷，“使下级干部和士兵感到轻松自由，因而他们认为跟陈诚当兵，比跟郭华宗要强几十倍。因此对陈诚产生好感，表示特别服从，执行命令甚为彻底。陈诚到这个师视察训话时，特别夸奖了几句，这个师的官兵就更加甘愿给陈诚当炮灰了。”
五十九师原是贵州的地方部队，何应钦“是贵州人在中央的大头头”。为了把五十九师调到江西参加“剿共”，何应钦曾拍胸脯保证不会出现问题，于是该师便在师长张英的率领下开到了江西前线。可五十九师太过腐败，纪律很坏，又抽大烟，还在驻地发良民证，每张勒索5元，蒋介石于是密令陈诚将其相机改编。
1932年秋，张英师驻防永丰，四十三师驻守乐安被红军包围，陈诚率军由抚河方面前往救援。红军撤围后，陈诚在归途中，命令包围永丰城，毫不客气地展开攻击，张英设在城内的师部的三个团被缴枪，只有团长李弥不肯缴械，率全团突围上黎岭，编入熊式辉第五师建制。陈诚命令四十三师孔令河旅和邱行湘特务营追击。李弥和邱行湘是黄埔时的同学，邱便写信劝李弥归顺陈诚，李弥拒绝。事后，何应钦指责陈诚不该如此解决张英部队，熊式辉也反对陈诚的这种做法。陈诚反而责怪何应钦、熊式辉不应将李弥团编入第五师。何应钦只好将此事报告蒋介石，蒋介石装糊涂，事情就这样马马虎虎地过去了。陈诚接过五十九师番号后，经过整编以五十二师副师长陈时骥为师长，施兆衡为副师长，杨德良、方靖为旅长。至此，十八军共辖5个师，29个团。
陈诚的这种解决杂牌部队的办法，引起了杂牌部队的恐惧感。“他们向十八军靠拢时，都严加警戒，如临大敌，比对红军还紧张。”陈诚、周至柔都觉得不妙，这样下去“可能演成一场战争，牵动大局。甚至杂牌军队为了生存，可能先发制人，进行反击。因此，此后他就不再采用这种手段了”。
接连败阵，陈诚囱己也觉得没脸干下去了，还是夫人谭祥中间周旋，才使蒋陈互相不好意思见面的僵局被打破
1932年6月，蒋介石在庐山召开江西、湖南、湖北、安徽、河南五省“剿匪”会议，决定采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原则，进行第四次“围剿”，参加会议的有何应钦。何成浚、熊式辉、刘峙、陈诚、陈调元、夏斗寅、高凌百等。
第四次“围剿”，蒋介石决定将主战场放在鄂豫皖，对付张国焘、徐向前的红四方面军；次战场放在江西、福建，对付朱德、周恩来的中央红军。由蒋介石本人坐镇武汉，指挥对鄂豫皖军事；派何应钦坐镇南昌，指挥对中央红军作战。在鄂豫皖，取攻势；对中央红军，取守势。
1932年6月，蒋介石在武汉组织总司令部，以李济深为副司令，分三路开始对鄂豫皖进剿：右路司令官李济深，副司令官王均，下辖7个师、1个军和1个独立旅；中路军司令官蒋介石，副司令官刘峙，下辖15个师、3个骑兵旅和1个特务旅；左路军司令官何成浚，副司令官徐源泉，下辖4个纵队；另有长江上游“剿匪”总指挥王陵基，下辖2个军、2个旅和1个支队。
1932年5月，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赣粤闽湘边区剿匪总司令”、陈济棠为副总司令，下辖余汉谋、陈诚、李扬敬、蔡廷锴、白崇禧、朱绍良、谭道源、赵观涛、孙连仲9路军。
蒋介石指挥的鄂豫皖作战首先达到战略目标，张国杰、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先是在平汉路东，被迫西移，以后蒋介石的大军在后面紧紧压迫，使四方面军无法东返，一直被逼至川北陕南一带，另创了川陕根据地。
蒋介石解除了四方面军对武汉的威胁后，重新将“围剿”重点放在了江西，陈诚向蒋介石建议认为，过去“随匪行踪为进退，争一地得失，牵动全局，究非根本之计。似非重新计划，将进剿、防守部队，于年内区别展开，则不足以言进剿也”。从以后蒋军的战况和四次“围剿”失败蒋介石被迫重新调整战略战术及红军的作战特点看，这并不是一个好主意。红军此时的战略战术，可以说是运用内线作战，有情况熟悉、供给便利的优势，集中兵力，在运动中寻找蒋军的弱点，集中力量歼灭之一部。蒋军如欲使红军陷于被动，一是应该将红军运动战的灵活性束缚住，不能让其来去自如；二是不能让红军包围并迅速歼灭一部。陈诚的建议显然这两点都不具备。
1932年12月30日，蒋介石下令将赣粤闽湘边区“剿匪”部队分为左、中、右三路军，仍以何应钦为总司令，贺国光为参谋长，左路军蔡廷锴、中路陈诚、右路余汉谋，共28个师4个旅空军2个大队，以陈诚中路为主力进剿。陈诚部分为罗卓英、吴奇伟、赵观涛3个纵队。
1933年年初，陈诚指挥3个纵队12个师，以抚州为中心，和蔡廷锴约定，采取分进合击的方法，向苏区黎川、建宁、泰宁地区进击。1月4日和5日，蒋军第五师周浑元部十三旅，在黄狮渡为红三军团彭德怀、红五军团董振堂袭击，几乎全军覆没，旅长周士达被俘。陈诚在抚州得知第五师被袭，急令抚州、浒湾守军向黄狮渡增援。消息为红一军团参谋长徐彦刚侦知，红军趁虚袭取了浒湾，将孙连仲的高树勋第二十七师，吴奇伟九十师赶回抚州。红三军团、红五军团和红一军团第三军联合将从南城出援的十八军十四师周至柔部打垮。就是在此役中，宁都起义时孙连仲二十六路军参谋长，以后的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赵博生阵亡。红军伤亡也非常大。
1933年初陈诚中路军开始进攻时，陈以十八军辖师太多，指挥不灵活为由，向蒋介石请准组建第五军，将五十二、五十九师拨入该军，以十八军副军长兼十一师师长罗卓英任军长。罗卓英尚未来得及组织军部，军事行动已开始，罗便以第五军军长兼一纵队指挥官名义，指挥第十一、五十二、五十九师作战。
1933年2月上旬，红军集中主力进攻南丰，久攻不下，伤亡惨重。陈诚得知红军主力在南丰，乃于2月13日，“令其各纵队向赣南挺进，尤其第一纵队速在宜黄地区集中，解救南丰之外围”。罗卓英于是下令“第五十二师师长李明率该师经蚊湖向黄陂附近集中，第五十九师经霍源向河口附近集中，以备编入本纵队序列参加作战”，“各部队于26日开始行动，限28日到达目的地，俟全纵队集中后，再行统一攻击部署”。此时红军因强攻南丰不下，决定“改强攻为伴攻与监视南丰之敌”，“以主力西进，迅速击破敌主力之第一纵队3个师”。“集结兵力于南丰城、里塔圩以西地域，背靠苏区，更积极佯攻南丰，引致敌仍依原定路线‘进剿’，以便首先迎击与消灭其右翼”。
此时陈诚误认为红军一、三、五军团围攻南丰城后，于2月16日退向黎川、樟村、横村，乃令第三纵队由金溪出黎川，攻红军正面；第二纵队由南城向东，对红军侧击；第一纵队由乐安、宜黄出击广昌，截断红军退路。此时红军也已基本部署就绪，于23、24日隐蔽转移到东陂、河口一带集中，以五军团和二十二军为右翼，进至黄陂，向西迎击；以红一、三军团和二十一军，沿金竹、五都、竹坪一线，向北迎敌。2月27日，红军全部进入预伏阵地。
此时正值阴雨连绵，数日不晴，陈诚对红军的部署，毫不知情。罗卓英本人也还在十八军军部，等他赶到宜黄时，五十二、五十九两师已向宜黄东南的黄陂地区开进。2月26日，五十二、五十九师分头由乐安地区出发，当晚五十二师宿于太平圩、固岗地区，五十九师在东坑以西地区宿营。27日，两师继续分路前进。
由于情报失实，五十二、五十九两军都未预料到会受伏击。“这两个师以为红军不敢在白区边缘作战，特别以五十二师旅长膝云最为骄惰，在接到向黄陂前进集中的命令时，满不在乎，日上三竿犹酣睡未起，延误出发时间约4小时之久，敌情地形丝毫未作研究，以此与先头的一个旅隔离数十里。”27日上午9时，五十二师进抵蚊湖红一、三军团伏击圈，当该师师部和4个团及辎重部队进入后，南北两侧高山上的红军伏兵四起，五十二师被截成几段，很快被歼，李明被俘。
2月27日下午3时，陈时骥率五十九师进至西源西端隘路口，见两侧均是高山，地形险要，担心中伏，乃令前卫停止前进，派兵前往搜索。埋伏于此的红五军团和二十二军立即发起进攻，猛烈射击，五十九师各部被分割包围。陈时骥此时尚不知李明五十二师已被全歼，便写信派人送往大龙坪，称：“文献（李明字）兄：弟无能，于本日午后一时失守，现部队已溃散，弟仅率士兵数十人在距蛟湖七、八里许之山庄中，请迅速援助为盼，弟陈时骥。”2月28日，红一、三军团也来参加歼灭五十九师余部的战斗，当晚，五十九师被歼。陈时骥随后被俘。
五十二、五十九两师被歼，陈诚受到何应铁、熊式辉等人的严厉攻击，熊式辉本有以扩大江西省各地保安团，用保安团为主，进攻红军的办法，此次见陈诚惨败，攻击更烈。第八军军长赵观涛，也不愿再受陈诚指挥，提出辞去第三纵队指挥官职务。逃回来的五十九师副师长施怕衡等人，也不想再干。五十二、五十九两师被歼的消息传到蒋介石处，蒋国电称为：“本军未有之惨事。”但陈诚虽遭此惨败，并未改变进剿计划；他将托病不干的赵观涛第三纵队拆开，分别拨人第一、第二纵队。
1933年3月初，陈诚得到空军侦察报告，称“红军主力已向广昌南进”，他便命令所部取道新丰、甘竹，向广昌急进，企图从中间突破红军阵地。3月20日，第二纵队已到达广昌西北的甘竹、沿村一线，而罗卓英指挥的第一纵队，正经黄陂向草苔冈南进。第十一师在前，五十二、五十九两师残部一七五旅跟进，第九师在后，前后形成一条长达3日行程的长蛇阵。鉴于陈诚的这种作战办法，朱德和周恩来决定拦腰截击第十一师：“我军拟于2且日拂晓，采取迅雷手段，干脆消灭草苔冈，徐庄附近之十一师，再突击黄陂。五里排之敌。”
3月20日，第十一师师长萧乾指挥所部在草苔冈宿营。由于红军节节抵抗，始终派小部队与十一师保持接触，因此这时已带部到达黄陂以北五里排的罗卓英判断，红军似在等主力到来，于草苔冈作战对十一师不利。20日夜间萧乾得到报告，红军一、三、五军团已集结在草苔冈周围，要消灭十一师。萧电话报告在黄陂指挥的罗卓英。这时第九师李延年部已在黄陂，罗在电话中指示萧乾，立即撤到黄陂，让红军扑一个空，然后九、十一两师并力反击红军。但萧乾觉得十一师实力强大，红军未必能消灭得了，加上天正在下雨，和红军离得又近，怕夜间撤退会引起混乱，影响士气；又怕红军乘机进攻，所以坚持不撤，决定在原地与红军硬拼。罗卓英无可奈何，只好命令李延年作准备，抽调部队策应十一师作战。又调陈君锋独立团部署在草苔冈、黄陂之间，掩护十一师后方，并将十一师辎重留在了五里排。
1933年3月21日拂晓，红军发动攻击，很快切断了十一师和第九师的联系。陈诚得到十一师在草苦同被围的消息，急电吴奇伟率第二纵队回援，又令第九师就近支援。可第二纵队距草苔冈有两日行程，远水不解近渴。而东陂地处河谷，第九师被红军第十二师在草苔冈居高临下阻止，加以第九师力量有限，自身难保，也不可能展开较大威胁的进攻。陈诚电请南昌行营派飞机助战。在红军的猛攻下，当天，十一师几乎被全歼，师长萧乾负伤，旅长黄维、莫与硕负伤，团长孙嘉傅、曾孝纯、陈君铎阵亡，李宴芳负伤。全师22000余人，剩下不到3000人。有趣的是，红军打败十一师后，发现士兵每人都随身带了一条绳子，据说是出发时，师长萧乾发给他们准备抓俘虏用的。
十一师草苔冈战败，更给了何应钦和熊式辉指责陈诚的口实，弄得陈诚处境艰难。熊式辉趁机在蒋介石面前进言，提出“以团代军”，要求在江西建20个保安团，然后逐渐扩编成保安师。据说陈诚在听到十一师被歼的消息后，痛苦了两天。蒋介石更为恼火，对陈诚大加指责，在给陈诚的手谕中写道：“惟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罗卓英在致负伤住院的萧乾信中说：“昨今两日抚视负伤回来之官兵，每忍泪不敢外流者，恐伤部下之心，堕部下之气耳”，“英在今日已成党国之大罪人”。
陈诚并未被连续的失败而击倒，草苦同战败后，他批准萧乾赴后方养伤，派罗卓英代理十一师师长，又升夏楚中为五十二师师长，调郭思演为五十九师师长，负责重新组建、整顿这3师部队。在一切安排就绪后，陈诚即致电蒋介石，请辞本兼各职，并要求裁撤中路军总部。不等蒋介石回电，陈即赌气回南昌住在家中，闭门谢客。
十一师惨败的最大责任者是萧乾。黄陂距草苔冈仅20里，而红军围攻十一师的各部，午夜以后才全部赶到，如果按照罗卓英的意见后撤，红军只能扑空。所以十一师的失败使萧乾惭疚交并，下不了台，尤其是使陈诚、罗卓英在蒋介石面前交不了帐，又受到何应钦、熊式辉、杨永泰等人的围攻，更使他觉得对不起陈诚和罗卓英。萧乾本人颇为自负，这时在十八军内部他也大受攻击，所以他觉得干不下去了，就坚决要求辞职，陈诚只得照准。
陈诚个性倔强，回到南昌家中，闭门谢客。此时蒋军内部对陈诚的攻击正处高潮，而蒋介石本人对陈诚也多有责难。这时陈诚不会见蒋，蒋也不便召陈。
十八军败后，在“剿共”问题上，国民党各大员又争成了一团，最后蒋介石博采众议，决定采取“战略上以守为攻，战术上以攻为守，碉堡推进，经济封锁”的政策。“但环顾其手下大将如何应钦、刘峙、顾祝同、蒋鼎文等，或者优柔寡断，或者暮气沉沉，皆不足以担当新‘围剿’计划的执行人。”蒋介石思前虑后，觉得最适合执行这一计划之人还是陈诚。“蒋乃决定起用陈诚，并频频示意，要陈和他见面。陈因对蒋之喷喷有烦言，信任动摇，因而心怀怨望，坚不往见，其用心在于有所要挟，以坚蒋对己之信任。”于是出现了僵局。
南昌行营参谋长贺国光见此情况，心里很着急，蒋陈不见面，将影响前方的战事，他便去见陈诚的夫人谭祥，请她设法让蒋陈见面。林蔚是蒋介石身边的亲信高级参谋，曾在陈诚手下任旅长，他也对谭祥说：“辞修不肯见委员长，这样倔强，应有个转圜的办法，你可偕陈会见蒋夫人。”谭祥觉得林府的话有道理，就怂恿陈诚说：“你不见委员长，我们去看看蒋夫人好了。”于是和陈诚一起去见宋美龄。宋和陈诚夫妇寒暄不久，蒋介石就出来见面了，并将新的进剿计划和盘推出，决定仍让陈诚上前方指挥军事。根据过去的作战经验，陈诚建议缩小师的编制，每师只辖3团，取消旅一级指挥机构，以便作战灵活，蒋介石采纳了陈诚的建议。于是陈诚将十一、十四、四十三3个师各分出3个团，十一师分出的3个团编为六十七师，以傅仲芳为师长；十四师分出的3个团编为九十四师，以李树森为师长；四十三师分出的3个团编为九十七师，以孔令恂为师长；另以派往河南补充新兵的夏楚中五十二师改为九十八师；郭思演的五十九师改为九十九师。免去罗卓英第五军军长职，由薛岳调任。罗卓英回任十八军副军长，实际上代替陈诚指挥十八军。
张发奎、薛岳之流，一直是蒋介石的对头，却成了陈诚线上的朋友
陈诚不仅善于吞并杂牌队伍，而且善于拉杂牌将领中的佼佼者为己用。
第一个被拉的是唐生智大将刘兴。1929年12月，陈诚率十一师在河南确山和唐生智部作战，在唐部全线崩溃之际，陈诚写信给唐部军长刘兴，“历数唐生智反复无常及新军阀对国家统一的危害，劝其休冒天下之大不韪，请速离去，来日尚有报国机会。”并派师部军需科长叶中青将5000元送给刘，刘于是弃唐投蒋。以后，当陈诚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时，刘兴曾在陈诚手下任江防总司令。
第二个是中原大战中的刘茂恩。刘茂恩本是陈诚保定军校同学，对冯玉祥并不很满意。中原大战一开始，冯就把刘茂思部，推在了刀尖的位置上，让刘率所部9个步兵团和1个炮兵团守宁陵、睢县一带。刘更加不满。这时陈诚派人给刘送去一信，称“良臣择主而仕，良禽择木而栖。祖国灾难深重，百姓渴望统一，军阀背天理道人情，已成垂死挣扎之困兽。兄若能弃暗投明，弟当于蒋公台前力保，前途勿虑”。刘茂恩于是将他的顶头上司万选才扣押，派他的参谋长举白旗出城接洽。陈诚将此事报告蒋介石，蒋即委刘茂恩为六十六师师长，刘率所部开往晋军对面作战，陈诚乘势占领了宁陵和睢县。
1930年10月蒋军占领郑州后，冯军孙连仲部被蒋军分割在黄河南岸汜水附近，继续作战，只能被消灭。孙连仲见大势已去，便派人请陈诚向蒋介石转达投降之意，陈诚向蒋说情，蒋立即将26路军总指挥的头衔给了孙连仲，孙对此非常感激，声称“来日必当厚报”。随即率部开往江西“剿共’前线，参加了第二次以后的“围剿”红军的作战。二十六路军共辖二十五、二十七两个师，1931年5月中旬，二十七师于中村被歼。12月，赵博生、董振堂乘孙连仲不在军中，率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编为红军第五军团。这样，工十六路军只剩下了留在后方的骑兵第四十四旅和1个步兵补充旅10000多人。但由于孙连仲是西北军有名的战将，人又相当老实，不像石友三、韩复榘、孙殿英那样反复无常，蒋介石需要这样的人，而且孙也没有叛蒋之志，加上孙连仲会搞外交，陈诚、熊式辉在蒋面前都为他说好话，所以很快孙就又组织起了二十六路军总部和二十五、二十七两个师。1932年9月，防守乐安和宜黄的二十七师又全部被歼，二十六路军两个师缩编为二十五师，由孙连仲自兼师长，下辖两个旅。后来吉鸿昌的二十二路军被孙连仲拉到江西，编入二十六路军。抗战期间，陈诚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曾为副司令长官，代理司令长官，以后又任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和保定绥署主任。在陈诚所拉拢的人中，孙连仲和薛岳最为陈诚看重。
薛岳是广东乐昌人，保定军校六期毕业。为人洒脱、恃才傲物，加以相貌英俊，颇有名士风采，在国民党军官中，颇有影响。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谁都不想追随。任第二师师长时，因思想左倾和严重一起被迫辞职。蒋桂战起，他随张发奎第四军讨桂，然后又响应汪精卫，在宜昌举兵反蒋，任第四军副军长。第四军反蒋一败再败，全军仅剩千余人。张发奎回到桂林后，曾对李宗仁说：“该军人数所以没落至此，并非由于向敌人投降或被敌缴械，乃是由于薛岳在愤怒冲动之下，在撤退途中向部属官兵公开宣布，他本人和张军长决不再干了，各官兵所携武器听凭自由处置。卖枪得款，返乡务农也好，聚众持械，人山落草也好。总之，张某、薛某是不过问了。因此全军解体。”后来由于李宗仁将桂军两个师拨人，第四军才不致没落。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汪合作，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汪精卫和张发奎一直是政治上的盟友，这便给第四军带来了生机。早在“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发奎就请求率部赴东北抗日。“淞沪抗战”爆发后，汪精卫准备让第四军开往淞沪，但蒋介石怕张发奎再次扯旗造反、变生肘腋，不允。何应钦就要第四军开往江西去“剿共”，可张发奎思想偏左，蒋又怕他到了江西和红军合在一起，局面更不可收拾。陈诚认为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在蒋面前担保说：“如怕他们造反，我的十八军拨归他们指挥好了。”蒋才同意第四军开赴江西，和陈诚接洽，进行改编。
第四军到达江西时，仅剩九十师1个师，士兵2000人，不足两个团的兵力。张发奎不愿参加“围剿”红军，辞职出洋，陈诚乃以吴奇伟代理军长，下辖两个旅，并且在装备、给养、兵员补充上大力帮忙，让第四军驻樟树整训。1933年8月，第四军已经扩充为2个师，每师3团。
张发奎对陈诚在危难之际拯救了他的第四军，并善待他本人非常感激，虽然他对蒋介石总是有机会就制造麻烦，但对陈诚非常恭敬，甘愿服从命令。薛岳早就提升为第六路军总指挥，1933年5月又兼第五军军长，以至于很多人都将薛岳和吴奇伟看作是陈诚系统的人了。
樊嵩市早于陈诚从保定军校毕业，1922年陈诚毕业到浙军中当见习军官时，他的连长就是樊嵩甫。当时同和陈诚一起在浙军中见习的还有周至柔。陈诚出任十八军军长后，拉樊当总参议，并派他为七十九师师长。以后，樊嵩甫升为第二军军长驻防河南时，恰值“西安事变”发生，樊响应何应钦的讨伐政策，举动对蒋介石、陈诚多有不利，陈诚才和他疏远。
郭仟原是赵观涛第八军参谋长，保定军校出身。第四次“围剿”时，赵观涛指挥第三纵队受陈诚中路军指挥，陈诚乃将郭仟调为中路军参谋长。以后，郭一直跟随在陈诚左右，抗战时，曾任江防军总司令。陈时骥原来也是赵观涛部旅长，二人闹矛盾，陈诚趁机把陈时骥拉出，委为五十九师师长，以后该师在东陂、黄陂一带作战失利，陈时骥才没有大的发展。
王东原和孔令恂也都毕业于保定军校。1929年蒋唐之战时，陈诚派罗卓英去湖南稳住了王东原，王此后愈益靠近陈诚，以后曾出任湖南省主席。孔令淘在陈诚解决四十三师时立了大功，不久亦出任师长。
蒋介石草草结束了长城抗战和福建事变，便开始策划第五次“围剿”。陈诚在广昌一战，立了大功
正当蒋军主力与红军在江西南部丛山峻岭之中周旋的时候，1933年1月3日，日本关东军占领山海关。随后，展开了对热河的作战，宣称“热河省内张学良及其他反满军队之存在”，“与满洲国主权抵触”。因此要使“热河省真正成为满洲国的领域”。2月下旬，日军以第六、第八师团和混成第三十三旅团为主力，纠合张海鹏等伪军部队共10余万人，向热河进攻，驻守热河的东北军部队，开鲁守军崔兴武骑兵旅投敌，朝阳守军董福亭旅不战而溃。此时吉林省主席张作相抵敌不住，于是率所部一路溃退，一直跑入长城之内。在此前后，孙殿英部在赤峰城东布防，结果日军中伏，损失惨重。孙部也因为后路不稳，随后撤退。南京政府本命令孙殿英在赤峰向西撤退时，背靠绥远，节节抵抗。可孙的撤退一发不可收拾，一路撤到了商都以西。这样，1933年3月初，日军各路全线抵达河北北部的长城脚下，隔长城和中国军队对峙。
此时正值陈诚五十二、五十九、十一师在江西被歼之际，蒋介石内外交困，颇有烦言。在此情况下，为应付北方战局，蒋一面将江西的“剿共”军事停顿下来，一面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内政部长黄绍竑以及参谋次长熊斌等人北上。张学良此时为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全权负责河北、热河以及平津军政，张学良对防守热河无所作为，再也拿不出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来对舆论界加以搪塞，加上此时汪精卫正任行政院长，江以张学良失热河，张若不辞职他便辞职对蒋介石相要挟，蒋只得让宋子文等人说服张学良辞职。于是以何应钦为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黄绍竑为参谋长到北平主持对日军事，另派黄郭为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主持对日交涉。
由于东北军各军作战不力，蒋介石命西北军未哲元部二十九军赴喜峰口一带接防，中央军十七军徐庭瑶部赴古北口一带，晋军商震三十二军赴冷口，晋军傅作义部五十九军驻在独石口，中日双方军队在长城内外展开激战。5月初，中国军队在喜峰口、古北口、冷口一带均被击退，宋哲元军撤到三河、平谷以东地区，徐庭瑶部退到密云附近，傅作义部退守顺义、怀柔以北山地。日军在北面进抵顺义，在北平东面进抵通州、香河。5月22日，黄都在北平与日本驻北平武官永津中佐初步达成了停战协议。25日，何应钦的代表。北平军分会参谋徐祖诒率人去密云向日军第八师团长西义一郎正式提出停战。5月30日，北平军分会总参议熊斌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在塘沽开始停战谈判，31日，双方签订《塘沽协定》，协定立即生效。
蒋介石在长城抗战中既要应付全国抗战舆论，不敢再背“不抵抗”的名声，在江西又不敢放松对红军的压力，以避免红军乘虚扩大。所以仅派黄杰第二师、关麟征第二十五师和刘戡第八十三师组成第十七军，由徐庭瑶指挥北上。把主力仍放在江西，准备“剿共”军事。
总结过去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蒋介石和陈诚等人认为，失败的原因，心理上的因素影响很大，“第一是官兵对‘剿匪’和‘抗日’划分不清楚，以为‘抗日’就好，何必花费那么多兵力去‘剿匪’？”这种心理在国民党士兵中相当普遍，如萧乾在草苔冈战败养伤期间曾愤愤不平地说：“在江西‘剿共’负了伤，到后方医院去就医，不敢抛头露面。而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在古北口负伤，住在北平协和医院里，天天有人民团体的代表去慰问他。相形之下，谁愿干这吃力不讨好的事。”这种心理，蒋介石和陈诚等人认为，应该解释清楚，让官兵知道：“内部不统一，如何抵抗外侮？”第二是要克服对红军的惧怕心理。“共产党军队长年在山丛野地流窜，没有吃的，就只靠抢来过活；没有住的，山脚洼地哪里都可以睡。既骠悍，适应力又强，使人看见就害怕，这种心理不克服，打仗怎么打得赢？”
除了要重新建立信心外，蒋军在编制、战略战术上也有了新的改变。为了适应山地作战，指挥灵活机动，一律实施1师3团的编制，由几个师组成一个纵队，几个纵队组成一路军，采取“战略上取攻势，战术上取守势”，“以守为主，以攻为客”，“先求稳当，次求变化”的原则，改变过去“分进合击，长驱直入”，限定时间完成“围剿”任务的做法，不再在时间上加以限制，改战略上的速决战为持久战，“准备打三年”，彻底摧毁苏区。对苏区一面严行封锁，限制物资进入，一面筑碉堡、修公路、建机场，以公路连接碉堡，形成大的堡垒包围圈“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修筑碉堡，逐步推进”。陈诚总结这种战术为：“封锁围进，配合迫进，逐步稳进，乘虚突进。”
为了在士气心理上和战术战略原则上完成转变，使国民党军队各级军官都明了战略原则和战术实施办法，蒋介石决定对军官进行训练，成立军官训练团，以陈诚为团长，负实际责任。长城抗战一停火，蒋介石就于1933年6月25日下达手令，命南昌行营第三厅厅长刘兴和第五军副军长刘绍先为军官训练团筹备处正副主任，在庐山海会寺、白鹿洞、栖贤寺、归宗寺一带，寻找可供一旅训练的场地，以作为军官训练团训练之用。最后蒋介石选定了海会寺，由刘兴和刘绍先组织人力，开辟了一个能容千人的大集合场和一个大射击场，建了16座可容一连人听讲的简易木结构讲堂和4个营集合场，海会寺前约半里处建造了一座木牌坊，作为军训团的辕门，蒋介石亲书“军人魂”3个大字悬挂其上。另外，还建立了四通八达的通讯网。
7月3日，陈诚在前线接到训练团团长的任命，他将前线的指挥权移交给了罗卓英，即赶往庐山。7月11日，陈诚以团长的身份为全体教官和德国顾问讲了话。
庐山训练团连搞了几年，前后不仅任务不一样，即使名称，也是不一样的。
庐山训练团，全称为“中国国民党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官训练团”，训练目的是为了“剿共”，训练对象为北路军部队的中下级军官，训练内容也完全是为了对付红军，如侧重训练射击技术、山地作战、山地行军和步炮结合等，以及坚持不退，抵抗到底的作战意识。“中国国民党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官训练团”的团长是陈诚，副团长是第五军副军长刘绍先和十八军的少将参议柳际明（即柳善）二人。这次训练团共开办了三期，培训中下级军官7589人。
庐山训练一结束，1933年10月，蒋介石发动了对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围剿”，蒋以南昌行营为总部，下辖北路军顾祝同，驻临川，以蒋鼎文为前敌总指挥；南路军总指挥陈济棠，前敌总指挥蔡廷锴。1933年9月28日，陈诚乘红军主力在福建和十九路军激战之机，命三十六军周浑元部攻占黎川。守卫黎川的红军只有肖劲光率领的几百人，肖被迫弃守。黎川失守，使红军东方军和中央军的联系被切断，在战略上处于被动地位。此时共产国际顾问李德指挥军事，他命红军收复黎川。于是，1933年10月初，彭德怀率红三、五军团由福建泰宁奔袭黎川；林彪、聂荣臻率一军团至南丰，牵制蒋军行动。红三军团在河口打败吴奇伟3个团，随后在李德的强令下进攻硝石，企图重新夺回黎川，结果接连失利，损失巨大，只好被迫放弃了收复黎川的打算。
1933年10月20日，在福建发生了“福建事变”，蔡廷锴、蒋光鼐的十九路军宣布建立“福建人民政府”。蒋介石于是暂时停止在江西的进攻，从顾祝同北路军中抽调11个师，组成第二路军，由蒋鼎文率领进入福建。同时，又组织了张治中的第四路军和卫立煌的第五路军，协同作战。1934年1月，蒋军占领福州。十月末，十九路军彻底失败。“福建事变’从1933年11月20日发生，到1934年1月21日垮台，仅维持了两个月。
1934年2月初，蒋介石重新调整了对红军的作战部署：仍以顾祝同为北路军总司令，陈诚为前敌总指挥；蒋鼎文为东路军总司令，卫立煌为前敌总指挥；何键为西路军总司令，刘建给为前敌总指挥；陈济棠为南路军前敌总司令，余汉谋为前敌总指挥。仍采取碉堡推进，步步为营的战术。
这时，红军方面使用“以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战术。但堡垒敌不住蒋军飞机大炮轰击，在蒋军稳定的进攻面前，短促突击也很难奏效。
1934年2月初，陈诚以十四、九十四、七十九3个帅为右路，进攻樟村、横村；以十一、六十七、六3个师为左路，进攻东山、德胜关。守卫德胜关者为红三军团彭德怀部。陈诚以飞机大炮掩护步兵冲锋，红三军团不支，退往新桥。樟村和横村红军也未能坚守。随后，陈诚命樊嵩甫率七十九师走茶花隘，自率十一师、六十七师攻朝天隘，会攻建宁。在武夷山平察隘口，七十九师樊嵩甫抵住了红一军团的进攻。
陈诚认为广昌是苏区的门户，2月底，他命罗卓英率十八军十一、十四、六十七、九十四等师由南丰进攻广昌。红军一、三军团被迫由福建建宁回师江西堵击，在古城冈附近凭险布防。双方以主力对主力，形成僵局，陈诚急命樊嵩甫率七十九师支援，樊师突破了红军防线，打开了通往广昌的第一道门户。随后，陈诚乃调十九军5个师和樊嵩甫七十九师、薛岳第五军会攻广昌，和红一、三军团在东华山一带展开激战。红军对罗卓英、樊嵩甫部已取得优势，陈诚急调周浑元三十六军增援，第二天，陈诚突破红军阵地，红军向东华山、三溪以南退去。4月，在修通南丰至白舍公路后，陈诚命刘绍先纵队四十三、九十七两师守卫碉堡；命罗卓英、樊嵩甫、汤恩伯、吴奇伟部共11个师，沿盯江分左右两路进攻广昌。这时红军一方面军前方司令部已撤回瑞金，实际负指挥责任的李德宣称要“像保卫马德里那样保卫广昌”。集中红一、三、五、九军团共9个师的兵力，准备决战。在蒋军猛烈攻击下，红军损伤巨大，尤其在火力上，无法和蒋军相比。4月28日，红军放弃死守广昌的计划，主力乘夜撤走。陈诚部六十七师和七十九师进占广昌。
5月，卫立煌指挥汤恩伯第十纵队4个师和陈诚第八纵队3个师攻克建宁。针对这种情况，为争夺宁都、石城、瑞金等城市，红军采取了全线防御，分兵把口的战术。根据红军的部署，蒋介石调整了战斗序列，陈诚的第三路军下辖罗卓英、刘绍先、樊嵩甫、汤恩伯4个纵队共10个师40个步兵团以及炮兵、空军等特种兵部队。5月底，陈诚三路军分3路向宁都、石城方面移动，薛岳第六路军也推进到老营盘和古龙网一带，准备向兴国、宁都一带进攻，形成了两面夹攻之势。到10月上旬，蒋军各部已抵兴国、古龙冈、宁都。石城、长汀、会昌一线。无奈，红军于10月21日突围西走，开始长征。10月27比陈诚进驻于都。
红军离开中央根据地，向赣粤边西进，蒋介石立即派人率军追击。追剿军前敌总指挥，蒋介石很想让陈诚出任，可陈诚推荐薛岳。蒋考虑到尚需用陈诚在江西负责“清剿”红军剩余部队，可利用红军途径粤北，中央军以追击为名，追入广东，搞垮陈济棠，乃准陈诚所请，派薛岳为前敌总指挥，下辖吴奇伟第四军，薛岳第五军，周浑元第三十六军和刘建绪部3个师。薛岳本不愿承担追击任务，可一听陈诚向他解释，蒋介石有让他利用追击红军之名进入广东，赶走陈济棠之意，也就欣然接受了。可是湘军挡不住红军进攻，红军未改道向南，而是直接向西转移。薛岳看入粤无望，再次请辞，陈诚亲到湖南与薛见面，坚决挽留，薛岳只得再回前线。